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我开始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在入学的最初几周里，我要接受一系列的指导。在每一次活动完成特定的内容之后，我们都会被警告不要走出校方警力密切监控的区域。在我们收到的详细地图中，标划出了海德公园（Hyde Park）这一小块领土的起点与终点：这是安全区。我们还了解到，除非是众人结伴，或者参加某个正式活动，否则即便是在界线之外的那些美丽公园也属禁区。 结果象牙塔变成了象牙堡垒。我当时住在海德公园的西南侧，芝大安排了许多研究生住在那里。我的学生公寓在丛林小屋街（Cottage Grove Avenue）旁边一栋十层高的楼里。这栋建筑是海德公园与一个叫做木草地（Woodlawn）的穷困黑人区的历史性分界线。只要你曾在美国城市里的大学附近待过一段时间，你就不会对这种对比感到陌生。在分界线的一侧，坐落着景色怡人的哥特式校园。校内是优越的学生们，大多数都是白人，正在走去上课或者做运动。而在另外一侧，则是落魄的非洲裔美国人，正在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及服务（更换机油、擦洗窗户、出售毒品），或者在街角行乞。 我没有多少朋友，所以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开始作长途的散步，以了解这座城市。对于一名成长中的社会学家来说，芝加哥的街头是一场盛宴。我被各种不同文化的街区和触手可及的文化与传统迷住了。让我很开心的是，这座城市有一个叫做"罗杰斯公园"（Rogers Park）的片区，混聚着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作为一个来自南亚的移民之子，我成长于南加州的纯白人郊区。与那里不同的是，在这里的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族群地盘。 我当时对环绕在学校四周的穷困黑人街区尤其感兴趣。在这些街区里有将近半数的人不工作，据说那里是犯罪与帮派活动滋生的街区，是福利金节节攀升的街区。在1980年代后期，这些城市当中的隔离地带得到了国家的关注。我曾经常在那里散步，并开始在公园里打篮球，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犯罪行为，而且我也没有感受到什么明显的威胁。我好奇为什么学校一直都警告学生对其敬而远之。 事实上，当地居民也对我非常好奇。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在那些公园里很少会有非黑人的游客，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穿着稀奇古怪。我被询问了很多关于印度的问题--大多数我都无法回答，因为我搬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有时我会遇到野餐会，人们也会给我一些他们的黑人风味的食物。当我自称是个素食者而婉拒的时候，他们会有点迷惑。 但是正如我是这些人的陌生人，他们于我也是一样。 作为芝大沉重课业的一部分，我开始参加研讨课。在研讨课上，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个人偏好是如何发展的?我们能否预测人的行为?教育对于未来几代人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的标准模式是展开广泛的调查，然后运用复杂的数学方法来分析调查数据。这样就会得到统计描述类型，用以预测为什么一个人可能会得不到一份工作，或者进监狱，或者有私生子。制定好政策的关键，就是先要展开一项好的科学研究。 我喜欢研究者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但是比较起我在芝加哥街头看到的活力十足的生活，这种讨论显得既无趣又遥远，既抽象又呆板。尤为令我好奇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似乎并不喜欢与他们所写作的人群见面。这并非出自于任何敌意--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好心肠，而是因为与研究对象的实地交谈会被认为是杂乱的，非科学的，并且有产生偏颇的可能。 我的问题并不新鲜。实际上，社会学的领域一直以来就分为两个阵营：定量和统计技术型的研究者，以及经常与某个群体的人们共同生活，并通过直接观察来研究他们的生活的研究者。 第二个阵营通常被称为民族志研究者。他们使用第一手的材料来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比如，边缘社区中的人们如何生存?或者何种因素会导致一项政策在某些家庭那里执行良好，而在另外一些家庭里则进展不顺? 而定量社会学家经常会批评民族志研究的取向。他们认为这不够科学，认为答案可能会只与被观察到的特定群体有关。换句话说，要得到任何重要与普遍的结论，你都需要仰赖对大量的数据组，比如美国人口普查或者其他大众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我尚未真正遭遇到取向较为科学的社会学的挫折。但是当时我清楚，我不想整天只坐在教室里谈论数学。 所以我做了任何对种族和贫穷感兴趣的明智学生都会做的事情：我穿过走廊，敲响了威廉·尤利乌斯·威尔森（William Julius Wilson）办公室的门。威尔森是这一领域最有名的在世学者，也是社会学界最为杰出的非裔美国人。他已经在芝大执教将近二十年，曾经有两本著作重塑了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对于城市贫困的思考。 我及时逮着了威尔森--他当时正要去巴黎度假。但是他说，他同时也正要着手开始一项新的研究，而我可以参与，如果我愿意的话。 威尔森是一位温雅多思的人。他当时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衣服，尽管早已不再叼着他那标签式的烟斗，但是他看起来仍然像那种你在电影里看到的教授。如果你问他一个问题，他通常会沉默不语很久--他的确威严十足，然后才会给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 威尔森解释说，他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年轻黑人是如何受到其街区里各种因素影响的，比如说，在一个住宅计划区（housing project）中成长起来的穷人小孩，会比不在该计划区中成长的类似贫困的小孩获得更少的教育以及工作机会吗?在一个被其他穷人区环绕的街区长大的小孩，与出身穷人家庭，但是在一个富裕街区长大的小孩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后者有可能受益于富裕街区里的学校、服务以及工作机会吗? 威尔森的项目尚处于计划阶段。第一步是要设计出一份基本的调查问卷，他建议我帮助他另外一个研究生设计所要提问的问题。这意味着要回顾早期关于黑人青年的研究，要看以前的社会学家们所选择的是何种主题与问题。威尔森给了我一箱子旧问卷，他说我应该试着借鉴其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必要的新问题。我学习到：社会学家喜欢使用他们的同事已经用过的调查问题，以便发展出可供比较的结论。这是社会学里科学方法的关键部分。 我谢过威尔森，并去图书馆浏览他给我的问卷。我很快就发觉，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访谈任何一个人。 华盛顿公园和芝加哥大学隔着丛林小屋街相对，是芝加哥最为庄严华美的公园之一。它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和卡福特·佛克斯（Calvert Vaux）设计，面积将近四百英亩，包括一个美丽的游泳池，室内和室外篮球场，迷人的花园以及纵横其间的曲折小路。我喜欢在环绕公园的土路上跑步。在几十年前，它曾是一条用来举行赛马和赛车的路。到1940年代为止，公园周围的街区里大部分都还是爱尔兰人，但是当黑人家庭开始在附近置屋买房的时候，大部分的白人家庭就都搬走了。对于学校极力劝阻学生们不要在华盛顿公园逗留，我一直都很奇怪。我没有见到所谓的危险，至少在白天没有。 在跑步之后，我有时候会待在公园中央那个宽阔的沼泽泻湖旁。有一伙老年黑人，大约六七个，每天都会聚集在那里玩牌，喝啤酒，在泻湖中钓鲈鱼。我会花上几个钟头坐在那里，听他们聊天。直到当时为止，我对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对城市黑人区里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我是在一年前刚从加州搬到芝加哥来的。在加州，我就读的是绝对白人为主的学校--位于海边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 我一直在阅读一些有关芝加哥黑人社区的历史著作，有时我也会向这些人询问我所读到的事件和人物。比起书中的历史，他们讲述的故事要远为生动。他们通晓机关政治的错综复杂--比方说，要得到一份工作或者建筑许可，你必须要跟谁交朋友。他们会聊起他们年轻时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以及它跟今天的帮派如何截然不同。有人痛心地说："黑豹曾有过针对儿童的早餐项目，但是现在这些黑帮只会冲他们开枪，喂他们吃毒品。"我已经对民权运动时期的黑豹在芝加哥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了解。