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回忆录（全三卷）——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

今天是1968年2月23日。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我们苏军，我国所有武装力量的光荣纪念日。这支军队在列宁领导下创建并在革命初期战胜白卫分子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后来，又顶住法西斯的进犯，顶住了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和人民的攻击。这支军队高举红旗，高举工人阶级在与敌人斗争中以鲜血染红的旗帜光荣地经受了一切考验，粉碎了侵犯我国的一切敌人。苏联武装力量走过漫长的道路，我因此感到自豪。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曾经是我国光荣的武装力量--红军中的一员。 我是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最艰难的时期，1919年1月参加红军的。我有幸在这支队伍里经受严峻的考验，走过漫长的道路，我曾在第9步兵师服役。起初，为保卫奥廖尔原苏联俄罗斯联邦一个州，也是该州的行政中心城市，位于莫斯科以南。地形为丘陵起伏的平原，主要河流有奥卡河。奥廖尔市位于奥卡河畔，铁路枢纽。--译者注，在姆岑斯克奥廖尔州一城市，位于祖沙河畔，铁路车站。1147年已有记载，1320年属立陶宛，16世纪初并入俄罗斯国家。--译者注附近，部队边战边撤，后来，跟随这个师实施进攻。我们列队一路开进，追击敌人。1920年圣诞节来临时，我们已经到了塔甘罗格罗斯托夫州一城市（1775年设市）。亚速海港口，铁路车站。1698年彼得一世建为要塞。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剧作家契诃夫的诞生地，市内有契诃夫博物馆、契诃夫剧院。--译者注。我说我们到了塔甘罗格，是因为这时我们的步兵师已经归属第1骑兵集团军，就是众所周知的布琼尼指挥的那支队伍。第1骑兵集团军正在进攻罗斯托夫，我们则到了塔甘罗格。从奥廖尔来到这里路途遥远。白卫军跑得飞快，我们一路紧追不舍。 1920年，我有幸在这个师里参加另一次行军：3月1日，我们开始进攻科斯基诺村（这村子还有另一个叫法：科斯基诺-克里米亚）。我记得最牢的就是科斯基诺-克里米亚。4月初，我们抵近黑海边，占领了阿纳帕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黑海沿岸一城市，为儿童气候疗养区和泥疗疗养地。--译者注，并在那里欢庆全歼白卫分子的胜利。我们把他们撵到黑海里去了。冬天，组建了骑兵集群以追击白匪。我们从库班哥萨克那里征集马匹，我们的战士全都有了战马，然后便去参加解放新罗西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城市，黑海港口，铁路车站。建于1838年。苏德战争期间该地区曾与德军进行过激战，1973年命名为英雄城。--译者注的战斗。但并不是全师都去了，有些部队占领安纳帕之后留了下来。在安纳帕休整五天之后，我们向塔曼半岛开进，并在同年4月攻占半岛；5月1日，我们在塔曼庆祝胜利。这算是我回忆录中一段抒情的插叙。的确，回忆录毕竟是回忆录，即便有时很遗憾地前言不搭后语。不过这也无伤大雅。 回过头来再说布琼尼从基辅附近离开我们的经过。1941年7月我应召去莫斯科。当时，我正好对去莫斯科很感兴趣，想去获取信息，了解真情实况。我们国家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关于制止敌人的进攻以及我方转入进攻，斯大林有些什么设想？我们甚至无法坚持巩固的防御，现正处于撤退的阶段，处于前线连连败北的阶段。斯大林很快被任命为最高统帅斯大林被任命为最高统帅是1941年的8月1日。，但那时候作为最高统帅，他"不显山、不露水"，所有号令都用大本营的名义下发。任何地方都不提司令员（或者总司令）斯大林。这也说明斯大林的某种情绪，看来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我军的失败联系在一起。 总之，我应召去莫斯科，但不谈是因为什么问题。我想，斯大林召我去，无非是想了解我对我们前线这块地段上的形势怎么评估。当时我所管辖的范围仅仅是基辅特别军区1941年9月10日以前，基辅特别军区战役上隶属于西南方面军，其职责是保障方面军所需之各种资源。的地域，也就是乌克兰的北部。乌克兰南部属南方面军，系在敖德萨军区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对这些部队我是鞭长莫及。 我抵达莫斯科时，有人告诉我，斯大林在指挥部里。那时候，莫斯科频频遭轰炸，所以司令部已转移到位于基洛夫门的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部所在地。司令部设在这里，为斯大林和党的领导人组建的大本营指挥部也在同一地点的"基洛夫"地铁站。我见到斯大林时，他的样子令人沮丧：他坐在那里，呆若木鸡，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甚至不能跟我说上几句鼓励的话，而那时我确实很希望听到这样的话，因为我来到莫斯科、来到斯大林身边、来到中央、来到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身旁。可我见到的领袖却是一个精神上完全被击垮的人。他坐在沙发床上。我走近他身旁，向他问候。他已判若两人。显得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脸上毫无表情。一看便知，他已是听天由命，该怎么办，全然不知。而他那双眼睛，依我说，是有点可怜，仿佛在祈求着什么。 斯大林问道："我们的情况如何？"我坦率地把我们的情势向他做了描述。人民是怎样经受着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有些什么缺陷。武器不够，连步枪也没有，而德国人却在打我们。说实在的，我还真不想给他讲这些事儿，因为他自己从总参谋部给他的报告中都已经知道：军队匆匆退却，德军无论在地面上还是在天空中都比我们强，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够，最近，就连有生力量也已感到不敷。我把我们所处的境遇向他和盘托出。 我记得，当时斯大林的行为举止给我留下了不愉快的深刻印象。我站在那儿，他看着我说道："俄罗斯人的机灵劲儿上哪儿去了？大家都在谈论俄罗斯人的机灵劲儿。可这次战争中如今它到底在哪儿啊？"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也说不清我回答他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问题能怎么回答呢？因为战争爆发后，"列宁锻造工场"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来找我们，请求给他们发武器。他们想开赴前线，去支援红军。我们什么也给不了他们。我给莫斯科打电话。我唯一能讲上话的便是马林科夫。我拨通他的电话，对他说："告诉我们，哪儿可以领到步枪？工人要步枪，他们想加入红军，跟德军拼杀。"他答道："对你是无可奉告。这儿一片混乱，什么事情也闹不清楚。我只能告诉你一点：莫斯科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步枪（枪膛都钻了孔，已经损坏），我们下令将其改成作战枪支，吩咐他们把孔补上，这些步枪全都发往列宁格勒。你们什么也领不到。" 结果是：步枪没有，机枪没有，飞机一架不剩。我们连火炮也没有。马林科夫说："发指示让大家自己打造武器、做长矛、做刺刀。用瓶子、燃烧瓶去跟坦克搏斗：把瓶子扔出去，引燃坦克。"才几个星期就成了这付样子！我们没有武器。如果当时把这种状况告诉人民，我真不知道，人民会对此做出怎样的反应。但人民当然无法从我们这里了解到这个情况，尽管他们根据实际状况可以猜到，红军没有应有的机枪掩护和火炮掩护，甚至没有步枪。我们曾一度在基辅城下堵截敌军的推进，却没有把握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没有武器，甚至连部队都没有。我们可说是七拼八凑地把人和枪搜罗起来，进行很有限的防御。其实，德军抵近基辅时兵力也不强，这样我们就有救了。德国人仿佛为我们提供了时间，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日复一日地加强城市的防御。德军已经无法立即拿下基辅，尽管他们曾相当起劲地试图占领基辅。于是我对斯大林说，基辅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建立起牢固的防御阵地，正在牢牢地守住它。这是在建立防御阵地中初战告捷。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向我军发起攻击，但每次我们都把他们打退了。我对他说："现在我们有信心了，敌人对基辅实施正面进攻未必能得逞。"这会儿我说的是"未必能"。