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的时间长了,就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美国是个无所不在的帝国。 不过要了解这个帝国绝非易事。工作使我能经常与美国官员、军人和学者打交道,又曾花相当一番气力研究19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自忖对西方的国际政治逻辑和传统有些心得,但理解美国的政策总有隔膜,而美国人自己的解释(如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滥调)无疑也难以令人满意。最终我选择回溯到某个历史的“原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所谓“原点”,就是后来帝国的所有要素及其运行规律都已具备,只等时机成熟后的充分发育和扩展;同时其逻辑关系还没有变得复杂,生成的机理也相对容易把握。从世界性帝国崛起的角度来看,美国历史上最佳“原点”就是19世纪的最后十年,即1890—1900年。这一阶段以美国西部边疆的“关闭”为开头,以在华“门户开放”照会为结尾。这一“关”一“开”之间正好是美国从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转型期,也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帝国形态的新型帝国的定型期。 那十年也是美国人物辈出的时代。特纳、马汉、布鲁克斯、西奥多•罗斯福、参议员洛奇等均在此时走上历史舞台。读他们的文章和书信能真切感到那个时代美国的冲劲,如果不过多考虑国际政治中“仁义道德”的话,应该也会对这样一批为了国家利益而干劲冲天的人心存敬意。不过,美国政治人物的文章和讲演都有点像啤酒,上面覆盖了厚厚一层宏伟言辞,飞腾张扬,也并非无味,但终究不是实质内容。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能也是妨碍人们了解其真实政策意图的一个因素。本书在研究和撰写中要努力廓清和发掘的,也正是这种美式言辞背后实质性的东西。 整本书的撰写是在我那本《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完稿后才开始的,虽然全力以赴,但集中研究的时间终究有限,自己的知识储备也不够。所幸学友们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像中国人民大学的吴征宇老师和李晨老师,北京大学的于铁军老师,北大历史系博士生任燕翔、国关院博士生康杰,不仅牺牲宝贵时间向我推荐和提供各种资料,还常常与我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详细讨论,很多思路都是从这种“学术闲谈”中慢慢理清的。另外,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的资助,这里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想说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永远是一种深层的互动关系,所以历史观本质上也是世界观。但是,两者只能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相互映现,而不是庸俗化的对照。德国“统一战争”的军事总指挥、克劳塞维茨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赫尔穆特•冯•毛奇(老毛奇)高度推崇历史研究,但也反复告诫后人:永远不要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不要试图从历史中去找答案。这句话始终伴随着我的研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