三月春风柳上归。随着这第一缕和煦的春日气息，我儿子即将出生。待产中，我信步踱到密歇根湖滩码头的尽处，抬眼看见湖面上旭日融冰。我丈夫要我对着他手里的录像机展望一下未来，但是一些技术故障让声音没被录下来，所以当时我说了些什么已不可追。被录下来的，是我脸上的神情，那种无所畏惧的姿容。接在那阳光明媚的时刻后的，是漫长的分娩过程。分娩时，我想象我正在湖中游泳，但我想象中的湖水竟不受我控制，先变得幽深黑暗，再变成焰山火海，然后，无边无际地铺展开去，把我困在中央。足足生产了一天多，我儿子才姗姗来迟，那时窗外已经下起一场冷雨，而我的心也跨过了某条界限，从此，我不再能够心无挂碍、无所畏惧。 也是在那个春天，一种新型流感病毒从墨西哥蔓延到美国，继而席卷全世界。但在疫情初期，我并未留意到媒体的相关报道，因为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我的新生儿子身上。在夜晚，我聆听着他的一呼一吸；在白天，我注意着他吃了多少睡了多久。回头看当时的笔记本，我已经不大读得懂那些仓促的笔记了——连篇累牍的时间记录，有的只间隔了几分钟，旁边的潦草注解，可能是表示我儿子的状态： 他醒着，他睡着，他吃着，他在哭。做这些记录，是因为当时的我在试图寻找一个规律，想搞清楚为什么我的宝贝会这么掏心掏肺地哭个不停。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让他哭得这么辛苦的原因，是他对牛奶不耐受。牛奶中的某些蛋白质会刺激他的消化道，当我喝下牛奶后，这些蛋白质经过我的身体，进入我的乳汁，然后被宝宝喝下，从而引发他的不适和哭闹——我完全没意识到还会有这种可能性。 到了夏末，这种新流感已经达到了全球性流行病的级别，疫情吓得人们草木皆兵。在晚间新闻拍到的镜头中，候机的人们戴着白色医用手术口罩。教堂派发圣餐时将食物串在牙签上，航班上暂停提供枕头和毛毯。而现在回望时令我惊讶的是，在当时的我看来，全球流感也微不足道。在初为人母的慌乱的新生活中，疫情仅仅淡化成威胁婴儿的诸多因素之一——就连枕头和毛毯这类普通物件都可能对新生儿造成致命伤害！在外界，大学每天对“高流量”的场所进行表面灭菌处理；在家里，我每晚都搜罗所有可能被婴儿放进嘴里嚼的物品进行高温消毒。这种乱世场景仿若全民动员，陪我把育婴多疑症当作时代曲来唱响。和许多新妈妈一样，我也听说过： 有种婴儿猝死综合征能让看似健康的新生儿毫无预兆也无症状地死亡。或许，这就是我不记得对新流感有什么特殊恐惧感的原因——可以导致我儿子夭折的原因不计其数，流感不过是千万个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我心知，我家墙上的涂料中含有铅，我家的生活用水中有六价铬。我还看到书中说，在宝宝睡觉的时候应该在他头上开着风扇，因为仅仅是凝滞的空气都能让他窒息而死。 当我翻开词典查找“protect”（保护）的同义词时，在“shield”（屏蔽）、“shelter”（庇匿）和“secure”（保安）这些词之后，还有一个选择： “inoculate”（接种）。在我儿子出生后，我也曾经问过自己是否该给他接种疫苗。按我当时对疫苗的理解，是否接种这个选择，并不是我要不要保护我儿子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他，是不是值得去冒接种疫苗可能带来的风险的问题。我让儿子接种疫苗，会不会像忒提斯在冥河浸洗阿喀琉斯一样，虽然出于好心，结果却福祸难辨、风险不明呢？ 就是否要给孩子接种新流感疫苗的话题，甚至在这种疫苗还未投入使用之前，我和周围的妈妈们就已经讨论良久。一方面，我们听说这种新流感毒株极端危险，因为它从未在人类社会出现过，就像曾在1918年肆虐于西班牙、造成约5000万人丧生的大流感，所以我们心感迫切；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听说这种疫苗是在疫情压力下赶工开发出来的，可能没来得及做完善而详尽的测试，所以安全性存疑。 某位妈妈告诉我们，她曾在怀孕时染上季节性流感并且因此流产，所以她对各类流感都很警惕，这次也打算接种疫苗以免重蹈覆辙。另一位妈妈却说，她的孩子曾在初次接种后彻夜哭号不停，所以她不想再冒任何风险，不打算再接种任何疫苗。每次谈起新流感疫苗，内容都是延续对免疫接种的讨论，对于疾病已了解的方面和对于疫苗还未知的方面，将妈妈们心中衡量得失的天平压得此起彼伏。 随着流感疫情的进一步蔓延，我认识的一位家住佛罗里达州的妈妈说，她全家都染上了甲型H1N1流感，但后果只是像得了一场严重感冒而已。而另一位在芝加哥的妈妈告诉我，她某个朋友的儿子本来是19岁的健康小伙子，但因为甲流入院后竟然发展成中风。