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银王子 我们的故事要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开始。年轻的美国建筑师们和艺术家们、作家们及一些知识分子到欧洲游逛去了。这一大群放荡不羁的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这是什么意思?在《美国文学之解放》一书中卡尔沃敦(V.F.Calverton)写到,美国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受到18世纪、19世纪的“殖民地综合征”的影响,在对欧洲进行小心翼翼的模仿。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终于产生了自信心,并且不再迷信欧洲艺术的权威。但在事实上,他的估计太乐观了。 这“迷失的一代”的格言,用考莱(Malcolm Cowley)的话说,是“欧洲干得更好”。那时,一个折扣旅行团到欧洲去了。此次不像过去只有一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或一个约翰·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7]或一个理查德·亨特(Richard Morris Hunt)能去,而是谁都能去学学,当个欧洲艺术家。那时人们被“殖民地综合征”整个儿缠住了,像摔跤手被完全摁倒,双肩在地,动弹不得了。 欧洲艺术家!多么耀眼的形象!安德烈·布勒东、路易·阿拉贡、让·柯斯托、查斯坦·查拉、毕加索、马蒂斯、阿诺德·舒恩伯格、保罗·瓦勒莱——这些人亭亭玉立,像古斯塔夫·密克罗(Gustave Miklos)的青铜或黄金塑像站在大战后欧洲冒烟的废墟前面一样。欧洲文明的废墟是这幅图画的基本部分。正是背景中的白骨堆才使得先驱派如布勒东、毕加索等人那样显眼,那样突出。 对这些去朝圣的年轻的美国建筑师来说,最光彩夺目的人物是包豪斯的创建人沃尔特·格罗皮厄斯。1919年,格罗皮厄斯创建包豪斯于德国首都魏玛。它其实不只是个学校,也是一个公社、一次精神运动,一次各种艺术形式的改革运动,一个可与伊壁鸠鲁[9]学派相比的哲学核心,而其中的伊壁鸠鲁则是格罗皮厄斯。他,三十六岁,瘦高个儿,仪表堂堂,厚厚的黑头发向后梳着,具有女人抗拒不了的漂亮劲儿。他具有古典德国的高尚和文雅。大战时是骑兵上尉,英勇、平静、坚定。他注定要成为这次大动乱的旋涡中心。 老实说,他不是出身名门。从他父亲起就出身不高,但是人们还总认为他是贵族出身。在包豪斯教课的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称格罗皮厄斯为“银王子”。称为银是很对的,若称为金,则太华贵而不适合于他。格罗皮厄斯正像一位出身于高贵门第的人,经过一次奇迹般的变化之后,仍然保持了高尚的美德,抛弃了各种謟上傲下之类的旧习俗。 年轻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来到了包豪斯,他们在此生活、学习,聆听银王子“从零开始”的教诲。人们一天到晚都要听这句话:“从零开始。”对于任何试验,只要是以探索“纯净的将来”为名的事,哪怕是被称为马兹达兹南(Mazdaznan)的新宗教或“饮食养身道”之类的活动,格罗皮厄斯总是赞助和支持的。在魏玛的一段时间,包豪斯的食谱中全是生吃的蔬菜,由于过于乏味,只好加上些大蒜佐餐。这时格罗皮厄斯的妻子是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原来是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夫人,是那个了不起的“20世纪的一伙”中最早最前卫的一个,是“艺术寡妇”。历史学家说,包豪斯的风格的标志是角窗、平屋顶、坦率使用材料和暴露结构。但是她,阿尔玛·马勒·格罗皮厄斯·魏弗尔——她那时又把诗人弗仑兹·魏弗尔(Franz Werfel)的名字也给自己加上了——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包豪斯最令人难忘的风格是“满嘴的大蒜味”。然而,不管怎么说,它是多么纯粹、多么干净、多么光荣啊!“从零开始!” 马瑟·布鲁耶、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拉兹罗·莫荷利·纳基(Lázló Moholy-Nagy)、赫伯·拜耶(Herbet Bayer)、亨利·范德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这些位都先后在包豪斯执教过。还有画家们,克利和约瑟夫·阿尔本(Josef Albers)。阿尔本曾教过著名的包豪斯沃克斯(Vorkurs),即入门课。阿尔本走进了教室,放了一大堆报纸在桌上,告诉学生他一个小时后回来,让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用这些报纸做些工艺品。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发现那儿有纸叠的哥特式城堡、游艇、飞机、胸像、鸟儿、火车站,以及各种好玩的东西。但也总有一些学生,一位摄影师或是吹玻璃的工人,他们只是简单地把报纸折一下,放在那儿像个帐篷。阿尔本就会拿起一个教堂和飞机,说:“这些应该意味着是石头做的、金属做的,而不是报纸。”然后他就会拿起那位摄影师不经心折的帐篷,说:“但是这个!这才真正是用上了纸的灵魂啊!纸是可以折而不断的,纸有拉力,这两个折边可以撑开很大的面积。这!正是纸活儿的艺术。”于是教室里所有的纸型又继续一个个地折叠起来了,多么简单!多么好看!好像一道闪光第一次射进了人们黑暗的头脑。我的上帝!“从零开始!” 为什么不呢?这些包豪斯青年的国家,德国,被投入了战争,并且在凡尔赛宫丢尽了脸。经济垮了台,通货膨胀到了令人神经错乱的程度。皇帝也完蛋了。社会民主党人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掌了权。一群群乱哄哄的年轻人在城市里串来串去,大口喝着啤酒,激烈地争吵着,在等待来自东方的苏维埃革命,至少要吵闹一番。瓦砾堆,冒烟的废墟,“从零开始!”如果你是青年人,就是一块好材料。从零开始,正意味着重新创造这个世界。 从美国生活所引起的令人震惊的效果看,回顾一下六十年前中欧那个特殊时期的某些说教是有意义的。 “画家们!建筑师们!雕刻家们!你们由于自吹自擂,谄上傲下,令人讨厌的作品而得到了资产阶级的重赏。听着!这些钱浸透了千百万被驱赶、被压榨的穷人的血汗和精力。