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玛在1967年生于菲律宾的一个小村庄。她在镇上的大学念了两年书后，因父亲突然去世而休学。为了帮忙家里的经济，她飞去新加坡投靠在当地帮佣的姐姐。这是诺玛生平第一次离开菲律宾。她很快地找到一个工作，替一对新加坡夫妇照顾两个小孩。从家乡的平房搬到三十几层的高楼大厦，对诺玛来说是一个新奇但也令人恐惧的经验，她听说有不少菲律宾女佣在阳台擦玻璃时摔下楼。诺玛在新加坡一住五年，周日是唯一的放假日。这一天，她可以离开厨房边那个没有窗户的小佣人房，放松呼吸自由的空气，跟同乡自在聊天嬉闹。 在异乡工作半年后，在Lucky Plaza——新加坡的菲律宾城，诺玛遇见了未来的丈夫，在工厂打工的詹姆。他让她笑，忘记了离家的孤单和寂寞。诺玛怀孕后，他们回到菲律宾结婚，搬到马尼拉近郊，很快有了另一个小孩。他们用尽出国时的存款买了一台三轮车，詹姆用它载客赚钱，诺玛则在家照顾小孩。然而，捉襟见肘的家庭收入困扰着诺玛，她尤其忧心两个孩子未来的教育花费。于是，她决定再次出国工作。 1997年，诺玛跟姐姐借了一笔钱，向中介买来到台湾工作的机会。这一次，她离开丈夫的怀抱和小孩的亲吻，只身一人飞越国界，成为一位跨国母亲，肩上背负着沉甸甸的家庭重担。她将两个孩子托给妹妹照顾，每月支付她一些零用金。诺玛的薪水在扣除中介费后所剩无几，除了寄钱回家，她省吃俭用、努力存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帮助她丈夫来台工作。然而，夫妻团聚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因为工厂外劳的中介费已经涨到台币十五万元之多，她的存款连前金都付不起。 为了照顾雇主的新生儿，诺玛在台湾工作的前两年都未放假回家。她叹着气说：“我女儿老是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我总回她，等下个圣诞节吧。”最后，她终于说服雇主让她休假一个星期。她带着很多玩具和礼物回家，有芭比娃娃、DVD播放机，还有一只崭新的诺基亚手机。诺玛不确定她的帮佣旅程在台湾之后的下一站会在哪里。她只能向上帝祈祷，几年后全家人可以重聚。或许那时，她可以在马尼拉郊区开一家小杂货店（sari-sari），不用再漂洋过海，用手机简讯跟女儿说我爱你。 佩君生于台北，和诺玛同一年出生。大学企管系毕业后，她进入一家跨国银行工作，最近被拔擢为经理。婚后，她和先生搬进公婆家楼上的公寓。虽然她同意遵循传统的三代同堂居住方式，但坚持生完孩子后继续工作。然而，经常要加班的她无法准时六点去保母家接女儿，托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婆婆自愿要帮忙带小孩，但佩君心有排拒，她担心自己会因此失去照顾小孩的主导权。而且，她可以预见到未来会因养育方式的看法不同，而和婆婆起争执。 雇用外籍女佣，在佩君的同事与朋友之间越来越常见。如同大多数的台湾雇主，佩君对于要把小孩托付给一个外国人，一开始感到相常紧张。从小生长在没有雇用女佣或保母的家庭，佩君也担心女儿会在外佣的照顾下，变成一个恃宠而娇的小孩。尽管有疑虑在心，佩君最终仍决定要雇用一名外籍女佣，为此，她必须花时间来说服其它家庭成员。婆婆皱起眉头，认为媳妇是在浪费钱：“干嘛那么麻烦？我可以免费替妳照顾女儿！”先生也反对，担心这样会侵犯他的隐私，他拉高松垮的裤头说：“那我以后就不能在家穿着内裤走来走去了？”最后，佩君主动提议，会由自己的薪水里掏钱来支付女佣的全额薪水，才平抚了家中的反对声浪。 佩君从中介提供的照片和录像带里，挑选了一名大学肄业的菲律宾女性，她的教育程度和英文能力让佩君满意（“说不定女儿可以顺便学英文”，她心里想），同样具有母亲的身分更让她放心（“希望她爱我的女儿就像爱她自己的小孩一样”，她这样期待）。有了这名菲佣的帮忙，佩君不用再和先生争执今天轮到谁洗碗或者晾衣服，也不用担心自己没有扮演好伺候公婆的孝媳角色。更重要的是，在忙碌的一天工作结束后，她可以轻松躺在沙发上，等菲佣帮女儿洗好澡后，念一本故事书给女儿听，在睡前享受高品质的亲子时光。 全球化连结了诺玛与佩君，以及无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与台湾女性的生命轨道。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因为家务劳动的国际分工而相遇。自70年代中期后，东亚新兴工业国和中东石油输出国的富裕兴盛，吸引了来自于亚洲较为贫穷国家的国际移民。据联合国2006年发布的估计，全球共有1亿9600万人现居住在非出生国（占全球人口的3%），其中有超过5000万人住在亚洲。1在国际迁移的多种路径中，低技术及非技术的契约劳工，在亚洲地区的数量尤其突出。据估计，亚洲的临时移工（包括合法与非法停留者），在2000年已达到610万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女性。2这200万名女性多从事特定的行业，如娱乐表演、护理照顾，以及家务服务。 亚洲的家务移工主要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越南等国；她们打工的目的地则是香港、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中东等地。从9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成为亚洲移工的主要停驻站之一。虽然政府严格控管雇主的聘用资格，但台湾家庭雇用移工的数量仍在近十年快速扩张、渐趋稳定。根据2008年的劳委会统计，全台湾有超过16万的移工担任家庭帮佣与监护工，其中九成五以上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的女性。她们在台湾社会的角落里，默默地洗碗、煮饭、拖地、倒垃圾、推着老人的轮椅、更换婴儿的尿布、擦洗病人的身躯，这些以短期契约受雇的过客劳工，付出她们看不见、但不可或缺的劳动，维持着台湾社会的清洁秩序与家庭美满。 这些家务移工的处境好比“跨国灰姑娘”（global Cinderella）。我以“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她们迁移旅程中的复杂与两难：她们与雇主的关系在地理上亲密但在地位上疏离；她们的迁移之旅既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压迫。她们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力远渡客乡，但也同时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而展开旅程。然而，跨越国界后，她们发现自己坐困在犹如牢笼的雇主家中。工作时，她们必须谦卑地扮演女佣的角色，只有休假时才能涂擦脂粉、挂戴珠饰、穿上短裙。家务移工被台湾雇主雇用来扮演“代理家人”及“虚拟亲人”的角色，然而，地主国却待她们如低贱外人、用过即丢的劳动力。虽然少部分的女性移工可以美梦成真，成功地在返乡后实现阶级向上流动，但大多数的她们只能深陷在来来回回的跨国迁移行旅中，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当女主人没有白皮肤 曾经，在某个美国女性主义者的聚会中，与会者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她们激动地讨论着家事的性别分工对女人造成的不平等与压迫。居于少数的一名黑人女性，举起手不急不徐地说：“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天能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你们家里有女佣在帮你们做家事带小孩吧？”一桌女人沉默以对。 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自60年代起即成为西方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由于家务劳动在父权体制下被定义为女人的“天职”，职业妇女面临蜡烛两头烧的困境，除了白天要上班，晚上还有做不完的家事，有如“第二班工作”（the second shift）（Hochschild 1989）。 