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terrorism)是当代另一种令人担忧的暴力形式。这种恐怖的手段形式多样,而且恐怖分子的动机也各不相同。但是,“专家们一致认为,恐怖主义是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是一种战争的手段或者是一种实现特定目标的战略,其目标是在受害者中造成一种恐惧的状态。它是冷酷无情的,不遵从人道主义的规范,而且广而告之是恐怖分子战略的一个本质因素”(Laqueur 2006)。 一些恐怖分子的活动,比如1995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市联邦政府办公大楼的爆炸,其发生和结束都只在一个单独的国家。然而,许多恐怖分子的活动是跨国的,其目标市民和财产在其他国家。由于恐怖分子的行为扩展到了全球,发生恐怖主义事件的风险也变得普遍。 恐怖主义是没有权力的人反抗权力者的一种策略。因此,毫不令人感到吃惊地,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少数群体,以及族群运动有时候会为了它们的政治事业而从事恐怖主义行动(参见Laqueur 2006)。那些寻求独立和主权国家地位的人,比如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代表了使恐怖主义活动变得有活力的渴望。宗教有时候也使极端主义运动的恐怖活动合理化,比如印度的锡克教徒团体希望从印度的领土中分离出来,建立一个他们称之为卡利斯坦(“纯洁之地”)的独立国家,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破坏(Haynes 2004)。1995年11月,一名狂热的右翼恐怖分子,也是法学院的一名学生刺杀了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使巴勒斯坦和平进程突然终止。 恐怖主义在古代就已经广为人知,它明显地表现在对希腊和罗马暴君的刺杀行为中,以及巴勒斯坦和中世纪伊斯兰“哈沙辛”的坚贞信徒所从事的刺杀行为中。在19世纪,恐怖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爆炸联系在一起,也与民族主义团体进行的谋杀和破坏财产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现在践行恐怖主义的族群的、政治的或者宗教的运动,都试图要求对使各恐怖分子团体视为压迫者的国家和文化进行报复。恐怖分子常常是“四海为家的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自己取得他们能够控制的领土和国家。但是,宗教狂热也对许多恐怖主义事件负有责任。 或许可以把恐怖主义团体视为全球舞台上一种非传统的暴力非国家行为体(或非政府组织)。然而,很难对恐怖分子团体进行识别,而且把所有的恐怖主义运动混在一块也是错误的。今天,恐怖主义是一种由不同的运动团体践行的战略,2006年美国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认定三十多个不同的组织是世界性恐怖主义团体便表明了这一点。 从宽泛的定义来看,许多政府从事了恐怖主义活动,有时候针对它们自己的人民,有时候是支持针对其他现存主权国家的恐怖主义(Crenshaw 2003)。事实上,一些国家支持恐怖主义运动的行动,因为后者倡导的哲学是这些政府所支持的(或者是对其敌国的安全构成了挑战)。各国常常为其行为服务于该国对外目标的恐怖分子提供经费、训练、装备以及庇护(Byman 2005)。这种国家资助的恐怖主义(state-sponsored terrorism)的实践,是美国2006年对所谓的邪恶轴心——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以及古巴、苏丹和叙利亚的指控之一。同样地,其他国家此前曾控诉美国在伊朗、越南、智利、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其他地方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 因此,暴力恐怖主义内在的残酷本质会模糊恐怖分子的身份,使得国家似乎是无可责备的,并且与革命的恐怖分子不一样。然而,如果客观地把恐怖主义定义为一种战略,就会承认无论是政府还是反政府的运动,两者都声称追求的是自由,而两者都被它们的反对者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那些被描述为恐怖分子的人,以及那些拒绝这个称谓的人,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国家的武装力量虽然完全受到民众舆论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它使用暴力和恐怖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解放运动所能够使用的程度。“自由战士”认为他们正在为正义而战。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像国家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所做的那样获权去杀戮、烧毁和摧毁敌人呢,为什么要给他们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而不是国家军人的标签呢?