不过，我从电影、报纸，当然还有从芝大不断发布的有关回避特定街区的警告中所得到的关于现代黑帮的知识，实在有限。 一位老者关于种族的言论让我尤为感兴趣。他的观点是：白人和黑人永远不能公开对话，更不必说生活在一起了。他们当中最为健谈的是列奥纳多·考布斯（Leonard Combs），他也被唤作"老时光"。一天，他跟我说："永远不要相信白人，不过也不要觉得黑人会好到哪里去。" "老时光"每天都来华盛顿公园，带着他的渔具、午餐和啤酒。他会戴一顶破旧的米色钓鱼帽。因为牙齿掉的太多，他说话的时候，口香糖会吧唧作响。但是他很爱聊天，尤其是聊芝加哥。 "我们住在城中之城，"他说，"我们跟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你就会理解这座城市是如何运转的。" "你是说白人和黑人永远不会融洽相处?"我问道。 一个名叫查理·巴特勒（Charlie Butler）的人插话了。"在这座城市里有两种白人，"他说，"和两种黑人。一种白人会在你进入他们的街区时揍你，他们住在桥港（Bridgeport）和西南部。另外一种只是不会请你进去，他们会在你进入他们的街区时报警--就像你住的地方，海德公园。而条子将会痛揍你一顿。" 查理是一个退休的工厂工人，一个有着纹身的健壮男人，臂膀发达，很久以前曾是某个大专学院里的橄榄球明星。查理有时会来海德公园，在那些黑人们聚集的小餐馆里吃早餐或午餐，但是他决不会待到日落之后，也决不会走到住宅区的路上去，他说，因为警察会盯上他。 "那么黑人呢?"我问。 "有一种黑人会千方百计找门路住在你住的地方!"查理接着说，"不要问我为什么，还有许多黑人都知道这没用，就像我们。我们只是混混日子，我们住在这附近，地方不算太漂亮，但是至少不会挨揍，至少不会挨条子揍。" "这就是自从黑人们来到这座城市以后的情况，""老时光"说，"而且不会改变。" "你是说你没有任何白人朋友?"我问道。 "你有任何黑人朋友吗?""老时光"狡黠地反诘，根本就没想让我回答。"你也可以问问你的教授们，他们是否有。"他说，明显为自己的非难而开心。 从这些对话中，我开始对芝加哥黑人的观点略知一二。最主要的情绪是，由于这座城市的运行机制，任何重要的社会进步都机会渺茫。 我对这种宿命论颇感陌生。如果你成长在富裕的南加州，那即便是像我这样与政治关系不大的人，也会对美国制度的运作有一种内在信仰，并且会坚信人们可以发现一种解决彼此差异的方式，哪怕是种族差异。我当时开始认识到我自己浅陋经验的局限性。几乎每一次与"老时光"以及他的朋友们的谈话都会以政治与种族的交集问题结束。我无法明了他们论述中的所有细节，尤其是那些有关地方政治的细节，但即便是我也能够看出：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与社会学家表述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一天，我问"老时光"和他的朋友们，是否愿意接受我为威尔森的调查所做的访谈，他们同意了。我尝试了几天，但是毫无进展。绝大部分的谈话都结束于漫谈神侃、一连串的插嘴打岔和半截子的想法。 查理看得出我的沮丧。"在你放弃以前，"他说，"你或许应该和那些你真正想要谈话的人聊聊--年轻人，而不是我们。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开始寻找年轻黑人。我在芝大的图书馆查阅了人口普查资料，要寻找一个有着年龄段在十六到二十四岁之间的成员的黑人家庭的地区。湖泊公园计划区似乎不错，至少在资料上是这样的。我随机选择了4040号大楼，在打印的人口普查资料上标出了年轻人居住的公寓。这就是我将要登门访谈的对象。"老时光"说我可以在任何一天前往。"在计划区里的绝大多数黑人都不工作，"他说，"所以他们没别的地方可去。"但我仍然认为周末是找到许多人的最佳时间。 在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周六下午，我前去寻找湖泊公园南4040号。这是奥克兰（Oakland）的几栋高楼大厦之一，位于芝大以北大约两英里的湖滨地带。奥克兰是芝加哥当时最为贫困的社区之一，其失业率、福利费率以及犯罪率都较高。从20世纪早期的南部移民开始，它的居民就一直以黑人为主。湖泊计划区周围的街区根本就不能算是街区。街上行人稀疏，在某些街口，空地甚至比建筑物还要多。除了寥寥可数的酒铺和破旧的杂货店，就没有什么商业可言了。这让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住宅计划区，即便建在城里，也与城市生活的概念毫不相关。城市的魅力在于其各个不同的地区：漫步在一座优美的城市，你可以见到各种各样高高低低的建筑、商业、消遣娱乐、各个族群以及各种公共生活的表现。但是住宅计划区，至少从外部看起来，千篇一律，毫无生趣--各栋建筑密集地拥挤在一起，但却又像毒素一般，与城市的其他地区分离。 这些建筑布局紧密，看起来就像是高大的跳棋棋盘，黯淡的黄色砖墙上排列着沉闷乏味的窗户。有几扇窗户的痕迹表明公寓曾发生过火灾，黑色的烟熏污渍向上蔓延，状如墓碑。绝大部分的建筑只有一个入口，大多聚集着年轻人。 这个时候，我已经习惯了在一个黑人街区附近转悠，总是被好多人盯着看。今天也一样，当我走进湖泊公园计划区的一栋建筑时，有五六个年轻人在盯着我。在这里应当说一句，我当时也应该被盯着。直到几个月之前，我还在为感恩死亡（Grateful Dead）乐队着迷，而我在当时也还着迷于杰利·加西亚（Terry Garcia）以及他那支寻欢作乐的乐队。我留着马尾辫，穿着扎染过的衬衣，看上去必定十分古怪。我当时喜欢说一些玄妙的话，大部分跟公路之旅的力量有关；我们系其他的研究生都认为我只是过于天真，而非一个神经错乱者。回想起来，我也不能说他们错了。 尽管天真，但我还不至于看不出在这栋我正靠近的建筑物的一楼大厅里的情形。开车和步行的消费者纷至沓来，有白人也有黑人，匆匆进去购买毒品，然后又匆匆离开。我不确定这是否就是4040号大楼，也找不到号码，所以我只好走了进去。入口通道弥漫着酒精、煤烟和小便的味道。年轻的人们或站或蹲在塑胶板条箱上，其中许多人跺着脚御寒。我低下头，吸了口气，迅速从他们身边走过。 他们目光阴沉地看着我走过。一个大个子的年轻人，身高至少有六尺六寸，在我走过的时候没有让路。我和他擦身而过，险些失去平衡。 里面有一长排损毁的金属信箱，有许多连门都掉了。到处都在滴水，在地上汇聚成水坑。吵嚷和尖叫声从楼上倾泻下来，让人觉得这整栋楼是某种活死人墓。 走过入口通道，里边更黑暗了。我能够分辨出电梯，但是四下里一片漆黑，也找不到按钮。我觉得自己仍被注视着，应该快点按下按钮，但是四下摸索，却徒劳无功。然后我开始寻找楼梯，也一无所获。我的左边是某种巨大的障碍物，但是我非常害怕，不敢绕过它。我的右边是一条走廊。我决定走这条路，想要找到楼梯，或者至少是一扇可以敲的门。在我转身的时候，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干什么呢，哥们，你来这儿有事吗?"他二十多岁，大约和我一样高，一样黑。他的声音深沉有力，又冰冷无情，好像他经常问同一个问题。他穿着宽松牛仔裤、肥大的夹克，还戴着一顶棒球帽。他的耳环闪闪发亮，门牙上的金饰也是一样。还有其他几个年轻人，一样的穿着，都站在我身后。 我告诉他们我来这里做入户访谈。 "没有人住在这里。"他说。 "我在为大学做一项研究，"我说，"我必须要去610室或者703室。" "已经很久没有人住在那些公寓里了。"他说。 "好吧，那你介意我上去敲一下门吗?" "没错，我们很介意。"他说。 我又试了一次："可能我走错楼了。这里是4040号吗?" 他摇着头说："没有人住在这儿。所以你不会跟任何人交谈。" 我决定最好离开。我拿着我的包和记事板，往回走过了大厅。我穿过大楼的前方，踩过一片开阔的草地--草都已经枯萎，其间乱丢着汽水罐和碎玻璃。我转过身，回望这栋建筑，有许多窗户是亮着灯的。我好奇为什么我的新朋友刚才坚称这栋楼没有人居住。我后来才得知，帮派成员例行公事地以此类的话来回绝所有的访客："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住在这里。"他们会尽力阻止社会工作者、学校老师以及维修人员进入这栋楼，以免影响他们的毒品交易。 那些楼里的年轻人仍然在看着我，但是没有跟过来。我来到下一栋高楼，发现了暗黄色的砖墙上模糊的记号：4040号。我现在至少到了一个正确的地方。这里的一楼大厅是空的，所以我很快绕过了另外一排破旧的信箱，穿过另外一个潮湿阴冷的大厅。电梯根本全都不见了，在本该有门的地方是一个大洞，墙上涂鸦遍布。 开始爬楼梯的时候，我闻到了强烈的尿臊味。某些楼层的楼梯漆黑一片，另外一些有着微弱的光。我爬了四层，也可能是五层楼梯，我正努力数着，然后就到了一个楼梯间。一群年轻人，大约是高中生的年纪，正在掷骰子赌钱。 "黑鬼，你他妈的来这儿干吗?"其中一个叫了起来。我努力要认清他们的脸，但是在微弱的光线里，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 我试着又作一次解释，"我是大学生，正在做一项研究，正在寻找某些家庭。" 这些年轻人向我跳了过来，跳到距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有人再次问我来做什么，我向他们说了我所寻找的公寓号码。他们对我说，没有人住在这栋楼里。 突然间更多的人冒了出来，其中有几个年龄更大一点。有一个人，跟我年龄相仿，戴着一顶过大的棒球帽，抓住了我的记事板，问我来干什么。我试图解释，但是他似乎并不感兴趣。他一直调整着他那过大的，不断滑落到脸上的帽子。 "朱利奥（Julio）来到这里，说他是个学生，"他对所有人说。他的腔调表明，他并不相信我。然后他转向我，"你代表谁?" "代表?"我问。 "拜托，黑鬼!"一个年轻人喊道，"我们知道你还有同伙，告诉我们是谁。" 另外一个人大笑着从他的腰带上拔出了一件东西。开始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然后它接触到了一束光线，我才看出来那是一把枪。他四处挥舞着它，偶尔用它指着我的脑袋，不断嘟哝着什么--"我来看着他。"他好像在说。 然后他又笑了。"