90年代的女性主义，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学者，开始质疑“女性”的同质经验，正视女人之间的差异，强调性别的压迫不是绝对优先，而是与其它社会不平等（阶级、种族、国籍、性倾向等）相纠结。家务雇佣这个主题尤其暴露了女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鲜少有工作安排如此典型，雇主与雇工都是女性（Rollins 1985）。然而，在许多状况下，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连带，而非姊妹情谊（Romero 1992）。 家务帮佣的历史前身，如台湾的“查某娴”、美国的“黑嬷嬷”（black mammy），都具有封建、殖民的色彩。然而，这项职业并没有随着时代而衰退，反而吊诡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持续成长。全球经济的整合、劳动力的跨国迁移，帮助具有阶级或种族优势的女人得以藉由市场外包的方式，购买其它女人的劳务来减轻自己肩上的家事与育儿重担，避免天天和先生在家里开打性别平等的家事战争。 学者哈许柴德（Hochschild 2000）借用食物链的比喻，描述已然成形的“全球保母链”。上游是富裕国家中能够负担雇用的女性，她们可将自己的地位提升到“母亲经理人”（mother-manager）（Rothman 1989），继续享有母职的情感回馈，也让孩子享有较完善的照顾品质当她们把劳务向下外包，其雇用的家务移工必须离乡背井来交换经济报酬。有家庭与小孩的母亲移工，必须藉由亲人的协助，或是雇用母国更贫穷的女佣，让子女在母亲缺席的状态中仍然享有关怀与照顾。 国际分工，不只展现在加工出口区与生产劳动，也包含家事服务、照顾工作等“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Parreñas 2001）。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不只展现在国民所得与物质生活条件的落差，也变成孩童照顾品质上的不平等，甚至是母爱劳动的掠夺剥削。当来自菲律宾的诺玛，牵着佩君女儿的手，确保她安稳地坐在台北捷运上，手里拿着放学后的热点心。诺玛的小孩，正独自踩着石头路回家，准备回家帮外婆拣菜；如果诺玛决定从菲律宾乡下找个女佣来家里帮忙，“全球保母链”会延升到更末端，有另一群孩子失去了母亲的陪伴。 在当代的“全球保母链”中，移工的迁移目的地不再集中在北方国家。南方的新富国度，包括波斯湾的石油国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NICs），不论在生产或再生产领域中都出现大量对外籍劳动力的需求。国际迁移的多层流动彰显了所谓“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家务雇佣的权力关系的图像不再是“白人雇主”与“有色移工”的简单二分。“有色女佣”vs.“有色女主人”的现象也解构了“第三世界女性”的这个概念，不如早期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所错误假设为一个同质的群体。3 谁在雇用家务移工？Saskia Sassen（1992）在分析伦敦、纽约及洛杉矶等城市的研究中指出，随着制造业的外移，这些“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已然成为生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的重镇，所雇用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大幅扩张，这些城市居民对个人服务业的需求也激增，公领域的办公空间需要工友来清理，私领域的家庭中也需要女佣、保母与园丁。这些低阶服务工作，属于一般称为“三D”（dirty肮脏、difficult困难、dangerous危险）的工作，本地人多不愿从事，外来移民成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亚洲较低阶的全球城市，如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及台北等，其中的专业中产阶级的扩增，也促进了对家务服务的需求。亚洲的新富阶级诞生于80年代，西方市场在这段时期因低成长率及经济不景气而持续低迷，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成为一个充斥麦当劳、行动电话、高档车等各种进口商品的市场（Robison and Goodman 1996）。对亚洲雇主而言，消费外国商品及海外旅游是他们营造跨国新贵生活风格的元素，购买移工提供的家务服务也成为他们彰显中产阶级地位的一种身分标记。 探索亚洲内部的跨国保母链的研究在近年来正萌芽发展中。4本书企图进一步连结政治经济学的巨观分析与认同形塑的微观政治，分析层次除了包含劳雇双方的互动关系，也触及台湾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脉络，包括族群政治、阶级形构与性别关系的转变。在研究设计上，我避免从移工或雇主的立场收集单边的数据，而欲探讨双方复杂与动态的认同构成。我的访谈对象涵盖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工，所追求的并非具陈两造说法或虚妄的客观中立，而是试图从劳雇互动的过程来理解认同政治。我也希望呈现立体的主体经验、多层次的权力关系，而非轻易地替雇主贴上压迫者的标签，或是把移工视为被动的受难者。 家务服务的历史侧影 早在家务移工出现前，女性被交易成为奴婢或女佣的情节，早已出现在台湾历史的章节中。清朝时期的台湾民间不乏有以契约买断婢女的情形，也就是俗称的“查某娴”，富家女出嫁也多有从娘家带着“陪嫁娴”（卓意雯1993）。5另一个从事类似家务工作的群体是童养媳，台湾地区自康熙年间即有无子也可养媳的旧惯，清代中期后，由于丁日昌与刘铭传示禁锢婢，养媳的内涵复杂化，经常变相收养为女婢或妓（曾淑美 1998）。 到了日治时期，1919年抱持同化主义的首任文官总督宣示“内地法律延长主义”，逐步在判决上透过“公序良俗”的概念来改变、废止台湾旧惯。查某娴便被判定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身分关系，有违公序良俗，应予废除。6在查某娴的合法地位丧失后，统计上显示养女或童养媳人数有所增加，推测应是以养女之名行蓄娴之实7。 在这个阶段，家务开始成为一种合乎现代意义下的工作，以契约关系规范的雇工逐渐取代人身从属的查某娴。Shijonin（日本话，意指“佣人”）在市场上贩卖劳动力以交换薪资与食宿。在1920至1930年之间十年，shijonin人数成长三倍之多（从3578人至9877人），其中多数为本省女性。8这段时间正值日本殖民政府将台湾纳入工业化计划，以整合为战时经济后备基地的关键时期，受到农村衰退、城市兴起的影响，台湾女性大幅进入新兴的服务行业（游鉴明1995: 30）。 虽然家务帮佣人数在日治后期逐年增加，但雇主仍集中于日本官员及少数的台籍地主与世绅阶级。台湾的家务服务部门在1949年后出现明显扩张，这与国民党政权自中国大陆撤退有关。在将近一百万的外省移民中，有些人带着仆役撤退来台，其它人则在迁移后，面临找不到佣人的困扰。因应帮佣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形，妇女会等官方妇女组织甚至出面从事中介的工作，其服务的会员主要是外省籍上层阶级的女性，在50年代到60年代间的妇女杂志里常可看到类似的招募广告（如图一）。 另一个雇主群来自于台湾内部的城乡移民，这些移民至都市的中产阶级小头家或双薪核心家庭，成为扩充中的家务雇主阶层的新成员。都市化吸引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迁移至台北，从事教书、护理及其它白领工作（游鉴明1995），远离娘家及亲族到外地工作的她们，需要雇用帮手来协助照顾小孩。由于现代化的家电设备在当时仍不普遍，家务在当时也仍是很费力的工作。9这些自农村迁移至都市的雇主于是透过家乡人脉招募、雇用同乡的单身女孩来家里帮忙。对这些年轻的女孩来说，在台北当女佣的经验比在家乡种田来得多采多姿。当时一出名为《我爱阿桃》的流行连续剧，以阿桃这名乡下女孩来台北帮佣为主题，浪漫化地描述城乡移民在花花世界大开眼界的探索经验。