(C.O’Brien 1977,56-57) “恐怖主义”是一个负载了过多价值的词汇,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它承担了进行谴责的政治动机,但是没有提供公正的评价。要进行客观的分析,需要比较跨国行为体威胁使用暴力的不同方式,并且对恐怖分子与其他跨国行为体共有的和不同的特征进行正确的归纳。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必须在识别共性的需要以及识别个案独特特征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自杀性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人肉炸弹、巴勒斯坦人的劫机者、犹太复国运动的打击小组、巴斯克人的分离主义者、爱尔兰的革命者以及南美洲的绑架者,应该把他们看做是类似的吗?美国、法国和俄国革命的起义者得到了正确的分类吗?他们的行动与红色旅、三K党、宗教裁判所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会,或者走私毒品的主要街头帮派和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网络的策略相似吗?非洲国民大会和它反对的种族主义的南非政府使用的方法都是恐怖主义的吗?波尔布特、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国家恐怖主义”是同一种恐怖主义综合症的一部分吗?对诸如新闻自由这样的原则的打击不同于对人类生命的恐怖主义袭击吗?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追求的核威慑战略又如何呢?该战略是建立在防止袭击的恐怖之上的(参见第12章;另参见Blum,Asal and Wilkenfeld 2005)。所有这些的区别在哪里? 如果要遏制国际性的恐怖主义的话,这些定义和区分是必需的。一些形式的恐怖主义是否可以接受,将由社会对其建构的意象所决定(Bar-On and Goldstein 2005)。建构主义理论家提醒我们,我们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看什么、我们在找什么、我们预期看到什么、我们希望看到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对我们所看到的做出反应。“为了劝阻受影响的团体不要选择恐怖主义作为一个策略,”科菲•安南在2005年阐释道,世界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定义: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对什么是恐怖主义——国家和非国家团体是否犯下了恐怖主义的罪行,以及恐怖主义是否包括了对抗外来侵略的行为——久议不决,联合国的道德权威遭到削弱。现在是结束这些争论的时候了。国家针对平民蓄意使用武力已经为国际法所禁止。而抵抗的权利并不包括有权去蓄意杀害平民或者使平民残废。让我们明确地宣布,无论是什么行为,如果它故意地导致平民或者非战斗人员的死亡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而且其目的是恐吓人们,或者是胁迫一个政府或国际组织去做或不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么它就是恐怖主义。这样一个定义将具备强大的道德力量。我敦促世界的领导人们一致支持这个定义……(www.un.org/News) 这就是说,也要考虑到对恐怖主义的威胁的评价是怎样受到对恐怖主义的定义的影响,这种定义常常是出于支持某个行为体观点的政治目的。譬如,想一想这个似乎很简单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恐怖主义爆发的频度是否增加了?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评判非常地不一样。需要进行指标选择、筛选并过滤对国际恐怖主义数量的认定。举个例子,美国国务院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使用一个广义的国际恐怖主义概念,认为恐怖主义是任何“由次民族团体或者秘密代理人进行的,针对非战斗目标的有政治动机的暴力预谋,通常是为了影响相关的市民或领土听众,而不是一个国家”。它详细列出了恐怖主义行为的频度。恐怖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作为重要的国际问题出现,并在70年代和80年代逐渐流行开来。图11.4显示了恐怖主义爆发频率的变化,以及对它在今天的破坏水平的衡量。该图表明,全球的恐怖主义行为在1968—1987年之间几乎增加了3倍,此后恐怖主义事件的数量逐渐地但不规律地减少。直到2004年,当时新成立的美国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NCTC)负责计算国际恐怖主义事件,认为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大量增加,至少发生了655起”(www.counterterror.typepad.com/the_counterterrorism_blog,2005年4月14日;另参见Sabastenski 2005,《哈泼斯》2005年6月,第11页)。