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敌与我——导言

“西方”这个词的可复原的最古老本意有两种：一种是表示朝着或越过（西面的）地平线的移动，一种是表示太阳下山、黄昏及夜幕降临。“west”这个英文单词从萨克逊时代以来一直未发生过变化，它在日耳曼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同源词是一个方位副词，表示处于“去西边”的状态。这个单词源于原始日耳曼语中的*westa；而westa又来自于印欧 (Indo-European) 语言里的一个单词*wes-tero，wes-tero是表示“向下、离开”的副词*wes的比较级形式。因此，“西方”的本意是“更远、远离”，然后通过引申，表示“某种更远和远离的事物；某种事物的更远和远离的方位”。从印欧语言的词根*wes——或如许多语言学家所坚称的那样——也产生了单词*“wesperos”，意为“黄昏（evening）”。“wesperos”在古希腊语中变成了既表示“黄昏”也意为“西方”（west）的hesperos或hespera。这种意义的联结在古代神话里有大量的佐证。比如，夜的女儿们赫斯帕里得斯居住在西面的大海中，她们在那里看护一棵金苹果树，这是大地之母该亚送给神和人的父亲宙斯的新娘赫拉的结婚礼物。赫拉克勒斯的12项大功之一，就是杀死了守卫这棵金苹果树的那条龙并取走了金苹果。生长在西方的这棵神奇苹果树也出现在凯尔特人的神话中，它位于海神马纳恩（Manannn mac Lir）的家乡——艾门阿波拉彻岛上。 对古埃及人而言，“走向西方”就是“走向死亡”，因为太阳下山以后的世界是亡灵的国度。太阳下山后，暮的太阳阿图姆（Atum）便进入这个国度，然后从地下穿越它走到东方，重生为晨的太阳彻帕里（Chepre）。“死亡”和“重生”这两个范畴，属于时间的不同种类。“死亡”将包括太阳在内的万物带到“美好的西方”，使得时间之外的存在进入时间之内，并变为永恒结局努特（jet）——在这个空间里，亡灵们亘古不变地继续着他们的生命。[15]凯尔特人也有一些故事是讲述西方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比如，讲述英雄布兰（Bran）前往艾门阿波拉彻岛的历程的故事，即中世纪欧洲最流行的传说之一《圣布兰登的航海日记》（the Voyage of St. Brendan）就是如此。在这个故事里，青春之地“蒂尔纳洛格”（Tir na n-Qg），有时也被放在落日以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只有在某种特定的航行结束的时候方可抵达，这种航行叫做伊姆拉姆（immram，远航之意），它既是一次空间意义上的航行，也是一次他自身的内在之旅。在旅行结束之际，你可以看到： Beanntaichean árde is áillidhleacainnean Sluagh ann an còmbnuidb is còire cleachdainnean ‘S aotrom mo chrum a’leum g’am faicinn Is fanaidh mi tacan le deóin [高山巍峨，长坡秀美 住在此处的人们，素性可亲 我脚步欢快，当他们跃入我的眼帘的时候， 我啊，愿意在此呆上几天。][16] 在欧洲文化里，人们很早（确切地说是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就开始把一种不同的观念与表示地理方位的西方以及太阳下山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观念就是年轻和朝气蓬勃的思想，以及认为西土要比东土更为精力充沛、更青春、更有活力的思想。那些生长在艾门阿波拉彻岛上或由赫斯帕里得斯们看护的金苹果的神话，蒂尔纳洛格的传说，还有布兰驶向充满快乐和惊讶的神秘国度的故事，诸如此类的神话均与这种观念有关。不过在古代世界，它却是一种关于当下而非神秘世界的观念。古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原因很好理解。因为地中海流域的情况恰巧和中国一样，它的最东边刚好是古老而确定的文化，而西面则是起步较晚、比较粗糙的不开化文化。由此，表示年轻、天真与朝气之所在的西方观念与可被隐喻地理解为“衰落”的表示落日之所在的西方观念，显然存在着冲突。 在所有把西方与青春和重生联系在一起的故事里，最为有名的是讲述阿瓦隆岛（Avalon）的亚瑟王的传说。12世纪，威尔士人、蒙茅斯的杰佛里——其祖上为布列塔尼人——曾经重新讲述了凯尔特故事里古老的亚瑟王传说，这位国王被他奸诈的儿子和邪恶的对手——莫德雷德（Mordred）诱骗到了卡姆兰（Camlan），并最终在卡姆兰战役中受了伤。他的受伤注定他要死在这个世俗世界里，但由于神的恩惠和仁慈，他被送到了阿瓦隆岛，即西方概念里的“苹果树之岛”，在那里，赫斯帕里得斯们的对手——拥有神奇力量的九名妇女治愈了他的创伤，让他在阿瓦隆岛以某种介乎天堂与尘世之间的状态继续活着，准备重返善良和邪恶的战斗中。 把西方看成是充满活力和青春之地的观念，在大探险时代开始盛行。而另外两种西方观念则重新成为19世纪的浪漫主义想像和20世纪的文化悲观主义的养料。一种以为西方是落日与衰落的所在； 一种是不管在世俗层面还是超自然层面，均把西方看成旅行和向往的目标。所有这三种观念都表明：存在着一种更为丰富的遗产，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专家政治论者的自由主义西方格格不入，正如它和所有非西方的文明完全异质一样。作为对这种遗产的某些内涵，尤其是重新发现它的旧西方的表现形式的一篇导言，本书重新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迥异于宏大观念的从柏拉图到北约的简单化历史叙事。 上面的叙述很清楚地表明，那些同时进入了西方认同的制度和体现了社会理想的神话，其内涵均要比当下的宏大叙事或批判宏大叙事的反叙事的理解远为深奥和宽广。同理，20世纪80年代由一些乐观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发起的捍卫西方的运动——例如威廉•贝内特在他的《美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中所表达的捍卫，无论它的出发点有多好，却无力恢复自己的文化制衡作用。这些捍卫和新乐观主义者对于各种抨击的无动于衷所带来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叙事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对西方那些复杂的、可作为备选方案的传统视而不见。因此，他们没有站在稳固的根基上，而是站在了当代文化论争的游移地基上回应批评者的批评。如果像我所认为的那样，宏大叙事本身是有缺陷的，而且它自身就是理解西方认同的基本障碍，那么，这些捍卫西方的运动对失败的承认可谓是太多也太少了——它们一方面承认许多批判观点还是有价值的，一方面却抓住宏大叙事不肯放手。上述这些捍卫都是片面的。我希望展示一幅更为宽广的西方认同图景，不但给捍卫者也给抨击者提供一个更好的目标。 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及敌视西方的人们，对于历史都各有自己偏爱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里，被他们认为是体现了西方本质的某个或某些特定的特征崭露头角。那些欣赏或颂扬西方的人们找寻着我所谓的神奇时刻，而那些蔑视它或预见了它的衰落的人们则寻找原罪。所有这些人，都在致力于确立或发明某种特定的西方观念，以满足他们的利益。20世纪后期，无论是神奇时刻还是原罪，对它们的寻找都是在抵制宏大叙事的背景中发生的。那么，这种宏大叙事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