10通常这份工作被认为是结婚前的一段过渡时期，甚至可以说是进入无酬家务劳动的实习期，许多人在帮佣后去学裁缝，然后就准备结婚。她们与雇主间虽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但通常以“阿姨”、“表哥”或“大姐”相称。这些雇主仰赖家乡的社会网络来雇用可信任的帮佣；这些帮佣的父母也同时将女儿托付给这些雇主，视他们为女儿在台北的替代父母以及道德上的监护人。雇主通常将报酬直接交给父母，在台北帮佣的女儿只领取少许零用金。到了60年代，扩增的私人中介机构逐渐取代这种依据人际网络的雇用模式。大部分的私人中介机构聚集在台北火车站的后方，因此可以占地利之便，就近接纳自乡村移入的劳动力。 然而，台湾社会在经历50与60年代的进口与出口替代阶段后，家务工作不再成为年轻女孩脱离父权家庭及探索新生活的唯一选择。单身年轻女孩，作为廉价又驯服的劳动力，成为劳力密集出口产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Kung 1983）。以外省中产阶级妇女为主要读者的妇女杂志，便充斥了找不到帮佣的雇主投书表达类似以下的抱怨：“工业起飞，女孩子全飞到工厂去了。”（张毓芬1998: 71）此外，家庭经济条件的提升与国民义务教育的延长，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女儿得以继续就读高中或大学。家务帮佣的劳动力来源因此逐渐从单身女孩转变成“欧巴桑”，她们大多是已婚或寡居的中年妇女。 欧巴桑帮佣与年轻单身农村女孩的工作条件上最大不同处，在于多数的欧巴桑原本就住在城市里，许多住在雇主家的附近，因此倾向不与雇主同住。她们有些是日工，只在白天到雇主家工作；有些则是时工，只在周末或固定的日子到一些家庭打扫。做日工的帮佣领月薪并且只负责特定的工作内容，多数的工作内容以煮饭与打扫为主，通常不包括洗衣及照顾小孩。11如果是请来照顾小孩的保母，则通常不需或只负担些微清扫工作。担任时工的帮佣，或所谓的“钟点管家”，则通常以清洁工作为主，依工作时数领取时薪（坊间现已出现不少居家清洁的派遣公司）。12越来越少台湾帮佣愿意与雇主同住，仅管它的市场工资随着供需的状况而日益增高。13 台湾社会里雇用家务帮佣的传统，并不如香港的华人家庭或马来亚的殖民地区那么普遍。14然而，单纯忠诚的女佣这样的一种理想意象，却映现在许多当代台湾雇主的心中，仅管他们的家庭记忆里可能从未有过活生生的女佣。我所访问的许多台湾雇主，感叹如家人般、来自乡下的“理想女佣”已在这个时代消失。这样的一种充满怀旧情怀光晕的历史侧影，和雇主们对现世里“欧巴桑”的抱怨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台湾雇主的眼中，欧巴桑难相处、爱抱怨工作内容、对工时与工资锱珠必较，而且常要求加薪。此外，这些欧巴桑打扫得不够干净、带小孩的方式过时，并且缺乏专业训练与勤奋精神。 这些对欧巴桑的抱怨，从劳工的角度来看，其实反映出她们试图和雇主家庭维持距离以捍卫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及理性化家务帮佣的工作内容与条件。对照于“欧巴桑”，与雇主同住的外籍帮佣显得截然不同。用雇主的话来说，她们“比较像古早时代的佣人”。台湾雇主用过去的理想女佣形象投射到对外籍帮佣的期待与管束：佣人要卑躬屈膝、心悦诚服；报酬虽微薄，但提供随传随到的服务，工作内容更应无所不包。 70年代的西方学者曾乐观地预言，家务帮佣这份工作将会随着家务服务的商业化以及新家务科技的发明而式微。15这个预言至今并未成真。即便是老派的住家帮佣工作，都未随现代化的进程而消逝，反而拜新自由主义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之助而蓬勃，甚至扩张。当代台湾中产女性，受惠于低成本的移工劳动力，为她们在良家妇女的父权规范，与现代职业妇女的处境之间的进退维谷，提供了一条市场外包的便利回路。 当东南亚移工遇见台湾雇主 本书聚焦于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三地之间的连结，它们在亚洲迁移体系中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数十年来，这三个“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不同的面貌：台湾在经历成功与快速的工业化后，地位已从美国的经济援助对象，变成主要的贸易伙伴。菲律宾一度是亚洲经济的龙头，但自8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动荡与经济衰退的影响，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劳力输出国。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稍晚但蓬勃，在1997年因金融危机而滞延，向海外输出劳工成为舒缓国内劳动力过剩及失业率高涨等问题的解决途径之一。 台湾政府于1992年开放重病与失能者申请“家庭监护工”，不久，也允许家中有十二岁以下的幼童或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雇主申请“家庭帮佣”，但配额有限。虽然今日家庭帮佣的名额已被台湾政府冻结，但雇用外籍看护的数量并不受限。16许多家庭因此伪造医生证明来申请外籍看护，却主要从事整理家务与照顾小孩等工作，另一个造成“家庭帮佣”与“监护工”的分类模糊的原因，在于实际工作的执行与分派上，很难有明确的区分，例如，多数监护工被要求兼做家务，即使法律上视为不符契约内容的工作。因此，我在本书中统一用学界惯用的“家务劳工”（domestic worker）来统称两者。 台湾的历史并无长期的奴役传统，蓄奴也未曾成为普遍风俗，这是和大部分的劳工输入国不同之处。台湾人口在90年代移工与婚配移民大量移入之前，除了以华侨身分来就学与工作者，只有少数、短期的外籍技术移民。由于整体人口中的族群多元性有限，大量移工的引进因而触发大众的疑虑与偏见。台湾人如何看待这些肤色较深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负责在亲密家庭中照顾老人与小孩的家务移工？这个问题引领本书探讨在国家管制与大众论述的两个层面上，家务移工是如何被建构为种族的他者：台湾政府对于移工的管制严苛，包括禁止更换雇主以及永久居留等。而大众论述经常用冲突的刻板形象来刻画东南亚移民：她们要不是犯法又野蛮的“恐怖份子”，要不就是生来顺从的“理想佣人”，天生适合做肮脏低贱的工作。台湾的个案也揭露亚洲新富国家在族群阶层、性别关系与家庭模式等面向上的转变。90年代以降，雇用外佣的台湾雇主有很高的比例是“第一代雇主”，意指他们的父母辈并没有在家里雇用佣人的经验，这些雇主在成长过程中也少由全职的保母带大（而是由母亲、祖母或其它亲戚照顾）。这些我称之为“新富雇主”的青壮年中产阶级，映现了台湾社会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代间向上流动的阶级形构的侧影。奠基于代间流动的新富雇主现象，也出现于其它的亚洲新兴国家。Christine Chin（1998）便指出，雇用外佣是马来西亚雇主作为新中产阶级的身分标记。在香港和新加坡，雇用外佣则几乎已成为双薪中产阶级家庭的必要服务，在针对该阶层销售的公寓的蓝图设计中，都可以看到佣人房的必备设计。 许多台湾雇主也是第一代的职业妇女。她们的母亲或婆婆在结婚或生了第一个孩子后辞掉工作，专心做个家庭主妇，但女儿及媳妇则向往另一种生活。约束当代台湾中产阶级女性的性别规范，不再局限于贤妻良母，也铭刻了性别平等、夫妻平权与追求工作成就等理想价值。这些困于旧模范与新价值之间的新一代职业妇女，解决蜡烛两头烧的途径，是寻求家务、托育及服侍公婆等责任的市场外包，新引进的家务移工尤其成为她们仰赖的劳动力来源。纵然如此，职业妇女仍持续要心力交瘁地和母职、持家、孝道等文化意识形态讨价还价。 与分别来自第一世界及第三世界的雇佣组合相比，全球南方的家务移工雇佣关系中的劳资地位差距较为暧昧模糊。就此层面而言，台湾新富雇主与向下流动的菲律宾女性移工的相遇，特别具备重要的理论意涵。例如，有位匈牙利移工曾扼要地形容她与加拿大雇主的关系：“他们认为妳就像妳的英文一样笨。”（England and Stiell 1997）。但我田野中一位大学毕业的菲籍家务移工却如此描述她的台湾雇主：“她们比较有钱，但我说的英语比较好！” 