我想，在那些对当时形势多少有点了解的人看来，这"未必能得逞"已是太过乐观的说法了。 很遗憾，当时在红军里，谈论得更多的是我们匆忙退却，而不是如何给敌人以回击。尽管在逃跑过程中，我军有时也会停下来，给敌人以相当的打击。现在，当我读完《绝密！仅供指挥员参阅！》一书之后，就看得很清楚了。书中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来自敌人营垒的那些原件。对于书中的评述，我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它们不够深刻、不够客观。看样子，下面我还得讲出我的看法，也就是其中不够深刻、不够客观之处。不过，我倒要说一句，敌方的文件使我感到满足。尽管时间上晚了些，但毕竟是一种满足。 我读过这本书（科学出版社，1967年版），看到这个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在我们英勇的苏军以及我担任军委会委员的那些战线的打击下，浑身抽搐，扭动身体。（我绝没有把这个事实归因到我个人的品德上去。我提及此事，以免受到怀疑或者甚至被指责为不谦虚。）如今，在敌人所做的结语的基础上再来客观地推论，我看到正是我们在南方给予德军最大的抗击，并使之遭遇最大的损失。战争初期我在基辅特别军区，后来任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南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委会委员。读到这本书，我感到愉快。 我们消灭希特勒的军队之后，至今已20多年。凡是愿意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到原本属于绝密的文件。从中可以看到各国人民怎样组织并实施这场伟大斗争，它是针对法西斯恶魔、针对希特勒那些乖谬妄诞的纳粹统治全世界的思想，以及希特勒所发出的并对之深信不疑的其他狂言谵语。应当坦率地说，希特勒使德国人民入迷。要说谁都不支持他，那是愚蠢的。如果说希特勒在德国人民中没有支柱，那他就不可能达得他所达到的目的。他欺骗了德国人民，此话不假。毕竟就连工人也支持他。这一点我是从审讯战俘时获知的。在德国也感觉不到工人和农民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广泛斗争。如果存在这样的斗争，看来，德军在二战中就不会表现得那么坚定了。倘若由工人和农民组成德军，倘若这些人是反纳粹、反对希特勒，那么德军也不会表现得那么坚定了。所以我们只好用战斗去夺取每一寸土地，所以我们才会流那么多鲜血。 我们的军人都知道，当我们准备发起进攻时，都是选择从战略角度讲最为有利的突击点位，这个点位应符合我们的战略企图：不同德国士兵对阵，而是同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士兵对阵。这些部队不堪一击。初次打击就能摧毁他们的防御。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自称。--译者注防守的地段，情况就不一样了。马扎尔人的抵抗十分顽强。看来，我有点走题了：我现在讲的东西多半应该放到回忆录的结尾部分去讲。所以，我还是回过头来讲同斯大林的谈话吧。斯大林问了我许多情况，我把我们方面军所辖的地段的态势向他做了汇报。他的嗓音和脸部表情已不是斯大林的嗓音和表情。我已经习惯于看到他那副信心十足的神态，那种坚毅的脸部表情和眼神。而现在我所面对的只是斯大林的躯壳，只是他的外形，而内容已经有所改变。 我已经讲过，我对他老是指责俄罗斯人民感到腻烦。他说："大家都说：俄国人机灵！如今这俄国人的机灵劲儿上哪儿去了呢？它在哪儿呢？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来呢？"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答他的了。很可能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俄国人的机灵劲儿是没法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我心里感到愤怒。当我离开莫斯科时，内心很不平静，难以自制。怎么会这样呢？他现在把责任推到整个俄罗斯民族身上。说什么俄罗斯人没有表现出机灵劲儿……你怎么能这么想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或者我们伟大祖国的其他民族呢？指责他们没有表现出机灵劲儿，而首要的机灵劲儿应该是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和武器装备，这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在正确有效地使用这些武器装备方面表现出机灵劲儿。 我军在你斯大林的摆布下处于连步枪数量都不够的境地，更不必说反坦克炮；更不必说我们起初对反坦克武器一无所知。我们也没有自动武器。后来才有了沙波什尼科夫式冲锋枪，我们的武器设计师在芬兰战争后不久很快就发明了这些冲锋枪，但并没有制造。实际上我们在芬兰时已经接触过这种武器。芬兰人曾广泛使用这种武器来对付我们，使我们蒙受重大伤亡。尽管如此，伟大卫国战争初期，我们却没有这种武器。当时有人认为，这种武器不易瞄准，而且太费弹药。这个问题是斯大林"最神圣的地方"，在这里一切由他说了算。所以说，红军也就只剩下步枪了。 但现实生活却与此相反。我们不得不回到这种武器上来。我们开始迅速而大量地生产冲锋枪，并供应部队。假设早点这么做呢？假设对此做出正确的评估呢？这是谁的错呢？是斯大林的错。是斯大林！也许有人会说，斯大林又不管武器装备问题。斯大林管了！我上面已经讲过，我曾几次力图让斯大林明白，让他对库利克元帅做出清醒的评价。可他就是不肯听我的意见，相反还指责我，说我不了解这个人，而他了解。在对人的评价以至对情况把握方面过分自信，如今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多少苏联人因此付出了生命，流尽了鲜血……斯大林的过错造成了多大的失误。 今天清晨，许多同志给我打来电话，祝贺苏维埃武装力量诞生50周年。我的老熟人、老朋友谢尔久克也打来电话。我与他相识多年，当初我们都是党的干部。他同我一起从莫斯科去乌克兰，后来出任基辅市委第二书记，我当第一书记。我们工作、生活在一起。战争爆发，我推荐他担任第6集团军军委会委员。他获准担任此职，以后就一直留任集团军军事委员，直至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全歼德国人为止。那时他担任由舒米洛夫米·斯·舒米洛夫（1895～1975）少将（后晋升中将），自1942年8月起任第64集团军司令员直到1943年4月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7集团军，后继续指挥该集团军至1945年5月（1943年晋升为上将）。（一个出色的将军、出色的人）指挥的第64集团军的军委会委员。现已退休。 我已经讲过，第6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在德国人深入到他们的侧翼之后，往后撤退，后来又被包围，并在乌曼地区的某个地方被歼。这两个集团军的人员被俘虏。他们的司令部连同穆济琴科和波涅杰利内这两名司令员一起被俘。当时又使我想起穆济琴科战前的那件事来，但已经没有任何后果。当时只是认为看来我们是疏忽了，也许他的确是个不诚实的人，尽管他的行为和他对部队的管理最终是无可指责的。第12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被围之后坚持斗争，如今从德国文献中可知，他们一直斗争到最后，给德军以重创。穆济琴科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被俘的；他好像失去了左腿。穆济琴科遇上了麻烦事，这仿佛使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为人不诚实，他成了德国人的马前卒。这是未经证实的推断。不过，间接的证据倒好像还是有的。 这些将军被俘之后，在我们这里都算作叛徒。当时，凡是被俘者，均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以叛徒论处，其家属均流放西伯利亚。对穆济琴科和波涅杰利内的家属当然也照此办理。后来这些人都回家了。我甚至记得，穆济琴科重返苏军从事某项工作，波涅杰利内也一样。波塔波夫也曾被俘过，也回来了。他后来也重返苏军担任了穆济琴科被俘回来后在苏军服役直到1947年；波塔波夫一直工作到1965年（1961年还被授予上将军衔）。某部的指挥职务。我们的指挥员有时就会遇上如此复杂的麻烦事。 我还想讲讲这样一件事。我觉得，这件坏事是谢尔吉延科谢尔吉延科1943～1945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策划的。谢尔吉延科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一个身材修长、工于心计的人；一个善于钻营的人。后来知道这是属于极不老实的那一类人，所谓的口蜜腹剑之徒。基辅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只得把西南方面军的司令部迁到布罗瓦雷。