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被“忽悠”去澳门 基辛格是美国政坛的常青树，著名的战略家。他先后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人。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是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中美严重对抗、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关键人物之一。1971年他第一次秘密访华，并于次年陪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双方谈成著名的“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挑战这一立场。”这一经典表述是基辛格正式提出的。2009年，一位中国台湾学者问他：“38年后，您会不会修正这个说法？”基辛格很坚决地说：“不，如果我们现在要重写公报，只会用同样的话表达同样的观点。” 2012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二轨高层对话会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永龙问基辛格当时是怎么想出那句话的。他说：“这不是我的发明，但我是第一个使用者。当年我和周恩来总理谈判很艰难，我讲的意见周不同意，周提的方案我不同意。我们从北京一直谈到杭州。在西湖时，我想起看过的一份材料，美国国务院两个年轻外交官提出这个表述，但被上级‘枪毙’了。我觉得这个提法也许可行，想不到提出一试，中方就接受了。”对双方来说，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个表述是最大公约数。那天晚上我是研讨会有关台湾议题的中方主持人，我利用同基辛格一起去洗手间的机会赞扬他在关键时刻虚心向部下学习，并说：“你看，还是毛主席说得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点头称是。 离开政坛之后，基辛格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并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时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充当中美之间的重要非官方渠道。 2009年5月，我和基辛格一起去参加澳门理工大学校庆。我原先得到的消息说，基辛格表示，李肇星去他就去。我到了澳门后才知道，有人对基辛格说：“李肇星已答应去，他希望你也去。”反正我们一起被“忽悠”去了一趟澳门。 演讲前，基辛格抢先向我建议，两人都把演讲费捐给四川汶川地震灾民。基辛格当时虽然已经86岁高龄，却坚持要站着发表演讲。他说：“现在站着演讲是我唯一的体育运动了。如果我坐着演讲，那就表明我的生命力不行了。” 在基辛格的坚持下，我和他各讲半个小时，各回答问题一刻钟，一共45分钟都是站着说话。我在开场白中说，当基辛格博士197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在遥远的非洲工作，根本没想到会和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同台。我曾非常仔细地研读了基辛格参与起草的中美“上海公报”，并且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好外交官，就必须从基辛格身上、从大洋彼岸学很多东西。 2009年底，基辛格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见到我时，基辛格来了点儿幽默。他说：“李先生，你看我的眼睛。我有只眼睛动过手术，现在看不见了。”我安慰他说：“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说明你手术做得很成功。”他说：“是的，手术的效果很好。我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东西，却得到两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是书法有改进，原来我的字只有我的秘书克里斯能认识，现在大家都能认识了。二是现在精力更集中，看问题更准确了。”我忙笑着说：“那恭喜你了。” 有一次，国内有家电视台拍摄了有关基辛格的节目，找到基辛格请他提意见。他友好地拒绝了，很幽默地说：“相信中国朋友说的和报道的都会比我本人更好。” 2011年，基辛格带着他的新著《论中国》来北京。当他把这本600多页的英文书赠给我时，不无调侃地说：“李，这本书的作者并不伟大，但你要是能看完它，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读者。” 美国人大多坦诚、直率。和美国人打交道不能假客气，如果我说一定会读完你的大作之类的客气话，基辛格也不会相信，不如实话实说。我笑着说：“我恐怕难以从头到尾读完，但会仔细阅读我关注的部分，争取当半个或四分之一个‘伟大读者’。”这位“伟大的作者”听了很高兴，说他也是忙里偷闲，有选择地读书。 在聊天中，基辛格还问我：“李，我一辈子与无数人打过交道，你知道我当国务卿的时候与哪个国家的外长打交道吃过亏吗？”我想了想反问他：“苏联外长？”他说：“不是，是一个小国的外长。”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么精明的人也会吃亏。”他说：“高明的外交是让自己得到最大的便宜，同时又让对方能够接受。” 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原因之一可能是，多年前我跟他提到他很早就提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不管是否有苏联存在，中美关系都极为重要。