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回忆录（全三卷）——斯大林格勒转折

我军开始反攻之前，我们的情绪大为高涨。我们相互告别，彼此预祝成功，然后各自上路。我同波波夫同坐一辆汽车，华西列夫斯基前往托尔布欣的部队。我们在黎明前到达。路况不错，很平坦。一片大草原。我们是轻车熟路，高速行驶。我们来到特鲁法诺夫НИ特鲁法诺夫少将当时任第51集团军司令员（至1943年2月）。的部队。一切都准备停当，安排好了日程，大家已经各就各位，每支部队都受领了自己的任务。只需等到预定开战的时间，即可开始。我们决定只作炮火准备。飞机无法使用，因为早上大雾弥漫，无法飞行。我们担心飞机会轰炸到我们自己部队的头上。 无法对敌人的前沿阵地实施空中打击，这对我们说来当然是一大损失。如能进行空中打击，将进一步瓦解敌军，在罗马尼亚军队当时驻守该地的是第4罗马尼亚集团军。中引起慌乱，减轻突破敌军防线的任务。然而这样的机会没有出现。不过我们认为，炮兵也可有助于突破防线，然后立即调集坦克部队至突破口，当坦克展开之后，再用骑兵，将骑兵投向敌后，以瓦解敌人的后方。 11月20日到了。我同集团军司令员坐在他的指挥所里。一切准备停当。炮兵如箭在弦；步兵、机械化军和骑兵军均已进入阵地。只见信号弹发出信号，炮兵开火。我感觉到大地都在轰鸣。我军的火力十分密集。不过我现在已记不清我们平均每公里战线有多少火炮。后来我们在基辅郊区作战时，我们在主要方向配备的火力为每公里三百多门炮。再后来，连这个数字也超过了。这里却连一半也不到。可当时认为已经很多了，认为这就是强大的炮火火力。确实，敌人被瓦解了。炮火准备结束后，我们命令步兵占领敌人的堑壕。步兵立即开始推进，并未遇到罗马尼亚军队特别的抵抗。罗马尼亚人在那里占领了相当有利的阵地。首先，他们及时地挖好了堑壕。其次，他们位于一个高地之上。高地虽不大，但毕竟是个高地，因为他们可以比我们更好地观察前沿前面的那片地方，我们的部队需要通过一段上坡路，才能占领他们的阵地。地形方面敌人可说是占尽优势，他们在修筑防御阵地时就可以有所选择。 我们的部队冲入战壕，开始了白刃战。敌人节节败退。我们命令沃尔斯基指第4机械化军军长ВТ沃尔斯基少将。将机械化军领进突破口。我们等待着，坦克却迟迟不来。我们已经开始着急了。怎么会呢？这是在浪费时间啊。敌人可能组织起来，放弃前沿，在后方较远的某处构筑新的防御阵地。我们推测他们那里已有现成的阵地。坦克却迟迟不来。怎么回事儿呢？已经天亮。太阳出来了。太阳看不见，因为大雾弥漫，然而一切都预示着大雾很快就会散去。而机械化军却怎么也无法进入突破口！我和波波夫ММ波波夫中将自1942年10月起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决定：坐上汽车去找沃尔斯基。我们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挨个儿去每个旅，督促他们，让他们尽快出发。 当我和波波夫来到坦克部队的驻地时，部队的组织情况给我留下了令人扫兴的印象，那简直就是个集市。一切都历历在目，旷野里没有一株灌木，坦克、汽车和人员无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很走运，因为天气不宜飞行，敌人的飞机没有升空。设若敌人的飞机上天，那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们的坦克军带来什么后果，更不用说骑兵了。当然，敌人不会打乱我们的进攻，任务反正也会完成，然而他们会给我们造成不小的损失。那里简直就是索罗钦斯克的集市，一个市场。因为马匹和大车队无法埋到土里去，一切都在光溜溜的旷野里。我要说那是个骇人听闻的情景。沃尔斯基一直在忙着给旅长们布置任务。我们开始催他：该结束了，任务本该事先布置的。 我们分别来到各部队，开始催促机械化军投入进攻。我当时以为这是沃尔斯基的失察，他没有使旅长们做好准备。后来我明白了，看来问题不在这里，旅长们都已得到指示，每个旅长也及时受领了自己的任务。 后来发现，不仅沃尔斯基如此，坦克部队的其他指挥员也莫不如此。他们有意拖延时间，等待步兵扫清道路，这样就可以不让坦克遭到炮火袭击，也不会在突围时失去坦克。他们都在等待突破口打开，这样坦克部队可以轻松地进入突破口。遗憾的是我后来经常听到这样的想法，岂止是听说，而且发现许多坦克部队军官都有这个想法。这里就不一一点名了。如今这些人身居高位。他们打仗打得很漂亮，直至战争结束。然而我发现许多人都有这个毛病。沃尔斯基终于行动起来了。我们却一直在旷野里、一直在他的集市上转悠。阳光开始透过灰蒙蒙的一片洒落下来，雾气逐渐消散，向上升腾。我看到有两架飞机在敌人前沿上空飞行，进行轰炸。我说："你看，波波夫同志，这是什么？这是谁家的飞机？好像是我们的。可那里现在没有敌人啊，已经把他们赶出来了，怎么会这样？也许，这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部队吧？"我感到莫名其妙，波波夫也一样。当然，总的说来我们感到高兴。我们胜利了，心情就好！我们突破了前沿阵地，步兵参与进来。然而这两架飞机让我们感到不安。后来，我们看见这两架飞机掉头往我们这边飞过来了，以超低空飞行掠过我们这个集市，掠过坦克和马匹。可一切都毫无遮拦，一清二楚。飞机发现我们的吉普车，直冲我们而来。我问："好像是您的飞机？"波波夫说："赶快跳车，跑步卧倒。鬼知道会出什么事。"我们跳下汽车，两人分别奔往不同的方向。飞机用机枪对我们射击。波波夫后来说，一梭子子弹就打到离他很近的地方。我旁边也有，但不是很近，因为我没有听见子弹打在地面上的扑哧声。飞机飞走了。我说："还是我们的飞机。他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射击呢？他们怎么会弄混？在我军飞行员能够使用的所有地图上，这个地区都是标明了的，这是突围的坦克部队和骑兵集结的地方。" 我们完成了将机械化军往前推的任务，就返回特鲁法诺夫的指挥所。这里，他已经抓到第一批俘虏，这让我们感到高兴了。起初抓了二十来个，后来多起来了。我记得其中有个人姓柴可夫斯基，俄罗斯人，他对我说，是来自基什尼奥夫。还有一个俘虏，是很有意思的罗马尼亚人。我审问了他。根本无需逼他说什么。他自己明白，罗马尼亚军队的处境有何等的尴尬，明白战争并不是为了罗马尼亚的利益，而是为了德国的利益，是安东尼斯库安东尼斯库（1882～1946）1940～1944年的罗马尼亚军事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尼斯库政府于1941年将罗马尼亚拖入反苏战争。1946年被人民法庭处死。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德国人的牺牲品。我无须向他做宣传。他说，他是神甫的儿子，他的心情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他所接触到的许多指挥员共同的心情。