我和司令员一起做出这一决定。我忽然收到斯大林发来的电报，不公正地指责我们胆小怕死，并威胁说要"采取措施"。还指责我们打算把基辅拱手让给敌人。斯大林相信他的肃反工作人员，认为他们都是无可指责的完人。电报里当然不会提到他们。但我相信除了谢尔吉延科，别的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真卑鄙！ 当德军迂回过基辅之后，他就留在他们的后方，他换上农民的衣服，走出包围圈。这事之后我就不再尊重他，也不再相信他了。我把他看成一个专事诬告的无耻小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英雄，不惜将别人往死里整。而现在真相已经大白，我们不仅不打算让出基辅，而且使德军蒙受到重大的伤亡，打消了他们正面攻取城市的念头。基辅之陷落并非由于保卫基辅的我军的撤离，而是德军从戈梅利和克列缅丘格地区实施南北两面迂回机动的结果。我只是顺便想起了这件曾让我伤透脑筋的不愉快的事。 有一次，约在1941年的7月底或8月初，斯大林从莫斯科往基辅给我打电话，说要组建西南的司令部。该战线的司令员由布琼尼布琼尼领导这一战线的军队是从1941年的7~9月。出任。布琼尼将和他那不大的战役司令部坐镇波尔塔瓦，负责指挥并协调基尔波诺斯任司令员的西南方面军（我是该部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当时的好像是秋列涅夫任司令员的南方面军伊·弗·秋列涅夫大将任南方面军司令员一直到1941年8月。这两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南方面军司令员不断地调换。起先是秋列涅夫，接着是里亚贝舍夫，后来又是切列维琴科，最后，由马利诺夫斯基担任德·伊·里亚贝舍夫中将自1941年8~10月任南方面军司令员；此后至1941年12月为雅·季·切列维琴科上将；然后到1942年8月为罗·雅·马林诺夫斯基中将（1943年2~3月马林诺夫斯基再次出任南方面军司令员时已是上将）。。 他是最稳定的一位司令员了，在南方面军司令员的任上待的时间相当长。在他而言，既可说是祸不单行，但也称得上福星高照。所谓的祸，来源于1942年他再次把罗斯托夫丢给了敌人。他的部队也像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一样遭到歼灭。马利诺夫斯基失宠被黜，从方面军领导岗位上撤了下来。然后，时隔半年，他又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南方面军司令员。再后来，他好像还出任过西南方面军、乌克兰第3方面军、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司令员，并在此任上结束了西线的战争，直抵维也纳和布拉格，和其他部队一起欢庆全歼希特勒军队的胜利…… 斯大林告诉我说："布琼尼独自一人在波尔塔瓦，我们认为您应当去他那里。我们批准您出任西南战线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委员，由您和布琼尼指挥两个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我说："如果我必须去西南战线，去布琼尼的司令部的话，那可以让布尔米斯坚科同志这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米·阿·布尔米斯坚科担任这一职务是在1941年的8~9月。接替我。这可是个好同志，一个聪明人，他完全能胜任这一职务。他了解人，人们也了解他；大家待他很好。基尔波诺斯可留任司令员。"斯大林说："好，那您就把布尔米斯坚科请来，告诉他，他已批准为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您就尽快卸任，去布琼尼那里。到那里和布琼尼一起指挥作战。" 我把布尔米斯坚科请来，司令部设在布罗瓦雷，第聂伯河以东，离基辅27公里处。布尔米斯坚科当时正在基辅党的中央委员会里。他正根据中央的决议储存弹药、粮食、挑选地下党的领导干部。总之，他正忙于未来在森林中进行地下斗争所需要的技术和物质设备，当时认为森林里较为可靠。还举办了学习给铁路、公路、建筑物布雷的爆破手培训班。布尔米斯坚科来了。我告诉他："斯大林来电话了。您将出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让您现在立即就任，命令随后就到。他命令我即刻到波尔塔瓦布琼尼那里去，我将担任西南战线总司令部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既然斯大林说了此事紧急，我当天就转告司令员，斯大林已指示由布尔米斯坚科接替我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从现在起，所有问题基尔波诺斯要同他一起解决了。 基尔波诺斯为人十分随和，所以很容易和他共事。他平时的表现不像有些将军那样。很遗憾，当有些军事委员力求不是走走过场，而是实实在在参与解决问题时，那些将军对于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意见往往过于敏感。要真是公事公办，没有军事委员的配合，司令员将一事无成，因为已有成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和司令员一样对所做的决定负同样的责任。没有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签字，司令员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接到此项命令的下属部队不应执行。这已成了办事的程式，是无法回避的。如果军事委员真有主动性，希望参与解决问题，而不光是满足于签字画押，那就会招致有些司令员的强烈反对。 科涅夫对此尤其敏感。他的一位军事委员指军级政治委员德·谢·列昂诺夫。1918年加入俄共（布）。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毕业。抱怨说："没法共事，他瞧不起人。"这位精明能干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是职业军人，因此通晓业务，是个好人。现在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遗憾的是，许多其他将军（我现在就不点他们的名了）是"很难相处"的。朱可夫也不大好处。但我觉得跟朱可夫一起共事比较自在。这是一个好用权势的人，但当我和他一起研定某些问题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事），我往往很欣赏他的观点、他的决定，乃至他的同志式的态度。我尊重他，且至今未变，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有分歧。 我给布尔米斯坚科交代完工作，便立即前往波尔塔瓦。到了波尔塔瓦，找到了战线司令部。它设在波尔塔瓦以西（15公里或者20公里处的某个国营农场或城郊生产单位里）。那地方倒是挺方便的。可以不经过波尔塔瓦直接去部队，但要经过哈尔科夫。哈尔科夫当时已属后方，我们对它不怎么关心。那时候我们关心的是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西南面的其他一些城市。 当我靠近布琼尼的司令部时，停放在门廊台阶前的一辆坦克让我大吃一惊。布琼尼看出了我的困惑，随即解释道："现在不比国内战争那时候了。德国人有技术兵器、有飞机，我就藏到坦克里躲它们，我还开着它当汽车使呢。" 我走马上任，开始履行西南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可这战线司令部算个什么司令部？算个什么组织？它的具体使命是什么？我至今也说不清楚。什么保障问题、弹药、物资供应、战斗保障，战线司令部全都不管，这些问题都由各方面军自己处理，他们各自都有直接沟通大本营的渠道，一切事情都是他们跟大本营解决，并不通过我们。战线司令部同方面军之间的协同只是在战役性问题方面。他们向我们报告形势，司令员向我们汇报，但这种汇报似乎是在同级之间进行的：我们可以向他们提出某些建议。司令员听取我们的建议和指示。如果他们乐意，那就照办。要是不合他们的心意，那他们就通过自己的渠道（这样的渠道他们有的是），直接往上捅到总参谋部去。 我同布琼尼之间的关系很好。他的性格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有好惹事的一面。有一天晚上，我同他一起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返回。形势严峻：我军撤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撤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时间是1941年8月25日。。守卫我们司令部大门的卫兵拦住了我们。布琼尼开始跟他解释，话里带有侮辱的意思。士兵按条令回答他。这时，布琼尼更加固执地向他做"解释"，最后是抬手抽了这名士兵一记耳光。我简直惊呆了。