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兰德把增智研究中心的成员介绍给《全球概览》公社的读者时，他也从这个群体中了解到了计算机的未来。1968年， 戴维·埃文斯聘请布兰德担任一场活动的摄像师，这场活动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展示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mos）”。12月9日，计算机协会和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在旧金山举办的秋季计算机联合大会上，恩格尔巴特和增智研究中心的成员给三千名计算机工程师演示了联机系统。恩格尔巴特坐在讲台上，身后的屏幕上显示着他和他正在操作的文本。他的系统通过电话线和微波信道与斯坦福研究所的终端相连。在演示过程中，恩格尔巴特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未来个人计算机界面的重要特征，包括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鼠标、键盘和屏幕的组合。此外，他还表明计算机将会用于复杂的远程团体通信，用来提升个人和改善集体学习。这一切都使观众震惊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高度个性化、高度交互的计算机系统。它的目的不是运行咔嚓作响的数字计算，而是为了信息流通和建立工作社区。 布兰德后来把他在那天的角色描述为“只是临时的，一锤子买卖”。不过，那时才创办了几个月的《全球概览》，最终将会体现增智研究中心许多关于信息、技术和社区之间理想关系的设想。《概览》和联机系统一样，可以把分散在各处的团体联系起来，让他们合作，尽管这不是实时的。并且，和恩格尔巴特的系统中的超链接文本一样，《概览》也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连接的系统。在《概览》中，所有文本都相互联系，都是信息系统或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每一个文本都是一扇可以通往这些系统的门。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概览》就开始围绕PARC的研究员和当地新兴的计算机爱好者文化的领导者，尝试将新公社主义理念和信息技术的结合起来。PARC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功能是作为最新收购的电脑子公司的研究实验室，它极大地推动了由布什和利克里德提出、恩格尔巴特的研究中心努力追求的人机一体化的发展。十年间，这里的研究人员设计出许多新事物，包括个人使用的计算机“奥托（Alto）”、将这类计算机连接起来的内部网络（第一个以太网）、图形用户界面和激光打印机。而这些创新多半都源自于国防计划局和增智研究中心的技术传统。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是PARC最早聘请的员工之一，他从1966年开始掌管国防计划局的信息处理技术局。而泰勒又聘请了比尔·英格里斯和增智研究中心的数十个成员，希望他们能带着对联机系统的了解参与到工作中来。除了这些人，泰勒还雇佣了许多他在国防计划局赞助的一系列研究生研讨会上遇到的有才华的年轻程序员和工程师。艾伦·凯（Alan Kay）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人士之一。1969年，艾伦·凯在犹他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描述了一个交互式桌面电脑；而早在1967年，他已经提出了这种电脑的便携式版本，他称之为“动态电脑（Dynabook）”。很快，他的这一构想就成了PARC研发个人电脑奥托的指导思想。 研发奥托的各种团队里，渐渐出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以PARC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为基础，包括设计师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和查尔斯·萨克尔（Charles Thacker），他们关注奥托和以太网的架构，致力于打破计算机设计的局限。另一个位于系统科学实验室，包括艾伦·凯、比尔·英格里斯和软件工程师拉里·特斯勒（Larry Tesler），他们关注的则是一台计算机可能的用途和使用原因。从各方面来看，在推动计算机变为用户友好型的通信工具和创意表达工具方面，艾伦·凯最为热忱。他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在计算机领域的研究。例如，初到研究生院的几个星期，导师就给了他一份伊凡·苏泽兰（Ivan Sutherland）1963年在MIT的博士论文《画板：人机图形通信系统》。苏泽兰在文中描述了如何使用光笔直接在计算机的CRT屏幕上绘制工程图。1968年，凯又遇到了西蒙·派珀特（Seymour Papert），并接触到了派珀特发明的LOGO编程语言，这种语言简单到儿童都可使用。不过在这两个事件中，凯发觉，在技术研究中心构建起来的交互、创造性计算的想法与旧金山湾区的反主流文化相去甚远。 不过，凯也发现了《全球概览》。1969年，在犹他州他第一次读到《全球概览》。他在2004年回忆到，“我记当时是这样想的：噢没错！就是这个想法”，“你应该具备用计算机创模来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有了这种方法，堆肥应该会更容易些”。对于凯和PARC的其他人来说，《概览》具体地呈现了一种“自己动手（DIY）”的态度，一种把技术看作是个人和集体变革源泉的观念，以及一种媒介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于他们所研究的计算机上。凯说，他已经开始把计算机想做是一种“语言机器，其内容就是对事物的描述”。在翻看《概览》时，他看到通过信息系统组织内容的可能。他和PARC的其他人把《概览》看作是一种信息工具，因此《概览》也就和计算机相类似；同时，他们又认为它是一种超链接的信息系统。如此一来，“我们把《全球概览》看作是未来互联网的印刷形式”。凯和系统科学实验室的其他同事尤为关注《概览》的设计。例如他们在1971年《全球概览终结版》中，偶然发现了格尔尼·诺曼的小说《神权的旅途》（Divine Right’s Trip），布兰德把这本小说的书上的每一页同时印在了《概览》的每一页上。凯回忆说：“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用户界面想法之一。”他说，信息系统的大部分用户都倾向于浏览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而布兰德却找到了一种引导用户遍览整个系统，让他们看到所有内容的方式。 对凯和PARC的其他成员而言，《概览》既是概念资源，也证明了他们的工作的合理性。凯回忆道：“当你不知道要找什么时，随便翻翻《概览》就会让你产生许多绝妙的想法。”拉里·特斯勒很赞同，他说：“这本书的每一页我都看”，“能有一本（最新的《概览》）是一件大事。”PARC成立图书馆时，图书管理员请凯来帮忙充实书架，凯把管理员带到了全球卡车商店，把那里陈设的书每样都买了一本。于是，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三维的《概览》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工程师们可以休息，可以浏览。同时，这个世界的部分话语体系已经被布兰德在浏览的时候就确定了。对这些工程师而言，《概览》代表了实验室之外，反主流文化世界中大部分最让人兴奋的事物。不过，它也代表了PARC崇尚精英、以技术为中心和自给自足的精神。尽管PARC的研究人员并未用反主流文化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工作，但仍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走在技术前沿的探索者。工程师们发现，通过发明用于通信和协作的新机器工具，他们处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团体里，远离位于纽约罗切斯特市的研究所总部。当越南战争让军事机构名誉扫地时，《概览》却让工程师们认为，他们这种小型却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团队模式，不仅是催生出国防计划局的“学术—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扩展，更是新公社主义新的意识形式和基于小型技术的社群形式的变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