我对他说："让您来编写致这些指挥员的传单或者信件，您也许会同意的，让他们不要再抵抗苏联军队，举手投降，这样来帮助罗马尼亚同共同的敌人希特勒做斗争。""是的，我很乐意这么做。给我一张纸吧，我来写传单。" 在传单的事情上我可对柴可夫斯基不感兴趣。他是个俄罗斯人，因此即使他呼吁罗马尼亚人投降,柴可夫斯基这个姓对他们也不起作用。而这个地地道道的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军队的军官，好像还当过连长，是神甫的儿子。这一切对于罗马尼亚人、特别是对于信教的人会起作用的。我对柴可夫斯基说："您怎么能够玷污这个名门望族呢？"他答道："我明白，我知道我这个姓的分量。不过您也要理解：不光是我，其他俄罗斯人也应征入伍了。我们不想打仗。战斗刚刚打响才几个小时，就成了你们的俘虏，这就是证明。这本身说明，我不想打仗，而且一有机会就尽量投降。其他人也是这么做的。" 后来俘虏都交给侦察部队调遣，我们则下部队去了。 不仅要向前推进，而且要尽量加速推进。我们首先关心的是沃尔斯基的机动部队，于是我们又去了。现在要逐日逐时地、按照编年史的顺序叙述当时发生的事情（我想人人都理解我的处境）是做不到的。我现在只记得概况或者个别突出的事件。 沃尔斯基出动了坦克。敌人的抵抗软弱无力。 可以说，有组织的反抗根本就不曾有过。在我们的主力活动的地段，沃尔斯基抓了许多俘虏，敌人被击毙的也不少，是很多。我们警告沃尔斯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俘虏使用暴力。首先，这是违反道德的。其次，这样做很危险，因为敌人会在他们的宣传当中用以攻击我们：不可向苏联军队投降，他们枪毙俘虏！然而当我们开始推进时，我发现一大批一大批被枪毙的人的尸体。旁边站着我们的人。于是我对沃尔斯基说："奇怪啦。我看到这样的情景，被枪毙的人都在地上躺着。"他说:"不是，那全都是在战斗中击毙的。" 我不排除个别地方可能有违反我们命令的事情发生，那是受了仇视和愤恨心情的影响。那样做的原因多的是，而且我们每个战士都有。我们在撤退时看到我们给敌人留下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还掌握了敌人在其占领的地方如何穷凶极恶的材料。在苏维埃乌克兰、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和北高加索，凡是敌人所到之处，他们都无情地消灭一切"不需要的人"，无视任何道德因素。希特勒对这些因素加以嘲弄，胜利者可以为所欲为！要消灭俄国人，搞得他们士气低落，吓倒他们。 我们的士兵对此了如指掌。如果说什么地方出现了滥用权力和违反命令的现象的话，那就饶恕这些人吧。这里并未表现出我们的人某种固有的特性。这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带来的结果，战争使人的情感变得更加敏锐了。所有这一切，那些曾经打过仗的人当然是能够理解的，他们希望人们对于当时偶尔采取的行动能够有个准确的理解。 我的脑海里也浮现出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如同任何一出悲剧一样，战争进程中也有极其滑稽的事情。记得有一次进攻之后，我们深夜驱车前进。四野茫茫，没有道路。危机四伏，因为随时可能碰到埋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的地雷。我们在往前走时，对于方向是否对头毫无把握。既无任何方位物、小灌木，也无任何居民点。光秃秃的草原。需要靠星星来辨别方向。然而靠天上的星星来打仗，即使在草原上也行不通。我们看见前面有亮光。当即开着自己的吉普车朝亮光驶去。波波夫跳下车来。此人生性乐观，他开怀大笑道："赫鲁晓夫同志，您到这边来，您瞧瞧，可以看见活鬼。" 我从吉普车上下来，走了过去。只见我军的几个士兵点起了一堆不大的篝火。这里点不起大篝火，没有柴火。他们把草原上能点着的东西全都搜罗来了。不知在哪儿弄来的水，正弯着身子在篝火上烧茶水呢。 个个烟熏火燎，满脸乌黑，看着怪吓人的。他们跟黑人一样，只有牙齿和眼睛闪闪发亮。 的确是一群鬼，何况是在夜里！年轻小伙个个面带笑容，他们看见是将军来了。我当时还没有任何军衔，不过身着军装。他们当下就看出眼前的这位是个军界大人物。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盘问。他们坐的汽车上坏了个什么零件，要不就是汽油烧光了。"我们这不在这儿等着人来帮助我们嘛。"他们是反坦克炮炮兵，同属于一门炮或者两门炮的。我们同他们稍微开了开玩笑。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对于战局并不了解，仅仅回答了他们是哪个部分的。 第二天，我们又到前线各处查看，又碰到一个有趣的场面。此事我对斯大林讲了多次。一辆大车颠簸摇晃。上面坐着五六名罗马尼亚士兵，一个人在赶车。他们是往东去。波波夫问道："你们上哪儿去？你们都是什么人？"有个士兵塞给我们一张字条，波波夫拿过来就念开了："兹有罗马尼亚士兵若干名，马若干匹，大车一辆。系向东、向伏尔加河行驶，前去投诚。"下面为签名：某某中尉。我们不禁哑然失笑。罗马尼亚士兵见我们并无恶意，便也受到鼓舞。波波夫把字条还给他们，说道："你们就照这个方向往前走吧。"他们当然一点也没明白。于是波波夫往伏尔加河的方向挥了挥手，他们就投诚去了，我们往前线驶去。 我们来到普洛多维托耶。这是一个村镇，当地的居民点全都起了这么有趣的、充满乐观精神的名字在俄语里"普罗多维托耶"（音译）意为"肥沃之地"。。看来，当这些草原上半沙漠的土地住满人时，迁到这里来的人给新地方都起了美丽的名字。有个中尉走过来对我说："我想问问，我拿俘虏怎么办呢？""您有多少俘虏？""三百来人吧。""他们都在什么地方？""离这儿不远。"我和波波夫去了。我们见站了一大群俘虏。我们就通过翻译详细询问。这时又有一名中尉骑马前来，他说："可以问问题吗？我该怎么办，把俘虏往哪儿送？""你们有多少俘虏？""大概有三千来人吧。""俘虏都在什么地方？""就在那边，教堂后面。" 我们驱车过去。那是很大的一群人，全都规规矩矩，服服帖帖的。中尉报告说，这是罗马尼亚一个大口径炮兵整编团。团长带领全团投诚。我想：真要命，整整一个炮兵团放在我们的后方，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说："命令全体军官都站到前面来。应当把军官同士兵区分开来，把他们分别带到我国的纵深地带，交给收容站。野地里撂着许许多多武器，从步兵武器到大炮都有。他们可是有全组炮手，会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我们的后方，那儿可是什么也没有啊。他们的军官站出来了。中尉请团长来见我们。 一位已过中年的人走过来，心平气和地报告："我是团长。我连炮衣都没有下令褪掉，也没有开过火，我决定全团全副武装投诚。现在我把一切，把军官、士兵和大炮都交给你们。"我对他说："上校先生，您同意呼吁罗马尼亚官兵停止抵抗、前来投诚吗？