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12年寿命的最后4年里，纳粹政权造成了对将近2000万非武装人员的屠杀。[ 没有人能给出精确的死亡数字，无论是总数还是任何受害群体的数字。拉梅尔（1992）考察了许多估计数后建议我们应该采用较为可信数字的中间点。按此计算的结果是2100万。] 虽然犹太人成了主要的受害者，但他们占总数不到三分之一，而他们的种族灭绝只是发生在杀戮顺序中的较后阶段。首先到来的是20世纪30年代街道上、警察和德国集中营的暴力的升级——杀了仅几千人，但重要的是让施害人和普通大众对此感到习惯和受到锻炼。第一个阶段的重点较少集中于犹太人而更多集中于德国政治反对派，特别是左翼人士。这在将温和派从政治中清除出去的过程中是最基本的——就像同样在其他谋杀性清洗事件中发生的一样。虽然这是以政治为目的的选择性镇压，但政治敌人还是以社会有机论、种族类的形容词被斥为“异族的”、“非德国的”等等。1938年“水晶之夜”和奥地利的德奥合并曾在较短一段时间内将纳粹的怒火集中在犹太人身上，但次年这就被在所谓的代码为T4[ 纳粹德国“国家医疗机构协调局”的代号，取自其在柏林总部的地址动物园街4号。]的安乐死项目中开始的第一次系统性的杀戮遮蔽了。 T4杀死精神障碍和紊乱的德国人，以使他们不再有后代。总体上，估计有25万名这样特别无助的受害人被杀害，占了方圆内所有能找到的精神疾病患者的较大百分比（伯利，1994；德·米尔德特，1996；克里,1983）。这是联合国定义下的种族灭绝，尽管它不是族群性的种族灭绝。生物学—种族主义的推理方式也使得纳粹下令杀戮“关联者”（包括惯犯）、同性恋以及那些具有严重出生缺陷或异常身体的人，如侏儒等，他们被认为会将生物学缺陷带入雅利安血统。对他们的杀戮是不规则的，太多人活了下来，因此不构成种族灭绝性质，但是人数较少的非雅利安族少数裔群体，如德国的卡舒布人和索布人以及在克里米亚的克利姆察克人（Krimtchaks）确实遭受了种族灭绝。 吉卜赛人在一阵延搁之后也遭到谋杀。他们在一种意识形态困境中面对纳粹。1939年几个主要的纳粹视其为亚人类，就像他们对待犹太人和波兰人一样。他们的流浪和人们想象的小偷小摸习惯又使他们被另划为反社会者。不过，纳粹理论家承认吉卜赛人属于雅利安后裔。希姆莱建议通过将“更纯洁部落”隔离居住在保护区来保存“他们的人种”的“古老的纯洁性”——直到马丁·鲍曼（希特勒的代言人）制止了他。从1942年年末，在奥斯威辛的吉卜赛人被射杀、饿死、过度劳作被折磨致死，或死在约瑟夫·门格尔的恐怖实验之中。针对他们的系统性散放毒气行动始于1944年。在比利时、克罗地亚、爱沙尼亚、荷兰和立陶宛的吉卜赛人大多被消灭，同奥地利和德国的四分之三吉卜赛人一样。但是别处的吉卜赛人善于躲避。他们的死亡数字估计大致在20万—26万之间，约占欧洲吉卜赛人的四分之一，尽管界定谁是吉卜赛人是困难的（克罗,1996：汉考克,1996；赫斯等，1978：62—68；肯里克和富克森，1972：183—184；皮尔逊，1983：200）。关于这是怎样的种族灭绝有很多争议。意图明摆着，但它受挫于目标的难以捕捉，所以这是未遂的种族灭绝。假如纳粹赢得了战争，它可能已经实现了。 斯拉夫人当中有比其他所有民族更多的人被杀死（亨恰克，1990：122—124；库马尼夫,1990:140）。在1939年征服波兰的过程中，纳粹越过了欧洲历史上甚至是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的界限，这在本书第2章被讨论过。拉豪森少将在战后作证时说暴君曾下令对被占领的波兰实行双重的军事/民用控制，以实现“对民族的根除”和“政治战场的打扫”（纽伦堡法庭，1946，第8卷：588）。纳粹确实杀死了几乎所有他们能够发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波兰人。党卫军上将伯杰敦促道：“多杀两个波兰人比少杀两个波兰人要好。一个野蛮国家无法以一种文明方式治理。”差一点达到300万的非犹太裔波兰人被杀害，也许是20世纪中最彻底的政治灭绝、消灭敌国精英的事件。当波兰人看着犹太人被根除时，许多人相信战后他们会是下一个种族灭绝对象（戈登，1984：101；古特曼，1990）。