不要跟王者们耍滑头，"他说，"告诉我们你都知道些什么。" "等一下，黑鬼。"另外一个人说。他正拿着一把刀，刀锋有六英寸。他开始绕着手指转动它，刀把在他的手中旋转。我冒出了一个极其古怪的念头：我的朋友布莱恩（Brian）在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s）为我们挖洞搭帐篷时，用的是同一种刀。"让我们玩一下这小子。"他说，"来吧，朱利奥，你住在哪儿?在东边，是不是?你看起来不像西边的墨西哥人。你混左边还是右边? 五还是六?你是跟着王者们混的，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会查出来的，所以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们。" 王者或是鲨鱼，混左或者右，五或是六。看起来我成了朱利奥，一个从东部来的墨西哥帮派成员。我还不清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另外两个年轻人开始搜我的包。他们抓出了问卷，笔和纸，几本社会学的书，还有我的钥匙，另外有人拍打我身上。那个戴着超大帽子，拿走我记事板的家伙查看了纸张，把所有东西还给了我，并让我问一个问题。 当时虽然很冷，我还是汗水涔涔。我向后仰身，试图让光线照到问卷上。第一个问题是我从其他类似的调查中改编的，是探询年轻人自我理解的问题组之一。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样?"我读道。然后我给出了多选的答案项："很差，有点差，不好不坏，还不错，非常好。" 那个戴着超大帽子的家伙开始大笑，其他人也跟着哈哈大笑。 "我操!"他跟我说，"你他妈的一定是在搞笑。" 他转过身去，又嘀咕了些什么，逗得其他人笑得越发不可收。他们继续争吵我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语速极快，我很难跟上。他们似乎和我一样困惑。我没有武器，没有纹身，没有穿戴任何表明属于其他帮派的东西--我没有向左或者右歪戴着帽子，没有穿绿色或是红色，我没有星星勋章，无论是五颗还是六颗。 有两个人开始讨论我的命运。一个人说，"如果他在这里不回去，他们就会来找他。" "没错，我要来开第一枪，"另外一个说，"上一次我只能看仓库。操，这次我要到车里去。我要开枪打那些黑鬼。" "这些墨西哥人不怕这个。他们在监狱里莫名其妙地就自相残杀。你最好让我来处理，小子，你甚至连墨西哥话也不会说。" "哥们，我在监狱里碰到过他们许多人。有一天我干掉三个。" 他们越发张扬，彼此的侮辱也越来越厉害。 "没错，我和你妈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墨西哥话。" "黑鬼，你爹才是个墨西哥人呢。" 我在某一阶冰冷的混凝土楼梯上坐了下来，试图努力跟上他们在谈论的东西。他们当中有些人似乎认为我是一个墨西哥黑帮的先遣侦察员，正在为发动一次偷袭而做侦察。从我所能得到的信息中，似乎有些黑人帮派与某些墨西哥帮派结盟了，而在其他方面，他们又是竞争对手。 当一小队人马来到楼梯间的时候，他们停止了交谈。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大家伙，体格健硕，却有着一张娃娃脸。他看起来和我年龄差不多，可能会比我大上几岁。他让现场安静了下来。他咬着一根牙签，也可能是一个棒棒糖，从气势上来看明显是老大。他看了看现场的每个人，好像记住了各人正在做什么。他的名字是J.T.，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名字--他马上就要成为我未来很长时间的生活中最为敬畏的人。 J.T.问那帮人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没有人能够给他一个直接的回答。然后他转向我："你在这儿干吗?" 他有几颗闪闪发光的金牙，戴着一只硕大的钻石耳环。他那一双深陷的眼睛，直视着我，不动声色。我又一次开始了我的演说：我是一个大学生，如此如此这般。 "你说西班牙语吗?"他问。 "不!"有人喊道，"但是他可能说墨西哥话!" "黑鬼，闭上你的鸟嘴。"J.T.说。然后有人提到了我的问卷，这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让我向他解释一下。 我尽最大可能解释了这个项目。我说，这是一个由国家的贫困专家所指导的项目，目的是了解年轻黑人的生活，以便设计更好的公共政策。我说，我的角色非常基层：完成问卷，为这个研究生产数据。我讲完了，然后是一阵可怕的沉默。所有人都在等待，看着J.T.。 他从我手里取过问卷，大致翻看了一下，然后还给了我。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动作，都深思熟虑，强劲有力。 我给他读了为其他人读过的同一个问题。他没有大笑，而是微笑了。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样? "我不是个黑人。"他回答说，故意环视着其他人。 "好吧，那么，作为一个非裔美国穷人的感觉如何?"由于担心刚才冒犯了他，我尽量以抱歉的口吻说。 "我也不是非裔美国人。我是一个黑鬼。"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要问他作为一个黑鬼的感觉，我当然很不安。他从我这里取走问卷，更加仔细地看了起来。他翻动卷面，自己读着问题。他似乎失望了，不过我感觉到，他的失望不是冲着我的。 "黑鬼就是住在这栋楼里的人，"他最后说，"非裔美国人住在郊区。非裔美国人打着领带去上班。黑鬼们找不到工作。" 他又看了几页问卷。"你从这玩意儿里什么也学不到。"他不断摇着头，然后扫视着其他那些站着的年龄稍长的人，察看是否他们也同意他的质疑。然后他向我靠过身来，静静地说："要是你根本连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做这个?"他的语气有点指责意味，但是更多的是失望，其中好像还带着些困惑。 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或许我该起身离开?但是他很快转身走开，告诉那些背后的年轻人"盯着他"--也就是我。 事情的进展似乎让他们很兴奋。J.T.在的时候，他们都安静地站着，但是现在他们变得活跃起来。一个人跟我说："哥们，你不应该那样对付他。看，你本应该只告诉他你是谁。你本来可能已经走了。他本来可能让你走的。" "没错，你搞砸了，黑鬼，"另外一个人说，"你真把这事儿搞砸了。" 我向后靠在寒冷的台阶上，很疑惑我"搞砸"了什么。那一天，我还是首次有时间思考发生了什么事情。各种想法胡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跟我的人身安全有关：要是威尔森知道了这事儿，他妈的会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应该把访谈对象称呼为黑人、非裔美国人，还是黑鬼?每一个博士生都要过这一关吗?我能上厕所吗?太阳已经落山，天更冷了。我把夹克拉紧，俯下身子，努力抵挡寒意。 "唷，佛雷泽（Freeze），来一瓶?" 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提着一个满是啤酒的杂货袋走了过来，并且递了一瓶给一个看着我的年轻人。他把啤酒递给每一个在场的人。他们的心情很快都变得不错，甚至给了我一瓶。 现在完全是黑夜了，没有人想要离开，年轻的人们只是坐在楼梯上，互相讲着各种故事：性征服，吸食大麻的最佳方法，他们想要与其做爱的学校老师，不断增长的衣服开销，他们想要干掉的警察，以及当他们的高楼被拆除以后，他们将要去哪里。最后一件事情让我吃了一惊，在我们大学的记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些计划区将要被拆除。 "你们要离开吗?"我问道，"你们要去什么样的街区呢?" "黑鬼，有人让你说话吗?"一个人说。 "没错，朱利奥，"另外一个人靠近了说，"你跟这儿没关系。" 我沉默了一会儿，但是另外有些人过来了，他们更健谈。我得知，芝加哥住宅局（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CHA）确实正要拆除湖泊计划区，以建造共管公寓和连排别墅。有些居民打算擅自继续住在这里，而帮派会帮助他们偷电。 到这时，我已经明白了，我在这个楼梯间无意碰到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一个会众甚广的帮派里的低级成员。这个出售可卡因的帮派叫做"黑暗之王"。年长的成员们解释说，帮派曾试图预先阻止拆迁，不过这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慈善活动：这栋楼被拆除之后，他们将会失去他们最好的毒品出售点之一。 有一阵，我试图插入一个研究问题--住在这里的人都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楼里没有警察?但是他们似乎对回答我的问题不感兴趣，而更愿意自顾聊着性爱、权力和金钱。 几个小时之后，J.T.回来了。有几个人跟着他，每人手里都拎着一个杂货袋。更多的啤酒。夜有点深了，人人都显得有点昏沉。气氛变得沉闷，有些年轻人一直都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不过在这个时候，啤酒似乎可以安定人心。 "给。"J.T.说，又给了我一瓶啤酒。然后他靠近我，静静地说："你知道你不应该在这里的。"他似乎为我感到抱歉，与此同时，还在好奇我的出现。然后，他也开始谈起了已排上日程的湖泊计划区的拆迁。他说他和他的人待在这栋楼里部分也是为了抗议，要和居民一起来挑战住宅当局把他们赶出去的决定。 然后他问我从哪里来。 "加州，"我说，并很奇怪话题的改变，"出生在印度。" "嗯，所以你不懂西班牙语。" "实际上，我懂。" "看!