您要是这样做了，那就说明对于希特勒把对付我们的战争强加在你们头上这一点有了正确的理解。您不愿意打仗，您自己已经不再打仗。请您也帮一帮那些还在敌人那边的人，让他们也向您学习吧。"他回答说："我很乐意！您给我提供条件吧，我来写信。"后来我仔细询问了他，对他讲起先前曾经谈过话的那位军官已经写过类似的传单。看来他认识这位军官。我后来得知，那位军官正好是向这名上校发出的呼吁。的确，我看过先前曾与之谈话的那位军官--神甫儿子的传单，他恰恰是对这位上校发出的呼吁："您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去作战！我知道您的心情。应当停止作战！"当我回到司令部，有人把那份传单给了我，让我下令印刷。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传单所针对的那支部队已经投降，做了我们的俘虏。我们指示将罗马尼亚的军官和士兵分开带走。 战役继续顺利进行。我们的部队向前推进，我们初尝巨大胜利的战果，完全陶醉其中。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当时的喜悦心情和我们欣喜若狂的情形。战争期间，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地段顺利突破敌人的防线，扩大进攻的战果，横扫了我们面前的一切，而且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诚然，我们明白我们面对的是罗马尼亚军队，不是德军。他们兵无斗志，因为知道这场战争并不符合罗马尼亚的利益。但这毕竟是敌人。常言说得好，罗马尼亚人各有不同。完全不一样。我们可是知道他们是如何进攻、如何戏弄和平的居民，如何杀害我们的人的。他们与希特勒军队一起来侵略我们，同样对苏联军人极尽凶狠残暴之能事。因此应当对于我们的欣喜若狂、我军官兵的喜悦心情有个正确的理解，他们是个个喜笑颜开。 我记不清那是进攻的第几天，是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我们结束了战斗行动，完成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我们的坦克部队来到苏维埃茨科耶，到了顿河边上，瓦图京的部队则沿顿河前往卡拉奇。我们要在当地会晤，我和波波夫驱车前往。我这里说得不准确。其他参加过这次战役的将军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说得更准确些，因为他们在写作时利用了总参谋部的材料、正式文件，根据这些材料和文件可以在时间上再现这一切，再现战事的具体发展过程。我没有这个条件。总之，我和波波夫来到西南方面军坦克军军长的驻地。军长是我所熟悉的克拉夫琴科将军指第四坦克军军长安·格·克拉夫琴科少将。。后来我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曾不止一次地同他会面。如今他已不在人世。当年可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啊。他仿佛是拖不垮的，可他去世了。当年他可是怎么摔打都没事儿的。 我们来到他所在的房间，他说身体不太好，生病了。好像是患了流感吧，他却始终硬挺着。我们相互祝贺，大家为我们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而感到高兴。这是第一次会师！克拉夫琴科提议："为了庆贺我们会师，来干上一瓶香槟吧。我有战利品，法国香槟。""行，来吧。"我们开了一瓶香槟，每人喝了一杯，此外再没喝什么，不是因为不想喝，而是因为除了这唯一的一瓶香槟而外，再无其他可以用来庆祝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东西。克拉夫琴科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请接受我的礼品，作为会师留念，这是一支德国佩剑。不错，原来是带字德国法西斯的标志。的，可是现在这个字打掉了。这个纪念品可以让人想起我们这次会师。"我说："好吧，我收下。我有个小儿子叫谢廖沙，我给他寄回去。这是您的部队打击德国人的物证，也是好礼物。" 我们在克拉夫琴科那里小坐片刻，彼此通报情况。形势不错。我们丝毫没有感到敌人的威胁，我们歼灭了自己的每一个对手，当时不知道敌人还会重整旗鼓，不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不过这都是后话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克拉夫琴科说，他在顿河右岸可说是畅行无阻，没有遇到较大的抵抗。敌人的后方相当空虚，没有部署军队。我们为成功感到高兴。在筹划战役时，我们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小心翼翼地阐明计划，我们预计，只是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战役，然而我们既不了解我们的后备力量（如果大本营拥有后备力量的话），又不了解敌人在这个地区后方空虚。即使我们的建议并未为战役打下基础，那么它至少不会同已经实现的意图和其他司令员可能提出的建议相抵触。主要不在于谁第一个提出建议，而在于我们所面临的任务顺利完成。敌人已被歼灭，德军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眼下要拖住德军，也来个就地歼灭。 后来我们遇到了困难。这些困难我对朱可夫讲了，当时他到我们部队来，通报大本营对于战役计划的想法。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觉得这里是敌人的软肋。至于说到把被围德军拖住，如果您不给我们增援，我们仅凭自己的兵力是无法做到的：敌人会把我们击溃，并逃出斯大林格勒。我已经说过朱可夫是怎样回答我的，他说就让敌人从斯大林格勒滚到什么地方去吧，将德军逐出伏尔加河地区，这已经是一大胜利。我同意朱可夫的意见，却希望能再进一步。我想，其实我们不会有什么分歧：朱可夫也是同样的愿望。然而眼下却提出了一项拖住敌军并歼灭敌军的任务。我和波波夫决定不回第51集团军司令部，前往托尔布欣的司令部。该司令部离苏维埃茨科耶更近一些。何况第51集团军的任务已经完成，敌军已被歼灭，许多人被俘，前面并未出现任何直接的威胁。而斯大林格勒集中了敌人的主力部队。如今主要的地段是托尔布欣这个地段，即第57集团军，而不是第51集团军。这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中最薄弱的的一个集团军，人数最少。因此我们决定前往托尔布欣的司令部，详细了解情况。尚在途中即已得知，托尔布欣将司令部迁至离顿河不远处的纳里曼旁边的小河谷。我们驱车前往。 那是南国的一个秋夜。