实际上，纳粹为他们准备了几种不同的命运——三分之一的人进行政治灭绝，再三分之一隔离，余下的野蛮驱逐至俄国。本来打算的结果不完全是种族灭绝。 随着1941年年中对苏联的侵入，杀戮开始以苏联平民和犹太人为主要对象，起初是通过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特别部队”）射击小队，然后是党卫军、宪兵和国防军以及集中营。纳粹杀死了600万至700万非犹太裔苏联平民（近400万乌克兰人、200万白俄罗斯人和在俄罗斯共和国的150万人），加上330万苏联战俘，占所有苏联战俘的57%——同时英美死于德国俘虏营的战俘不到4%（他们被纳粹视为雅利安人）。这些苏联平民和战俘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是被枪杀或用毒气毒死；其余的被抛于野外、折磨致死，干脆不让吃饱以便病死或饿死（斯特赖特，1978：10）。“只有”大约15%的乌克兰非犹太人死于这些方式，还有约10%的波兰人和约10%的白俄罗斯人——而波兰有90%的犹太人死亡。但绝对数字令人恐怖。这不是完全的种族灭绝，因为苏联斯拉夫人太多，你不至于认为可以将他们全部杀光。相反，纳粹的目的是要清除那些他们想象的可能会反对他们的人（政治灭绝），以野蛮驱逐将其余大量的人赶往中亚地区，然后将剩下的30%作为处于奴隶般隔离状态的农夫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俄罗斯人被打算给予与波兰人同样的命运，但是他们具有更好的反抗条件。 随德国军队一同旅行的意大利作家马拉帕蒂提供了一份其亲眼所见的关于该政策的生动描述。在一个被毁坏的乌克兰村子里，118名被俘的俄罗斯士兵被要求高声朗读《真理报》[ Pravda，苏联共产党官方报纸。]中的内容。他们被告知说，那些读得最好的人，将被给予在战俘管理部门中的牧师岗位，一个比等着那些失败的人的采石工作更轻松的岗位。31个人通过了这种文化测试，然后站在一个小组里，“满足地为他们的好运气笑了”。接着他们靠着离得最近的墙站成一排，被开枪打死。负责的中士告诉马拉帕蒂： 必须要清除掉所有这些俄罗斯有学问的下等人。太能读太能写的农民与工人是危险的。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马拉帕蒂，1946：213—215） 政治受害人被以种族主义术语称作劣等人（Untermenschen），就像犹太人一样，有时根本就不被当作人来描述，还被贴上政治标签。海德里希说：“犹太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来源，因此必须要被消灭。”杀戮命令习惯性地将政治和种族目标缠绕在一起——“犹太人、吉卜赛人、低劣人种、不合群的人（asocials）和苏联政治委员”，“战俘中所有种族上和政治上值得反对的因素”或“第二等亚细亚人”。黑德兰(1992：54)列出了44个在党卫军特别行动队报告中被认定的重叠的“目标群体”，有的是种族性的，有的是政治性的，有些比较模糊（比如有敌意者、破坏生产者和煽动者）。臭名昭著的“行政委员令”称，所有苏联的政治委员都必须被杀死，因为曾“首倡了野蛮的亚细亚战争方法”。许多具有亚洲人“面部特征”的苏联公民也被杀死（戈登，1984：143；雅各布森，1968：530；克劳斯尼克，1993：62—63，532）。相较犹太人，精神病患者和吉卜赛人，斯拉夫妇女和儿童被杀的比例较小，这表明其意图不属严格意义上的种族灭绝。然而几乎所有的受害人都是不具有危险的平民，既没有武装，甚至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出现了惊人地不平衡的党卫军和国防军报告的统计数字：在一次标准的行动中，1500名被杀的游击队员后来被发现只有100支来复枪。对斯拉夫人，纳粹执行了带有种族灭绝倾向的政治—种族相混合的清洗方针。而对犹太人，同样的对抗则成为了种族灭绝。 从1939年到1941年，对斯拉夫人的杀戮要比对犹太人的杀戮来得重要。1941年9月，第一次齐克隆B（Zyklon B）毒气试验在奥斯威辛被运用于俄罗斯战俘身上。次月，40个俄罗斯人在萨克森豪森被用来测试第一个毒气闷罐车。