我说过这黑鬼是个墨西哥人。"一个帮派成员说，并且突然站了起来，手里还攥着一瓶啤酒。"我们本应该揍他一顿，哥们!把他送回他的人那儿去。你知道他们今晚上要来，你知道他们会在这里。我们需要准备……" J.T.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然后转向我。"你不是芝加哥人，"他说，"你真的不应该走进这些计划区，你会受到伤害的。" J.T.开始问我问题。他问我，我还准备带着我的问卷去哪些其他的黑人街区，为什么研究者要使用像我用的那种多选调查，为什么他们不是跟人们谈话，当一个教授能赚多少钱。 然后他问我，通过研究年轻黑人，我想要得到什么。我简要列举了几个社会学家提出的有关城市贫困的迫切问题。 "我曾上过一些社会学课程，"他说，"在大专里。我恨那些狗屁。" 我绝没料到，这个人居然会说出"大专"这个词，但是他的确说了。我不想用光自己的运气，所以我想我应该继续倾听，并且希望会有机会询问他的背景。 这时，每个人似乎都醉醺醺的，而且更为吓人的是，他们都对即将与墨西哥人的帮派战争十分兴奋。一些年长的人开始讨论部署细节--把帮众安排到何处来战斗，哪些空闲的公寓可以用作瞭望点，等等。 J.T.打消了他们认为当晚将会有事发生的信心。他再次命令两个年轻人和我待在一起。然后就离开了。我又回到了我的座位，时不时地灌上一口啤酒。看起来我要和他们一起过夜了，所以我试着接受自己的命运。当他们说我可以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感激不已--最后却发现，那里不过是几层楼上的另外一个楼梯间而已。考虑到水，或许还有尿，正不断滴到我们的楼梯间，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用一个低层的楼梯间。 这些年轻人整夜都待在楼梯间，喝酒抽烟。有些人偶尔晃到阳台上，去看有没有车停到楼下。有个家伙把一个空的啤酒瓶从六楼扔到地面。玻璃的破碎声回响在楼梯间，吓了我一跳，但是其他人连头也没有缩一下。 不断有新人进来，不断带来更多的啤酒。他们含混地讨论帮派的事情，以及不同帮派所拥有的不同武器。我尽可能专心地听，但是不再提问。有人偶尔会再问我的背景。他们最终似乎都确信，我实际上不是墨西哥帮派的成员，尽管还是有人继续关心我"说墨西哥话"。有些人坐在混凝土地面上，头靠着墙，不留神间打起了瞌睡。 我几乎整晚都坐在冰冷的台阶上，努力避开突出来的金属残片。我也想睡觉，但是我太紧张了。 最终，J.T.回来了。早晨的阳光已经打进了楼梯间。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又心事重重。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他对我说，"以后在这座城市里走路的时候，加倍小心。"然后，在我开始收拾我的包和记事板的时候，他跟我谈起更为恰当的研究人的方法。他说，"你不应该四处问人们那些愚蠢的问题。像我们这种人，你应该和他们在一起混，了解他们做什么，他们怎么做。没有人会回答这种问题的，你要理解年轻人是怎么在街上生活的。" J.T.居然是这么有思想的人，我大为吃惊。似乎他要帮助我成功，或者至少觉得自己要对我的安全负责。我站起来，走向楼梯。一个年长的人站了出来，伸出了他的手。我感到惊讶。在我握着他的手的时候，他冲我点点头。我向后看了一眼，发现每个人，包括J.T.，都在看着。 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夜之后，你能说些什么呢?我想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只是转过身，离开了。 在我走回位于海德公园的公寓的路上，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彻底改变了。从一个街区走到另外一个街区的时候，我会想着帮派的界线。看到一群人聚在街角，我会猜他们是否在保护他们的地盘。我有太多的问题：为什么人人都要加入帮派?有什么好处?他们待在楼梯间里，不会感到无聊吗?而且他们怎么可能那么久地忍受尿臊味?我觉得包里的调查表既沉重又一无是处。我开始担忧我和威尔森教授之间的关系。他当然不会同意我擅自开展的实验之旅，我也担心，在得知了我的所作所为之后，他是否会把我调出这个项目。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教授--的声音进入了我的脑海。他总是给我一些有关教育的建议。在我的大学生涯里，他强调听从老师的必要性。在我前往芝加哥的时候，他告诉我，在研究生院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和我的指导教授处好关系。 我洗了一个澡，并且想着今天的其他部分。我要读书，写论文，要洗衣服。但是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我试着睡觉，但是也睡得断断续续。前一晚的情形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我想打个电话，但是打给谁?我跟威尔森研究小组的任何成员都不熟--而且他们要是发现了我的行为，估计也会觉得沮丧。我认识到，如果我真的想要了解在芝加哥城中城里那些年轻黑人的复杂生活，就只有一个好的选择：接受J.T.的建议，跟他们混在一起。所以我又前往湖泊计划区，去看看能否再次找到J.T.和他的帮派。 在沿着丛林小屋街向北走的时候，我并没有真的害怕。我当然有一点紧张，但是我非常确信，J.T.并没有把我当作任何一种威胁。最坏的情况?不过是尴尬罢了。他和他的帮派会要我离开，或者会嘲笑我要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渴望。 我在下午两点左右到达。这次我带来了六瓶装的啤酒。大约有十几个年轻人在4040号楼前面，围绕着他们的车站着。有些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其他几个人在把网球丢向大楼，以这种方式玩着手球。在我靠近的时候，他们都转过来看着我。 "你一定是在搞笑。"我听到有人这么说。然后我看到了J.T.，他正靠在一辆汽车上，笑着摇头。 "啤酒?"我说，丢给他一瓶。"你说过，要是我想知道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就应该跟他们混在一起。" J.T.没有回答。有几个人质疑地大笑起来，"他是个疯子，我告诉过你!"一个人说。 "黑鬼想要和我们在一起混!" "我还是觉得他是个拉丁王者。" 最终J.T.说话了，"好吧，这位兄弟想要混，"他毫不担心地说，"就让他混吧!" J.T.咧嘴笑着，打开了他的啤酒。其他人围过来，很快分光了剩下的啤酒。然后，出乎意料，他们全都忙自己的事儿去了。他们既不像在谈什么紧迫的事情，也没有聊任何犯罪活动。他们大多在聊要给他们的车装什么轮毂；有几个人在应付买毒品的人，把小瓶的毒品给那些从附近楼里走过来的，或者是开着跑车来的人。远处可以看到几个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在做周日漫步。少数帮派成员站在4040号楼前面警戒，过了一会儿，一些在车子附近厮混的人换了他们的班。 J.T.问了我许多问题：你总是使用这些调查表?在完成这一研究之后，你能得到一份好工作吗?你为什么不研究你自己的人群? 最后这个变成了他特别喜欢的问题。我感觉和J.T.之间有着一种奇怪的亲密，这跟我和好朋友们之间的关系不同。这一直都很难解释，到现在也是如此，但是不知何故，我们立刻就彼此对味儿了，而且关系非比寻常。 在J.T.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努力表现得冷淡，但是内心里却因为他对我的工作好奇而十分受用。我感觉到，我正在跟某位绝大多数人可能都知之甚少的人聊天。我并不十分确定我们的谈话会通向何方，但是我感到我正在得到一种非常独特的关于贫困街区生活的视点。有大量关于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年轻人的论文，但是绝大多数都依赖于失业、犯罪和家庭困顿的干巴巴的统计数据。我加入比尔·威尔森的团队，就是希望能够更接近真实。这个机会现在正站在我面前。 J.T.会时不时地走进大楼，去秘密会见某位驾车前来的人。 我玩了一会儿手球，展示了我那来之不易的郊区足球技艺--在我的头上颠了几十下网球。有些年长的帮派成员好奇我的身份，我在大学里的角色，当然还有我回来的原因。他们看起来和我一样疲惫，这感觉就好像我们都在参与某个欢迎彼此出现的喜剧娱乐活动。 我一般都说得很少。我问了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大多都是关于他们的车，为什么它们要被调得这么高，它们换不换机油--并很快发现，这一策略可能确实管用。我得知，在那一夜之前，他们并不十分愿意被询问。他们可能已经被警察、社会工作者，偶尔还有记者们提问得太多。所以我只是随便聊聊，试着消磨时光，并且表现得好像以前我一直在这里一样。 当J.T.从一次大楼之旅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站直了。 "好了!"他喊道，"他们准备好了，让我们过去。"他命令一些年轻成员进入一楼大厅，并让其余的人进入他们的汽车。他表情滑稽地看着我，我能看出来，他在想要对我说什么。我希望他邀请我一起去他们要去的任何地方。 "你拿着球呢，"他说，"留着它吧，我们必须要走了。你为什么不在下周来这里见我呢?早晨，如何?" 这一提议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当然不会拒绝他。J.T.伸出了他的手，我抓住它摇了摇。我又一次想要说点俏皮话。"好的，当然，"我说，"但是下次你来买单。" 他转身奔向他的车，一辆闪亮的紫色美宜堡（Malibu）经典型轿车，金色的轮毂。