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是一生亲密合作的两兄弟。儿时在俄亥俄州的小镇，我们夏天在老虎少年联盟（Tigers Little League）打棒球时并肩作战，冬天一起堆雪造城堡。我们合用一间卧室14年，在中西部时兴的那种精装修地下室里，把肌肉车 的海报钉在有装饰性节疤的松木墙上。我们上同一所小学，加入同一支童子军小队，随全家到伊利湖（Lake Erie）度假，还曾随同父母和两位姐妹一路露营到加利福尼亚州再返回。我们一起拆过很多东西，又把其中一些原样组装回去。 本书由戴维和汤姆•凯利兄弟（David and Tom Kelley）合著，所以经常出现“我们”的称谓；表示兄弟之一时，则称“戴维”或“汤姆”。但“我们”在书中有时也指凯利兄弟在IDEO的工作团队，或者戴维任职的设计学院的教职员工。 然而亲密的关系和共同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之路也相同。戴维总是有点儿与众不同，他最喜欢的高中课程是艺术，还与朋友组建了一支名叫“弯刀”（Sabers）的本地摇滚乐队；他为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的春季嘉年华搭建了自动点唱机和落地式老爷钟那种大型胶合板结构；在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首映当月，他创办了星际毁灭公司（Intergalactic Destruction Company），用以和朋友们一起在暑期搞创作；纯粹出于好玩，他给父母家的后墙刷了三道粗粗的绿线，40年之后，它们还在那里；他还总爱制作些独一无二的礼物，有一次，他给女朋友做了个电话机，无论她按哪个键，拨的都是他的号码。 而汤姆走的则是较为传统的道路。他在大学里读的是文科，毕业后他曾考虑读法学院；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入职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从事与IT相关的工作；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又作了需要精研财务报表的管理咨询师。在这条道路上，他做的大多是可预见的工作——既包括日常工作，也包括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所从事的工作。后来转入设计领域，他发现这个可以自由释放奇思妙想的世界更加好玩儿。 这一时期我们依然亲密，几乎每周都打电话，即使相隔8 000英里。戴维创建了设计与创新公司（IDEO前身）之后，汤姆边读商学院边在公司帮忙，后来于1987年加盟公司全职工作。 此后我们一直共事，公司也在不断发展：戴维任首席执行官，后来任董事长，汤姆承担的领导角色包括市场营销、商务拓展和讲故事。 本书的故事开始于2007年4月，哥哥戴维的医生打来电话，对他说出了一个恐怖的医学名词：癌症。接到电话时，他正在女儿的四年级课堂上启发9岁的学童如何重新设计背包，戴维强撑着与孩子们又待了一个小时才离开，去面对这个新的打击——戴维被诊断出患有鳞状细胞癌（喉癌），只有40%的存活机会。 当时汤姆在巴西圣保罗刚刚成功地为2 000名企业高管做完演示报告，他到后台坐下，刚打开手机，来电铃声立刻响了起来。戴维患上癌症的消息令他震惊，他取消了在南美的剩余行程，直奔机场。虽知帮不上什么忙，但他非要回去见戴维不可。 我们一向亲密，那年戴维的病把我们的心拉得更近了。在随后6个月的化疗、放疗、水化治疗和吗啡止痛以及最后的外科手术过程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有时聊个没完，有时几乎一言不发地共度几个小时。在斯坦福癌症中心（Stanford Cancer Center），我们遇到过一些最终未能战胜癌症的患者，这不禁让我们担心戴维余下的时光是不是也不多了。 如果说这可怕的疾病也有光明的一面，那就是癌症促使人们深思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我们认识的每一位癌后余生者都说，经此一劫，他们的人生态度变了。年底，手术后的戴维康复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希望从此把癌症抛入人生的过往云烟中。我们对着这美好的前景发誓，如果戴维能活下来，我们就一起做两件与医生和医院都不沾边儿的事：一是我们兄弟俩要到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开开心心地旅行一次——成年后我们还没有一起旅行过；二是我们要携手开发一个项目，在工作中彼此分享创意，并与世人共享。 一个星期的东京和京都之旅令人难忘，我们领略了现代和古代日本的文化精髓；我们的合作项目就是创造出了你手中的这本书。 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创意自信力的书？因为在IDEO 30年的工作中，我们注意到，创新可以既好玩儿又有回报。当你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开始考虑留下超越生命存在的遗产时，帮助人们发挥创意才华似乎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2007年戴维与癌症搏斗的日子里，始终在脑际萦绕的问题是，“我降生到这个星球的使命是什么？”这本书就是答案的一部分：把创意理念尽可能传递给更多的人，为未来的创新者提供追寻梦想的机会，帮助个人和机构释放潜能，树立创意自信。 戴维和汤姆•凯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