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是少有的几个我不仅在思想上感觉亲近、也愿意接受他们的不少观点的哲学家。

何怀宏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是少有的几个我不仅在思想上感觉亲近、也愿意接受他们的不少观点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往往是能够把握到两端、且将这两端伸展得相当深远，同时又还是没有偏激或偏斜，而仍然在两极中达到了某种平衡的哲学家。我曾为尼布尔的另一本书《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1932）写过一篇评论，我赞赏他思想的犀利、冷静、客观，而又仍然不失孜孜向善。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1944）这本书中，尼布尔也是如此。 这一次他是围绕着一些时代的紧迫问题，诸如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财产、民主的宽容与共同体中的群体、世界共同体等展开讨论，但最深的根基还是人性的难题。尼布尔自承该书的中心论点是：对于人性，我们既不宜过于悲观，也不宜过于乐观，说只有这种态度才能让自由民主社会正常地发展。而政治上的多愁善感以及过于单纯乐观的理想主义的一端；和道德上的愤世嫉俗以及悲观主义、犬儒主义的另一端，都容易鼓励或难于防范极权政体的产生， 这本书是根据尼布尔1944年在斯坦福大学的一系列讲演编成的。当时正是法西斯极权主义盛极转衰的时候。尼布尔反对在人性问题上的盲目的乐观主义和绝望的悲观主义，但是，当我们说在两极中把握中道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在什么时候都是“居中”，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有时侯会更注意反对其中的一个极端。而在尼布尔的这本书里，看来他更注意反对的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理想家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过度信心”。他认为，古典放任自由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国家消亡的太平盛世这两种乐观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不论其表面的差异有多大。 这种“过度信心”和乐观主义的态度可能是从19世纪传过来的，甚至更早，是从近代早期的世俗化就开始了的。在尼布尔看来，现代文明是伴随着一种无限的社会乐观主义这一大浪而到来的。现代世俗主义的各种流派都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说。因此，也就毫不奇怪的出现了“如此众多极为愚蠢而徒劳的计划，妄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自我与共同体、国家与国际共同体之间的冲突。” 尼布尔在此书中提出了一种重要概念，正如其书名所示，他借用《圣经》中的一句话来区分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是那些不承认在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之外还存在着任何更高或更普遍的规律和约束的人，尼布尔称这种人为“此世之子”或“黑暗之子”。而那些认为自我利益应当受到更高、也是更普遍的普世规律制约的人，他把他们称之为“光明之子”。 追求光明自然是好的。但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光明之子”虽然善良，但却似乎没有“黑暗之子”那样聪明或明智。这就像《卢克书》16：8中所说的，“此世之子，在与同时代的人打交道时，要比光明之子明智。”“光明之子”在和一个正在到来的平等时代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却表现得相当笨拙，他们不能够像“黑暗之子”那样运动和争取群众，他们对自己的对手不太清楚，对群众不太清楚，对人性中的阴暗面也不太清楚，结果抵抗不力甚至失去抵抗，终于就酿成了20世纪像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猖獗那样的大灾难， 在尼布尔看来，的确，现代文明，不是由“黑暗之子”创造的，而是由那些有点犯傻的“光明之子”创造的。但如果不能清醒地理解黑暗，应对黑暗，文明的成果就还是有可能毁于一旦。尼布尔反对的并不是“光明之子”们不够善良，而是说他们不够明智，他们对人性的弱点和文明的脆弱性认识不够，结果，当他们过于乐观地奔赴他们的理想的时候，企望着世界大同或自由民主理想的时候，就反而被“黑暗之子”们钻了空子。 尼布尔认为，“黑暗之子”们之所以邪恶，是因为他们除了自我之外别无所知。但他们尽管邪恶，却足够明智，因为他们懂得自我利益的力量。“光明之子”之所以高尚，是因为他们能够理解比他们自己的意志更高的规律。而他们之所以往往犯傻，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自我意志的力量。所以，“光明之子”必须要有“黑暗之子”的明智的武装，但同时又要不受其邪恶的侵扰。他们必须明白自我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力量，但却不为其进行道德的辩护。他们必须拥有这种智慧，以便能够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引导、调停和控制个体或集体的自我利益。 的确，我们应当向往并努力追求光明。追求光明必是因为相信一定有光明，一定存在着高于自我——不管这自我是表现于个体还是群体——的意志和利益的普遍价值和规范。向往光明的人深信，就像尼布尔所说的，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有普遍可行的正义原则，这些正义原则为其实在法和约束体系提供准则。这些原则中最为深刻的那些，实际上超越了理性，并植根于对于存在意义之宗教性的感知之中。他们相信存在着某些更为永恒、更为纯粹的正义原则，而民主和自由社会的倡导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当让一个社会的自由扩大到使人怀疑这些原则的地步。 但除了追求光明，我们还应当理解黑暗。不过，理解黑暗并不是一味宽容。在最高或最后处是有一种悲悯和宽容的，但那应该是在斗争之后，甚至必须是在取胜之后。而“光明之子”们首先要学会同“黑暗之子”一样善于斗争。20世纪发生的有些大灾难正是因为“光明之子”们太天真而在与“黑暗之子”的斗争中暂时失败了。而我们看到有一些“黑暗之子”是多么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他们把各种政策和策略运用得多么老到，多么擅长蛊惑、笼络和胁迫群众。他们对人性的道德弱点知道到非常清楚，而且善于利用这些人性上的道德弱点——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浸在其中的。 