菲籍的女性家务移工因为教育程度较高且具备英语优势，一直是全球移工市场的优势来源，具备大学学历的菲律宾中产阶级在国外从事女佣、看护的工作并不罕见。这样的现象引发几个社会学谜题：当这些菲籍移工在地主国从事的是女佣这份被社会污名化的工作，她们要如何确保自己能够向上流动？当台湾雇主的英语发音或文法被菲律宾女佣纠正时，他们该如何巩固自己身为雇主的阶层地位？家庭又如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微观政治场域，让雇主与移工同时在其中确认与挑战彼此的差异与不平等？ 印度尼西亚的女性家务移工虽较晚进入全球的迁移流动之列，但在台湾、新加坡、香港等亚洲地区，她们的人数直逼甚至超越菲籍移工。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个转变？这样的转变又与家务移工的种族化形象（例如，“聪明而搞怪”的菲佣相对于“愚笨但顺从”的印佣）有何关联？这是待解的另一个谜题。在本书中，我将藉由比较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家务移工的工作分派、论述再现及劳动条件，来检视阶层化的种族他者如何被建构。 本书聚焦于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工的相遇，并藉此检视人们如何跨越国族与社会界线来认同自身与“他者”。我并将以“画界工作”（boundary work）这个理论视角来连结巨观的结构力量与微观的人际互动。社会界线的建构区隔出“我们”与“他们”的差别，这样的画界工作不仅发生在公民身分与国界管控等政治与法律的层面，雇主与移工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协商与象征斗争，也是形塑社会界线的重要场域。以下，我将先分享本书的研究过程与亲身田野经验，然后铺陈本书植基的理论脉络。对于学术文献较无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理论部分，直接进入章节阅读。 田野告白 后现代学者近年来已经对民族志诠释的权威提出尖锐的挑战，打破研究者客观中立的迷思，强调研究与写作必定是从特定的文化与社会情境出发（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基于这样的立场，研究者必须对于研究方法与过程进行反思：我的社会位置与出身背景无可避免地形构了我进行观察与理解的认识论视角（我看见了什么？我如何进行理解？），同时也形塑了我与报导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他们如何看待、定位我，以及如何响应我提出来的问题？）。 身为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台湾女性，在进行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移工的民族志研究过程中，我跨越了多重的国族与社会界线，同时进行的与台湾雇主的访谈，则让我进一步反思自己的阶级、性别、族群等位置。我的研究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轶事，在在彰显出研究过程与结果都镶嵌在、也揭露出研究者与报导人所处的社会脉络与权力关系。以下分享的田野经验呼应了本书主旨：跨国交会中的画界工作与认同形构。我是一个跨界的研究者，这样的主体位置得以容我深刻观察、体会、理解这个主题。 回家研究外籍女佣 在美国当了几年研究生后，我在1998年7月回到台湾开始进行本研究的田野工作。我用滚雪球的抽样方式寻找进行深入访谈的雇主。找到受访者并不难，因为几乎我人际网络中的每个人，包括我家人，都认识一些雇用外佣的人。我的姐姐与她开旅行社的丈夫，经常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花十小时在办公室与来回的路上。他们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位菲律宾女佣，请她每周末到家里来打扫，所以他们可以不用牺牲星期天早上宝贵的睡眠时间来维持家中的整洁。甚至我母亲，一位六十多岁的全职家庭主妇，亲戚也怂恿她去雇个外佣：“你该享福啦！反正现在请个外籍女佣很便宜。” 许多雇主（多半是男性）刚听到我的研究主题时，会迟疑几秒后评论道：“嗯，很有趣，你为什么决定做这个题目？”这样的反应暗示了在他们眼中，相较于生产、发展等引人注意的阳刚议题，家务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家的事”。我之后试着在描述中把研究主题“升级”为探讨“外劳政策”或“照顾孩童及老人的制度安排”，有些受访者才觉得这样的访谈具有一定的公共价值，而不是浪费时间闲扯。 在我的研究中，只有四对来自于同一家庭的雇主与外劳同时受访。我特意避免这样的情形，实基于伦理与实际的考量。有些雇主会主动“提供”她们的女佣让我采访。但当我看到这些移工不自在地坐在角落里等着受访，我意识到在她们的眼中，我这个陌生人实等同于雇主权力的延伸，我只能拒绝雇主的好意。有几次，我提醒雇主要先征求移工对于受访的同意。这些雇主走到厨房（当我和雇主在客厅谈话时，厨房往往是女佣待的地方）回来后，往往一脸惊讶地对我说：“哇！你讲对了！她真的不想被采访耶。” 我尽量避免上述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不希望接受采访成为一件雇主的工作指派，换言之是一项让家务移工无法拒绝的工作。我也不想处于一个尴尬的夹心饼位置，因为如果移工视我为“雇主的朋友”，我与她之间的信任关系便难以建立。例如，我采访的第一位菲籍女佣Rosemary是她的雇主芳萍17引介给我的。但她们两位后来都试着向我打探对方的事情：Rosemary急着从我这知道她雇主明年是否继续聘她，而芳萍则跟我打听Rosemary在合约结束后的去向。 我和Rosemary因采访结识后，我参加了几次她与朋友在星期天的聚会。Rosemary高兴地拿了几张我们在星期天聚会拍的照片给老板看。不擅英文的芳萍随即打电话给我来问个究竟：“嗯，Rosemary刚让我看几张照片。我很好奇耶……你和她们在一起做什么？”我从她惊讶的语气里可以读出她没有明说的讯息：“你这个留美博士干嘛跟这群菲佣混在一起？” 基于我的台湾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我很容易透过管道与受访雇主搭上线，而大部分的雇主也假设我的想法与行为和他们差不多，因此与我侃侃而谈。虽然这样的假设与现实多有出入，彼此在社会位置上的亲近性的确有助于搜集资料。然而，当我听到这些“同胞”雇主说出带有种族歧视或阶级偏见的话时，我心里倍感困扰。有时候，当我坐在那听着受访雇主讲话，却无法有技巧、有礼貌地反驳其观点时，更深恐自己成为压迫体制的共犯。身为一位女性主义者，我也无法全然赞同一些（男性）批评者，毫不迟疑地批评女雇主纯粹就是自私自利或特权份子。 在一定程度上，如此的主体位置形塑了我如何提出社会学的发问。与其不加思索地责难女雇主的阶级与族群优势，我更想从结构环境与性别关系的脉络来分析她们的行为、态度与想法，试图以社会学式的同理心，来对人的经验有比较立体的理解。 在移工社群中的一个台湾人 我的另一部分研究资料来自对家务移工的田野观察与深度访问。我在1998年8月到1999年7月进行第一阶段的菲律宾移工社群田野。每个周日，我都起个大早，带着我的录音机、笔记本与相机，跳上公车，前往圣灵堂（假名）这个天主教堂以及附属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我在那里当了几个月的志工，开了一班中文课，也偶尔协助移工的申诉个案。我也经常受邀参加菲律宾移工的各种社交聚会，如旅游购物、到迪斯科舞厅跳舞、唱卡拉OK、公园野餐、生日派对、快餐餐厅闲聊等。第二阶段的田野（从2002年9月到2003年10月），我扩增研究规模来含括近年来人数增多的印度尼西亚移工。基于几个原因，我在接触印度尼西亚移工的过程比先前进入菲律宾社群来得困难许多。第一，印度尼西亚移工并未像菲律宾移工一样在教堂等固定地点形成社群。我和助理因此到台北火车站以打游击的方式寻找受访者，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移工星期天的主要聚会点之一。不像先前有修女的“加持”，我们要在印度尼西亚移工的社群中建立信任关系，必须完全靠自己。 其次，在第二阶段的印度尼西亚田野中，我发现我变成大学教授的新身分是个负担，而非优势。