与2003年全世界发生了208起恐怖主义事件相比,2004年增加的数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记录(在伊拉克,分别发生了22起和198起),这使人们对宣称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2004年3月(马德里)和2005年7月(伦敦)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把这种错觉打得粉碎。 此外,恐怖主义变得越来越致命。2005年的死亡人数接近1995年、1999年和2001年的高峰水平,而死于恐怖分子之手的人数也呈指数增长。2005年7月中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自杀式爆炸的恐怖主义事件越来越多,平均每天为71起,而两年以前平均每天是41起。这种增长使人们对美国军事占领这两个热点地区的正确性产生了质疑,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当时称这两个热点地区是“与恐怖主义作战的核心前线”。“战争正在帮助恐怖分子,而不是伤害他们。”保罗•克鲁格曼(2005)悲叹道,“在战争以前,反对战争的人警告说战争可能加强而不是削弱恐怖主义。事实的确如此: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警告说,自美国入侵以来,伊拉克已经变成像苏联占领之下的阿富汗那样。而事实更加糟糕:伊拉克变成了吸引和训练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基地。这些极端主义分子最终将威胁到其他国家。要记住,伊拉克在[美国]去那里之前,并不是恐怖分子的摇篮,[因此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已经削弱了安全]。”2005年12月,乔治•W•布什估计,自美国军队于2003年3月入侵以来,已有3万名伊拉克平民丧生。 几乎没有一个领导人在改变以前的决定时心理上会感到舒服,即使该决定显然正面临着失败。因此,尽管死亡人数在增加,(到本书付印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战争看起来还要继续下去,而美国在面对恐怖主义的时候变得更加脆弱(Flynn 2004)。 更一般的说,全球恐怖主义可能依然是世界政治的固有现象,因为每个轰动的恐怖主义行为总是产生强有力的冲击效果,并显著地出现在新闻媒体之上而广为人知,使得恐怖主义对行凶者来说具有吸引力,并会再次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请思考一下在一个主要的爆发点——中东——发生的地方性的和长期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 “9•11”成为有争议地使世界进入一个全球恐怖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分水岭,原因是,它标志着弱者反抗强者这个古老的暴力游戏的新规则的诞生。它由充满意识形态的、没有领土的恐怖分子,通过跨国行动改变国际社会现状来实施。在“9•11”之前,恐怖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引起公众对恐怖主义事业的关注和同情。相应的,在以前,恐怖被认为主要是个舞台,而且人们常常认为“恐怖分子需要许多人观看,而不是许多人死亡”。今天,情况不再是这样。恐怖分子开始为新的目标从事新的实践活动,他们寻求的不再是简单的胁迫敌人政策的改变,而是消灭敌人:他们现在需要许多人死亡。 显然,认为国际性的海洋变化已经开始的说话包含了许多真理的成分。一个新的疾病现在威胁着地球的表面吗?如果是的话,它就带来了我们不熟悉的问题。今天,恐怖主义的新时代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 全球性的,从死亡距离的意义上说,边界不再是恐怖主义的屏障。 致命的,因为现在恐怖分子转变了策略,从寻求警告公众的表演性暴力行为,转变为有目的地摧毁作为目标的平民和非战斗人员,尽可能地杀死他们,以尽可能在人们中间慢慢灌输恐惧心理。 由不受国家限制的平民发动,这种方式消除了恐怖主义与国家间经过宣告的战争之间的传统界限。 依赖现代文明最先进的技术进行破坏,而采用的复杂技术手段被现代文明视为对恐怖分子神圣传统的威胁。 由跨国的非国家组织通过多国的全球恐怖分子构成的阴谋网精心策划,涉及前所未有的通信和协调水平(Sageman 2004)。 由狂热的极端分子出于消灭的目的而实施,旨在实现最大限度的流血,而不是说服;它通过恐怖分子的自杀式手段实施反人类的罪行,这些行动无法通过谈判妥协而得到阻止或预防。 受到对目标的憎恨的推动——恐怖分子希望使袭击目标因为目标自身、目标自己所做的以及所坚持的价值观而遭到损害。 这些变化要求一个解决这个全球问题的新指针。恐怖主义在变,这种变化正在挑战传统的观点,制造压力建构新的形象: 在打击恐怖的战争中没有任何变化,这与我们对敌人的定义差不多。在“9•11”之后的那一天,人们普遍相信,“杰哈德”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中世纪精神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据说,恐怖分子产生于与西方的启蒙思想相隔离的文化。他们因现代的多元主义而迷失了方向,并因阿拉伯世界的相对落后而感到低人一等。