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任何方位标。我们开始寻找这个小河谷，奔波了一段时间。我对波波夫表示了自己的疑虑："马尔基安·米哈伊洛维奇，我认为我们现在找不到小河谷了，道路难行，我们没有去过那里，不知道方位标，很难到达目的地。"他却精神百倍地回答说："瞧您说的，赫鲁晓夫同志，对于将军来说主要是有地图、指南针和速度表，就可以算出汽车走过的路程。一定能找到！"我们就开始寻找。后来这件事传为笑柄。我事后同波波夫见面时，曾多次回忆起来。他也是微微一笑……我们刚刚上路，就碰到两具裸露的德国士兵尸体。晚间看得很清楚。往前走了一段，又是一匹灰马的尸体。这还不是方位标。眼前是德文的指路牌。我们看路牌。波波夫有两个副官，其中一位懂德文。可有什么用呢？我们无论往哪个方向去，每次都回到那些尸体所在的地方。简直是个凶地！我们是反反复复地碰到两个裸露士兵和一匹灰马的尸体。简直是无法理解的事！仿佛是果戈理作品里的情景！魔鬼领着我们在这个地方周围来回转圈儿。我们终于听到了说话声。有人开车路过。我们也发出声音。 汽车驶近了。一个人走下车来，说道："我是个上校，是某某坦克部队的首长。"他认出我来，问道："你们去哪儿？""我们去纳里曼河谷。""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是找不到纳里曼河谷的。一片大草原。你们去干吗呢？那是前沿，可以看见德寇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德寇把自己的前沿照得通亮）。那里还可能碰到地雷。我建议你们和我一起走。我到第57集团军的驻地，我认识路，可以带你们去。我是去军医院，一只手受伤了，起初还挺着，可现在感到伤口疼起来了。我担心可别再感染。我想那里可以好好地给包扎一下，再把伤口处理处理。"我同意了，可波波夫说道："不，我们还是自己找找吧。"我们相互告别后就继续前行。又听到说话声。一辆汽车开过来，我们把车停下，走下车来。 原来这是大本营的代表，一个管通讯的将军。他说："我到伏尔加河托尔布欣的司令部去。我也需要去纳里曼河谷，不过我现在不去，因为我找不到，你们也找不到。我们一起走吧？"我们又拒绝了。以为可以找到这个河谷。我们又开始寻找，却老是围着这些尸体来回转。看来，已经往某个方向走出去很远了，后来却突然发现还在某处"转圈儿"，又回到老地方：两具尸体和一匹灰马。 我穿着毡斗篷，冻得发抖。波波夫也一样。我们的忍耐到了极限。我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发现几个德文的指路牌。军官跑过去，开始从德文译出这几个指路牌所指的方向。波波夫冻得上牙不住地打下牙。他冲着副官喊道："把它拿过来。"那人把路牌摘下，拿了过来。我说："读上面写的字吧，他给您读过了。至于指路牌指的是什么方向，不得而知。他就把路牌从杆子上摘了下来。""是啊，"波波夫表示同意，"看来，我们今天夜里是找不到纳尔曼河谷了。我们到伏尔加河上的司令部去吧。" 司令部在哪儿，我们很清楚。士兵们常说，往前线走时马是一步一挪，至于离开前线，那就是一溜小跑了。我们倒不完全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是找司令部，然而是野战司令部。而修得较好的集团军司令部是在伏尔加河上托尔布欣那里。此时此刻，我们已经预感到抵达后已经冻僵的我们享受澡堂的情景。托尔布欣喜欢澡堂，他的澡堂都不错。来到伏尔加河上，波波夫将军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想您绝对忘不了我同您迷路的经过，一辈子都记得住这两具德国兵的尸体、灰马的尸体和我们的奇遇，我们怎样利用地图、里程表和手表来辨别方向。""是啊，"我说，"这样的事情记得牢靠。"我们在克拉夫琴科将军处欢庆胜利后返回途中的这段奇遇就此宣告结束。 击溃敌军，我们这两个方面军会合，完成对于斯大林格勒德寇集群的包围：确有值得高兴的的理由。我们是历经了整个战争进程、可怕的撤退、过去的失败和其他的伤心事才赢来这样的乐趣。罗科索夫斯基所指挥的顿河方面军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里我对他只字未提，是因为我记不清他当时总的任务是什么。这样一来，如今是由顿河方面军从北边为对德军作战的阵地提供保障。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应当将其主要兵力用于南部，以加强那里的防御阵地，防止敌人突围。 我们已经明白，既然被围军队没有试图突出重围，那就是说柏林方面有指示，不得放弃斯大林格勒，要等待援军到来并恢复原先的态势。从敌人的动向我们明白，他们正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可见，要提防他们来自南边和西边的攻击。然而可能来自西边的攻击是在第聂伯河的对岸。遏止这股兵力的任务落在瓦图京指挥的西南方面军身上。我们的职责是从南面掩护，不让前来增援保卢斯的部队突破。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则在我们的参与下对敌军形成合围之势。 在科捷利尼科夫方向的地段，是第51集团军、沙普金的骑兵军、沃尔斯基的机械化军和其他兵团。我曾几次前往这个军队集群，因为那里的形势吃紧。我们根据侦察部队的情报知道，德国陆军元帅曼施泰因任军队集群司令员，该集群前来解救被我围困的部队埃里奇·冯·莱温斯基·曼施泰因陆军元帅时任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员（霍利特战役集群，第3罗马尼亚集团军，戈特集团军群，共有44个师的第6集团军），自1942年11月至1943年2月企图解除对斯大林格勒的围困。在其部队右翼作战的戈特集团军群，由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对峙的第4坦克集团军和第4罗马尼亚集团军组成。。敌军开始迫使我们退却。他的部队已位于距保卢斯部队前沿约50公里的地方。我去得最多的托尔布欣集团军司令部（当时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呆的时间很少）位于上察里津斯科耶，正好是在抵达梅什科夫区的曼施泰因部队与保卢斯部队的中间。在保卢斯被包围后的最初几天，托尔布欣的兵力很少，以至出现了一段长达六七公里完全没有设防的战线。那里一无所有。然而，由于希特勒所发布的注定要使被围困部队无所作为、等待援军的命令，敌人失去了突围的机会。设若保卢斯按照他自己的意图向南部攻击，那么他肯定有可能突围。我们就无法遏止保卢斯。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希特勒的愚蠢帮了大忙。他使装备精良、兵强马壮的保卢斯集群无所作为。他们在那儿坐等援兵，而这时我们采取措施，加固了包围圈。 完成包围任务之后不久，就决定试图突破被围敌军的防线并将其一举歼灭。