在先前菲律宾移工的田野中，我还是个靠奖学金过活的研究生，每个月的微薄津贴只比家务移工的薪资多个几千块。此外，我当时的年龄和大部分的菲律宾移工相仿（二十八、九岁），其中许多拥有大学学历，因此在教育与文化的经验上也没有太明显的鸿沟。例如，一位大学时修过社会学课程的菲律宾移工曾问我：“你现在做的叫做‘融入’（immersion），对不对？”她笑着跟我分享她的男同志教授在菲律宾做的同志社群田野研究。 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移工较年轻（大多二十出头），且平均教育程度较低（高中）。这两个元素都让她们相对于我这位三十多岁的大学教授之间的社会距离益形遥远（虽然我的性别、年龄与打扮并不符合她们心目中对“教授”的想象）。此外，在对地位阶级高度敏感的伊斯兰文化中长大，她们倾向视教授为“地位崇高者”，并以带有距离感的尊敬态度和我相处。我花了许多时间与心力，包括掩饰我的“教授”身分，改自称为“我在大学里工作”，方能淡化可见的地位鸿沟，逐步与印度尼西亚移工建立信任的关系。 在初识之际，移工们通常假设我是某人的雇主。当我对这个猜测摇头以对，她们便继续问道：“那你是中介？不是。记者？不是。那你来这里干嘛？”有些移工也猜想我可能和其他移工一起工作：“你在哪个工厂工作？”似乎，与她们会发生接触的台湾人，不是工厂同事，就是试图从她们身上取得服务、金钱或信息的人。 田野初期，我可以从一些细微讯息中嗅到移工对我这位台湾人的不信任。有次，我和她们去海霸王吃自助午餐，吃到饱的餐厅通常很受移工欢迎，因为她们可以放心大吃特吃（不像在雇主家中的三餐常受限制），也不用顾虑用中文点餐的困难与风险。在杯盘狼藉之后，一位菲律宾移工，茱莉亚，把几个苹果与杯子蛋糕塞进袋子。另一位菲律宾移工轻推茱莉亚的手肘，用眼神提醒她我在旁边。为了减轻朋友的不自在，也为了掩饰她在我面前的行为，茱莉亚以开玩笑的口吻回答：“不用担心，她知道我带这些回去是给我老板的小孩子吃的。” 随着时间的累积与田野的推进，移工对我的不信任逐渐转变为友谊及互赖。当她们要与出租车司机沟通或与街头小贩讨价还价时，我可以担任语言与文化上的翻译。她们则成为我的导游，引领我探访隐藏在城市角落的移工聚落。我的台湾人身分在田野中的作用，逐渐从原本的诅咒变成保佑。她们不时赞美我：“You are so easygoing, not like other Taiwanese. They are snobbish（你很随和，不像其它台湾人，他们都很势利眼）。”偶遇的菲律宾移工经常会对着我的朋友说：“You are so lucky. Your employer speaks good English!（妳好幸运，妳的雇主说一口好英文）。”她们听了则骄傲地回答：“She is not my employer! She is my kaibigan（马尼拉语）﹗（她不是我的雇主！她是我的朋友！）” 我不只是她们的一个朋友，更是一个台湾人朋友，而且可以跟她们坐在火车站地板上，一起领受路过台湾人的鄙视目光。基此，我这位台湾朋友的友谊经常被转变成一种公开展演。我是她们寄给印度尼西亚或菲律宾家人的照片中最受欢迎的模特儿（我在田野工作一年间所照的相片量，约莫是我十年来照片的总和）。有些菲律宾移工甚至把与我的合照寄给她们的美国笔友，并在照片后面写着：“这是我来自芝加哥的中文老师。”我们去唱卡拉OK的时候（不是钱柜的包厢，而是窄小阴暗的地下室），满屋子流泻着马尼拉语或英文的歌声，她们却坚持要我点一首中文歌来唱，因为：“我们想要让其它人知道我们有个台湾朋友！” 甚者，在她们眼中，我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台湾人朋友，还是一个镀上美国光环的台湾人。对多数菲律宾人而言，美国既是连结历史文化脐带的殖民母国，又是穷生难以登陆的梦想国度。就像我对她们在台湾的生活感兴趣一样，她们经常好奇地问我大大小小有关美国生活的细节，而且多数无法理解何以我不想办法在美国找工作嫁人，而想要回到台湾这个小岛。移工社群中甚至谣传我已经取得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有些移工戏谑地对我说：“你在芝加哥需要女佣吗？”“你什么时候要帮我在美国找个老公？” 我在美国读书、可以说相对流利的英文，这样的背景不只提升了我在移工社群中受欢迎的程度，更让她们觉得我和“一般”台湾人有所不同，因此，她们感觉可以自在地在我面前批评与取笑台湾的雇主。许多时候，我和菲律宾移工在吃饭、聊天之际，她们开玩笑嘲弄雇主的破英文后，常转过头来，拍拍我的肩膀赞美说：“但你的英文很好喔，你听起来就像个美国人。” 除了被菲律宾移工视为“准美国人”或“类美国人”，在做田野的过程中，我也经常被误认为菲律宾人或印度尼西亚人。当我与移工朋友一起坐出租车时，她们会用几句有限的中文跟司机沟通目的地（比方说，“去拜拜”意即去中山北路教堂），我通常等到鸡同鸭讲的状况发生时，才会介入说中文打破僵局。当司机听见我说话后，通常会转过头来惊讶地问我：“你怎么会说中文？”在我解释自己是台湾人后，他们的表情更为惊讶困惑：“那你为什么和她们混在一起？” 把我误认成“她们”的不只是台湾运匠，东南亚移工也常把我误认为自己人。有几次在教堂附近或台湾火车站，我跟菲律宾朋友同肩并行，路过的其它菲律宾移工用马尼拉话不解地问我的移工同伴：“这个菲律宾人怎么一直在说英语？”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我和印度尼西亚移工结伴活动的时候，听到我开口说中文后，旁边不认识的印度尼西亚人，才惊讶地说：“我以为你是印度尼西亚人说。” 我被误认为菲律宾人与印度尼西亚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当时留着短发、肤色比台湾女生略黑吗？根据我在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当地的田野经验，这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即便在我尚未开口说出恶补的几句当地话、暴露出我的滑稽口音之前，多数人早已从穿着和样貌上认出我是个外国人。或者，这是因为我的田野工作如此成功，我已经“蒙混”（passing）成为田野中的局内人？ 虽然我真想相信自己是个有变身异禀的田野研究者，但我必须诚实地招认，真正的原因是，我和这些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移工的亲密共处与友谊互动，跨越了“我们”与“她们”之间无形的社会藩篱。在社会分类与地位区隔的地图里，她们是一群和我不同族群、阶级、国籍的人，我的移位与跨界，让不细察的人们（不论隶属于社会藩篱的这一端或那一头），把我理所当然地归类为移工社群中的一员。 田野过程中曾出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清楚显露出我与移民社群之间的社会区隔。这一幕当头棒喝地告诉我，不管我的田野多顺利、我的跨界多努力，在移工社群里，我毕竟仍是个局外人。 那一天，我在中台湾的某个小村落访问菲律宾移工Elvie，她与另一位菲籍移工一起照顾在三合院老房子里同住的阿公阿妈，老人已长大成家的孩子则住在不远处的水泥房子。我和Elvie约好等到她照顾阿公上床休息后，我再带着零食去聊天访问。入夜时分，我们光着脚丫坐在藤椅上，轻松地剥花生、聊天。Elvie谈起上个月有菲律宾朋友来家里看她，她的年轻老板很不高兴有外人来，频频交代不可再犯。一听到她这样说，我差点被喝到一半的水呛到，立刻收拢翘在藤桌上的二郎腿，速速把身体坐正，紧张地问她：“我的造访不会带给你麻烦吧？”。Elvie继续嗑着花生，一派轻松地说：“Don’t worry. You are one of them!（别担心。你是他们的一份子！）” 界线为何重要？ 根据Michèle Lamont（1992: 9）的定义，界线指的是“我们用来分类物品、人群、实作，甚至时间与空间等的概念性划分”。社会界线的构成涵盖多重层次，包括认知、互动，以及制度层次。在心智层面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透过区辨各种事物来感知这个世界。18就制度层面而言，国家官僚使用的族群分类或专业组织设计的工作制度等社会分类，都具现了宰制与抵抗的象征政治。社会中的优势阶级常藉由排外（exclusion）来确保界线与巩固地位，其它群体寻求被纳入（inclusion）时，则透过使界线模糊、可穿透，或重新建构另类界线等方式。 