突然之间，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 1989年秋，我开始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在入学的最初几周里，我要接受一系列的指导。在每一次活动完成特定的内容之后，我们都会被警告不要走出校方警力密切监控的区域。在我们收到的详细地图中，标划出了海德公园（Hyde Park）这一小块领土的起点与终点：这是安全区。我们还了解到，除非是众人结伴，或者参加某个正式活动，否则即便是在界线之外的那些美丽公园也属禁区。 结果象牙塔变成了象牙堡垒。我当时住在海德公园的西南侧，芝大安排了许多研究生住在那里。我的学生公寓在丛林小屋街（Cottage Grove Avenue）旁边一栋十层高的楼里。这栋建筑是海德公园与一个叫做木草地（Woodlawn）的穷困黑人区的历史性分界线。只要你曾在美国城市里的大学附近待过一段时间，你就不会对这种对比感到陌生。在分界线的一侧，坐落着景色怡人的哥特式校园。校内是优越的学生们，大多数都是白人，正在走去上课或者做运动。而在另外一侧，则是落魄的非洲裔美国人，正在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及服务（更换机油、擦洗窗户、出售毒品），或者在街角行乞。 我没有多少朋友，所以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开始作长途的散步，以了解这座城市。对于一名成长中的社会学家来说，芝加哥的街头是一场盛宴。我被各种不同文化的街区和触手可及的文化与传统迷住了。让我很开心的是，这座城市有一个叫做"罗杰斯公园"（Rogers Park）的片区，混聚着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作为一个来自南亚的移民之子，我成长于南加州的纯白人郊区。与那里不同的是，在这里的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族群地盘。 我当时对环绕在学校四周的穷困黑人街区尤其感兴趣。在这些街区里有将近半数的人不工作，据说那里是犯罪与帮派活动滋生的街区，是福利金节节攀升的街区。在1980年代后期，这些城市当中的隔离地带得到了国家的关注。我曾经常在那里散步，并开始在公园里打篮球，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犯罪行为，而且我也没有感受到什么明显的威胁。我好奇为什么学校一直都警告学生对其敬而远之。 事实上，当地居民也对我非常好奇。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在那些公园里很少会有非黑人的游客，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穿着稀奇古怪。我被询问了很多关于印度的问题--大多数我都无法回答，因为我搬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有时我会遇到野餐会，人们也会给我一些他们的黑人风味的食物。当我自称是个素食者而婉拒的时候，他们会有点迷惑。 但是正如我是这些人的陌生人，他们于我也是一样。 作为芝大沉重课业的一部分，我开始参加研讨课。在研讨课上，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个人偏好是如何发展的?我们能否预测人的行为?教育对于未来几代人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的标准模式是展开广泛的调查，然后运用复杂的数学方法来分析调查数据。这样就会得到统计描述类型，用以预测为什么一个人可能会得不到一份工作，或者进监狱，或者有私生子。制定好政策的关键，就是先要展开一项好的科学研究。 我喜欢研究者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但是比较起我在芝加哥街头看到的活力十足的生活，这种讨论显得既无趣又遥远，既抽象又呆板。尤为令我好奇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似乎并不喜欢与他们所写作的人群见面。这并非出自于任何敌意--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好心肠，而是因为与研究对象的实地交谈会被认为是杂乱的，非科学的，并且有产生偏颇的可能。 我的问题并不新鲜。实际上，社会学的领域一直以来就分为两个阵营：定量和统计技术型的研究者，以及经常与某个群体的人们共同生活，并通过直接观察来研究他们的生活的研究者。 第二个阵营通常被称为民族志研究者。他们使用第一手的材料来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比如，边缘社区中的人们如何生存?或者何种因素会导致一项政策在某些家庭那里执行良好，而在另外一些家庭里则进展不顺? 而定量社会学家经常会批评民族志研究的取向。他们认为这不够科学，认为答案可能会只与被观察到的特定群体有关。换句话说，要得到任何重要与普遍的结论，你都需要仰赖对大量的数据组，比如美国人口普查或者其他大众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我尚未真正遭遇到取向较为科学的社会学的挫折。但是当时我清楚，我不想整天只坐在教室里谈论数学。 所以我做了任何对种族和贫穷感兴趣的明智学生都会做的事情：我穿过走廊，敲响了威廉·尤利乌斯·威尔森（William Julius Wilson）办公室的门。威尔森是这一领域最有名的在世学者，也是社会学界最为杰出的非裔美国人。他已经在芝大执教将近二十年，曾经有两本著作重塑了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对于城市贫困的思考。 我及时逮着了威尔森--他当时正要去巴黎度假。但是他说，他同时也正要着手开始一项新的研究，而我可以参与，如果我愿意的话。 威尔森是一位温雅多思的人。他当时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衣服，尽管早已不再叼着他那标签式的烟斗，但是他看起来仍然像那种你在电影里看到的教授。如果你问他一个问题，他通常会沉默不语很久--他的确威严十足，然后才会给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 威尔森解释说，他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年轻黑人是如何受到其街区里各种因素影响的，比如说，在一个住宅计划区（housing project）中成长起来的穷人小孩，会比不在该计划区中成长的类似贫困的小孩获得更少的教育以及工作机会吗?在一个被其他穷人区环绕的街区长大的小孩，与出身穷人家庭，但是在一个富裕街区长大的小孩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后者有可能受益于富裕街区里的学校、服务以及工作机会吗? 威尔森的项目尚处于计划阶段。第一步是要设计出一份基本的调查问卷，他建议我帮助他另外一个研究生设计所要提问的问题。这意味着要回顾早期关于黑人青年的研究，要看以前的社会学家们所选择的是何种主题与问题。威尔森给了我一箱子旧问卷，他说我应该试着借鉴其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必要的新问题。我学习到：社会学家喜欢使用他们的同事已经用过的调查问题，以便发展出可供比较的结论。这是社会学里科学方法的关键部分。 我谢过威尔森，并去图书馆浏览他给我的问卷。我很快就发觉，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访谈任何一个人。 华盛顿公园和芝加哥大学隔着丛林小屋街相对，是芝加哥最为庄严华美的公园之一。它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和卡福特·佛克斯（Calvert Vaux）设计，面积将近四百英亩，包括一个美丽的游泳池，室内和室外篮球场，迷人的花园以及纵横其间的曲折小路。我喜欢在环绕公园的土路上跑步。在几十年前，它曾是一条用来举行赛马和赛车的路。到1940年代为止，公园周围的街区里大部分都还是爱尔兰人，但是当黑人家庭开始在附近置屋买房的时候，大部分的白人家庭就都搬走了。对于学校极力劝阻学生们不要在华盛顿公园逗留，我一直都很奇怪。我没有见到所谓的危险，至少在白天没有。 在跑步之后，我有时候会待在公园中央那个宽阔的沼泽泻湖旁。有一伙老年黑人，大约六七个，每天都会聚集在那里玩牌，喝啤酒，在泻湖中钓鲈鱼。我会花上几个钟头坐在那里，听他们聊天。直到当时为止，我对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对城市黑人区里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我是在一年前刚从加州搬到芝加哥来的。在加州，我就读的是绝对白人为主的学校--位于海边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 我一直在阅读一些有关芝加哥黑人社区的历史著作，有时我也会向这些人询问我所读到的事件和人物。比起书中的历史，他们讲述的故事要远为生动。他们通晓机关政治的错综复杂--比方说，要得到一份工作或者建筑许可，你必须要跟谁交朋友。他们会聊起他们年轻时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以及它跟今天的帮派如何截然不同。有人痛心地说："黑豹曾有过针对儿童的早餐项目，但是现在这些黑帮只会冲他们开枪，喂他们吃毒品。"我已经对民权运动时期的黑豹在芝加哥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了解。不过，我从电影、报纸，当然还有从芝大不断发布的有关回避特定街区的警告中所得到的关于现代黑帮的知识，实在有限。 