听着!这是肮脏龌龊的钱……我们要成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燃起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时出现了“十一月社宣言”,它包括了莫荷利·纳基及其他设计师们。他们后来都来到包豪斯,投入格罗皮厄斯的门下。格罗皮厄斯是十一月社的“艺术工作会”主席,其任务是集合各种艺术于“伟大的建筑学之翼下”,它将成为“全民的事业”。在1919年,谁都知道,所谓全民,就是工人的同义语。格罗皮厄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证明了他们自己是不配担起振兴德国文化的重担的。在我们的人民中,新的不太有知识的阶层正兴起于社会的底层。他们是我们的主要希望所在。” 格罗皮厄斯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兴趣其实只在美学和新样式方面,多少有些像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菲尔·土吉罗(Rafael Trujillo)总统对于“共和制”的兴趣一样。尽管如此,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思想总是有其影响力的。包豪斯风格来源于一些坚定的假设。首先,新的建筑是为工人而创造的,最神圣的目标就是:十全十美的工人住宅。第二,新建筑要拒绝任何资产阶级的东西,谁也不能例外。建筑师,正如说“社会民主党的官老爷们”一样,这称呼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一词究竟如何解释,完全可以由你想如何对它解释而定。只要是比砖瓦搬运工生活档次高的阶层的生活中你所不喜欢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的。重要的是,你设计的东西里千万不要有能被人家抓住的把柄,能被毁灭性地嘲笑为“多么严重的资产阶级化”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和荷兰都承包了工人住宅工程,并由于政治原因,都委托给年轻的、“反资产阶级”的建筑师如格罗皮厄斯、密斯·范德罗、布鲁诺·托(Bruno Taut)和奥德(J.J.P.Oud)去做了。奥德二十八岁,已经当了鹿特丹的城市总建筑师。他是一个荷兰的名为“风格派”(de stijl)的社团的成员。包豪斯和“风格派”都像那个“防资”的“十一月社”一样,既非学校,也非公司。事实上,他们不像1897年“维也纳分离社”(Vienna Secession)成立以前在建筑史中的任何组织。在“维也纳分离社”里的一群艺术家和建筑师,包括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及约瑟夫·奥伯利奇(Josef Olbrich)都正式地由奥地利官方文化机构维也纳艺术宫(Wiener Künsterhaus)分离出去了。甚至法国的印象主义者们都不曾想过那样干。他们的“落选者沙龙”(Salon des Refusés)所能做的不过是向国立学院喊道:“我们要参加!”维也纳分离社(以及在慕尼黑和柏林的分离社们)首创了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艺术集合体。 在一个艺术集合体里,你可以用各种方式,通常是宣言的形式宣布:“我们已经把艺术和建筑的精髓由官方机构 (艺术院、国立学院、文化合作社,不管是什么吧)的手里搞出来了,现在它是在我们这里了,在我们的集合体里面了。我们不再依靠贵胄、富人的施舍,商人、国家或任何其他组织来造就我们神圣的声望。从今以后,任何人若想要在神圣的光辉中沐浴,就只有到这儿来,到我们的集合体中来,接受我们所创造的形式,不能改变,不能有异议,不许客户向我们大声讲话。我们才是最懂的,我们和上帝有接触,我们天天能见到造物主。只有我们才掌握着建筑的真正形象。”集合体中的成员组成了一个艺术的社会,定期开会。在某些美学的和道德的观念上取得一致后,就向世界公布。维也纳分离社像二十五年后的包豪斯一样,建了一个真正的样板建筑,称之为“艺术之庙堂”。 20世纪初在全欧洲,这种新型社团的创造使艺术家们、作曲家们以及建筑师们完全兴奋起来了。他们出淤泥而不染,在资产阶级社会包围中独立着(他们颇迷恋于资产阶级这个词),并且比它强得多!正是先锋派之类的集合体的产生构成了20世纪艺术史的重要部分。这些集合体,无论是立体主义者、野性主义者、未来主义者或分离社,都有一种创造秘密教义的本能,能演绎出令资产阶级困惑不解的理论和形式来。他们很快发现,最成功的产物莫过于绘画、作曲和设计中的新规则。早期立体主义的天才们,如勃拉克(Braque)和毕加索,并不是在创造一种“视觉的新路子”,而是在为他们的集合体秘教理论制定视觉规则,例如,立体主义绘制一个脸的侧影的方法是把两只眼睛画在鼻子的同侧。这就阐明了两条原理:(1)平面原理,源于勃拉克的如下理论:绘画仅仅是在一个平面上安排形和色;(2)同时原理,源于新的立体光学中的一些发现,即人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同时看一个东西。在音乐方面,阿诺德·舒恩伯格开始试验令大多数作曲家都无法理解的数学式音乐。在艺术集合体的新时代,让资产阶级陷入孤独中去吧!这是不可抗拒的。 集合体中的作曲家、艺术家或者建筑师开始具有中世纪教派的本能了。其大部分的活动是使自己和暴民们划清界线,而暴民们正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正是20世纪先锋派主义精神所在。一旦加入了一个集合体,一位艺术家就成了某一教派的成员,就必须根据一定的教义思考一切。
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试读章节
书名: 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
作者: [美] 汤姆·沃尔夫
出版社: 重庆大学出版社/楚尘文化
原作名: 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
译者: 关肇邺
出版年: 2014-1
页数: 168
定价: 29.8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包豪斯经典译丛
ISBN: 9787562473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