更重要的，我们需要透过日常生活的各项实作来连结制度上的社会文化分类与我们脑子里的认知图像，也就是“画界工作”。19不管自觉或不自觉，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皆投入各式各样的画界工作，培养默会致知（tacit knowledge）或身体惯习（habitus, Bourdieu 1977），藉此形塑我们对于自身与他人的理解。画界这项社会实作不仅让文化得以再生产，更巩固了既有的社会关系与不平等。 为什么我认为画界工作的概念提供了分析全球家务分工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因为这个概念所强调的关系性思考，除了有助我们理解跨越不同族群与阶级的女人的主体经验，它也强调实作的能动性以及动态的认同形构（identification）。20本书将在三个主要层次上探讨全球家务分工以及国际迁移经验所涉及的画界工作。第一，家务劳动是一个重要的建构“妇职”（womanhood）的场域，其市场外包突显了性别界线与其它社会不平等的缔连。第二，国际迁移的经验，如何导致了地主国与母国社会里的阶级与族群界线的重画。最后，家成了全球不平等与社会差异的交会之处。在屋檐下的日常生活中，雇主与家务移工都在协商、营造空间界线，也藉此具体化了社会界线的存在。 在家务劳动的连续性中协商性别界线 要如何分析“性别”？传统的“性别角色”理论已被批评把性别当做静态的特质，有学者进而提出“性别界线”的概念来强调性别分派的可塑性与渗透性。21“男人”与“女人”其实是两个内部充满异质构成的群体，但在强化二元性别的异性恋体制中，被划分成截然不同的群体，突显男女之间、而非男女内部的差异。性别界线作为一种规范、意识形态的机制，便透过建构二分的性别差异，来强化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的对立。“养家”（breadwinning）是一条重要的性别界线，突显「正港的男子汉」的特点与责任，这样的“男职”（manhood）规范，让无法赚钱养家的男人自惭形秽，也让男性工作（理应得到用来养一家子人口的较高薪资）有别于女性工作（只是补贴家用、赚私房钱）。 家务劳动——含括各种维系家计、照顾家人与维持家庭再生产的劳务活动22——则是建构“妇职”的另一条性别界线。事实上，不论是雇用帮佣的女性雇主，或是受雇的家务移工本身，她们的现实生活都与支配性的“妇职”规范大相径庭；两群女性都因工作而偏离了传统的全职家管及母亲角色。虽然她们跨越了性别界线，但仍然受到性别规范的约束，在例行的家庭事务中持续协商着“好女人”的意义与母职的实作。 家务劳动被社会视为女人的“天职”（calling），也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不具技术且无需报酬的工作。无酬家务劳动的道德价值，即神圣的“爱的劳动”，被用来合理化它的经济贬值。类似的情感价值与金钱价值之间的互易消长，也常被用来合理化照顾工作的低报酬。人们认为商业化会玷污爱与关心的价值，甚至连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保母、看护等工作者的薪水低是合理的，因为她们可以获得情感补偿的无形报酬（England and Folbre 1999）。换言之，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工作都被视为女性化的工作，也都因为内蕴道德价值而导致劳务的经济贬值。 既有文献往往将无酬的家务劳动与有薪的家务工视为分开研究的主题，忽略了两者间的缔连与镶嵌。比方说，夫妻间因家务分工不均而不时上演的性别战争，往往跟市场上是否有方便廉价的家务成品或服务，有连动的关系，而那些提供家务服务的劳工本身，也时常兼任母亲与妻子的无酬家务角色。许多文献习焉不察地接受“女佣”与“女主人”之间那条僵化的二分界线，导致我们对女性的多重位置与变动的生涯轨迹视而不见，而忽略了女佣与女主人的角色可能相互流通、重迭出现等实际状况。 基此，我强调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工作不是互斥、独立的范畴，而是女性化的家务劳动跨越公、私领域所形成的结构连续体（structural continuities）。23在招募保母或女佣时，中介或雇主都时常要求应聘者提供在自己家中担任母职或家管的经验，以此确保她们能够胜任有薪的家务工作。相反地，一个曾做过有酬家务工作的女性，可能被她的伴侣认为因此具备了当妻子或母亲的资历与能力。个别女性在其生命历程中，可能从事各种不同形式的家务劳动，而它们都一致被建构为女人的工作。 本书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视为结构连续体，企图对女性主义文献提出两点对话：第一，连续体的概念可以打破二元的思考框架，突显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所面对的相似的父权支配。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不会因阶级与跨国分工的取代而消失。后面章节将会呈现，女主人与女佣其实都透过彼此的协助，寻求跳脱全职家庭主妇的角色的可能，尽管两者拥有的资源与位置大不同，仍皆受到父权规范与性别界线的桎梏。 第二，家务劳动连续性的概念也彰显了妇职的内容与意义如何与阶级、族群、国别等社会不平等相扣连而被差异化的建构。而这样的连续体也提供了女性施展能动性的媒介，使她们得以在女性化家务劳动提供的多重位置间移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具体而言，家务工作不仅被许多人视为女性生来的专长，特定种族、族群的女人更被认为“天性”上适合从事这份工作。历史学家Phyllis Palmer（1989）在探讨两次大战期间的美国社会的研究中便指出，白人主妇的女性特质的建构版本和其它的种族、阶级的女性特质截然不同。“白皮肤的女主人”被视为是纯洁贤慧、宜室宜家的好女人，而深色皮肤的女佣却被看作肮脏、性欲强的坏女人，适合从事低贱的家务。 然而，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差别不是一条不证自明的界线。女雇主害怕被家中的另一个女人所取代，必须强化界线来捍卫两极化建构的女性特质。女雇主思量着如何在无损其「女主人」地位的状况下，将家务在社会容许范围内转移至市场代理人肩上（Kaplan 1987）。身为母亲的女雇主也在自身与保母间发展出一套母职劳动的阶层分工，以确保自己仍然维持精神性与道德性的母亲工作（Macdonald 1998; Uttal 1996）。本书将呈现，当台湾女雇主试图在自身与东南亚移工之间刻画一条明确的界线时，她们既在化解自己的焦虑与形构自我的女性特质，也同时参与了阶级、族群差异的想象建构。 对已婚的女性移工而言，跨越性别界线的主要风险在于她们成为跨国养家者（transnational breadwinner）的新身分。虽然女性移工和男性移工一样离开家人从事全职工作，不同的是，她们仍必须从远距离竭尽妻子与母亲的责任，以确认性别界线的适当存在。许多移民学者已经观察到“跨国母职”（transnational motherhood）的运作：移工父亲通常只要从远方定时寄钱回家照顾家计，就被认为完成了他们的家庭义务，但移工母亲却必须扩展母职的定义，让家人与其他人相信，出国工作、赚钱养家，是她们照顾小孩、竭尽母职的最好方法（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留在家乡的移工丈夫常因未尽养家责任而觉得有损他们的男子气概，女性移工则藉由用力扮演“超级母亲”（super mom）的角色来强化性别界线，例如透过密集的电话与简讯来安排孩子与家人的食衣住行，以此弥补她们在家庭生活的缺席（Parreñas 2005）。 总而言之，台湾女雇主与东南亚家务移工皆同时参与了所谓的“跟父权讨价还价”（Kandiyoti 1991）的过程，这个概念描述女性面对多重形式的父权压迫时，如何运用各种日常策略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安全、改善自己的生活机会。本书后续章节将援引此概念来探讨这两群女性如何运用特定的策略来协商在地的父权关系及性别界线。中产阶级台湾女性藉由雇用女佣来减轻家务劳动的性别化重担，而东南亚女人却选择变成女佣，来换取出国工作的机会，以逃避母国与家庭的性别束缚。“女佣”与“女主人”两造的经验虽然相异，但也有惊人的相似，她们的命运与处境都受到家务劳动的女性化的高度影响。 