一位老者关于种族的言论让我尤为感兴趣。他的观点是：白人和黑人永远不能公开对话，更不必说生活在一起了。他们当中最为健谈的是列奥纳多·考布斯（Leonard Combs），他也被唤作"老时光"。一天，他跟我说："永远不要相信白人，不过也不要觉得黑人会好到哪里去。" "老时光"每天都来华盛顿公园，带着他的渔具、午餐和啤酒。他会戴一顶破旧的米色钓鱼帽。因为牙齿掉的太多，他说话的时候，口香糖会吧唧作响。但是他很爱聊天，尤其是聊芝加哥。 "我们住在城中之城，"他说，"我们跟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你就会理解这座城市是如何运转的。" "你是说白人和黑人永远不会融洽相处?"我问道。 一个名叫查理·巴特勒（Charlie Butler）的人插话了。"在这座城市里有两种白人，"他说，"和两种黑人。一种白人会在你进入他们的街区时揍你，他们住在桥港（Bridgeport）和西南部。另外一种只是不会请你进去，他们会在你进入他们的街区时报警--就像你住的地方，海德公园。而条子将会痛揍你一顿。" 查理是一个退休的工厂工人，一个有着纹身的健壮男人，臂膀发达，很久以前曾是某个大专学院里的橄榄球明星。查理有时会来海德公园，在那些黑人们聚集的小餐馆里吃早餐或午餐，但是他决不会待到日落之后，也决不会走到住宅区的路上去，他说，因为警察会盯上他。 "那么黑人呢?"我问。 "有一种黑人会千方百计找门路住在你住的地方!"查理接着说，"不要问我为什么，还有许多黑人都知道这没用，就像我们。我们只是混混日子，我们住在这附近，地方不算太漂亮，但是至少不会挨揍，至少不会挨条子揍。" "这就是自从黑人们来到这座城市以后的情况，""老时光"说，"而且不会改变。" "你是说你没有任何白人朋友?"我问道。 "你有任何黑人朋友吗?""老时光"狡黠地反诘，根本就没想让我回答。"你也可以问问你的教授们，他们是否有。"他说，明显为自己的非难而开心。 从这些对话中，我开始对芝加哥黑人的观点略知一二。最主要的情绪是，由于这座城市的运行机制，任何重要的社会进步都机会渺茫。 我对这种宿命论颇感陌生。如果你成长在富裕的南加州，那即便是像我这样与政治关系不大的人，也会对美国制度的运作有一种内在信仰，并且会坚信人们可以发现一种解决彼此差异的方式，哪怕是种族差异。我当时开始认识到我自己浅陋经验的局限性。几乎每一次与"老时光"以及他的朋友们的谈话都会以政治与种族的交集问题结束。我无法明了他们论述中的所有细节，尤其是那些有关地方政治的细节，但即便是我也能够看出：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与社会学家表述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一天，我问"老时光"和他的朋友们，是否愿意接受我为威尔森的调查所做的访谈，他们同意了。我尝试了几天，但是毫无进展。绝大部分的谈话都结束于漫谈神侃、一连串的插嘴打岔和半截子的想法。 查理看得出我的沮丧。"在你放弃以前，"他说，"你或许应该和那些你真正想要谈话的人聊聊--年轻人，而不是我们。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开始寻找年轻黑人。我在芝大的图书馆查阅了人口普查资料，要寻找一个有着年龄段在十六到二十四岁之间的成员的黑人家庭的地区。湖泊公园计划区似乎不错，至少在资料上是这样的。我随机选择了4040号大楼，在打印的人口普查资料上标出了年轻人居住的公寓。这就是我将要登门访谈的对象。"老时光"说我可以在任何一天前往。"在计划区里的绝大多数黑人都不工作，"他说，"所以他们没别的地方可去。"但我仍然认为周末是找到许多人的最佳时间。 在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周六下午，我前去寻找湖泊公园南4040号。这是奥克兰（Oakland）的几栋高楼大厦之一，位于芝大以北大约两英里的湖滨地带。奥克兰是芝加哥当时最为贫困的社区之一，其失业率、福利费率以及犯罪率都较高。从20世纪早期的南部移民开始，它的居民就一直以黑人为主。湖泊计划区周围的街区根本就不能算是街区。街上行人稀疏，在某些街口，空地甚至比建筑物还要多。除了寥寥可数的酒铺和破旧的杂货店，就没有什么商业可言了。这让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住宅计划区，即便建在城里，也与城市生活的概念毫不相关。城市的魅力在于其各个不同的地区：漫步在一座优美的城市，你可以见到各种各样高高低低的建筑、商业、消遣娱乐、各个族群以及各种公共生活的表现。但是住宅计划区，至少从外部看起来，千篇一律，毫无生趣--各栋建筑密集地拥挤在一起，但却又像毒素一般，与城市的其他地区分离。 这些建筑布局紧密，看起来就像是高大的跳棋棋盘，黯淡的黄色砖墙上排列着沉闷乏味的窗户。有几扇窗户的痕迹表明公寓曾发生过火灾，黑色的烟熏污渍向上蔓延，状如墓碑。绝大部分的建筑只有一个入口，大多聚集着年轻人。 这个时候，我已经习惯了在一个黑人街区附近转悠，总是被好多人盯着看。今天也一样，当我走进湖泊公园计划区的一栋建筑时，有五六个年轻人在盯着我。在这里应当说一句，我当时也应该被盯着。直到几个月之前，我还在为感恩死亡（Grateful Dead）乐队着迷，而我在当时也还着迷于杰利·加西亚（Terry Garcia）以及他那支寻欢作乐的乐队。我留着马尾辫，穿着扎染过的衬衣，看上去必定十分古怪。我当时喜欢说一些玄妙的话，大部分跟公路之旅的力量有关；我们系其他的研究生都认为我只是过于天真，而非一个神经错乱者。回想起来，我也不能说他们错了。 尽管天真，但我还不至于看不出在这栋我正靠近的建筑物的一楼大厅里的情形。开车和步行的消费者纷至沓来，有白人也有黑人，匆匆进去购买毒品，然后又匆匆离开。我不确定这是否就是4040号大楼，也找不到号码，所以我只好走了进去。入口通道弥漫着酒精、煤烟和小便的味道。年轻的人们或站或蹲在塑胶板条箱上，其中许多人跺着脚御寒。我低下头，吸了口气，迅速从他们身边走过。 他们目光阴沉地看着我走过。一个大个子的年轻人，身高至少有六尺六寸，在我走过的时候没有让路。我和他擦身而过，险些失去平衡。 里面有一长排损毁的金属信箱，有许多连门都掉了。到处都在滴水，在地上汇聚成水坑。吵嚷和尖叫声从楼上倾泻下来，让人觉得这整栋楼是某种活死人墓。 走过入口通道，里边更黑暗了。我能够分辨出电梯，但是四下里一片漆黑，也找不到按钮。我觉得自己仍被注视着，应该快点按下按钮，但是四下摸索，却徒劳无功。然后我开始寻找楼梯，也一无所获。我的左边是某种巨大的障碍物，但是我非常害怕，不敢绕过它。我的右边是一条走廊。我决定走这条路，想要找到楼梯，或者至少是一扇可以敲的门。在我转身的时候，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干什么呢，哥们，你来这儿有事吗?"他二十多岁，大约和我一样高，一样黑。他的声音深沉有力，又冰冷无情，好像他经常问同一个问题。他穿着宽松牛仔裤、肥大的夹克，还戴着一顶棒球帽。他的耳环闪闪发亮，门牙上的金饰也是一样。还有其他几个年轻人，一样的穿着，都站在我身后。 我告诉他们我来这里做入户访谈。 "没有人住在这里。"他说。 "我在为大学做一项研究，"我说，"我必须要去610室或者703室。" "已经很久没有人住在那些公寓里了。"他说。 "好吧，那你介意我上去敲一下门吗?" "没错，我们很介意。"他说。 我又试了一次："可能我走错楼了。这里是4040号吗?" 他摇着头说："没有人住在这儿。所以你不会跟任何人交谈。" 我决定最好离开。我拿着我的包和记事板，往回走过了大厅。我穿过大楼的前方，踩过一片开阔的草地--草都已经枯萎，其间乱丢着汽水罐和碎玻璃。我转过身，回望这栋建筑，有许多窗户是亮着灯的。我好奇为什么我的新朋友刚才坚称这栋楼没有人居住。我后来才得知，帮派成员例行公事地以此类的话来回绝所有的访客："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住在这里。"他们会尽力阻止社会工作者、学校老师以及维修人员进入这栋楼，以免影响他们的毒品交易。 那些楼里的年轻人仍然在看着我，但是没有跟过来。我来到下一栋高楼，发现了暗黄色的砖墙上模糊的记号：4040号。我现在至少到了一个正确的地方。这里的一楼大厅是空的，所以我很快绕过了另外一排破旧的信箱，穿过另外一个潮湿阴冷的大厅。电梯根本全都不见了，在本该有门的地方是一个大洞，墙上涂鸦遍布。 开始爬楼梯的时候，我闻到了强烈的尿臊味。某些楼层的楼梯漆黑一片，另外一些有着微弱的光。我爬了四层，也可能是五层楼梯，我正努力数着，然后就到了一个楼梯间。一群年轻人，大约是高中生的年纪，正在掷骰子赌钱。 "黑鬼，你他妈的来这儿干吗?"其中一个叫了起来。我努力要认清他们的脸，但是在微弱的光线里，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 我试着又作一次解释，"我是大学生，正在做一项研究，正在寻找某些家庭。" 这些年轻人向我跳了过来，跳到距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有人再次问我来做什么，我向他们说了我所寻找的公寓号码。他们对我说，没有人住在这栋楼里。 突然间更多的人冒了出来，其中有几个年龄更大一点。有一个人，跟我年龄相仿，戴着一顶过大的棒球帽，抓住了我的记事板，问我来干什么。我试图解释，但是他似乎并不感兴趣。他一直调整着他那过大的，不断滑落到脸上的帽子。 "朱利奥（Julio）来到这里，说他是个学生，"他对所有人说。他的腔调表明，他并不相信我。然后他转向我，"你代表谁?" "代表?"我问。 "拜托，黑鬼!"一个年轻人喊道，"我们知道你还有同伙，告诉我们是谁。" 另外一个人大笑着从他的腰带上拔出了一件东西。开始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然后它接触到了一束光线，我才看出来那是一把枪。他四处挥舞着它，偶尔用它指着我的脑袋，不断嘟哝着什么--"我来看着他。"他好像在说。 然后他又笑了。"不要跟王者们耍滑头，"他说，"告诉我们你都知道些什么。" "等一下，黑鬼。"