他们陷入了经济停滞、政权的功能失常以及大规模的失业,几乎没有希望过上富裕的生活。 由于低人一等和受到压迫,他们猛烈抨击美国,因为美国是带来危险的现代性的象征。在他们寻求殉难之际,梦想着死后有处女在等待他们。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故事并不符合事实。从奥萨玛•本•拉登到2005年7月袭击伦敦地铁的欧洲人那里,我们已经对“杰哈德”了解了很多。要感谢曾经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马克•塞奇曼搜集的数据库。从中,我们了解到75%的反西方的恐怖分子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或上中层阶级家庭。令人惊异的是,有65%的人上过大学,3/4的人有专业性或半专业性的工作,特别是工程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 无论他们是否移居到埃及、沙特阿拉伯、英国还是法国,这些远离了中世纪的人,被逐离了受教育的、流动的和使用多种语言的等级。“杰哈德”在心理上和人口统计学上是现代的,因为他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而取得成功的人(在传统社会里,不存在这种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顺从于传统,而是曾经反对当地的权威人物,拒绝接受他们父母的资产阶级的努力和温和版的伊斯兰以及舒适的生活。相反,他们一直试图追求某种乌托邦式的事业。换句话说,“杰哈德”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现代的、全球化的世界的内部冲突。极端主义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反叛者,是现代社会长期以来的产物。(Brooks 2005,A11) 最近构建的对恐怖主义变化中的特征的定义,提出了控制这种形式的国际性暴力的最好的反恐怖主义政策问题。 人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球恐怖主义的特征和原因依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没有这种基础的共识,在应对新的全球恐怖主义的最好方式上达成一致意见就不大可能。很像一种疾病在确诊之前不能够得到治疗,新恐怖主义的瘟疫只有在它首先得到定义后才能加以防止。控制它的成功战略依据对引起它的原因的理解而定。因此,“当反复思考与恐怖主义作战必须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一个重大的辩论已经开始了:到底应该做什么?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以前的一个问题的答案:‘[“9•11”那天]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发生?’”(Talbott and Chanda 2002)。 那些相信恐怖主义某种特别的特征和主要原因的人必定会给出一套政策建议方案,而那些观点与之不同的人又会不可避免地支持一套完全不同的反恐怖主义的政策建议和计划。 思考一下全然相反的观点:镇压还是安抚才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支持前一种严厉措施的人认为,恐怖主义来自极端主义者依靠政治暴力的理性决定;他们建议对之进行预防性甚至先发制人的打击,许诺发动外科手术式打击,消灭恐怖分子,而且即使这些措施失败,也要迅速而严厉地对恐怖主义进行报复。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恐怖主义根源于因政治压迫和剥削而产生挫折感。他们建议解决这些根本的原因,以遏制恐怖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联合国1972年11月2日的决议:“防止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要求]人们对那些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的潜在原因进行研究。这些国际恐怖主义来自穷困、挫折、不平和失望。”他们建议采取长期的改革政策和短期的安抚政策。 因此,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在合法与非法地使用军事力量之间划一条界线。关于发动一场针对新的全球恐怖主义的正义战争(just war)的方法的辩论,围绕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展开(参见Wills 2004):这些政策有效吗?合乎道德吗?与其他的价值观,(比如保护公民自由和民主程序)相容吗?要求进行多边(国际)合作(或者它们能够通过单边的、独立的国家解决方案设计出来)吗?技术能够阻止恐怖主义吗?全球恐怖主义能够通过法律的或者制度的程序解决吗?预防、保护和起诉等类型的反恐怖主义措施的相对收益和成本是什么? 刻板印象的危险以及危险使之合理化的反应解释了,为什么通过谈判方式消除恐怖主义的前景是黯淡的,以及反过来,为什么采用残酷的军事手段与恐怖主义作战倾向于使暴力合法化,并可能因此而无意中鼓励了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行动。