我们的兵力不够，胃口却不小。因此我们就试图加强一下托尔布欣的兵力，让他的几个师去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想在切尔夫连纳亚区这个岗峦起伏的地方突破保卢斯的防线。我和波波夫前往托尔布欣的指挥所。它的位置很好：从那里望出去，一切都尽收眼底。高地，下面是河谷，过去又是上坡。敌人看我们一清二楚，我们看敌人也是一清二楚。我甚至看见一个德国兵在野地里走着走着又突然消失，看来是进了哪个掩体。我们在这个地段部署了坦克。现在我不记得这支坦克部队的首长是谁。第13机械化军军长塔纳斯奇辛当时正在休整和补充兵员，沃尔斯基的机械化军位于南面，在科捷利尼科夫斯科耶附近。 我们利用了我们的一切资源，然而战斗却并未奏效。到天色向晚时，我们发现第二天已经无法继续进行如此紧张的战斗并击败敌人的抵抗了。他们在这里既有坦克，又有强大的炮兵。诚然，他们的飞机没有出动。我方出动了歼击机，然而数量不多。他们无法向地面部队提供实际的帮助。随着夜幕降临，我们停止进攻，而且还损失了装备，特别是坦克。我们的坦克很少。如果将损失同坦克的数量作个对比，那么损失就很明显了。尽管如此，我们却并没有失去突破敌人防线、冲进保卢斯军队驻地的希望。我们认为，每过一天，敌人的兵力都会受到消耗，他们的体力都会受到削弱，因为在被围困中食物匮乏，尽管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情报。这不过是我们的估计，如今从已公布的关于保卢斯的材料得知，当时确系如此。我们做了第二次突破的尝试。同样未获成功。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插曲。我们正在指挥所里，这是一个仅仅用盖木遮盖和以土堆作伪装的大坑。其中坐着集团军司令员托尔布欣以及我和波波夫这两位方面军的代表。我们猛然发现一架飞机正在朝我们这边降落。我们已经做好了它将落在指挥所上、把这里的一切全都毁掉的准备。这是谁家的飞机呢？很难弄清。最终，飞机降落在（如今甚至都有点无法相信）距离指挥所约十米开外的地方，甚至连十米都不到。这并不是因为飞行员技艺高超，仅仅是个巧合。战争和打猎中往往就有此类不可思议的情形。我从掩体里出来。原来是苏联的飞机。飞行员坐在机舱内，却已处于休克状态。人们开始把飞行员往外拖，他当即恢复知觉。将他送往医院，飞机就留在这里了。 我回到土窑。过了一段时间我出来时，飞机已被抢劫一空。这是"我们的人"干的。把凡是对士兵有价值的东西全都摘走了，其中有钟表、玻璃等等。然后再用以造出各种手工制品和小饰物。当兵的什么东西都能派上用场。我当时感到吃惊和气愤。飞机还可以复原啊！如此对待军用财物，我感到十分伤心，然而再无别人对此事特别关注。 随着夜幕降临，我们看到德国运输机为保卢斯的军队运送东西。运输机像阅兵式上那样一批接一批地飞过来。我们的高射炮开火了，然而命中率很低。头一天我们地段只击落两架敌机，第二天打下的也很少。 我们在审问俘虏时，我感兴趣的是，都往那边运送些什么货物？是士兵的食物吗？武器？燃料？弹药？原来是样样都有一点。后来当我们的部队往前推进至包围圈的纵深部分时，敌机已无法降落，便用降落伞往下扔东西。不过那已经是很靠后的事情了。总之，我们消灭被围集群的努力未获成功。 舒米洛夫将军系第64集团军司令员1942年8月至1943年4月（这时第64集团军成为第7近卫集团军）以及后来，直至战争结束，米·斯·舒米洛夫中将始终担任该集团军司令员。，他在自己的战线负有从南面进攻的任务。那里一切均已破坏殆尽。舒米洛夫向我们报告说，他的部队占领了某某地方。我们向他表示祝贺。后来略一思忖，又同叶廖缅科交换了意见，给舒米洛夫去电话说："你还是核对一下，这个报告该不会有错啊？""没错！"他保证说。应当对舒米洛夫有个了解。这人很正直，认真负责。尽管如此，第二天一早他核对情况，才发现自己受了误导。他向我们解释说，报告送出后敌人已进行反攻，收复了失地。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拿这事儿同他开玩笑说，那些欺骗者都是这样来自我辩解的，他们编造出敌人反攻的说法，这是个典型的解释：他们错误地报告说占领了某地，然后说敌人进行反攻又夺了回去。但是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反攻。只是人们事先报告，以为很快就可占领村庄，后来却没有占领。 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开始加大从科捷利尼科夫斯科耶往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压力。我们的部队又在进行顽强的战斗，我们伤亡惨重。我曾几次前往该地。我们将扎哈罗夫作为领头人派往这个地段，让他就地协调各方力量。这个地段开始让我们十分担心，因为我们一直在后退，在往斯大林格勒的方向后退。出现了曼施泰因突围的危险。这时我们得到消息说，要把马利诺夫斯基罗·亚·马利诺夫斯基（1898～1967）苏联元帅（1944），两次苏联英雄（1945～1958）。伟大卫国战争期间，1942年11月～1943年2月，任第2近卫集团军司令员，后来先后担任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乌克兰第3和第2方面军司令员。1956～1957年任陆军总司令。1957～196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率领的第2近卫集团军交给我们。我认识马利诺夫斯基，对他评价很高。我和叶廖缅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我们开始等待近卫集团军的到来。该集团军不久就划归我们调遣，我们当即派去对付曼施泰因的军队。 这是一支救命之师，都是一批精力充沛、意志坚强、训练有素和武器精良的青年。第2近卫集团军拥有3个步兵军，每个步兵军都有3个师，一个坦克团，每个坦克团有22辆或者24辆坦克，在当时说来这就是一支很大的兵力了。总之是个完整的集团军。副司令员为苏联英雄克列伊泽尔将军雅·格·克列伊泽尔少将比赫鲁晓夫小11岁。他在马利诺夫斯基之前（1942年10～11月）和之后（1943年2～7月）担任第2近卫集团军司令员。。这是个年轻的军人，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集团军参谋长为比留佐夫谢·谢·比留佐夫少将于1942年12月成为第2近卫集团军参谋长。。同样是个年轻人，也是个好将军。总之，指挥人员和部队都是百里挑一的。 这个集团军12月份与敌军在梅什科瓦河交火。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敌军被迫止步。我们又开始挤压敌军。这时华西列夫斯基又乘飞机来了。我同他一起到前沿去，目睹战斗进行得十分顽强。我军伤亡惨重。有时我同他站到一个地点，看视野之内有多少人阵亡。唉，我们查点出许多我军士兵的遗体，大多为青年人。