我问他：“你怎么这么有远见，那么早就预见到苏联解体？”他说：“感谢你还记得我那句话，我很感动。” 我感激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我自常驻联合国代表任上奉调回国前，他专门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设宴为我送行，而且特意安排了“西餐中吃”，就是点西餐，但像中国宴会那样上七八道菜，还上了他不喝、只收藏的中国茅台。我说我不喝白酒，他就把餐厅老板叫来，老板说他什么酒都有。我其实什么酒也不喝，便说：我只要青岛啤酒。饭店老板耸耸肩，说青岛啤酒没有。不久，这家饭店便有了青岛啤酒。我无意中为家乡特产做了广告，也多亏基辛格博士给我提供了机会。 北大同学：友情虽无价，公私却分明 1963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三年级。有一天系领导找我谈话，说有不少朝鲜同志在北大留学，其中有一位初学英语的，希望我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他。 这位朝鲜同学叫姜锡柱，比我大一两岁，后来担任朝鲜第一副外相、内阁副总理。我们俩一见面，就感觉性情相投。一问才知道，姜锡柱同学是烈士子弟，他父亲是一位深得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器重的师级干部，在朝鲜战争初期牺牲了。姜锡柱小的时候还曾在辽宁丹东生活过，这次又被送到北大留学。 就这样，我承担了帮助姜锡柱学习英语的任务。朝鲜留学生住在北大26斋，两个人一间屋子。中国男生是七人一间。自那以后我自己带着被子，和姜锡柱一起住。我们吃饭、上课是分开的，晚上我辅导他一个小时，用英语给他讲发音、语法。姜锡柱很努力，除了关心政治外，一心只学习英语。因为性情相投，我们成了好朋友。学校组织什么活动，我总是拉着他一起参加。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我毕业。他对我的辅导表示感谢，我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英语发音有山东味儿，那全是我的责任。 那个年代纪律严格，他留学回国之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但我们都曾表示，毕业后要为加深中朝传统友谊努力工作。无巧不成书，若干年后，我们都成了各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在为推进中朝友好出力。我们的同学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两国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缔造和培育的中朝友谊。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浴血奋战，赢得胜利。先后有240多万优秀中华儿女前往朝鲜，成千上万的官兵长眠在朝鲜的国土，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我曾不无得意地告诉姜锡柱，我本人也对抗美援朝做过微薄的贡献。朝鲜战争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困难，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豫剧大师常香玉一个人就捐钱购买了一架飞机。那时我还小，能力有限，就利用星期天割草，卖给养驴的人，得到5分钱，星期一上学的时候交给老师，转送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那时，我的小学老师张敦兰还教了我们一首歌——《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帝国主义害了怕呀……姜锡柱听后很感动。 1983年，我到莱索托工作。有一次我碰到朝鲜驻莱使馆的临时代办，请他向已经是朝鲜副外相的姜锡柱转达我的问候。朝鲜代办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只是一等秘书的中国外交官怎么可能是他们副外相的同学呢？1993年我到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又托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问候这位老同学，还是没有回音。 后来，我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朝鲜，见过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却没有机会与姜锡柱见面。2001年11月，我率外交部代表团访朝，终于见到姜锡柱。几十年后两位室友学友第一次见面，都很高兴，并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中朝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 我没有去过板门店、三八线，朝鲜同志就作了特殊安排，派三辆专车送我们去。在从板门店回平壤的路上，朝方陪同人员让我们休息一下，说要代表姜锡柱副外相请我喝咖啡。我感谢老同学的好意，我知道朝鲜还不太富裕。下车后一看，我发现只有一杯咖啡，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我明白这是老同学对我一个人的特殊关照。我不爱喝咖啡，也不好意思搞“特殊化”，就让代表团的年轻翻译替我喝了咖啡，心里领下老同学的盛情。 我担任外交部长后，认真贯彻中央对朝方针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谊。