另外一个人说。他正拿着一把刀，刀锋有六英寸。他开始绕着手指转动它，刀把在他的手中旋转。我冒出了一个极其古怪的念头：我的朋友布莱恩（Brian）在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s）为我们挖洞搭帐篷时，用的是同一种刀。"让我们玩一下这小子。"他说，"来吧，朱利奥，你住在哪儿?在东边，是不是?你看起来不像西边的墨西哥人。你混左边还是右边? 五还是六?你是跟着王者们混的，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会查出来的，所以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们。" 王者或是鲨鱼，混左或者右，五或是六。看起来我成了朱利奥，一个从东部来的墨西哥帮派成员。我还不清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另外两个年轻人开始搜我的包。他们抓出了问卷，笔和纸，几本社会学的书，还有我的钥匙，另外有人拍打我身上。那个戴着超大帽子，拿走我记事板的家伙查看了纸张，把所有东西还给了我，并让我问一个问题。 当时虽然很冷，我还是汗水涔涔。我向后仰身，试图让光线照到问卷上。第一个问题是我从其他类似的调查中改编的，是探询年轻人自我理解的问题组之一。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样?"我读道。然后我给出了多选的答案项："很差，有点差，不好不坏，还不错，非常好。" 那个戴着超大帽子的家伙开始大笑，其他人也跟着哈哈大笑。 "我操!"他跟我说，"你他妈的一定是在搞笑。" 他转过身去，又嘀咕了些什么，逗得其他人笑得越发不可收。他们继续争吵我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语速极快，我很难跟上。他们似乎和我一样困惑。我没有武器，没有纹身，没有穿戴任何表明属于其他帮派的东西--我没有向左或者右歪戴着帽子，没有穿绿色或是红色，我没有星星勋章，无论是五颗还是六颗。 有两个人开始讨论我的命运。一个人说，"如果他在这里不回去，他们就会来找他。" "没错，我要来开第一枪，"另外一个说，"上一次我只能看仓库。操，这次我要到车里去。我要开枪打那些黑鬼。" "这些墨西哥人不怕这个。他们在监狱里莫名其妙地就自相残杀。你最好让我来处理，小子，你甚至连墨西哥话也不会说。" "哥们，我在监狱里碰到过他们许多人。有一天我干掉三个。" 他们越发张扬，彼此的侮辱也越来越厉害。 "没错，我和你妈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墨西哥话。" "黑鬼，你爹才是个墨西哥人呢。" 我在某一阶冰冷的混凝土楼梯上坐了下来，试图努力跟上他们在谈论的东西。他们当中有些人似乎认为我是一个墨西哥黑帮的先遣侦察员，正在为发动一次偷袭而做侦察。从我所能得到的信息中，似乎有些黑人帮派与某些墨西哥帮派结盟了，而在其他方面，他们又是竞争对手。 当一小队人马来到楼梯间的时候，他们停止了交谈。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大家伙，体格健硕，却有着一张娃娃脸。他看起来和我年龄差不多，可能会比我大上几岁。他让现场安静了下来。他咬着一根牙签，也可能是一个棒棒糖，从气势上来看明显是老大。他看了看现场的每个人，好像记住了各人正在做什么。他的名字是J.T.，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名字--他马上就要成为我未来很长时间的生活中最为敬畏的人。 J.T.问那帮人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没有人能够给他一个直接的回答。然后他转向我："你在这儿干吗?" 他有几颗闪闪发光的金牙，戴着一只硕大的钻石耳环。他那一双深陷的眼睛，直视着我，不动声色。我又一次开始了我的演说：我是一个大学生，如此如此这般。 "你说西班牙语吗?"他问。 "不!"有人喊道，"但是他可能说墨西哥话!" "黑鬼，闭上你的鸟嘴。"J.T.说。然后有人提到了我的问卷，这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让我向他解释一下。 我尽最大可能解释了这个项目。我说，这是一个由国家的贫困专家所指导的项目，目的是了解年轻黑人的生活，以便设计更好的公共政策。我说，我的角色非常基层：完成问卷，为这个研究生产数据。我讲完了，然后是一阵可怕的沉默。所有人都在等待，看着J.T.。 他从我手里取过问卷，大致翻看了一下，然后还给了我。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动作，都深思熟虑，强劲有力。 我给他读了为其他人读过的同一个问题。他没有大笑，而是微笑了。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样? "我不是个黑人。"他回答说，故意环视着其他人。 "好吧，那么，作为一个非裔美国穷人的感觉如何?"由于担心刚才冒犯了他，我尽量以抱歉的口吻说。 "我也不是非裔美国人。我是一个黑鬼。"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要问他作为一个黑鬼的感觉，我当然很不安。他从我这里取走问卷，更加仔细地看了起来。他翻动卷面，自己读着问题。他似乎失望了，不过我感觉到，他的失望不是冲着我的。 "黑鬼就是住在这栋楼里的人，"他最后说，"非裔美国人住在郊区。非裔美国人打着领带去上班。黑鬼们找不到工作。" 他又看了几页问卷。"你从这玩意儿里什么也学不到。"他不断摇着头，然后扫视着其他那些站着的年龄稍长的人，察看是否他们也同意他的质疑。然后他向我靠过身来，静静地说："要是你根本连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做这个?"他的语气有点指责意味，但是更多的是失望，其中好像还带着些困惑。 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或许我该起身离开?但是他很快转身走开，告诉那些背后的年轻人"盯着他"--也就是我。 事情的进展似乎让他们很兴奋。J.T.在的时候，他们都安静地站着，但是现在他们变得活跃起来。一个人跟我说："哥们，你不应该那样对付他。看，你本应该只告诉他你是谁。你本来可能已经走了。他本来可能让你走的。" "没错，你搞砸了，黑鬼，"另外一个人说，"你真把这事儿搞砸了。" 我向后靠在寒冷的台阶上，很疑惑我"搞砸"了什么。那一天，我还是首次有时间思考发生了什么事情。各种想法胡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跟我的人身安全有关：要是威尔森知道了这事儿，他妈的会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应该把访谈对象称呼为黑人、非裔美国人，还是黑鬼?每一个博士生都要过这一关吗?我能上厕所吗?太阳已经落山，天更冷了。我把夹克拉紧，俯下身子，努力抵挡寒意。 "唷，佛雷泽（Freeze），来一瓶?" 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提着一个满是啤酒的杂货袋走了过来，并且递了一瓶给一个看着我的年轻人。他把啤酒递给每一个在场的人。他们的心情很快都变得不错，甚至给了我一瓶。 现在完全是黑夜了，没有人想要离开，年轻的人们只是坐在楼梯上，互相讲着各种故事：性征服，吸食大麻的最佳方法，他们想要与其做爱的学校老师，不断增长的衣服开销，他们想要干掉的警察，以及当他们的高楼被拆除以后，他们将要去哪里。最后一件事情让我吃了一惊，在我们大学的记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些计划区将要被拆除。 "你们要离开吗?"我问道，"你们要去什么样的街区呢?" "黑鬼，有人让你说话吗?"一个人说。 "没错，朱利奥，"另外一个人靠近了说，"你跟这儿没关系。" 我沉默了一会儿，但是另外有些人过来了，他们更健谈。我得知，芝加哥住宅局（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CHA）确实正要拆除湖泊计划区，以建造共管公寓和连排别墅。有些居民打算擅自继续住在这里，而帮派会帮助他们偷电。 到这时，我已经明白了，我在这个楼梯间无意碰到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一个会众甚广的帮派里的低级成员。这个出售可卡因的帮派叫做"黑暗之王"。年长的成员们解释说，帮派曾试图预先阻止拆迁，不过这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慈善活动：这栋楼被拆除之后，他们将会失去他们最好的毒品出售点之一。 有一阵，我试图插入一个研究问题--住在这里的人都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楼里没有警察?但是他们似乎对回答我的问题不感兴趣，而更愿意自顾聊着性爱、权力和金钱。 几个小时之后，J.T.回来了。有几个人跟着他，每人手里都拎着一个杂货袋。更多的啤酒。夜有点深了，人人都显得有点昏沉。气氛变得沉闷，有些年轻人一直都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不过在这个时候，啤酒似乎可以安定人心。 "给。"J.T.说，又给了我一瓶啤酒。然后他靠近我，静静地说："你知道你不应该在这里的。"他似乎为我感到抱歉，与此同时，还在好奇我的出现。然后，他也开始谈起了已排上日程的湖泊计划区的拆迁。他说他和他的人待在这栋楼里部分也是为了抗议，要和居民一起来挑战住宅当局把他们赶出去的决定。 然后他问我从哪里来。 "加州，"我说，并很奇怪话题的改变，"出生在印度。" "嗯，所以你不懂西班牙语。" "实际上，我懂。" "看!我说过这黑鬼是个墨西哥人。"