我从一位阵亡者身上掏出被子弹打穿的团证：他系胸部中弹。 不久，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坦克军的援兵，军长为罗特米斯特罗夫帕·阿·罗特米斯特罗夫当时（1942年4月起）任第7坦克军军长。。一个很好的坦克军，补充了全新的人员，他们驾驶起坦克来都十分娴熟。这已经算是对于方面军的一大加强了。 当时我呆在上察里津斯基的托尔布欣部队的时间最多。马利诺夫斯基也将自己的司令部部署在上察里津斯基。这样一来，该处就有两个集团军司令部：一个是托尔布欣司令部，他从南面保持对保卢斯军队的包围；一个是马利诺夫斯基司令部，他在西南面行动，遏制住曼施泰因的军队。我曾几次前往沙普金的骑兵军。有一次我去时遇上了令人心情沉重的情景：在沙普金及其司令部所在的居民点旁边，横卧着许多我方阵亡的骑兵和击毙的马匹。我在路过一座小桥时，旁边就横卧着阵亡的军官，皮靴已被掠夺死人财物者脱走。我对沙普金讲起此事，他询问情况，说道："是啊，这是个骑兵连长。""怎么能这样呢？"我问道，"你们也不把阵亡者搬走！自己人挨抢！不错，是死人，可看着还是觉得可怜，不舒服。"战争中就常有这样的事情……沙普金当时千方百计地遏制住敌人的进攻。马利诺夫斯基的集团军到来以后，我们击退敌人，转入反攻。 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队到来之前，出了这么一件事。专管使用骑兵的大本营代表戈罗多维科夫来到我们这里指工农红军骑兵总监奥·伊·戈罗多维科夫上将，他自1943年起任红军骑兵副司令员。。让他上哪儿去呢？他当时是骑兵总监，我们当然让他到这个地段唯一的一支骑兵军去。戈罗多维科夫去了。我在托尔布欣的部队，后来又去了波波夫的部队。当时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这支突击集团军指第5突击集团军。在顿河右岸，以托尔莫辛为目标。由波波夫任司令员。戈罗多维科夫突然来到波波夫的部队，十分激动，愤愤不平。他讲的俄语不是太地道，他说："这叫细么军刀？这个军刀可以切羊肉串，不能砍不能劈！军刀不好，不是军刀，不是。"的确，骑兵的武器、包括军刀在内，都不是第一流的。戈罗多维科夫对我讲道："我坐在战壕里，看敌人在哪儿，我看见敌人了。于是我说：波波夫，你怎么，你想让我在这里当俘虏啊？"曼施泰因在进攻（那是马利诺夫斯基第2近卫集团军来到之前的事情），看来，这给骁勇的骑兵戈罗多维科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问我："赫鲁晓夫同志，您什么时候去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司令部在哪儿？"我对他说，方面军司令部就在您从莫斯科来时到达的地方，也就是伏尔加河岸边的赖哥罗多克村。不知为何起了这么个名字"赖哥罗多克"系Рай-Городок的音译，意为"天堂小城"。。 实际上这是个大乡村，其中所有建筑物均为清一色的木结构。上将继续说道："您打算去吗？""打算去。""那咱们一起走吧。""行啊。只是您想什么时候去呢？""我想现在就走。""我建议现在别走，夜里上路很糟糕，不能开前灯，德国飞机照着汽车的前灯射击，可不开前灯呢就会摔死，比吃敌人的机枪枪子儿还来得快。最好是明天一大早走，那个时候天还不亮，日班飞机还没出来，他们的夜班飞机飞起来也觉得危险，因为夜间行动迟缓的轰炸机飞得很低，很容易被机枪甚至步枪打下来。所以我们专挑这个时间。""好吧，我们电话联系。"可早上我打电话过去，值班军官说戈罗多维科夫已经走了。"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傍晚就走了。"看来，他十分焦急不安，惊恐万状，已经等不到早上了。此后我再未见到戈罗多维科夫。他担任第2骑兵军军长时，是国内战争的英雄。然而这场战争中既出现了不同的战斗手段，又出现了不同的条件。他当然感觉到自己已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帮助，他的到来给方面军没有带来什么，他所能展示的，仅仅是良好的愿望、忠诚老实和对于苏维埃国家的一片赤诚。他是个好军人，但是已经才智枯竭。无论是就其军事知识还是体力状况而言，他已经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已经说过，我在上察里津斯基呆的时间比在方面军司令部呆的时间要长：我在那里有个固定的住所。于是我又一次去了那里，在得到关于战局的信息后，我们便分头回去休息了。马利诺夫斯基突然闯了进来，身着旧式男大衣，没有脱外衣，十分激动。我见他眼泪长流。"怎么回事？出什么事情了，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出了不幸事件，拉林自杀了。"指师政委ИИ拉林。拉林系第2近卫集团军军委会委员，一个机灵勇敢的人。他同马利诺夫斯基是好朋友，战前就在一起共事。马利诺夫斯基任军长时，拉林给他当政治委员。马利诺夫斯基总是要求让拉林给他当个政治部主任或者政治委员。作为一名政治工作人员，拉林受到人们的尊敬。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受了伤。我到他的住所去过。他躺在床上，但伤势不重，伤在腿部肌肉，骨头没事儿，子弹只是触及膝盖。他谈吐自如，完全清醒。有一位女人在看护，她是军医。后来我听说他在自杀前同这个女人相谈甚欢。马利诺夫斯基因这件事极其激动，为拉林落泪。我不知该如何去安慰他。怎么会有如此举动？拉林为何要自杀？后来他的副官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情况相当不明朗。拉林到前沿去，以干草堆作掩护观察战斗过程。他来回走动，仿佛是在敌人面前晃来晃去，明显是在找死。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他简直是在引火烧身。当然，他很快就受伤了。尽管伤得不重，他却突然自杀。怎么回事呢？战争初期，当我们撤退时，出现过自杀现象。如今我们已转入攻势，包围了保卢斯的军队，正同曼施泰因厮杀，可以说，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早就停止逃跑了，开始了一个我军对敌军事行动的新阶段。第2近卫集团军是一支强大而坚强的部队，顺利地击退了曼施泰因的进攻。他却突然自杀！拉林留下一张字条，措词也很奇怪。我现在无法准确地再现其内容，不过大意是他要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接下来是"列宁万岁！"这样的字样。最后是签名。我们当下就把这张字条寄到莫斯科去。当时的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谢尔巴科夫亚·谢·谢尔巴科夫1918年入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将，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1942年6月起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人既已故去，就不该说他的坏话。