2004年3月24日，我作为外长正式访问朝鲜。朝鲜同志告诉我，领导（指姜锡柱）有交代，专门安排代表团住国宾馆。他还特意关照部下，给我安排住得好一些，特别是把床头灯弄得亮一点儿，因为他知道我睡前爱看书。他还特别指示，把电灯的开关弄成拉线式的。他说我在北大上学时爱用脚指头拉线关灯。是否真是那样，我自己倒不记得了。 在平壤的时候，朝方还作了特殊安排，让我参观当地商店。这是我第一次逛朝鲜商店。商店很整洁，商品不算丰富，但并不像西方媒体报道的那样商品奇缺。 姜锡柱见到我时，显得非常高兴，拥抱着我，提前打招呼，说有一个好消息，半个小时后就知道。 果然，30多分钟后，朝方礼宾司官员通知，“伟大领袖、伟大指导者”金正日同志要见我。 见到金正日，我转达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和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的亲切问候。 金正日说：“我很少中断对军队的视察。你是第一次以外长身份来访，我特地从外地赶回来，主要是因为重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见完你后，我还要马上走，去视察朝鲜人民军。” 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气氛亲切。 金正日最后说：“希望中国同志多理解朝鲜，多相互帮助。我还有很多心里话没有说完。不过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是姜锡柱的老同学，请他代表我请你吃饭。” 会见中，我注意到，姜锡柱与金正日的关系非同一般，多次与他耳语。 金正日走了之后，姜锡柱就和我谈了起来。我问他现在英语怎么样了。他说：“太忙了，快忘光了，只记得一些英文单词，比如apple（苹果）等，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我开玩笑说：“这都是我的过错，当时对你帮助不够。”他说：“你夫人我认识，当年她经常到咱们宿舍玩。她是好同志，漂亮的同志。遗憾的是，我夫人你不认识。”我说：“不管认不认识，她肯定也是好同志。”姜锡柱说：“我已经有了第三代，当了外公。”我说：“我应该永远向你学习，无论思想觉悟还是其他方面，你都比我进步快。我现在还没有第三代。” 闲话一过，马上转入正题。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朝核问题自然是我与朝方深入交换意见的一个议题。姜锡柱说：“中朝关系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我们是唇，你们是齿……” 朝鲜同志在核问题上有他们的逻辑，中方有自己的看法，双方应该秉持开诚布公、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好。我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只是尽可能详尽地重申我们的原则立场，多多地摆事实，讲道理。我恳切地说：“我们两国是好朋友、好邻居，我们俩是好同学、好室友。”他点头。 我最后说：“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现在又退出了。我们希望朝鲜同志重新考虑，回到原来的立场。我们希望朝鲜同志在六方会谈框架内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甚至可以通过接触和对话与美国改善关系。请朝鲜同志放心，对于霸权主义，我们一向是坚决反对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没有含糊过。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与朝鲜真诚合作，共同处理好朝核问题。” 晚上，姜锡柱设晚宴欢迎中方代表团。他先讲了一段话：“我代表金总书记敬老同学——中国外长李肇星和其他中国客人一杯，并借此机会向老同学提点意见。40年前，我和李外长在北京大学同屋，不好意思说，有时还挤一个被窝。李外长也是我的英语辅导员。李外长学习很刻苦，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书，直到北大规定的熄灯时间的最后一刻。而常常到这最后一刻，老同学也偷懒，不愿意起身到门前拉灯绳关灯，竟把灯绳拴到自己的脚拇指上，用脚关灯。但关灯入睡后，灯绳还经常拴在他的脚上。李外长翻身或伸脚时，灯就时亮时灭，影响了我的睡眠。我的老同学睡得香，学得好；而我学得不如预期好，可能与此有关。大家看，今天我的老同学是外长，我还是副外相。”姜锡柱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在致答辞时说：“老同学所言属实，我深表歉意。但老同学夜里打呼噜的水平也很高，一个呼噜可以持续几十秒，且大呼噜中有小呼噜。我之所以能忍受，主要是出于要学习友好邻国呼噜的考虑。”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学做外交官 那时候，肯尼亚对中国驻肯使馆有一些限制，规定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一共不得超过8人，但家眷不计算在内。外交部干部司就选了我和秦小梅一起去驻肯使馆工作。小梅当时在国际司工作。我们俩去，只占一个名额，却可以干两份活儿。 这是我第一次到使馆工作，什么都从头学起，边干边学，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首次亲历了外交谈判、外交交涉，积累了基本的外交常识和技能，不少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肯尼亚，我有生第一次看见空调、出租车、商业停车场、停车计时器、汽车电影院、野生动物园、动物收容站……当时北京的市政建设比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差很多。