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 F. 洛文索 因为这次成果起源于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威权统治的转型：民主在拉丁美洲与南欧的前景”项目，《威权统治的转型》的三位共同作者邀请我做一个介绍。 在我有幸担任中心主任的七年中，“转型”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拉丁美洲项目最重要的工作。所写成一套四本的丛书对一个学术上及政治上无比重要的主题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希望能点出这些重要之处，一些优点，还有一些仍需努力的地方。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是在1968年由美国国会作为一个“活着的纪念”而立法成立的，是为了纪念美国历史上的第二十任总统，他的理想主义，他对民主的牺牲奉献，他的学术成就和政治领导，还有他的国际视野，也为了纪念他对于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干预主义态度与行为。本中心支持各国学者与从业人员对国内与国际事务开拓性与系统性的研究讨论。本中心希望能够将学术与公共事务连接起来，就像伍德罗·威尔逊本人所作的一样。 拉丁美洲项目早于1977年就成立了，以便能够在中心的框架内研究西半球事务。拉美项目自始便尝试成为一座北美与拉美不同背景研究者之间的桥梁，以中心独特的人际网络为基础来做比较研究，追求最高标准的学术成就，专注于适合共同合作的重要主题，以及帮助美国与拉美的意见领袖们更深入、更敏锐地理解拉美、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它们与美国的关系。 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拉美项目始终致力于确保多样性的观点——来自拥有不同国籍，职业，领域，方法，与政治立场的人们——能够并存，并且透过不同视角的交流来呈现复杂的问题。但是中心的走向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虽在许多事情上意见不尽一致，中心一直以来追求的是同样地尊重学术社群并且促进共享所有美洲国家核心价值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中心追求多样性，而不是人工的平衡。比如说，中心向被阿根廷与古巴被流放的作家们颁发研究资金，但从不邀请那些审查言论的人。中心曾多次资助针对人权的不同观点的研究，但从来不是出发自压迫者的观点。此外，中心是带着很明显的对民主制度、以及对在拉美恢复政治参与的偏好来资助“威权统治的转型”的。 由拉美项目九人学术委员会中的两位，吉列尔莫·奥唐奈（当时在布伊诺埃里斯的CEDES）与菲利普· C. ·施密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提议，加上委员会主席艾伯特·贺须曼与成员费南德·亨利·卡多索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转型”项目于1979年成立了。我在项目的第一阶段担任协调者。随着项目的不断进行，我们开始考虑添加一位能够常驻中心的成员。很幸运地，我们邀请到了任教于牛津大学、曾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成员的劳伦斯．怀海德。加入之后他便开始与奥唐奈和施密特密切合作，并最终成为系列书籍的共同编辑者。 “转型”项目在几个方面展示了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愿景： 本项目成员皆为公认的拉丁美洲、美国、与欧洲的学术威权。 本项目吸引了来自三个大陆的第一流学者的参与，并鼓励他们在一系列有组织、相互关联的讨论与会议中互相合作。 本项目着重比较分析，并且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分析拉丁美洲，以此加强理解。 在多次研讨会中，除了学者之外，更采用了经验丰富的前任拉美与美国官员的观点。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已经透过在华盛顿举行的研讨会向各领域的意见领袖传达。 本项目成功地维持了一个在规范性理论、野心、研究走向、与实证方法之间的创造性张力。本项目的指导精神，如同我在第一次会议所说的一样，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盲目追求，而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许愿；亦即，是以一种严谨而细腻的规范性方法作为指引的。 最后，本项目传达了一个中心主任——詹姆斯．比尔顿博士经常强调的重点：与其对琐碎问题作出确定的回答，不如寻找对于根本问题的暂时性答案。所有的项目成员都知道本丛书没有完全解决在民主转型中所包含的各种复杂问题，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所作出的贡献也都非常满意。 威权统治的转型 很明显地，只有从未涉入本书的编写与创作的人，能够为本书的内容提供客观的评价。在这里，我愿意提供几点意见，关于我为什么认为《威权统治的转型》很重要。 在任何语言中，这是第一本系统性使用比较方法研究转型过程的丛书，将转型视为学术上的中心问题，就如同今日的拉丁美洲政治中一样。 本书对于在转型之后建立民主或多头政治的分析方法与规范性视角提供了一个不只是对学者，而且对政治参与者同样有价值的视角。 本书对拉美与南欧的比较，还有对转型自官僚威权主义、军事民粹主义、苏丹式专制统治的例子纳入了多种不同的变量。 《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充满细腻而深刻的分析，而且每一个例子都是由权威的学者所写。虽然研究方法、角度、写作风格有所不同，但他们之间共享的一些假设使本书显得流畅而不突兀。本书充满着微妙而又复杂的细节，还有对于悖论的敏锐捕捉。 在本书中，所有的威权统治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权、也没有任何一个推动民主化的力量被当作是单一的。我们仔细区分了“民主制度”与“多头统治/多元民主”；“民主化”与“自由化”；“转型”与“巩固”；“强硬派”与“温和派”以及威权主义联盟中的妥协派，还有自由化(abertura)阵营中的“极端主义者”、“稳健派”、以及“机会主义者”。 在几个不同例子中，有些重点需要特别提起。这些例子表明，虽然直接的与间接的外国势力可以改变或影响转型的方向，但最主要的参与者与最大的影响力都来自国内。它们展示了制度在缓和局势与正当化政治论述中的重要性。他们展示了少数个人的政治领导力与判断力在历史复杂过程中的关键重要性。它们一次又一次地点出了时机的重要性，长时间互动过程的复杂性，转型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惊喜，还有一些有些讽刺又有些矛盾的结果。 总而言之，这些事例分析了每一个国家独特却又在某些角度十分类似的历史事件是如何改变与塑造政治转型的，曾经的民主制度是如何解体的，威权统治的本质与时间长短，威权体制用以获得正当性/法统与面对挑战的手段，试验性自由化政策的起源与时机，体制内精英的安全感与自信还有开明派的信心与能力，财务支持的有无，局外人的咨询，以及为特定转型方向提供正当性/法统的国际潮流。 眼前的任务 我不想一直把读者耽搁在这里。就像所有作者一样，我必须承认本书的目标尚未完成，仍有很多事情需要努力。转型的例子仍然非常少，而且每一个都应该要更细腻与持久的分析。只有成功巩固的转型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制度巩固的过程，本应特别分开讨论的，在本书中却很少被考虑到。在分析那些允许自由化而且还加以推动的政权所面对的敏感抉择与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分析反对派在推动自由化时候面对的敏感抉择与困境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某些分析框架——比如说，强硬派(duros)与温和派(blandos)的分类——需要更加具体与深入。 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毫无疑问，《威权统治的转型》的作者与编辑们会继续领导更深入的研究。他们中的某一些，会是带头建立民主制度的领袖。他们，还有一些其他人，会比本书更加投入；而他们也因本书而拥有一个坚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