在迁移地景中重划族群及阶级界线 “种族”（race）的概念，通常让人联想到以生物差异为基础的人群分类。19世纪的“科学”知识，如体质人类学，强化了种族分类作为客观存在的表象，并以此合理化殖民者与优势白人对于有色人种的刻板印象与差异待遇。2420世纪后期以降，学界已经普遍质疑“种族”作为一种客观实存的类属：肤色等外形差异不是互斥的类别，而是分布的连续体；近期的考古证据也揭露人类基因的同出一源；透过比较特定种族类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指涉内容的转变，我们更可以清楚察觉“种族”分类的社会建构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社会关于“白人”（white）的指涉内容的变化，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在19世纪中、犹太人在二次大战前，都被认为不是“白人”，后来才逐渐被纳入。 当今的学界多避免使用“种族”的概念，因为名词蕴含种族分类有客观存在的指涉，转而使用种族主义（racism）或是种族化（racialization）等概念。前者指的是种族分类与歧视作为建制化、系统性的社会关系；后者则藉由过程性的动名词，强调构成种族区分的社会、意识形态过程。我认为种族化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学分析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考察种族主义形成的动态历史过程，更具体的说，种族化的过程标举（mark）出某一社群在生物或文化上的与众不同（Lie 2001），这样的族群差异被本质化、自然化，并眨抑为系谱学上的“他者”（Yuval-Davis 1999）。 在国际迁移的当代脉络中，外国人——政治文化社群的外来者（outsider），成为种族化的主要对象。然而，并非所有移民都面临同样程度或形态的种族化。比方说，对于法国人来说，移民（immigrant）一词，通常指的是肤色深的阿尔及利亚人，而非实际上人数较多的葡萄牙人。对于日本人来说，“外劳”（foreign worker）的范畴指的是来自贫穷亚洲国家的体力工人，而不包括其它外国人，例如韩国人、中国人，以及欧美人士（Lie 2001: 18-9）。 这样的现象告诉我们，种族界线实与阶级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阶序有高度的相关。25同时，种族界线的社会建构反映出该社会对于“他者”的文化想象：某些群体被认为具有历史或文化上的亲近性，可以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而其它群体被标举出有根本差异，是不可同化的永远他者。学者称这样的社会心态为“新种族主义”或“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认为移民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与地主国无法同化兼容，进而合理化排斥与歧视移民的行为。26 回到台湾的脉络，我们要问，90年代以降的台湾社会，面临日益增加的短期与长期居留的新移民——包括“外籍劳工”、“外籍配偶”以及来自欧美日的所谓“外籍人士”——我们的社会呈现出怎样的种族主义的样态，如何将不同群体的移民施予种族化的过程？ 我提出“阶层化的他者化”（stratified otherization）的概念，强调我们必须用关系性的架构来理解种族化的过程与结果。在含括一系列族群他者的光谱中，不同迁移主体的分布端赖于他／她们的社会位置与相应的文化想象。换言之，种族化作为一种他者化过程，衍生的是阶层化的复数他者。种族化不只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差异，也同时衍生了多重的族群他者，赋予阶序化的文化想象，其阶序除了建立在族群分别上，也与阶级分化与国家不平等息息相关。 为了具体描绘种族化的过程，我们必须确认这个过程在哪些层次上运作？参与者有谁？涉及哪些物质或象征利益？Michael Omi 与Howard Winant（1994）曾指出，种族化是一种政治计划，国家根据种族分类来分配不同的权利与资源。种族化也同时是一个论述过程，透过运用象征、语言与意象来传达族群的刻版印象。此外，种族化的界线也透过各种指挥个人互动的规范、礼仪及空间规则，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再生产（Glenn 2002: 12）。本书将从三个主要面向来彰显移工的种族化：台湾的政策规范、人力中介的招募与行销，以及移工与雇主及社区居民的互动。 除了族群地景的递嬗外，人们跨国界的各种迁移也重塑了全球尺度的阶级排序。我援引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87: 6），把阶级定义为“社会空间上的近似位置”——社会阶级是一种分享相似生活机会（life chance）与属性（disposition）的个体群聚。他认为阶级区分不只奠基在经济资本的分配上（财富、收入、资产），也同时透过文化资本（教育、礼仪、品味）、社会资本（人际资源、网络）与象征资本（正当性）的投资进行再生产。然而，他的定义并非把阶级视为社会位置或生活风格而已，阶级秀异不只是固定的界线、物质的存在条件，更是象征斗争的竞技场——不同的社会群体经由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投资与配置，来竞逐社会区分的正当性（Bourdieu 1984）。 布赫迪厄的阶级理论，强调透过社会空间进行关系性的思考，也强调阶级的再生产是一个社会实作（social practice）。这样的分析消弭了主观的阶级（意识）与客观的阶级（位置）之间的二元对立，强调阶级是在日常互动的过程中做出来的（doing class）（Hanser 2008）。然而，其理论也被批评，预设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空间，假定资本积累的过程发生在一个相对同质与静态的系统里，较少考虑到个人的迁移流动，以及社会空间的开放边界、相互渗透。27近来的移民学者便呼吁跳脱单一民族国家的框架，透过“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尺度来分析迁移主体的多重位置与认同（Basch et. al 1994）。 已有一些研究开始探讨跨国移民的复杂的阶级认同形构。翁爱华（Aihwa Ong 1999）研究移居北美的香港移民，发现这些富裕的华人处心积虑地将他们的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如去英国留学、学英文与掌握上流文化品味），并透过持有多国护照的方式来维持“弹性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以利他们在多重国度中取得身分与权利。尽管这些跨国移民者能够在多重的政治版图与全球贸易中游走，他们在移民西方国家后，依然受制于阶层化的种族分类。有个著名的例子是，一位移民北加州的香港富贾，因为想把郊区的洋房加盖中国宫廷式的屋顶，受到白人邻居的抗议。她后来愤而搬离社区，威胁要把房子捐去当游民的收容所。这些富裕华人在移居国被视为低下的种族他者，他们进行文化资本积累的弹性策略仍面临结构性的限制。 阶级较低的移民也在其海外旅程中以相似但独特的方式经历了矛盾的阶级认同过程。研究罗马与洛杉矶的菲律宾移民的Rhacel Parreñas（2001）形容这种情况为“矛盾的阶级流动”。对女性移工而言，当个海外家务帮佣同时提升与贬低了她们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家务帮佣这份被污名化的工作虽然帮助移工获得足够的经济收益，但她们的地位却因此向下流动。她们的阶级脱位（dislocation）实肇因于全球化力量下区域发展不均等的背景脉络。 延续以上的文献，我用“跨国阶级画界”（transnational class mapping）的概念来描述阶级界线在跨国空间中的构成与变动。当阶级形构过程发生在横越不同国度的空间场域时，阶级与国族的界线不仅在结构的层次上相互缔连，国际迁移也创造了多重的主体位置，让个人得以跨越地理国度与社会藩篱来协商阶级界线的持续性与可变性。