所以，善良的人们也要学会斗争，也要懂得策略，要知道团结绝大多数，要知道不对人们提出不切实际的理想和要求，还要学会揭示对方所打出的“光明”的幌子，因为，“黑暗之子”决不会承认自己就属于黑暗的，他们甚至会说自己是唯一的“光明”或“光明之路”。所以，我们又还有必要分辨真的“光明之子”和假的“光明之子”，甚至要注意到有些假的“光明之子”正是因为对权力的觊觎和腐蚀而从真的“光明之子”蜕变而来的。的确，尼布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纳粹妄想在一个作为主人的民族的主宰下统一整个世界，它的差一点成功证明，历史上普世性的力量是多么容易被盗用，多么容易由于自私自利的目标而被腐蚀。 “光明之子”容易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即便他们在斗争中还是会有失利——因为敌人有可能无所不为，而“光明之子”们却必须考虑对自己使用的手段的道德约束，但是，毕竟“光明之子”是站在真正的“光明”一边，这又是对方所没有的最大优势，所以，“光明之子”们就往往还是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尼布尔谈到民主。他认为民主的生活要求一种个体与群体之间宽容合作的精神，而这是道德的犬儒主义者和道德的理想主义者都无法实现的。前者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再知道别的规律，后者虽则意识到了规律的存在，却没有意识到腐败的作用。 然而，最困难的还是如何在国际关系的“丛林状态”中寻求中道？以及我们能够对整个人类期望一种什么样的共同体？或如尼布尔所说：如何克服国际之间的混乱状况，把共同体休戚相关的原则推广到整个世界范围内呢？这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中最为紧迫的一个。 在尼布尔看来，“光明之子”们过于乐观地相信：内在于道德律令之普世性特征之中，和内在于技术文明所带来的全球性的相互依赖性之中的逻辑，将自然地、不可避免地使人类的政治制度就范，使之吻合于普世原则。但他们都低估了人类历史中具体的、有限的生命力的力量。他们不明白，国家的自负是多么地顽固，多么地有力，也不能够理解，传统的忠诚有多么大的惯性力量。维护一个共同体的力量，要么来自其生活深处同心同德的内聚力，要么来自外在强权的强制力，但国际共同体却缺少像民族共同体那样的内聚力，它就不能不在开始主要通过外在的强制力来获得其最初的统一性，但这种使用强制性外力的程度有可能超出正义之必要性的许可。还有就是内聚力的因素是否能在这种外在强制的条件下不断萌芽和生长。而尼布尔预期，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共同体不会拥有多少具有内聚力的元素，也不会从建立在共同体的文化和传统之上的统一性之中受益。它将仅仅拥有两种最低限度的凝聚力：其道德理想中蕴含的普世之声和对于无政府状态的普遍恐惧。所以，真正有生命力的共同体会比普世性的共同体小得多，这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一个不变的原则，而普世性的共同体往往只存在于相互义务之谨严的分析之中。 尼布尔当然主要是立足于美国来讨论这些问题。他分析了美国为什么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比较盛行。在国家政治理论方面，在美国成长起了如此多的纯粹的立宪主义者，这部分地是因为，美国的历史鼓励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美国纯粹是制宪的结果，而不明白制宪是独立战争的结果。于是，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一制宪过程可以无限地推广，直到世界政府最终形成。他们不明白是某种具体的、有限的、独特的历史生命力创造了共同体最初的根基及其政府的最初权威。而从一个具体的共同体到一个普世的共同体的转变，是极为艰难的一步。 时光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世界的形势已经大变。但一些基本的理念可以说还是不会受这些形势的影响。尼布尔的思想实际也已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美国政治。有意思的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曾在任前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说他崇拜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他是我最尊敬的哲学家之一。”他说他从尼布尔那里学到的、最难忘记的一个观点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严重的恶，还有艰难、痛苦。当我们坚信我们能够消除这些现象时，我们应当保持谦卑和虚心。但是，我们又不应当让这成为犬儒主义和无所作为的借口。……不要在幼稚的理想主义和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奥巴马看来试图在健全的理想主义者和清醒的现实主义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尼布尔也谈到了中国，他认为，在古代中国，从孔子思想中发出来的微弱的普世主义之声，在孟子等人的思想中得到了发扬，而在老子充满神秘气息的普世主义中，更有一种超越的精神。1944年的时候，他还觉得中国只是一个“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大国”，但15年后，他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了。 他不一定预料得到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的经济起飞，但以下一段话就像是对中国的善意提醒：“文明的大国足够算得上是光明之子，会抑制住以残暴的手段统一世界的尝试。但每一个大国有了足够的力量，都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受到这样一种愿望的诱惑：它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而不必过于在意其他国家的安全，因而也就不必遵守对于所有国家之共同利益的承诺。” 无论是保守中的大国还是崛起中的大国，长远之道都需要坚守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至于容易引起逾越这些基本原则的思想或主义，就国别而论，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美国可能更需要防范一种过分天真和单边的理想主义——这种单边理想主义和夸张的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常常表现为霸权主义；中国可能更需要防范的则是一种过分的实用主义，即在追求国家富强的同时，我们还应有一种对功利之外的基本道义原则的坚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