“内罗毕”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清凉的水”。 我有一次陪魏宝善临时代办去肯尼亚在印度洋沿岸的最大港口城市蒙巴萨出差。“蒙巴萨”在古代当地方言里的意思为“战争之港”，和邻国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意思为“和平之港”——遥相呼应。代办说屋里太热，让我打开空调。空调开到最高挡，我们仍觉得热，便又开了窗户，更热了。 我刚去的时候不是外交官，只是使馆职员，在使馆什么活儿都干，从小事做起，逐渐成了“多面手”。 我每天早晨都为代办（后来给大使）读报，把当地英文报纸上的消息和评论读成汉语。我每天必须早起，将当日报刊细读一遍，星期日也不例外。代办要求严，对我说，外交官怎能有星期天呢？我经常读完报纸后，还要将重要内容写成简报发回外交部。 我负责回复肯尼亚群众来信，每天至少处理七八封来信，按领导的要求回复。如果实在没有内容可写，就寄一些英文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或小册子。我坚持每信必复。我觉得，肯尼亚群众来信，说明对中国友好、信任，想了解中国。当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只有靠这点儿手段，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和有关政策，拉近与驻在国老百姓的感情。时至今日，我还保持着早年养成的工作习惯，无论是国内朋友还是国外朋友来信，我都尽可能回信，至少回送我读过的书报和学习材料。 我还当签证官。当时两国间人员往来不多，记得只给应邀访华的肯尼亚乒乓球队、长跑运动员以及参加广州商品交易会的商人发过签证。 我每个月还负责给打扫卫生的肯尼亚雇员发工资，去当地税务局交税。第一次去交税时，我很认真，仔细核对交税的项目。我突然发现，使馆还交了不少地皮税，心里琢磨：在大学里学过，外交地产是不用交税的呀。 我们使馆占地面积大，也很漂亮。肯尼亚刚独立的时候，西方国家纷纷撤离，地皮价格便宜，我们买了5户英国人的大院子，围起来做大使馆。我们人数虽少，却是占地最大的使馆，当地人管中国使馆的围墙叫“长城”。 我向使馆领导汇报后回去对肯尼亚税务官员说：按照国际惯例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财产是免税的。过去，中国使馆交了，你们收了，我们也不计较，但从现在起，不该交的钱我们就不交了。对方说：说实话，我们没有要你们交税，但你们来交，我们也就收了。既然你提出来，那就不交了。 这位肯尼亚税务官特别可爱，特别诚恳。他好心地帮我查了前几年交税的账单记录，把前些年交的地产税也退给了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一大笔钱。 使馆领导为此给了我一点儿表扬。我很激动，想想我一个农村孩子，家庭不富裕，上初中每月拿3元人民助学金、高中每月拿5元钱人民助学金，上北京大学时每月拿到8元5角，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时每月更多达42元7角5分，自己节省一点儿还可补贴两个妹妹上学用。祖国和人民培育我的恩情没法用金钱计算，是永远没有办法报答完的。但这次我用老师教的知识，用自己的劳动为国家要回来这么多钱，总算还上了一点人民给我的助学金。我觉得特别幸福，高兴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流泪。从那以后，我就更加喜欢外交工作，觉得这项工作能为国家做一点儿实在的、有益的事情。 在使馆，我处处想着国家利益。为了节约开支，我平时采购货比三家，能省则省。内罗毕大小商店的许多职员成了我的朋友，好像别人买不到的便宜东西我能买回来，别人弄不到的飞机票我能弄到。后来，1993年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997年到驻美国使馆，我几乎再也不去商店：一来我不再负责采购，二来在肯尼亚的确干够了。 我在肯尼亚工作头绪挺多，给三秘以上领导做翻译，为厨师、司机当翻译，还当礼宾官、新闻官，对外宴请时帮厨、倒垃圾……我能熟练操作16毫米和32毫米电影放映机，当时的影片大多是演样板戏和纪录片。招待外宾看电影时，我做同声翻译。此外，我随时根据国内指示和驻邻近国家使馆的要求去机场接送来肯尼亚或路过的国内同志，包括信使、参与修建坦赞铁路的技术员和工人，有时整夜待在机场。退休后有时失眠，小梅会调侃我：没关系，就权当在内罗毕机场等人；有时犯困，她又会一惊一乍地说，信使到了，我立刻就会醒来。 我一个普通的使馆职员，但当了几次翻译竟认识了肯尼亚总统肯雅塔。我曾有机会问总统，阁下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说，“肯雅塔”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武装带”。有意思的是，他主张和平夺权，对中国的武装斗争经验不大感兴趣，但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曾让时任内罗毕市长的女儿访华，替他看看3 000年的西安，1 000年的北京，100年的上海。 我拜肯尼亚人，包括在使馆工作的司机和园丁为师，努力学习肯尼亚的历史和文化，诸如原始人类的进化、反殖民统治的“茅茅”独立运动、野生动物保护…… 由于长期处于白人殖民统治之下，不少肯尼亚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在打扮上以白为美，为此抹上厚粉，甚至花大价钱去整容。有一次，我去听肯雅塔总统演讲，他先用斯瓦希里语说，然后自己译成英文。肯雅塔说：我们只宣布民族独立还不够，还要精神独立。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文化，要爱自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皮肤颜色。他连喊三声：黑色是美丽的！