以前依靠这些“解决方案”的行动记录显示,这些政策是有缺陷的。思考一下,在恐怖主义威胁尚未实施时,对恐怖主义行为进行惩罚性报复的承诺的虚弱性:“尽管恐怖分子在1983—1998年之间有2 400多次袭击了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对之只采取了3次全面的军事行动”(Reinares 2002,92)。尽管大多数专家会同意这是因为“不可能从地球表面把恐怖主义根除掉”,但是,他们都赞同更加温和的目标,即“减少恐怖主义事件的次数并降低其有效性应该是可能的”。在尊重自由和做出决定性的、坚决的行动的能力之间保持平衡,将是对打击新全球恐怖主义“战争”的一个重大考验。 恐怖主义的危险不可能会减少。事实上,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化体系中,恐怖主义已经变得更加血腥,并且更加难以限制。这个体系使实行恐怖主义变得容易。今天的恐怖主义是愿意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这个首字母缩略词指ABC武器,即原子弹、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人们的工作。现在,以前导致恐怖主义行动的原因仍然和过去一样强烈,而信息时代使恐怖分子团体之间的跨国网络变得便利。2002年由132个国家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目的很好,但没能抑制恐怖主义活动,因为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使得人员和货物的跨国自由流动变得容易。在持久的威胁之外,当代的恐怖主义已变得更加激进和更加暴力。“所有恐怖主义的世界地图——世界上伤亡最多的地方——显示,不仅恐怖主义的狂热越来越强烈,而且不加区分的谋杀、行使权力的愿望、彻底的杀戮欲也在增加。近些年,恐怖分子在造成大量伤亡和引起物质毁灭时很少再犹豫不决”(Laqueur 2001),因为恐怖分子现在拥有多种备选的新策略,比如使用电子威胁,实行“网络恐怖主义”,并采取“网络战”的战略,所以恐怖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Homer-Dixon 2006)。 还有其他原因使得国际恐怖主义肯定将持续下去。最重要也最有力的一个原因是沃尔特•拉克所说的后现代恐怖主义(postmodern terrorism)。这个短语描述了今天全球化的环境使得恐怖主义易于实行,部分由于它已变得非常的“复杂”(Homer-Dixon 2006)。所谓的后现代恐怖主义有可能扩散开来,因为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不再有具有意义的边界,从而允许恐怖分子以新的规则和方式来从事古老的职业。与此同时,这种新的全球环境鼓励国家资助的恐怖主义作为战争的替代物,并使最发达的国家变得最为脆弱(Laqueur 2003)。另一个原因是,新式武器和新技术迅速扩散,而且很容易被运输越过国境,从而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行凶机遇,并改变了他们回应对他们的成功反击的策略。第三个原因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体系中,发现并阻止训练有素的全球化了的恐怖分子网络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个网络得到了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IOC)和由成千上万个帮派结成的国际性网络的慷慨资助,以便利他们从毒品贸易中获利。另外一个原因是极端主义民兵的行为在道德上的模糊性,比如自杀式人体炸弹,他将作为宗教殉教者而得到颂扬。此外,一些大众传媒也赞扬恐怖分子独立地蔑视政府权威的行为。 看起来,恐怖分子注定既会被视为可恨的坏人,又会被视为值得尊敬的英雄,这取决于观察者的观点。这保证了恐怖主义有可能依然是世界政治中的固有现象,而这种暴力将继续为国际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吗:世界是如此的聪明,在行使暴力的时候,也会了解到战争和暴力的成本太高、破坏性太强,而不再继续下去?如果可能的话,它是否能够发现维系和平的有效途径?“从战争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Ferguson 2001)能够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行吗?后面的章节将研究一些由决策者和有关的全球市民提出的控制军事冲突的方法。
世界政治:走向新秩序?——11.4 恐怖主义
书名: 世界政治:走向新秩序?
作者: [美] 查尔斯·W·凯格利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原作名: World politics: trend and transformation
译者: 夏维勇 | 阮淑俊
出版年: 2010-9
页数: 517
定价: 6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后浪大学堂
ISBN: 978751002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