可有什么法子呢？谢尔巴科夫是个多年担任州委书记级别职务的干部。后来我曾领教过他那令人不快的性格。他收到这张字条后，就借此大做文章。我甚至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目的。拉林不是已经自杀了吗。不知他是为了让马利诺夫斯基难堪、激怒斯大林，还是存心跟我这个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作对（事情出在我们这个方面军）。我当即奉召回到莫斯科。在斯大林的住所举行了例行的长达数小时、带有一切附带节目的午宴：既有饮酒作乐，又有对前一天的事情的分析。 斯大林问我："马利诺夫斯基究竟是什么人？"我答道："我多次向您报告过马利诺夫斯基的情况。这是一位著名的将军，他在战争初期任军长，后来任集团军司令员，再后来又任南方面军司令员。他在南方面军曾经遭到败绩，您是知道的。"斯大林当然知道，该方面军受到敌人的包抄，落得个一败涂地。敌人轻而易举地占领罗斯托夫，马利诺夫斯基因此被撤销职务，调到后方。后来他当过第66集团军司令员，沃罗涅日方面军副司令员，再后来又组建第2近卫集团军。有人提醒我说，拉林在什么地方任职，马利诺夫斯基如何要求将拉林调到自己身边，如何争取到为拉林让路。 应当说，谢尔巴科夫是利用这些东西做文章的大行家，其目的不是为了设法让斯大林冷静下来，而是为了火上浇油，让他暴跳如雷。谢尔巴科夫明白，对马利诺夫斯基的怒气直接或间接地也是冲着我来的。谢尔巴科夫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他不写'斯大林万岁！'却写了个'列宁万岁！'呢？"我回答说："我说不清。看来，他开枪自杀是受到某种不正常心理状态的影响。他若是处于正常状态，就不会自杀了。他没有自杀的理由。"好像一切都清楚了吧。可是不。谢尔巴科夫反复说自己的那一套，往伤口上撒盐。当时我曾经历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当然，对我最有利的，就是说拉林是个混帐东西，马利诺夫斯基也是一丘之貉。然而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也不能这样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又问道："这个马利诺夫斯基究竟是什么人？"我回答说："马利诺夫斯基我了解。而且我只了解他的优点。不能说我了解他好多年了，但是从战争初期我就了解他。这段时间他都表现得不错，稳稳当当，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将军都是如此。"马利诺夫斯基显然面临危险。罗斯托夫陷落，拉林自杀，两件事情交织在一起，全都打成一个结子。斯大林说："等您回到前线的时候，要对马利诺夫斯基进行监视。您必须始终呆在第2近卫集团军司令部。监视他的一切行动、命令和指示。"总之，我个人要为马利诺夫斯基和他的集团军负责，我应当成为党和大本营的耳目，好好监视马利诺夫斯基。我说："好吧，斯大林同志，等我一回去，就寸步不离马利诺夫斯基。" 我乘飞机返回上察里津斯基。当时我仿佛忘记了到方面军司令部的路，同第2近卫集团军一起转移，总是与马利诺夫斯基比邻而居。马利诺夫斯基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这是斯大林对他不信任的结果。他把我看成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的人。我们迁移司令部时，连我的住所也安排在马利诺夫斯基旁边。结果，我与其说是整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倒莫如说是第2近卫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其实，该集团军就是我们方面军战线的主力，因此实际上并未出现任何矛盾。而马利诺夫斯基所起草的一切指示和命令，在签署之前必定要征得我的同意。我并不签名，因为这不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然而他的所有命令和指示我都了解，马利诺夫斯基事无巨细都向我汇报。 我们的事情进展得不错。我既对前线的情况觉得满意，又对马利诺夫斯基，对他的才能、办事能力和分寸感到满意。总之，在我看来，他是众多司令员中的佼佼者，我尊敬他。同他一起工作是件好事。 当时乌布利希瓦·乌布利希（1893～1973）当时系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他是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德国统一社会工人党奠基人之一。1950～1953年任该党总书记，1953～1971年任第一书记。德意志民族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60年起）。同志乘飞机来到我们这里，同行的还有两位德国共产党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从前沿用扩音器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号召德军向我投降。这项工作主要是在晚间和夜里进行。乌布利希在前沿爬来爬去，手持扩音器向保卢斯军队的官兵喊话。我总是同乌布利希一起吃午饭，我便开玩笑说："好吧，乌布利希同志，今天您没有把午饭挣出来，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不声不响地继续自己的工作。有一天我接到报告说，被包围部队中有个士兵向我们投诚了。我说："那好，把他带来吧，我来问问他是什么人，了解他的情绪，他是如何评价自己同志的精神状态的。"把人领来了。我说："您是哪个民族的？""我是波兰人。""您是怎么到德国军队里来的呢？""我是来自波兰归到德意志国家版图的那个部分，我是应征入伍的。""我们大概要成立新的波兰军。得解放波兰啊。您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对啊，是应当解放。""您参加波兰军吗？去吗？""不，我不去。""那怎么解放波兰呢？""波兰就让俄国人去解放吧。"他回答得相当厚颜无耻。我不喜欢。我后来对乌布利希说："这就是您的兵，不是德国人，是个波兰人，从德国人那里跑掉的，可是他不拥护我们，他甚至不打算去解放自己的波兰。" 后来俘虏了几个真正的德国人，那正好是圣诞节前夕。我吩咐把他们送到马利诺夫斯基司令部的驻地，我们便开始审问他们。