这样的阶级划分展现了全球化与在地化的交会力量。虽然阶级定位是在全球的层次上运作，然而，“做阶级”的互动实作，仍需透过在地的生活空间与文化资源来进行协商与斗争。 “跨国阶级画界”不仅形塑了移工的阶级位置与认同，也影响了那些未实际迁移、但以不同方式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人。没有进行物理迁移的人们，也透过跨文化的消费与想象，来定位自我以及他人。台湾的新富雇主透过消费家务移工的服务，彰显自身的阶级向上流动。然而，有些雇主的优势权威却因菲籍女佣较能掌握英语这项全球语言资本而受到挑战。在进口购买与出口提供家务服务的过程中，台湾雇主与菲律宾移工都试图透过跨国连带来提升他们的在地地位，进行多重资本的积累与转换。双方都被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想象所召唤，希冀成为具有国际观与现代性的主体，而英文作为一种全球语言，尤其体现了这样的想象。 修筑“家”与“家庭”的界线 “距离”与“领土”等空间意象，经常被用来描述一些没有具体存在，却在人们的体验中彷佛实存的社会差异与近似（Zerubavel 1991: 15）。空间确实是他者化过程中的具体元素之一。David Sibley（1995）便指出，“空间净化”（spatial purification）是社会空间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在营造环境中藉由强化空间隔离来突显社会界线的存在，藉此巩固对少数族群的排斥，并防止界线的逾越。私人家庭尤其是一个高度阶级化、纯净化的空间；井然有序与巩固疆界是家务空间与家庭生活的重要特征。 “家”，根据牛津英文字典的定义，意指“人，特别是其与家人的居住之所”。 当代的家与家庭的概念，作为私领域的表征，是特定社会与历史形构下的产物。公私领域的这组概念区分在不同的理论脉络里具有多重、差异的指涉28。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下，由于生产与再生产的分工，家庭与私人生活被建构为具有规范意义的私领域（“甜蜜温暖的巢穴”），成为人们躲避冷酷市场理性、混乱公领域的避风港（Lasch 1977）。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代表亲密关系的家庭生活，被普遍视为一处只容局内人进入的“后台领域”，庇护着他们的秘密与言行（Skolnick 1992）。 西方学者在批评家务全球分工可能造成的权力不平等之际，也感叹市场理性、商品化等力量介入亲密关系、家庭生活等私领域的后果（Hochschild 2003）。家务雇佣关系挑战了工作与家庭、公与私、在地与全球的截然二分。对于雇主与移工来说，作为亲密圈的“家庭”（family）与做为实际住所的“家”（home）都呈现断裂的状态。一方面，雇主“私”领域的家成为移工的“公领域”职场，而移工不仅是雇主家庭的局外人，也是地主国社会中的外来者。另一方面，不具血亲身分的移工需与雇主近距离同住，却被迫与自己的家人分隔两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私密家庭生活（private domesticity）的概念是历史、文化依存的建构，我们不应把家务劳工的同住视为雇主家庭隐私的必然障碍，在特定文化脉络或社会情境下，雇用帮佣可能成为实现家庭的“理想”建构的必要手段29，或是维护家庭私密生活的前提条件。比方说，当我问一位雇主，她是否觉得家庭生活因为一个外人的存在而受打扰，她回答：“不会啊！我以前跟婆婆住，也是有外人在家，和我婆婆比起来，至少我不必努力取悦我的女佣！”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媳妇可藉由雇用帮佣来避免跟丈夫的延伸家庭同住，核心家庭的隐私经由将家庭劳工内含为家庭的一份子而获得保障。相反地，雇主也可能透过看护工的雇用来外包照顾年迈父母或卧病家人的劳务，藉此维护了三代同堂、孝亲团圆的和乐家庭形象。 本书将检视当雇主与移工面对生活中“家”与“家庭”的断裂时，如何重新定义与建构空间界线，而这样的建构家／庭的空间实作也与他们如何协商阶级、族群与性别认同息息相关。我强调，“家庭”与“家”的框架是变动、可塑的，会在日常家务生活中依不同情境与偶发状况而调整。30家务劳动的操演便是维系家人连带与私密家庭生活的重要一环。最常见的例子是，女人会藉由打理日常三餐来“营建家庭”，透过熟悉家人的口味、关切营养的需求，来表达对于家庭成员的爱与关怀，此外，也透过共同进餐等日常生活仪式来建立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与集体认同（DeVault 1991）。 台湾的雇主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井然有序而邀请女性移工入住家中，但讽刺的是，他们经常不信任家务移工的卫生习惯与道德操守。当雇主把同住的移工视为“肮脏的外国人”时，会在家庭生活空间中如何区分界线与差异，来捍卫家庭领土不受他们所认知的外在危险的“污染”？此外，雇主又如何重新定义家庭的界线，以容纳家务移工近距离相处的共同生活？这份看不见的工作通常是由女性雇主来负责——她们在每天的家务生活中，要如何透过食物分配、进食仪式、空间配置等实作，来标记无形的界线？ 家务移工则在两个意义上经历了“家庭”界线的转变。首先，她们为了出国工作必须别家离子，其次，她们与雇主同住的贴身相处，再加上照顾老人与小孩的工作内容，也让她们在某个程度上成为雇主的代理家属与虚拟亲人。本书将探讨移工母亲如何透过情感、关心、货物、金钱等跨国回路，超过地理国度的区隔，营造跨国的家庭生活？其次，她们如何在从事“爱的劳动”的过程中，协商家人与非家人的界线、情感与工作的分际，在对被照顾对象投入情感之际，不至于伴随作为受雇者劳动权利的牺牲？31 家务移工也在跨国旅程中协商“家”的意义与参照点——何处是她们实际居住（肉身居所）的地方，以及何处是她们心理感情上感觉回“家”的地方（心有归属之处）。学者形容移工的这种两难处境是一种“过渡性的流离失所”（provisional diaspora）（Barber 2000），多数人仍想象未来以某种方式落叶归根。虽然，许多去国多年的移工归乡后却感觉处于“无家”（homeless）的矛盾情感状态中，促发她们想永远留在海外32。本书也将谈到在跨越多重国度的迁移旅程中，移工如何藉由与离散社群的连结来重新塑造家的意义。 总结来说，家务移工的雇用是一个连结公领域与私领域、交织全球与在地力量的权力场域。台湾雇主为了外包家务而邀请移工入住家中，但将她们排斥在家庭的亲密圈之外；东南亚移工跨越了国界藩篱，却遭遇无形的社会阻隔。审视阶级、性别与族群等界线间的缔连与互构，不只让我们探究国际迁移处境中复杂的认同政治，更彰显了全球不平等如何透过社会界线的在地生产，而得以再制或转变。 章节地图 本书的第一章探讨台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三地之间迁移连结的建立，是透过怎样的政策脉络与组织机制。我也将说明，亚洲移工的跨国移动，如何受到契约束缚、债务重担、地域规范等层层中介与约束。 第二章检视大众媒体与人力中介如何将移工“种族化”。透过广告论述与招工策略，移工中介以差异化的刻板印象来呈现印籍与菲籍女性，也分派给她们阶层化的工作内容与劳动条件。 第三、四章探究移工家务服务的供给面与需求面，检视位居阶级光谱两端的女性如何分别协商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界线。在第三章中，我们会看到台湾女雇主在聘雇市场代理者来处理家务、照顾孩子与老人的同时，如何捍卫自身道德化的妻子与母亲形象。在第四章里，我们会了解女性移工，在跨越国族疆界与性别界线之际，如何转化母职与婚姻的意义与实作。 第五、六章深入考察家务移工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与认同政治。第五章关注在家庭生活及城市空间中，排外与融入的地理策略如何运作。虽然移工在工作上备受监视，但她们仍可透过手机的使用与周日的集体现身，增加个人与我群的力量。第六章透过类型学的分析，考察雇主与移工如何发展不同的策略来协商彼此间的社会距离，并重构公、私领域间的界线。 结论部分再探画界工作这个理论主题，我也将讨论本研究的政策与行动意涵，包括照顾与家务工作的公共化、专业化，以及公民身分的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