这两方面的事例我都信，但这些事例仅仅证实了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一直想要我们理解的一点： 新流感的危害程度因人而异，它对某些人群来说基本无害，但对另一些人群可能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我的宝宝才6个月大，而我也刚刚重返工作岗位，回到大学里面对我的那些咳个不停的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接种看起来是个谨慎的选择。 那个秋天，迈克尔·斯佩克特在他刊登于《纽约客》杂志的文章中指出，流感在美国能排进各类致死原因的前十名，即便是相对温和的流感所杀死的人也以百万计。“虽然甲型H1N1流感是前所未有的新流感，”他写道，“流感疫苗却不是前所未有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是以经过多年千锤百炼而成的规范化的疫苗生产方式制造和检测的。”我周围有些妈妈不喜欢这篇文章的腔调，觉得它有点咄咄逼人，因为文中没有给反面意见留下什么余地。但正是这点，让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可信的，我很安心。 在和其他妈妈们的交谈中我发现，让她们心存疑虑的大致有这么几点: 觉得由媒体放出的信息不可靠，觉得政府无能且不作为，觉得大型药物公司为了逐利而故意把医药行业搞得不干不净。我能理解这些想法，但我却为她们这种觉得任何人都不可信的世界观担忧。 要信也难。那时的美国正泥足深陷在两个海外战场里，除了军火商没人得利。次贷危机正让民众倾家荡产，政府却在搭救那些它觉得重要到不能垮的金融机构，用纳税人的钱撑起摇摇欲坠的银行。这种情况下，产生“我们的政府觉得大公司的利益比公民福祉更重要”的想法，不是不可能的。 当美国从金融危机的后劲中逐步缓过来时，出现了“恢复公众信任”的声音，不过被强调的待恢复重点常常落在消费者信心上。我不喜欢“消费者信心”这个说法，就像我听到“相信身为母亲的本能”这种说法时会寒毛倒竖一样。我没什么信心，不管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别的什么。但我觉得比起信心本身，这种信心所要信任的对象才更为重要。即使在经过多年以后，我还是对“信任”一词在法律和金融领域的精确定义怀有强烈的兴趣。信托，意思是将贵重财物置放在不具有财物所有权的人的看管之下，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贯通了我对养育子女的认知。 到了10月底，妈妈们依然在谈论着流感疫苗，谈的内容却变成了想给孩子接个种是有多难了。我儿子在他儿科医生的等待名单上等了一个多月才接上。有些妈妈则在社区大学和公立高中外面排着长队。在等待期间，有个不准备给孩子接种的妈妈提到，她曾听说在甲型H1N1流感疫苗里有种叫作角鲨烯的添加剂。但另一个妈妈驳回了这个说法，说角鲨烯只在欧洲使用的疫苗里有，美国用的疫苗里没有加。不打算接种的妈妈不大置信，回嘴说美国疫苗不含角鲨烯的说法又在某处被否定过。 “某处是哪处？”我的一个朋友想知道。“角鲨烯是什么？”我想知道。 和我讨论流感疫苗优劣的妈妈们掌握着大量的科技用语，而当时的我对这些词还非常陌生。她们使用着“佐剂”和“结合型”这类词汇，她们知道哪些是活病毒疫苗，哪些又是无细胞疫苗。她们熟悉错综复杂的他国接种时间表，能识别多种疫苗添加剂。她们当中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作家，所以很自然地，在我们交流的信息和术语中，我听到了各类比喻。 角鲨烯广泛存在于包括人体在内的多种生物体内。它在肝脏中被制造，借血液循环游走，并在我们皮肤的油脂分泌物中留下痕迹，甚至在指纹那么细微的残留物中都能检测得到。某些欧洲制造的流感疫苗里的确含有来自鲨鱼肝油的角鲨烯，但是获得美国上市许可的疫苗里是不允许添加角鲨烯的。关于角鲨烯的不定迷踪，有点像硫柳汞的可疑形迹。硫柳汞是基于汞衍生的防腐剂，早在2002年，除了多重剂量的流感疫苗之外，所有的儿童疫苗都移除了硫柳汞的成分，但即使已经过了十多年，担心疫苗中含有汞的恐惧感，依然存在于人们的心里。 我儿子终于在11月下旬接种了流感疫苗。虽然那时候我们尚不知情，但那场传染病最糟糕的时段已经过去了——甲型H1N1流感的传染高峰在10月之后就开始衰退。记得我还曾经问过护士，我儿子要打的疫苗里有没有含硫柳汞，但我的询问更像是例行公事地走个过场，而非真心担忧。那时我就已经在怀疑，如果疫苗真有什么问题的话，那问题不是出在硫柳汞，也不是出在角鲨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