然而这已经不是审问，倒不如说是宣传性的谈话。我是同乌布利希一起进行谈话的。我先下令把他们带到澡堂去，让他们洗澡，更衣，去掉身上的虱子，每人发100克伏特加（毕竟是圣诞节嘛！），好好吃上一顿饭。然后我们同他们谈话。照我看来，其中一名俘虏的好心情特别突出。当然是按照我们的理解。他反对纳粹，反对希特勒，反对战争。乌布利希问他："我们想把您派回去。您同意去吗？"他回答说："同意。我甚至请求把我们派回去。我们回去后，把一切都对自己的同志讲。"可是这批人马上就出现了分裂。一名俘虏说："干吗把我们派回去呢？要是现在把我们派回去，那就会把我们枪毙。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是从你们这里逃出去的，你们想出的其他说法也没有人会相信。"俘虏们相互之间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吵。"我们的德国人"说："你是个胆小鬼！我要回去。就算是把我枪毙了，但这也会起作用的。" 我和乌布利希已经同意把这批人派到敌人那边去。托尔布欣忽然听说了，便来找我："赫鲁晓夫同志，我听说您和乌布利希想出什么主意了。请你们别这样做。俘虏现在知道我们司令部的驻地，只要他们跟自己人一说，我们就得挨炸。至少在我把司令部搬到别处之前别派回去。我不想让大家受到威胁。"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是蒙着眼睛把他们送来，蒙着眼睛把他们送走，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我不能冒险。"看来，如果他对斯大林说，斯大林也不会支持我的。我没有对乌布利希讲托尔布欣的心情，只是说："乌布利希同志，看来我们只得把这个行动往后推推了，因为有风险，俘虏可能把我们司令部的驻地说出去。""不行就不行吧！"他仍然继续自己的活动。托尔布欣的担心有多少道理呢？我至今也不同意他的意见。太过小心了。我认为即使我们把这些人派过去，派到合围圈里去，司令部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战斗仍在继续。我们开始把敌人往科捷利尼科夫斯科耶那边挤压。当时的情况是，让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去指挥直接将落入包围圈的保卢斯集群团团围住的部队，去指挥向马内奇和罗斯托夫进攻的部队，已是力不从心。向我们提出将方面军分开的建议。建议来自大本营。不知是斯大林还是总参谋部其他人提出的倡议。不过他们知道我们方面军如今面临的复杂局面。建议把那些面对保卢斯的集团军交给顿河方面军，把派往南面、坐东向西的部队交给南方面军。对于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兵团，我们真是恋恋不舍，诸如以自己的胸膛保卫了斯大林格勒的第62集团军，舒米洛夫指挥的第64集团军，第57集团军和其他兵团。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呈半圆形，首先打退了扑向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57集团军起初在斯大林格勒作战，后来他们全都沿着前线互相靠拢。我们同这些人处熟了，大家亲密无间。不过当斯大林来电话时，我对他说："我们一定照办。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是为了事业。这样更好。"斯大林也给叶廖缅科去了电话。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同叶廖缅科讲的，也不知道得到了怎样的答复。 我见到叶廖缅科时，他几乎哭成了个泪人儿。我开始可怜他。"您这是怎么啦，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这是为了事业嘛。您也看见的，我们的军队现在都转向南边了。我们的任务是进攻，打击敌军位于北高加索的侧翼，把他们往罗斯托夫那边顶。斯大林格勒这边是守，这里一切都已注定，这里只需把敌人团团围住，他们自己就会饿死的，他们没有炮弹，没有食物，没有被服。""赫鲁晓夫同志，您不明白，您不是个军人，看来，您感觉不到我们军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才有今天。我们差点注定完蛋了。您还记得，斯大林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再坚持三天吗？您记得吧，这些来自大本营的人像赶婚礼一样全都往我们这儿赶，后来又跑得精光，一个不剩。他们以为德军肯定会占领斯大林格勒，我们就留在那里当替罪羊。现在又来这个！您是不知道，可我知道，我预见到，整个斯大林格勒的荣耀都会归到顿河方面军身上！"我安慰他说："最主要的荣耀是我国人民的胜利。它比某个军人和部队司令员个人精神上的满足重要得多，这才是主要的！" 但是我无法说服他。他的确是吃了不少苦头，为我们的胜利殚精竭虑，展示了军事才能、本事和刚毅。我不知道俄语中还有多少词儿可以用来评价叶廖缅科作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所付出努力的意义。我希望我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我丝毫无意力图贬低罗科索夫斯基的优点。他是一位特别有才华的将领，一位非常好的同志。我同罗科索夫斯基交往不多，但我同他每次会见、每次接触后都对他的印象极佳。然而在历史的层面上，我认为，主要的事情没有在他那里发生：享誉世界的是斯大林格勒，而不是顿河方面军。有什么法子呢，此乃命中注定…… 大体说来，顿河方面军的作用是在其他方面。设若敌人占领了斯大林格勒，他们当然要挥师北上。就是说，大本营在该处又部署了一个方面军，并任命当之无愧的罗科索夫斯基将军为司令员，这一步走对了。如今情况变了。决定主要打击方向的已经不是德军，而是我们。是我们挥师南下，以便将盘踞在北高加索的德军轰出来并予以歼灭。这当然是唯一正确的决定。对于歼灭保卢斯的人必将充满敬意。然而，从前经受了防卫的种种艰辛的指挥员，他希望亲自结束这一战役，亲自获得胜利的桂冠。如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事实上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向北高加索和西边进攻的叶廖缅科的南方面军和对保卢斯乘胜追击的顿河方面军。这无法使叶廖缅科感到宽慰，无法！对我们来说，斯大林格勒近郊战斗的光辉历史就在这样的冲突中结束了。开始了战争的另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向西挺进和光复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