我受到极大震撼，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后来写了本非洲游记，就以“黑色是美丽的”为名。 我跟使馆的当地司机学斯瓦希里语。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我参加了胡锦涛主席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有机会与奥巴马简短寒暄，跟他讲了几句斯瓦希里语。他感到奇怪，问我怎么还会这种语言，而且词汇量比他还大。 我还在使馆当业余英语老师，曾逐字逐词教四川籍炊事员老梁学一些肉菜的英语名称。三个月后，他就可以自己去买菜了。有一次，他去买猪蹄，可我没教他猪蹄怎么说，他就指指自己的脚后跟。售货员告诉他这里不卖皮鞋，他又指着自己的脚，不停地说“pig，pig”（猪），售货员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还有一次，他去市场买母鸡，准备给我们炖老母鸡汤喝。对方拿来一只公鸡，他连连摇头：“No，his wife.”（不，要他的夫人。）结果，他成功地把母鸡买了回来。我使劲地表扬了我这个“学生”。 我的“教学”也有不太成功的。当时不少外交官都是老革命，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很高，却不懂外语。我教过一位参赞，他学习很刻苦，可能因为我教得不得法，他收获有限。一次他主持外事宴请，左右都坐着女士。他先问右边的女士：Are you married? （你结婚了吗？）对方答：No. （没有。）这位参赞接着练英语，问人家：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你有几个孩子？）对方一愣，不高兴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左边的女士，这回他把提问的顺序倒过来，先问：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你有几个孩子？）对方答：Three.（3个。）他又问：Are you married?（你结婚了吗？）对方无语…… 开会迟到，听会睡觉 安理会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联合国内，只有安理会和管会费的第五委员会的决议才有强制性。 《联合国宪章》规定，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它由联合国15个会员国组成（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安理会只有11个成员国，当时联合国只有51个会员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为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定期选举联合国其他10个会员国为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选举时考虑会员国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联合国的贡献，并考虑各大洲平衡分配。安理会会议一般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如安理会主席认为必要，或经联合国大会、秘书长或任何理事国请求，可随时开会。 我在的1994年安理会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每次正式会议事先要举行多次非正式会议，磋商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5个常任理事国举行了至少270多次五常之间的磋商……安理会在这一年总共通过了77项决议、82份主席声明。 联合国其他理事会、委员会、花样繁多的专业会、会前会、会中会、以会落实会的会、全体会、小范围会、对记者和专家开放的会、闭门会、绝密会……更数不胜数。这还没提宴会、酒会、茶会，我个人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晚上出席6个宴会和招待会，结果根本没吃饭，还得回家吃方便面、参加内部当日工作总结会。我“晋升”为爷爷后，有一次3岁的孙女佳馨听妈妈说她姥爷阎维文要去“开会”，她天真好学地问：“爷爷，什么叫开会？”我一时语塞，甚感惭愧。我开了那么多会，却说不清“开会”的定义。还是她妈晶晶聪明，帮我解围，说：别问了，快吃饭。开会就是两个人以上在一块儿说话，也可以一边吃一边说…… 有的会开完要投票。在安理会，投什么票，成员国通常事先打招呼、沟通、讨价还价，都知道各方要投什么票。 安理会开会有个多年形成的习惯：会议厅的第一排必须坐上人，若该成员国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补上来，代表该成员国参加会议和投票表决；若第一排位子空着，就被视为弃权缺席。据说这与朝鲜战争有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操纵下，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授权组成16国参加的“联合国军”。当时苏联代表不在，没有否决上述决议，让美国钻了空子。 我到联合国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我中学老师评价一些学生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开会时间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时，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槌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对，支持李大使的意见，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让室外的人能听到。