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拔·蒙代尔，北京的荣誉市民，是高斯的仰慕者。听到老人家亲自策划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他建议要有一篇颂赞高斯的学术贡献的文章，而我是写这篇文章的适当人选。但高斯已经邀请我写这篇关于中国经改的开场主题，不是写高斯本人。我想，这里起笔说一下高斯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适当的。这样做，我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自己，因为把高斯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题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注三）。这个古怪的题目是回应早一年我读到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孙冶方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注四）。文革期间，孙先生说了这句话，被困坐牢七年。我当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举的马克思的价值与价格概念。我的长文只申述一点：资源稀缺，竞争无可避免；决定胜负要有准则，在无数可以采用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注五）。我列举了多个不同的准则，包括排队轮购、论级分配等，指出必会有租值消散的浪费。只有市场价格这个准则没有，而市价的使用是基于有私产的存在（注六）。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该文在北京广泛流传，不少朋友说影响了后来中国差不多什么都收费的习惯。有系统地以中文解释高斯的界定资产权利与交易费用的理念，始于一九八二，见于《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注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开始热心地以中文下笔。《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注八）。该文详细地讨论了畜牧与种麦的例子。到今天，我发表了大约一千五百篇中语文章，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经济改革与政策分析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战期间在广西差不多饿死了，今天作为还活着的老人，我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外人是否同意无所谓，只要他们读我写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人读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高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高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注九）。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高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著。 在这重要关键上，高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高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索引擎，「高斯定律」的几个译法出现过不止十万次。 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当时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业主只持有一纸长期的租用合约。当我在洛杉矶加大作学生时，借钱购买了一部细小的快意牌汽车。我是注册车主，银行是法定车主，但这两权的分离对我使用该车是没有影响的。高斯对权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的鸿文中用上的多个精彩的实例，我看不到所有权是否私有对资源的使用有何重要（注十）。这话题的出现，是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开始盛行的承包责任合约。我看到在逻辑上推到尽，这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承包合约是这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我稍后才详论。 让我跳到二○○六年八月于北京。周其仁给我看两本我自己的书：《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与《再论中国》（一九八六）（注十一）。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复制，扉页盖上一个「内部阅读」的印章。这些书是北京同志的内部或「秘密」读物。我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见到自己的书给人盗版（据说每书复印二千册）。在这两本结集中，高斯的影响是清楚而又广泛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三 张五常，《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信报财经月刊》。 注四 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八年十月《光明日报》。 注五 租值消散是个重要论题，起于公共资源使用的分析：资源的租值，会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使用，引起使用成本增加而消散了。由此引申，我指出只要不用市场价格，或市价被政策压制着，其它的竞争准则一定会出现，而某程度上这些其它准则必会导致租值消散。从租值消散的角度来解释经济行为是一个重要的法门，可惜经济学行内不重视。我的经验是分析交易费用时，采用租值消散这个通道非常有效。 有关读物，见Frank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24)；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54)； Steven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0)； Idem，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4). 注六 采用市价是有费用的，但作为一个竞争准则，市价本身不会导致租值消散。关于采用市价的费用，见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 1937)； George J. Stigler，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61)； Steven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83). 注七 张五常，《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九八二，重刊于张五常，《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年八月初版，再版多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树出版。 注八 张五常，《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于《信报》，转刊于《卖桔者言》，后者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版，再版无数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树出版。 注九 一九八○年在底特律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中，高斯催促我回到中国去，因为他听到中国有可能开放改革，而他认为我是向中国人解释经济制度运作的最佳人选。几个月后，我听到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的位置将会空出。一九八二年五月获委此职，十八年后退休。 注十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在早一篇同样重要的文章里，高斯写道：「人们看来不明白的，是联邦传播委员要分配的，或者要在市场出售的，是以一件仪器传达信号的使用权。这样看问题，我们无须想到频率或无线广播的所有权谁属那边去。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59)， p. 33. 注十一 张五常，《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二者皆再版多次，目前由花千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