怎么能这样？苏联元帅打了一名根本没有犯错、按条令办事的人，这记耳光违背了所有的条令规范。我们开车过来，他把我们拦住，这是他的责任，他就是干这个的。纯属横行霸道！我认为这是因为元帅的脾气暴躁。因为原则上说，布琼尼并不是这样的人，但看来他身上还留有在沙皇军队里当上士时沾染的旧习气。这充分表现出他缺乏自我克制的能力。事后我就这件事同布琼尼交谈过，我觉得他自已也为所发生的事感到难过。遗憾的是，布琼尼曾不止一次地纵容自己的这种行为。 我们的参谋长是波克罗夫斯基亚·彼·波克罗夫斯基（1898～1979）1919年参军，1940年入党。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1926年），参加过国内战争。苏德战争期间任集团军、方面军及某个战线总指挥部的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44年起领苏军上将军衔。--译者注。据我记忆所及，他是少将。后来（诚然，我不知道战后他担任什么职务）他研究这次战争的史料。我认为他的这项工作很有益，因为他是一位职业军人，精通业务。他为人耐心细致，办事认真的精神难能可贵。我甚至要说，这是个好吹毛求疵，甚至到了令人恶心程度的人。起先，我以为这说明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后来我发现这在当时条件下于事业有害。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经过司令部工作的历练，为了司令部的工作，为了对命令的执行状况组织检查，他简直使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部的工作陷于停滞。他让参谋长甚至司令员无法工作，老把他们拽在电话机旁，要求他们不断报告部队的状况、战线某个地段上的形势、某个兵团的情况。这实在叫人受不了，可大家也无可奈何。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战线的形势十严峻，德国人已经抵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正在炮轰城市。这座城市由奇比索夫将军指挥的集团军这是一支预备集团军，由尼·叶·奇比索夫中将指挥。（或军队集群）负责保卫。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已略显发福，原先是沙皇军队的军官。他是在红军的队伍里经历国内战争的历练的。斯大林认识他，早在察里津时就认识，对他很信任。我告诉布琼尼，我要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去，听听奇比索夫和州委书记的意见。那时候，州委书记是扎季翁琴科。我很尊敬他，一个能干而精力充沛的人，值得敬重。 我去了。到达时天色已晚：黄昏时分或者甚至已是漆黑一片了。有人把我领到司令部的驻地，我顺着楼梯往上爬。司令部在二楼或者三楼。当我进去时，司令员正在忙碌，在屋子里踱步。参谋长则弯着腰几乎是跪在桌子边，脖子上夹着电话听筒，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东西，又在电话里回答问题。我向奇比索夫询问他们那里的情况。"情况？你自己看见了的。"这时传来德军炮弹的爆炸声。德军炮兵正向司令部所在的地区炮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偶然，但炮火特别猛烈。也许德国人知道司令部就在这里？他们也俘虏了我们那些知道司令部位置的军官嘛。也许，有人顶不住就讲了出来？奇比索夫回答我时相当克制，但我感觉得到他很恼火。他说正在组织防御，但这不过是一般性的官样文章而已。 我已经多次听不同的指挥员说过：你到他们那里，他们说我们在组织防御，然后等你一走，看吧，指挥员随后就不见踪影，把这一地段的防御也撂下了。可惜常有这样的事儿。我并无责备这些人故意做假报告的意思。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环境，就是指挥员不能说某个防守点将会失守。这不可能，因为他将为此付出代价。而表示某种希望，或者也许甚至满怀信心地说德国人过不来，过后再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我军撤离了这一地区，则是标准的说法。当时我对这种说法也已司空见惯。我问奇比索夫："形势如何？"形势是：德军已经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门口。他答道："情况您不是看到了吗？"我不明白："什么情况？""上校参谋长往那儿一坐。他已经坐了有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他在就您的参谋长波克罗夫斯基将军询问的有关我们这边前线的情况作答。他无所作为，因为他没有工作。他只要停止接电话，那么过上15～20分钟又会把他喊过来，又会讲上一两个钟头。他甚至不是坐着，而是跪着，因为他的那个部位已经坐疼了。"话说得真够恶毒的！ 很遗憾，这全都符合实际情况。但应当讲，那时候我在军事方面的经验很欠缺。所以我不明白奇比索夫所说的话有多么正确。看来他说得对，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尊重波克罗夫斯基，因为他也是出于良好、真诚的动机，他是想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后来，我在部队里呆了好几个月，我已经习惯了部队生活，这时我才明白，虽然波克罗夫斯基动机是好的，客观上却害了部队。的确，那些没完没了的问题把整个工作都给弄瘫痪了。 军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独特，文职人员往往无法理解。在这方面后来我同马利诺夫斯基的一次谈话深深印在心中。那时我们好像已经解放了罗斯托夫，方面军司令部设在苏维埃茨科耶村。早在1941年我就知道这个村子。罗斯托夫解放之后，进行这一次旨在把敌人赶出塔甘罗格的战役。集团军司令部也设在苏维埃茨科耶村。我想到罗斯托夫去一趟，了解一下城里的情况，经济恢复工作、生活安排、党的工作的组织等情况。当时，党的州委书记是德温斯基德温斯基1920年加入俄共（布）党，他担任联共（布）党罗斯托夫州委书记的时间是1938～1944年。。我也想听听德温斯基关于罗斯托夫人的情绪的看法。我去了，召集了罗斯托夫党的干部会议，检查了生活恢复、党委和苏维埃机构开展工作等情况。返回时已是深夜。我有个问题要问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我决定给他去电话。我在电话里说："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现在上床睡了没有？"他踌躇起来："你知道吗，现在我已经上床。要是有急事，我马上穿好衣服过来。"我说："不，你说什么呢，既然已经躺下了，那就休息吧。我的问题不急，等明天再交换意见吧。" 要跟他谈什么问题，现在已经记不清了。看来无非是例行公事。也许德温斯基有什么要求：从战利品中拨些东西支援一下市里。当时地方党和苏维埃的机构都有过这种需求。马利诺夫斯基的答复我很满意。我曾与之一起共事、当过他们的军委会委员的其他一些军人，总是假装从不睡觉、整天忙碌、无时不在考虑怎样消灭敌人的军事问题。往往有时突然造访一个司令员。他睡眼惺忪地坐着。他已上床睡觉，副官看到我之后马上把他叫醒了。于是他显得"精神抖擞"，其实睡着了。我很不喜欢这样的事，但是把它讲出来，使身居高位的人受委屈，我做不到。所以，我知道司令员有这个毛病。不睡觉的人是没有的，因为人的机体需要休息。如果他不睡觉，那就是病人。如果因病失眠，那就会失去劳动能力。而对于指挥千军万马、要与敌人决战于疆场的司令员来说，劳动能力是万万不能失去的。 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这样的人，这点我很喜欢。他甚至能直截了当地说，仿佛是在说自己未能正确对待工作，居然在战争期间睡大觉。我曾多次和他谈各种问题，有一天，在和我谈话时，他就下达命令一事谈了他的看法。我对他的这番话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是出自马利诺夫斯基之口，出自一位经验十分丰富的军人、一位方面军司令员之口。他一生穿戴戎装，身经百战，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当我们做出决定，向整个方面军下达命令时，事先必须计算好时间。这些命令下达到集团军需要多少时间；集团军接到命令再传达到各个军又需要多少时间；军长将这些命令传达到各师还需要多少时间，等等。总的说来，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刚刚把命令发下去，马上要检查命令的执行情况，那就丝毫无助于使命令迅速传达到部队，就会打断人们的工作。他们向我们报告时，不会说命令没有执行，而是另讲一套。这样，有时候我们就是逼着人们凭空捏造，使他们的工作陷于瘫痪。所以，如果下达命令，要等上一段时间，让命令到达作战单位。这时，军官们就可以按照各自的渠道开始检查命令的正确解释，以及每个军官是否遵守他们受教育时所学到的规定程序。"