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我在香港出一本书，书名叫《中国流民》，我最初叫《游民的理想与现实》，这本书着重谈中国的通俗小说，通俗文艺作品与秘密会社的关系，因为我是搞文学研究的，主要讲通俗文学作品跟秘密会社到底有什么关系。秘密会社在组织化过程中，从通俗小说、通俗的文艺作品中汲取了很多的思想，他们的组织方针、思想艺术、口号等等，都从通俗文学小说中来。 后来90年代末，我申请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就写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还是偏重文学，古代文学和社会运动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我对这本书做了第三次修订，这次主要增加史学性，因为它总的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我的原著中关于历史的演变过程做的考察不够，这次新的增修本就顺带历史的演变，城市变迁以及游民生活情况的改变等等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还有宋代部分，明代部分，主要加强这方面的。总共增加20万字。 再说一点，“游民”跟“流氓”不能划等号，古代的“流”和“游”差不太多，“民”和“氓”也相通，“游民”和“流氓”这两个词并没有本质区别，但现在“流氓”这个词发生演变非常大，特别是现在讲到流氓学等等，并且讲到“流氓”这个词有贬斥的意思。我对游民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评价，并没有贬斥，游民的产生和演变，他们在社会上起正面或负面的这种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思想和想法的复杂，而是社会演变的。我觉得用“流氓”这个贬斥的词来形容游民是不好的，游民和流氓不能划等号，所以希望学界和新闻界谈到游民学，不能和流氓学划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