他们赤裸着身子被赶上卡车，卡车被开到当地的墓地，引擎继续开着。20分钟后，里面的撞击声和呻吟声停止了。车子打开，他们被推出来。让党卫军们满意的是，身体是粉红色的——这表明他们是中了毒，而不是窒息死亡（布朗宁，1985：62—65）。毒气闷罐车后来从波兰到塞尔维亚，遍及东欧，而新技术是在施用于犹太人的死亡集中营毒气室中达到了其杀戮的最高峰。 但是从1942年年初起，犹太人最后解决方案，也称大屠杀，成为纳粹种族灭绝的代表作。毒气大都是为犹太人准备的，而绝大多数斯拉夫人是被枪杀或饿死。斯拉夫人也没有像这样被如此无情地杀害过。犹太人居住区被消灭，5个死亡集中营被启用，犹太人在数千个其他集中营的损失率在加速上升，然后来自向前推进的苏联红军的压力将集中营疏散成了幸存者的死亡进军。经常说的共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个总数可能是稍微高了一点。希尔伯格（1978）仔细计算的结果是510万，而马克苏多夫（1993）又加上30万俄国犹太人。或许550万是对被杀害的犹太人总数的最好估测。几乎四分之三的欧洲犹太人死去，绝大多数幸存者是在未被纳粹完全控制的国家。大多数受害人是在东方，然而对他们的根除却与在西方一样无情。这是显然的种族灭绝，纳粹尝试的唯一真正大规模的种族灭绝。 最后解决方案是世界迄今所见到的目标最单一的种族灭绝尝试。纳粹领导人以杀光所有欧洲犹太人为目标。当梦想着建立世界帝国时，他们想象的是杀光各个地方的所有犹太人——一心一意地追求根除目的而不管代价为何。从工具理性角度解释说不通。从经济或军事权力角度看也说不通。它从战争力量中转移出庞大的人力、交通和物资等资源，且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岁月。这不是工具理性而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本案的独特之处。对有些纳粹来说，它曾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它就是战争努力，唯一的因此能让他们被记住的最伟大的成就。结果证明，它在与他们原来想要的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才是真的。因为对他们犯下的邪恶的记忆支配了我们对整个纳粹政权的看法，而对许多人来说，它还支配了他们对德国本身的印象。 一种欲与邪恶正面交锋的意识让幸存者回忆录和战争罪审判空前流行。因为有太多人强烈感到他们必须出来作证，我们能够读到这方面的内容，直读到大脑发晕、胃部痉挛。从其总体的范围、一贯的意图到它残忍无情的行为来看，对犹太人的根除代表了一种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规模上展开的空前的人类邪恶——对不理解它的受害人也一样，邪恶依然是邪恶，尽管他们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因而还是比较温顺地走向了死亡。但是审判与回忆录也给了我们洞察人类邪恶之核心的证据。为何种族灭绝会发生？人们如何可能杀戮并那样残忍地持续杀戮？虽然无人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但我能够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线索。通过以过程和施害人为重点，我追溯了种族灭绝形成的脉络以及施害人对他们在做的事情的思想认识。正如在其他案例中一样，我们将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升级顺序中的步骤，要么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要么是在一个有序进程中相互有关联。或者我们将它们视为无计划的、以较偶然的方式产生的升级行为。我又一次采用在每一个阶段正式分离出一个计划的方法，从而找出A计划、B计划、C计划等等。我指出策划人和施害人，试图去确定他们在过程中的每一阶段的意向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