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认为奇比索夫表示不满是正当的，因为波克罗夫斯基没完没了地监督指挥部所发布命令的执行情况，使得人们无法根据所接到的命令去开展组织部队的工作。 那时候，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事件发展得很迅猛，但对我们不利。我曾多次到第聂伯河一带，去了解防止敌人强渡过河的防御工作的组织状况。我去了一趟并看过之后，才明白我们的防线很不牢靠。那并不是什么沿河的严密防线，而只不过是第聂伯河分舰队的江河武装快艇在河上来回巡逻而已。在某些地方部署着一些分队，监视着沿河两岸的动静，一旦发现敌人企图渡河，立即给予反击。这样的防线没什么希望。假如敌人在某个方向上集中兵力，不必费什么大力气就能渡过第聂伯河。 在那些日子里，德军并未特别试图攻入基辅。我们放心了，我们认为敌人失去了正面突进基辅的兴趣。因此，在基辅以北、戈梅利方向展开了相当积极的行动。不久前我还听到准备庆祝苏联武装力量建军50周年有关的广播。叶廖缅科元帅发表了广播演说。他讲述了戈梅利方向的战斗状况。由此我得出结论，当时叶廖缅科在那里当司令员。那是个什么方面军呢？西方面军？还是当时已经组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这事我不了解。我只知道，戈梅利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西南方面军来说，是敌人向我们突破并使我面临在基辅城下被围困威胁的一个通道。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附近方面军的地段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渡过了第聂伯河。我们架设了供我军撤退用的舟桥，但看来工兵们后来没有好好地将其全部炸毁，于是敌人也用上了这些舟桥。很难弄清怎么会出这种事，因为指挥部有报告说舟桥已经炸毁，但敌人在河左岸出现的速度又说明舟桥完好。据从左岸过来的难民说，桥是炸了，但仍能浮在水面上。运重物不行，但步兵可以通过。看来敌人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先让步兵过来，修复舟桥，然后再运武器技术装备。极其艰苦的战斗再度展开。 我和布琼尼前往马利诺夫斯基的司令部。组建了新的集团军以代替在围困中遭溃败的原第6集团军，新建的集团军仍然沿用原第6集团军的番号。马利诺夫斯基被任命为该集团军的司令员。过去我对马利诺夫斯基不熟悉，他原先是个军长第48军。。就我记忆所及，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新莫斯科斯克市原苏联有两个新莫斯科斯克：一个在俄罗斯联邦的图拉州境内；另一个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境内，是萨马拉河的码头城市。这里指后者。--译者注的一座学校里。我们来到这里。形势很严峻，敌人一直在对道路实施轰炸，以阻止我军前来增援。然而我们已无援军可派。我和布琼尼走进学校，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周围的一切都在轰隆隆响着，都在鸣叫着：第6集团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在做形势汇报，这时担架抬来了南方面军司令员秋列涅夫。他的伤势不重，但不能走路，因为伤在脚上（肌肉受伤）。为了鼓舞士气，秋列涅夫亲自和战士一起上阵，带领他们冲向敌人，地雷爆炸中负伤。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州委书记扎季翁琴科。 秋列涅夫负伤之后，南方面军司令员一职由一位哥萨克担任，他是原坦克军军长，叫里亚贝舍夫。为了击退敌人，阻止他们在第聂伯河左岸建立登陆场，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可我们的努力并未奏效。我们没有实际的兵力和实际的可能性。这时候我们发现，敌人正集中兵力企图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北、克列缅丘格乌克兰波尔塔瓦州一城市，第聂伯尔河港口，铁路枢纽。--译者注地区强渡第聂伯河。我们又一次竭尽全力：派出飞机，轰炸正在通向河边道路上开进的敌坦克部队和步兵，以阻止他们强渡第聂伯河。但敌人还是过来了，除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之外，还在克列缅丘格地区建立了登陆场，并占领了这座城市的左岸。 我们开始猜测敌人下一步会有些什么打算，眼前出现一幅相当清晰的图象。我们设想他们的意图是：从南面，从克列缅丘格的登陆场和从北面，从敌人已前出到几乎接近库尔斯克的地方实施两面夹击突破我军后方（那里我们没有部队），将部署在第聂伯河沿岸、切尔卡瑟一带和第聂伯河一侧基辅城内的我军团团包围起来。我们讨论了形势。我们手里掌握的补充兵力已经告罄。即使已经猜透了敌人的意图，我们也无法削弱他们的兵力。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调集一定数量的部队和火炮，让它们在从基辅到克列缅丘格方向上的一侧隐蔽下来，以求在这里，在乌克兰的草原上设法阻止敌人通往北边的道路，不给他们合拢包围圈的机会。那么我们能调集一些怎样的部队呢？看来，基辅城里的军队暂时不会用上。那里局势平静，敌人没有采取针对基辅的任何行动。 我和布琼尼一起签署了相应的命令，把文本发往莫斯科，以便得到核准。我们自己没有资格进行这样的重新部署。莫斯科很快做出反应，但别出心裁。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答复，铁木辛哥却突然从天而降，带来一纸将布琼尼调离西南战线总司令部的命令。接替西南方向总司令职务的是铁木辛哥。我和布琼尼告别。布琼尼对我说："这就是我们发挥主动性的结果。"说完他就走了。总司令换了人，可形势没有变，因为新任总司令是两手空空来的。 应该对铁木辛哥有个公正评价。他对形势洞若观火，一切了然于心；他明白我军将有灾难降临，却又无法阻止。我和铁木辛哥曾几次下部队，同原先与布琼尼下部队一样。比如我记得，我们去了波尔塔瓦以西一带。那里有一个我们的机械化集群，司令员是费克连科将军。当费克连科见到我们时，不知是因为吃惊还是恐惧，眼睛瞪得老大。我们让他汇报情势。他简要地做了汇报，当即要求我们："请赶快离开这里！"情势十分危急，他已经对我们的安全没有把握。的确，那里除了费克连科部队的残部之外，什么都没有了。类似于У-2飞机的意大利侦察机在他们头顶上横冲直撞。敌军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大白天也放心大胆地在空中缓缓飞行。 8月底是1945年8月25日。或者9月初，敌人的兵团从南北两面实施突击，会师于基辅以东。我军队集群落入包围圈。这事发生在1941年9月1~8日。同时被围困陷于此境的还有以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为首的西方面军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第一委员布尔米斯坚科。除布尔米斯坚科之外还有两名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也在被围之列。其中之一是年轻的政治委员雷科夫，一个优秀的同志和积极肯干的人。他总是深入到各部队，尽其所能地使局面有所改观。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巴格拉米扬上校当时正在克列缅丘格地区，逃过了这一劫难。我们让他到西南战线司令部来，一起分析形势，建议他立即飞回基尔波诺斯的西南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并带去口头指示（因为他也有可能落入敌人之手）。他没有携带任何书面文件。我们的指示是：突出重围！ 巴格拉米扬正确理解了我们的命令，也明白他必须返回司令部。他说："司令部在那里，我这个作战部部长应当和司令部在一起。"但这时，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奉总参谋部之命返回基辅，就地组织防御。换句话说，命令他不要突围，恰恰相反，到敌人的后方去。当时司令部的驻地在基辅东边至少150公里处。在缺乏燃料和弹药，且又无法从空中得到补充的情况下，这对于司令部及其家当来说，算得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了。上面对这样的情况视而不见。基尔波诺斯下了命令，司令部便朝西运动当时的前线从格卢霍夫延伸到沃罗日巴。。 我不知道，接到莫斯科关于向东突围的新命令时，他们已经走出去多远了。巴格拉米扬早在突围之后就向我们报告说，司令部决定向后转。但司令部本身已因这一切而陷入混乱状态。决定司令部工作人员化整为零，分批通过不同的途径在波尔塔瓦以北向东突围。成立了一个小分队，他们走在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前面，粉碎敌人的抵抗。那里的敌人兵力较少，他们也不准备在自己的后方跟我们的部队周旋，因此司令员就产生了突围的希望。行动开始了。