我说，可惜中国京剧的锣声太大。戴卫勋爵接着又认真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不到400美元，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Li 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后来，我听继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王英凡、王光亚、张业遂、李保东、刘结一讲，那铃一直在，但不是十分有效。 2005年9月19日上午，我以外长身份在第60届联合国大会发言后，很快赶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使用的“不结盟磋商室”会见澳大利亚、荷兰和南非外长，计划与每位外长各谈20分钟。我与澳外长唐纳谈到第19分钟时，房间天花板上突然传来清脆悦耳的铃声。唐纳看了一下表说：“李外长，我知道还有１分钟，但也用不着把你为安理会贡献的‘李氏铃’搬到这间小屋吧！”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 这时，荷兰外长在不结盟磋商室外已等了１分半钟。当我送唐纳外长走出会议室并迎接荷兰外长时，对方故作严肃状说，看来“李氏铃”对李本人已不起作用，中澳外长的谈话超时1分半才结束。我匆匆与荷外长握手，肩并肩快步进入不结盟磋商室。落座后，荷外长仍不依不饶：“我有一个请求，请中方派人到安理会大厅将‘李氏铃’往后调1分半钟，因为中国和荷兰在国际上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安理会主席由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头一个字母（如一个字母相同，再按第二个字母，依此类推）顺序按月轮流担任，任期一个月。常任理事国通常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出任，而非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一些中小国家有时由外长来当主席，或由外长当一段时间，主持一两次重要会议，风光一两次。常任理事国外长在遇到重大热点问题时也参加安理会会议。 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秘书处给我派了一个秘书，专门登记发言的人数和次序。想发言，就把桌上自己国家的木制标牌竖立起来，表示向这位秘书报名。 在安理会发言有三句必要的套话。如轮到某位大使发言，要先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尔后说，祝贺（前一位发言者）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然后才转入正题，说自己的话；发言的最后一句是“谢谢主席先生”——相当于说“句号”。 有次开会我按顺序点名，请发言。当我请日本大使发言时，这位大使可能是年龄大，太累，也可能是会议内容乏味，他报名发言后不久睡着了。我又叫了一遍，他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 这位老大使很快进入状态，有板有眼地开始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祝贺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全场哄堂大笑，因为他祝贺的那位大使还没有发言。 日本大使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但他久经沙场，临场应变经验丰富，慢悠悠地解释说：“今天安理会的讨论不热烈，气氛沉闷。我故意说错话，让大家高兴，让气氛热烈一点儿。”大家又都笑了。 在安理会，最活跃的角色当属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在热点问题上会有不少共识，有分歧也会高调沟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随时举行五常磋商。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共识，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常的作用极为重要，在非常任理事国和安理会外广大国家心目中却恰恰暴露出国际秩序不太公平。五常年年月月有代表待在安理会，也不太把这当回事。会外国家却很羡慕，个别国家甚至忌妒。据说中东某国等了几十年才头一次被选进安理会，便百里挑一，找了位正部级官员去当两年大使，并通过广播向全国介绍这位大使的履历，说他是位优秀公民、杰出公务员，曾任镇长、市长、省长、议员等等。一般只有名人谢世才如此介绍，他有的亲戚朋友没有从头听，越听越害怕，以为出意外事故了，赶快打电话问，才知道，原来是重大喜事！还有一个大洋洲国家，争了若干年才当了两年非常任理事国。它的大使，我的好朋友，离任时告诉我：来的时候很兴奋、幸福，走的时候发现，国际秩序不合理，安理会的秩序也不合理，五常，尤其是超级大国太厉害。我是陪五常来休闲了两年啊。 五常大使谈完正事后也会聊些轻松话题。有一次，奥尔布赖特建议五常大使都学用电脑，在电脑上打自己的发言稿。她是教授出身，早就会用电脑写书。但英国大使说他年纪太大，不想学了。俄罗斯大使说，他有秘书，不用学。法国大使是著名作家梅里美的侄子，爱好广泛，他表示，他有空得打马球，没时间学。我在当时五常大使中最年轻，资历最浅，最后发言：“就发扬民主吧，我服从多数。”奥尔布赖特那么好的一个建议没能通过，我至今没有学会电脑打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