一个帮派成员说，并且突然站了起来，手里还攥着一瓶啤酒。"我们本应该揍他一顿，哥们!把他送回他的人那儿去。你知道他们今晚上要来，你知道他们会在这里。我们需要准备……" J.T.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然后转向我。"你不是芝加哥人，"他说，"你真的不应该走进这些计划区，你会受到伤害的。" J.T.开始问我问题。他问我，我还准备带着我的问卷去哪些其他的黑人街区，为什么研究者要使用像我用的那种多选调查，为什么他们不是跟人们谈话，当一个教授能赚多少钱。 然后他问我，通过研究年轻黑人，我想要得到什么。我简要列举了几个社会学家提出的有关城市贫困的迫切问题。 "我曾上过一些社会学课程，"他说，"在大专里。我恨那些狗屁。" 我绝没料到，这个人居然会说出"大专"这个词，但是他的确说了。我不想用光自己的运气，所以我想我应该继续倾听，并且希望会有机会询问他的背景。 这时，每个人似乎都醉醺醺的，而且更为吓人的是，他们都对即将与墨西哥人的帮派战争十分兴奋。一些年长的人开始讨论部署细节--把帮众安排到何处来战斗，哪些空闲的公寓可以用作瞭望点，等等。 J.T.打消了他们认为当晚将会有事发生的信心。他再次命令两个年轻人和我待在一起。然后就离开了。我又回到了我的座位，时不时地灌上一口啤酒。看起来我要和他们一起过夜了，所以我试着接受自己的命运。当他们说我可以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感激不已--最后却发现，那里不过是几层楼上的另外一个楼梯间而已。考虑到水，或许还有尿，正不断滴到我们的楼梯间，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用一个低层的楼梯间。 这些年轻人整夜都待在楼梯间，喝酒抽烟。有些人偶尔晃到阳台上，去看有没有车停到楼下。有个家伙把一个空的啤酒瓶从六楼扔到地面。玻璃的破碎声回响在楼梯间，吓了我一跳，但是其他人连头也没有缩一下。 不断有新人进来，不断带来更多的啤酒。他们含混地讨论帮派的事情，以及不同帮派所拥有的不同武器。我尽可能专心地听，但是不再提问。有人偶尔会再问我的背景。他们最终似乎都确信，我实际上不是墨西哥帮派的成员，尽管还是有人继续关心我"说墨西哥话"。有些人坐在混凝土地面上，头靠着墙，不留神间打起了瞌睡。 我几乎整晚都坐在冰冷的台阶上，努力避开突出来的金属残片。我也想睡觉，但是我太紧张了。 最终，J.T.回来了。早晨的阳光已经打进了楼梯间。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又心事重重。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他对我说，"以后在这座城市里走路的时候，加倍小心。"然后，在我开始收拾我的包和记事板的时候，他跟我谈起更为恰当的研究人的方法。他说，"你不应该四处问人们那些愚蠢的问题。像我们这种人，你应该和他们在一起混，了解他们做什么，他们怎么做。没有人会回答这种问题的，你要理解年轻人是怎么在街上生活的。" J.T.居然是这么有思想的人，我大为吃惊。似乎他要帮助我成功，或者至少觉得自己要对我的安全负责。我站起来，走向楼梯。一个年长的人站了出来，伸出了他的手。我感到惊讶。在我握着他的手的时候，他冲我点点头。我向后看了一眼，发现每个人，包括J.T.，都在看着。 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夜之后，你能说些什么呢?我想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只是转过身，离开了。 在我走回位于海德公园的公寓的路上，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彻底改变了。从一个街区走到另外一个街区的时候，我会想着帮派的界线。看到一群人聚在街角，我会猜他们是否在保护他们的地盘。我有太多的问题：为什么人人都要加入帮派?有什么好处?他们待在楼梯间里，不会感到无聊吗?而且他们怎么可能那么久地忍受尿臊味?我觉得包里的调查表既沉重又一无是处。我开始担忧我和威尔森教授之间的关系。他当然不会同意我擅自开展的实验之旅，我也担心，在得知了我的所作所为之后，他是否会把我调出这个项目。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教授--的声音进入了我的脑海。他总是给我一些有关教育的建议。在我的大学生涯里，他强调听从老师的必要性。在我前往芝加哥的时候，他告诉我，在研究生院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和我的指导教授处好关系。 我洗了一个澡，并且想着今天的其他部分。我要读书，写论文，要洗衣服。但是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我试着睡觉，但是也睡得断断续续。前一晚的情形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我想打个电话，但是打给谁?我跟威尔森研究小组的任何成员都不熟--而且他们要是发现了我的行为，估计也会觉得沮丧。我认识到，如果我真的想要了解在芝加哥城中城里那些年轻黑人的复杂生活，就只有一个好的选择：接受J.T.的建议，跟他们混在一起。所以我又前往湖泊计划区，去看看能否再次找到J.T.和他的帮派。 在沿着丛林小屋街向北走的时候，我并没有真的害怕。我当然有一点紧张，但是我非常确信，J.T.并没有把我当作任何一种威胁。最坏的情况?不过是尴尬罢了。他和他的帮派会要我离开，或者会嘲笑我要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渴望。 我在下午两点左右到达。这次我带来了六瓶装的啤酒。大约有十几个年轻人在4040号楼前面，围绕着他们的车站着。有些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其他几个人在把网球丢向大楼，以这种方式玩着手球。在我靠近的时候，他们都转过来看着我。 "你一定是在搞笑。"我听到有人这么说。然后我看到了J.T.，他正靠在一辆汽车上，笑着摇头。 "啤酒?"我说，丢给他一瓶。"你说过，要是我想知道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就应该跟他们混在一起。" J.T.没有回答。有几个人质疑地大笑起来，"他是个疯子，我告诉过你!"一个人说。 "黑鬼想要和我们在一起混!" "我还是觉得他是个拉丁王者。" 最终J.T.说话了，"好吧，这位兄弟想要混，"他毫不担心地说，"就让他混吧!" J.T.咧嘴笑着，打开了他的啤酒。其他人围过来，很快分光了剩下的啤酒。然后，出乎意料，他们全都忙自己的事儿去了。他们既不像在谈什么紧迫的事情，也没有聊任何犯罪活动。他们大多在聊要给他们的车装什么轮毂；有几个人在应付买毒品的人，把小瓶的毒品给那些从附近楼里走过来的，或者是开着跑车来的人。远处可以看到几个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在做周日漫步。少数帮派成员站在4040号楼前面警戒，过了一会儿，一些在车子附近厮混的人换了他们的班。 J.T.问了我许多问题：你总是使用这些调查表?在完成这一研究之后，你能得到一份好工作吗?你为什么不研究你自己的人群? 最后这个变成了他特别喜欢的问题。我感觉和J.T.之间有着一种奇怪的亲密，这跟我和好朋友们之间的关系不同。这一直都很难解释，到现在也是如此，但是不知何故，我们立刻就彼此对味儿了，而且关系非比寻常。 在J.T.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努力表现得冷淡，但是内心里却因为他对我的工作好奇而十分受用。我感觉到，我正在跟某位绝大多数人可能都知之甚少的人聊天。我并不十分确定我们的谈话会通向何方，但是我感到我正在得到一种非常独特的关于贫困街区生活的视点。有大量关于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年轻人的论文，但是绝大多数都依赖于失业、犯罪和家庭困顿的干巴巴的统计数据。我加入比尔·威尔森的团队，就是希望能够更接近真实。这个机会现在正站在我面前。 J.T.会时不时地走进大楼，去秘密会见某位驾车前来的人。 我玩了一会儿手球，展示了我那来之不易的郊区足球技艺--在我的头上颠了几十下网球。有些年长的帮派成员好奇我的身份，我在大学里的角色，当然还有我回来的原因。他们看起来和我一样疲惫，这感觉就好像我们都在参与某个欢迎彼此出现的喜剧娱乐活动。 我一般都说得很少。我问了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大多都是关于他们的车，为什么它们要被调得这么高，它们换不换机油--并很快发现，这一策略可能确实管用。我得知，在那一夜之前，他们并不十分愿意被询问。他们可能已经被警察、社会工作者，偶尔还有记者们提问得太多。所以我只是随便聊聊，试着消磨时光，并且表现得好像以前我一直在这里一样。 当J.T.从一次大楼之旅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站直了。 "好了!"他喊道，"他们准备好了，让我们过去。"他命令一些年轻成员进入一楼大厅，并让其余的人进入他们的汽车。他表情滑稽地看着我，我能看出来，他在想要对我说什么。我希望他邀请我一起去他们要去的任何地方。 "你拿着球呢，"他说，"留着它吧，我们必须要走了。你为什么不在下周来这里见我呢?早晨，如何?" 这一提议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当然不会拒绝他。J.T.伸出了他的手，我抓住它摇了摇。我又一次想要说点俏皮话。"好的，当然，"我说，"但是下次你来买单。" 他转身奔向他的车，一辆闪亮的紫色美宜堡（Malibu）经典型轿车，金色的轮毂。突然之间，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