但是整个司令部突围未成，巴格拉米扬带着一批战士突围成功。 出现了脱节。方面军司令部掉在巴格拉米扬指挥的先遣队后面。而我们当时已失去和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系。此前，布尔米斯坚科曾派他的助手乘У-2型飞机给我们送党的机密文件，其中提到为游击队运动储藏武器、服装、食物和弹药的秘密地点。舒伊斯基ГТ舒伊斯基。就是他派来的。舒伊斯基后来成了我的助手，一直干到我的党务、政务和国务活动终结之日。人很诚实，勤勤恳恳，行为端正。舒伊斯基对我们说，他是黎明前冒着机枪火力和飞行员梁赞诺夫上校一起起飞的（梁赞诺夫后来任空军军长）。德国人已从四面八方收缩对司令部的包围圈。这就是少得可怜的全部信息。 后来，将军、军官和战士开始单枪匹马或成群结队地撤出包围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后来提供了关于亲自经历的情况的信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获悉基尔波诺斯已经阵亡。方面军司令部特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我报告，他见到了基尔波诺斯的遗体，甚至还带来了他的个人用品：梳子、小镜子之类。我相信他的话。他还说，可以再一次深入到那些地方去。我对他说，要是可能的话，请他再回去一趟，把基尔波诺斯军上衣上那枚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摘下来。这枚奖章他始终戴着。这个特科的人又去了！那里是一片沼泽地，车辆难以通行。但他进了沼泽地，把金星奖章带回来了。当他把奖章交给我时，我问道："怎么会这样？那地方是不是有掠夺死伤人员财物的人在活动啊？"他答道，司令员的军上衣流满鲜血，胸前口袋的兜盖卷了起来，挡住了金星章。他说："我照您说的办，从军上衣上把金星章摘了下来。"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兼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米斯坚科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寻找他的踪迹。从布尔米斯坚科的警卫人员那里只听说：最后一夜他们睡在干草堆中。傍晚时分，他们发现，布尔米斯坚科在销毁他随身携带的所有文件：一一撕成碎片埋在土里。那一夜，大家都钻进干草堆，躺下睡觉了。早上，他们走近布尔米斯坚科睡觉的那个干草堆，他不在里面。后来他们找到了他埋起来的文件，包括他的身份证。机密文件他已交给他的助手舒伊斯基，后来到了我们手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布尔米斯坚科销毁了足以证明他个人身份的证件。他认为一旦他落入敌手，即可确定他的身份和地位。他销毁了所有这些痕迹。我们以为他总归会突围出来。许多将军都突围出来了嘛，但布尔米斯坚科却没有出现。我想，他要么是开枪自尽，以免落入敌手，要么是他试图突围时，中弹牺牲。他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因此，他牺牲得默默无闻。我们一直盼着他归来，可惜没有盼到。 许多人当时都突围出来了。科斯坚科将军费·雅·科斯坚科中将是第26集团军司令员。带着一些部队突围出来。方面军通信主任即多贝钦少将。是单枪匹马地突围出来。波佩尔也回来了。波佩尔是两三周以后才回来的。他途经波列西耶森林，森林里还没有德国人。他们都是走大道。波佩尔甚至带了个受伤的上校回来，还率领了一小部分队伍突出重围。突围成功的还有莫斯卡连科将军（我得知此前他曾任反坦克旅旅长）第15军军长基·谢·莫斯卡连科少将早先曾任第1机械化反坦克炮兵旅旅长。。我和司令部一起驻扎在哈尔科夫市中心北边的波梅尔基现已划入哈尔科夫范围。。这里曾经是哈尔科夫人所钟爱的别墅区。这里发生了一件与莫斯卡连科将军有关的不愉快的事情。他对自己的乌克兰人态度凶狠，骂他们全都是卖国贼，应当统统流放西伯利亚。他由于个人受到震动而针对人民、整个民族大放厥词，我听着当然不舒服。人民不可能是叛徒。其中个别人是有可能的，但决不是全体人民！于是我问他："那么应当怎么处置您呢？据我所知，您不也是乌克兰人吗？您不是姓莫斯卡连科乌克兰人的姓一般以"-КО（科）"结尾。--译者注吧？""对，我是乌克兰人，老家在格里希诺。""我知道格里希诺，是在顿巴斯格里希诺村早先属于新切尔卡斯克省。。""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那您是怎样的人呢？您叫莫斯卡连科，也是个乌克兰人。您的想法不对，您的说法也不对。" 这时候，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铁木辛哥大发雷霆。看来他俩相知很深。铁木辛哥突然向莫斯卡连科猛烈开火，（从我的观点看）对待他的态度相当粗暴："你凭什么骂乌克兰人？怎么啦，他们是卖国贼？他们怎么反对红军？他们怎么对你不好啦？"而莫斯卡连科骂他们的理由是：他藏在牛棚里，来了一个女庄员，发现了他，把他撵出来，不让他藏里面。铁木辛哥的反应很尖锐："她做得对。你要是身穿将军裤、将军服躲进牛棚呢。可你钻进去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她难道会想到她牛棚里躲着一位红军的将军吗？她还以为钻进来一个小偷呢。要是你穿的是将军服，她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这话我爱听。我对莫斯卡连科说："现在科斯坚科将军带着他的一些部队仍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我相信他会突围出来。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讲的吧，看看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庄员如何对待不幸被敌人包围的我方部队。" 当时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乌克兰人对撤退中的红军态度不友好。我的解释是："你们要明白，乌克兰的农民为什么要欢迎我们撤退呢？他们很伤心。付出了多少劳动啊。为了加强军队，为了加强我们的国家，他们从不吝惜。可突然之间灾难降临了：军队撤离了，抛下百姓，抛下国土。自然他们要对置他们于苦难而不顾的那些人表现出不满了。这不是背叛，而是伤心至极。" 几天之后，我病了，躺在哈尔科夫的一幢房子里。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首府时，乌克兰政府的成员住在哈尔科夫。当时，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柯秀尔也曾在这所房子这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幢平房。里居住。一幢很漂亮的别墅，服务设施齐全，有车库，还有钢筋混凝土砌就的围墙。我在这里得知，科斯坚科已突出重围。我请人转告科斯坚科，请他速来我处，报告事情经过。我了解科斯坚科，也很尊重他。他来了，我就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话总带点幽默。他答道："没什么，我们撤退的时候，大家都哭了。"我又问道："需要犒劳你的骑兵队的时候，人们是不是乐意给您帮忙啊？""看您说的！只要你发话，立马就杀鸡宰牛又宰猪、还拿来大麦喂马。什么都拿出来了，人就是这样！人们痛哭流涕，为眼前的形势，为红军被迫撤退而惋惜不已。" 有些人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对乌克兰人形成了不正确的看法，科斯坚科对此进行了批驳，我听了很高兴。其实，那些人也都是些老实人，我丝毫不怀疑莫斯卡连科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忠诚。我只是将乌克兰人莫斯卡连科和乌克兰人科斯坚科当时的不同反应做了个比较。两人都是以事实为依据。只是一位的依据是乌克兰农妇把他赶出了牛棚；另一位的依据则是他身着苏军服装带领小股部队突出重围的经过。乌克兰人为帮助科斯坚科将军所率领的队伍突出重围竭尽了全力啊！ 我们驻扎在波尔塔瓦附近时（在基辅集群被最终包围之前），曾在哈尔科夫和苏梅之间的阿赫特尔卡地区建立指挥所。所以后来我们被迫撤离波尔塔瓦时，就把司令部迁到了阿赫特尔卡。这地方正好处在从苏拉河向普肖尔河及沃尔斯克拉河突围出来的战士、军官以及将军尔后进入阿赫特尔卡地区的地理点位上。后来在波梅尔基建立了指挥所。现在突围出来前往哈尔科夫的一部分人便到波梅尔基来。莫斯卡连科来了，科斯坚科也来了。 现在我已记不清，这场灾难结束、我军遭俘虏或被击溃之后又过了多少天，我接到报告说，军事委员会委员雷科夫负伤住进了留在敌占区的医院。不过有办法混进去，因为苏联的医生和护士在那里工作。我想把雷科夫一位师政治委员。救出来，但我知道，只要有人说漏嘴提到他，敌人就会把他杀掉。于是我派人去把雷科夫偷出来，再送到苏军占领的地区。他们去了，但很快就返回，说是雷科夫已在医院里去世，且已下葬。 现在我想回到一个主要的话题上来--总结一下基辅方向上的斗争。我和布琼尼当初曾建议重新部署：将炮兵从基辅战线调出，用以防止左翼克列缅丘格方向上的主要危险。敌人是从北面前来合围我军的，这是我们西南战线鞭长莫及的地区。那边的部队归叶廖缅科将军指挥指布良斯克方面军。安·伊·叶廖缅科中将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的时间是1941年的8~10月。。敌人从戈梅利向东南突进。我们没有获准重新部署。铁木辛哥前来固守我军所部署的阵地。不出一周所谓一周是指1941年的9月13~20日。，敌人便将我军截断了。历史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现在，我不能说假如我们进行了重新部署，那么灾难就能避免。不，看来灾难还是会发生的。但也许至少不致这么严重，因为我们已经从基辅抽出一些炮兵，去加强克列缅丘格方向的左翼了。那里，也许就会发生对敌人来说相当艰苦的战斗，也很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兵力不足，无法结束战役。甚至当敌人已经将我军包围起来，我们的部队仍然可以相当自由地往返穿越敌军的战线。这说明，敌人的进攻线是并不十分牢固的。 由于错误地理解"寸步不让！"的口号，我军往往留守不利的阵地，最终全军覆没，却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假如回到利沃夫战役，那么当时我们也是主张将第6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调出来，用到我们所需要的地区。但不准我们这样做。结果，这些部队后来被围困，当了俘虏。 我们向基辅撤退，司令部驻在布罗瓦雷。图皮科夫将军（此前我不认识他）突然来了，并带来一纸命令；由他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移交工作，去总参谋部听候调遣。我们一一照办。我同图皮科夫将军见面才相识。他是从土耳其过来的。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之后，他这位我国驻柏林武官瓦·伊·图皮科夫少将任驻德武官始于1940年，他到西南方面军则是1941年的7月。到了那里。希特勒向苏联发动进攻时，全体苏联外交官乘坐密闭的火车从德国前往土耳其。图皮科夫给我的印象甚好。不过，我对普尔卡耶夫也持极佳的看法。新任参谋长更年轻的确，图皮科夫生于1901年，而普尔卡耶夫是1894年出生的。，也更充满热情。我说不清，他们两个谁更称职。至今我不想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对他们两人评价都很高，也都很尊重。 图皮科夫着手工作了。我喜欢他有条不紊，效率高。发生了一件同他有关的事，是他的副手、作战处长巴格拉米扬给我讲的。有一次，德军轰炸机袭击我们司令部的驻地（这种事每天都在重复着），巴格拉米扬显得很疲劳，他躺在沙发床上，闭着双眼，但并未入睡。无法入睡，因为大地在震动，轰鸣声此起彼伏。图皮科夫此时却在屋内踱来踱去，哼着小曲儿："是我中箭倒下，还是箭未射中？"他从桌子下面取出一个不知盛着什么的瓶子，给自己斟了一杯，细细啜饮，接着又踱起了方步，看来是在思考什么问题。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图皮科夫可不是胆小鬼。唉，当方面军司令部陷入包围后，图皮科夫没有回来。据我记忆所及，甚至连他的遗体也没有找到。对于我们说来，他已经失踪。再给你举一个同类性质的例子--有关基辅集群。负责守卫基辅的第37集团军的司令部也陷入包围，其中有许多将军、军官和战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俘了，另一部分突围出来。 第37集团军的司令员为弗拉索夫，他后来成了卖国贼，希特勒覆灭后他罪有应得地被处以绞刑。当时，他突围出来（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和铁木辛哥见到他自然很高兴。他来的时候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他报告说，他是拄着一根木棍，乔装打扮成农民突围出来的。那时候我们还给他预备好了新的职务。他赢得了善于指挥部队、建设防线和打击敌人的优秀将军的荣誉。但是不让我们使用他。当斯大林刚刚获悉弗拉索夫将军突出重围，就立即亲自来电话，吩咐将他送往莫斯科。我们不知道当时正准备在莫斯科附近向德国人发起反攻亚·亚·弗拉索夫在莫斯科附近任第20集团军司令员的时间是从1941年的11月到1942年的3月。。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这次战役中弗拉索夫指挥着一个集团军。斯大林对他大加称赞。这位将军受到嘉奖，公认为莫斯科附近反击德军战线上表现突出的特别能战斗的将军之一。 不过还是来说说敌人在基辅方向上的突破、包围这一集群和第37集团军第37集团军于9月19日撤离基辅，9月底解散。的覆灭吧。随后由波塔波夫将军指挥的第5集团军第5集团军于9月20日解散。也覆灭了。他被俘了。遭到覆灭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部队，包括方面军司令部和整个后勤。后勤部队被敌人截断，因为敌人相当深入地突破，在基辅以东200公里处包围夹击已被包围的集群。不难想象，我们在那里丧失了多少战斗技术装备！这一切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很不理智和无知的。我很难找到合适的措辞。对于"寸步不让！"的口号存在着不正确的、错误的理解。这就是寸步不让的下场。我们没能抢救这些部队，没有把他们撤走，结果就这么丧失了。丧失了战斗技术装备，还在方面军战线上留下了一个无法堵住的大窟窿。我们既无有生力量，又无技术装备，包括战斗方面的、管理方面的、运输方面的技术装备。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啊！ 禁不住要和法西斯分子做某些类比。请看《绝密！仅供高级领导参阅！》一书所公布的文件。防御的方法颇为相似。当德国人在战争末期陷于这种境地时，也干了同样的蠢事。当初是我们的指挥能力低下帮助了我们的敌人，后来的希特勒仿佛也助了我们一臂之力，使我们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他的部队。当时，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竭尽全力保卫哈尔科夫。人们坚毅而顽强地工作，尽最大努力制止敌人继续向东推进，哈尔科夫第75工厂战前制造T-34坦克，现在则承担着修理坦克的任务。事情进展得不错，坦克迅速得到修复。各种备件充足，高素质的专家在努力工作。 命令我们把我们修理好的坦克发往莫斯科。这当然使我们感到委屈，甚至愤怒：我们没有武器去阻止德国人，却要把我们的坦克拿走。从我们这里调走了相当数量的坦克……我们开始把拖拉机改造成作战的武器：外面包上一层装甲，再配备上机枪，就以这副样子去和敌人周旋。尽管拖拉机并不适于作战，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吧：毕竟是装甲钢板。我们想利用手头所有的一切，尽量利用起来。后来，莫斯科通知我们，已在使用一种叫做"喀秋莎"的火箭炮。斯大林甚至指责我们说："有这样的武器，就应当更多地使用。"我提出要求："给我们图纸吧，我们可以在哈尔科夫很快组织生产。"图纸给了我们，我们立即在坐落于洛巴尼河畔的舍甫琴柯工厂组织生产。 我很熟悉这家工厂。革命前，它归别尔利佐夫所有；1912年，我曾在该厂当过钳工，为时不长。工厂的工人和工程师很快就掌握了生产"喀秋莎"的技术。我们到野外用这种武器进行试射，检验其结构。我们没有制造火箭炮的炮弹。炮弹在哪里制造，我不知道。给我们运来的炮弹数量十分有限。 我们并不知道敌人当时的意图，他们强渡第聂伯河并歼灭基辅和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附近的我军集群之后，目标是集中兵力攻击莫斯科。所以，他们在哈尔科夫方向上看来部署的兵力不足。为了击退敌人对莫斯科的攻击，大本营从各处调集了可能调集的所有兵力，甚至我们哈尔科夫方向也不例外，可我们自己每一个战斗单位都很需要。我们是有个后备的骑兵兵团，司令员叫别洛夫。帕·阿·别洛夫（1897~1962）少将，时任骑兵第2军军长。骑兵兵团也调去了。这个兵团从未动过，我们对它寄予厚望。兵团划归我们建制，但我们奉命将其立即转归负责指挥莫斯科保卫战的指挥部时，兵团尚未同敌军交过火呢。这个兵团尔后在图拉战役中表现相当出色。 敌人在哈尔科夫方向上继续推进，但不像战争初期那样神速。尽管我们兵力不多，我们还是给以反击。在哈尔科夫方向上指挥第38集团军的是齐加诺夫维·维·齐加诺夫（1896~1944）少将。担任第38集团军司令员的时间是1941年的9~12月。，他人很胖，性格怪癖。我跟斯大林讲起过他。斯大林有一次在餐桌上提到这位将军的一件事。当敌人威胁到哈尔科夫时，齐加诺夫上了马路，我军正沿着那条马路后撤，他在马路上放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把茶炊，坐在那儿喝起茶来了。有人跑到他跟前说，法西斯说话就到这地方了。可他却寸步不退。后来他说，他是以这样的方式鼓起战士的信心。就是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要我说，这可是相当独特的表明防线固若金汤的方式。尽管如此，敌人仍然在继续东进。 我记得那几个月阴雨绵绵、道路泥泞；在这种条件下敌人使用起他们的技术装备来困难重重。当时我们的战斗技术装备不多。我们修理了坦克，却给拿走了。于是我们就用拖拉机。后来给了我们一些T-50轻型坦克。这种坦克太轻型了，装甲厚度不超过20毫米，甚至还可能低于20毫米。总之，德国人用他们的火炮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消灭我们这些坦克。我们奉命做好哈尔科夫的疏散准备，并集中一切力量运走拖拉机工厂的机床设备。我们做到了，虽然我不敢说所有的机床绝对地全部运走了。这点我们很难做到，然而我们确实将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彻彻底底地清了一个遍，并把它的机床运往东部。在东部，我国的工业利用这些机床组织战斗技术装备的生产。 后来我们接到的命令，已经明确规定了撤离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城市（1779年设市），位于奥斯科尔河畔，铁路枢纽。有机械制造厂、铸造厂。生产建筑材料。1685年已有记载。--译者注和撤向顿河一带的具体期限。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是限到哪一天，但我们是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行事的。当我们撤离哈尔科夫时，所有的军用列车都聚集在库皮扬斯克。我和铁木辛哥也安顿在车厢里。我不知道敌人为什么不乘机来一次狂轰滥炸。假如轰炸机来击，真不知道还会留下什么东西。也许，德国人已经十分疲惫，要么最主要的是他们定好了占领莫斯科的任务，便把所掌握的全部兵力都调过去了。希特勒认为，只要拿下莫斯科，他就能结束战争，迫使苏联投降了。 我军撤离哈尔科夫，撤向哈尔科夫以东的北顿涅茨河沿岸的时候，已不再感到敌人的压力了。敌军在占领哈尔科夫之后，令其先遣支队也前出到顿涅茨一带，并开始占据防御阵地，无意向前推进了。我们考虑，既然敌人不再追击我们了，那我们干吗还要根据命令继续后撤呢？于是我们向莫斯科建议：就在顿涅茨一线组织防御，不再继续后撤了。当然，我们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我们把司令部搬到瓦卢伊基原苏联别尔哥罗德州-城市。位于奥斯科尔河畔，铁路枢纽。建于1593年。，离开车厢，搬进了农舍。1941年秋，乌克兰多雨，到处泥泞不堪，简直难以通行。对进攻方来说，条件尤其艰难（军队撤退时，道路难行在某种程度上使敌军难以推进，因此依我说，减轻了防御方的压力）。后来，又过早地下起了雪，严寒降临。我们便开始准备顿涅茨一带的防御。当时觉得敌人要在这里过冬，自己也要搞冬季防御。这些情况是我军的情报部门和越境者（居住在敌占区的我们的人）向我们提供的。图皮科夫牺牲后，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参谋长--年轻、招人喜欢、有学问、聪明的博金将军帕·伊·博金少将担任西南战线和西南方面军参谋长的时间是1941年的10~12月。。我喜欢这个年轻人：他聪明，对形势有明确的认识。无论作为普通人，还是作为军人，他都挺招人喜欢。他跟巴格拉米扬成了朋友，这一点使我感到高兴。我从第一次同巴格拉米扬见面，就对他很有好感。现在他们两人同心协力地工作。他们都是清醒的人，既不喝酒，头脑又冷静，还对战争形势有个理智的认识。记得有一次，博金和巴格拉米扬到我这里来陈述对于我军丢失罗斯托夫的看法。当时，西南方面军在铁木辛哥元帅指挥下作战，他同时还是整个西南战线的司令员，因而南方面军也归他指挥。我也同时兼任西南战线和西南方面军两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为什么博金和巴格拉米扬要向我报告罗斯托夫问题。罗斯托夫始终属于早在战争初期即已组建的南方面军的管辖范围。博金和巴格拉米扬开始引用他们掌握的数字，说明敌军攻陷罗斯托夫，是南方面军极不懂行的瞎指挥带来的后果。南方面军拥有的兵力足可阻止敌人占领罗斯托夫并击退其进攻。当时攻克罗斯托夫的是德国将军克莱斯特爱·克莱斯特，时任德军第1坦克集团军司令员。所率领的坦克集团军。此人在德国将军中地位很高，素以善于率领坦克部队著称，名噪一时。博金和巴格拉米扬说："我们认为，尽管我们现在兵力很弱，但还是可以攥成具有突击力量的拳头，并把这个拳头集中打到罗斯托夫的方向上去，去打击克莱斯特的部队。罗斯托夫是可以获得解放的。我们完全相信这是可以实现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这次战役不应由南方面军的司令员，而应当由铁木辛哥元帅来实施。我们没有将自己的设想向元帅禀报。我们想先向您陈述自己的想法，您就可以在军事委员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我不记得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去找铁木辛哥。要么，当时铁木辛哥正在饮酒？他喝得相当厉害（天知道这该做何解释）。 凭我对他们的论据和他们本人的理解，我深信他们做出的判断是现实的，这样的可能性看来是存在的。应当利用这一可能性，尤其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期。我们让一座大城市落入敌手，然后又把它夺回来，至今没有这样的先例。这对于我军和平民来说，不仅具有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重要的是表明红军同样能够实施打击。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具体展示这种可能性、将敌人撵出罗斯托夫的好机会。我向铁木辛哥说起此事。铁木辛哥对建议做出了下面回应，他答道："好，那我们就把问题提出来，听听博金和巴格拉米扬的意见。让他们向我们报告吧。"他们在报告中建议，从哪里抽调，抽调哪些兵团，往哪里派这些兵团。主要还是从南方面军抽调兵力，以集中兵力对罗斯托夫实施打击。同时要对某些地段搞坚壁清野，也就是我们认为敌人将继续固守的地段。我们向莫斯科做了报告。莫斯科批准了这次战役。 我们展开了准备工作，竭尽全力地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弹药、火炮、坦克集中起来，运往适当的地方。终于到了我们规定发起进攻的一天。我和铁木辛哥飞往南方，并在罗斯托夫附近的某个居民点安顿下来。战役开始了。然而，我们所确定的任务不能马上完成。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兵力把他们逐出罗斯托夫。为了不使我军遭受无谓的损失，我方被迫停止进攻。但不是取消这次战役，只是暂停一段时间而已，以便从南方面军各个地段上调集新的兵力。我们始终相信一定能够解放罗斯托夫。又过了一段时间，战役继续进行。我很欣赏铁木辛哥的指挥能力。在实施这次战役时，他有条不紊地使用兵力，善于迫使人们去执行命令，真可谓才华横溢。我们攻克了罗斯托夫这一天是1941年的11月29日。！敌人被迫向塔甘罗格撤退，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走一段相当长的路程塔甘罗格在罗斯托夫西边约60公里处。。我当即前往罗斯托夫。我很想看一看城里遭到的破坏以及敌人给城市造成的损失。我们的居民经受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甚至很难用语言来表述他们的高兴心情：自己心爱的城市从德军的铁蹄下获得解放！大街上横卧着许多尸体，其中有士兵和遭德军枪杀的人。敌人也丢弃了一些战斗技术装备。当时，我看到了前面曾提到的德军的机枪和由半履带车牵引的轻型火炮。但我们没有缴获任何可资利用的特别东西。德军丢弃的一切，并非正在使用的而是战斗中报废的东西。 于是，敌人被赶向塔甘罗格。可正如俗话所说，吃着好东西，越吃越有味：我们决定趁势攻下塔甘罗格。但我们的兵力不足。后来，我们又在那里发动过几次攻击，但都未成功，便中止了进攻。不过，攻陷罗斯托夫对全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理报》向我们表示祝贺，宣传我们的胜利。通过这个例子，苏联军民精神上受到极大鼓舞。说明敌人是可以打败的。 我飞抵莫斯科，发现斯大林也十分满意。他夸奖了铁木辛哥和我。《真理报》提到了我们的名字。总之，这一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次，我认为是当之无愧。这里我说的不是我个人。但解放罗斯托夫一事表明，红军不仅有能力进行抵抗，而且有能力进攻。罗斯托夫解放便是这种能力的具体显示。在这次战役中，我还要指出博金将军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巴格拉米扬所起的特殊作用（博金将军后来在敌人轰炸高加索时阵亡）。他们是战役的倡议人和灵魂人物，他们在战役中展示自己分析形势、部署兵力去歼灭敌人的能力。我也想给铁木辛哥元帅说句公道话：他出色地实施了这次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