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红星照耀太平洋》 在2010年10月首次问世以来,亚洲海域目睹了中国海上实力持续,且有时令人捉摸不清的变化。中国在海上咄咄逼人的态势及其海军所取得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使世人不再质疑中国海洋战略的转变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而亚洲国家和华盛顿的政策议程的重点也相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静默的矛盾心理转变为直接的关心。那些对于中国海上计划长期持怀疑态度的人士现在也不得不开始重视中国海军,而这些在90年代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中国海上力量发生日新月异变化之际,我们很高兴利用《红星照耀太平洋》中文版面世的机会,重新审视本书的观点是否依然成立,并探讨由本书所引起的激烈学术争论,从而使中国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本书的核心理论概念与主题。 首先,关于物质力量的变化。得益于持续而全方位的投入,中国海军的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高。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试运行代表了中国海军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而其他海上平台的出现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例如,2012年,经过10年的舰队试验,中国海军研制出了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新一代052D型导弹驱逐舰,它堪比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2013年初,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艘056隐身轻型护卫舰开始服役,据报道这一类型护卫舰将会达到30艘。随着“江凯2”级导弹护卫舰、“宋”级“元”级潜艇和“侯北”级快速攻击艇的大量投入生产,建造开发这些最新的高级别船舰将会成为未来十年的趋势。无疑,中国建设一支力量均衡的海军的前景一片光明。 但是海上实力不仅单指海军。中国海上监控和执法力度的上升在近些年来也同样引人注目,它们是中国海上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海监预计在2015年增加36艘船,包括7艘1500吨和15艘1000吨的快艇。许多快艇都能够在中国最远的海域持续巡逻,保证了中国在海上的实际存在,维护了国家主权。运用这种并非隶属于海军的力量使得中国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战略有力地巩固海上主张,而无需动用具有优势的武装力量。中国派遣非军事船舶与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与日本在东海对峙。中国将菲律宾驱逐出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后,从2012年9月日本将钓鱼岛/尖阁列岛国有化开始,中国展开了与日本在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的竞争。 这些重要的发展和令人困扰的事件证明了我们在《红星照耀太平洋》中的主要观点,即中国的海上存在不是转瞬即逝的,这对于美国及其在亚洲的海上伙伴构成了长期且复杂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书中强烈主张,中国海上实力的扩充超越了其在台湾和其他领土争端中所需要的武装力量。开展海军外交,采取行动维护良好的海上秩序,在水下进行威慑性的核潜艇巡逻,这些和平时期的活动将更加重要,而中国的活动范围也将日益扩大到远离中国沿岸的海域。我们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海权提倡者——“马汉们”(Mahanians)看起来无论在对于可见的外部世界的战略争论中还是在政策实施中都会获胜,中国海上实力的综合性发展即为证明。就连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也会向这种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与决心致敬。 虽然我们论证的核心内容经受住了国际时事飞速变化的考验,但本书并未能预计到中国开始运用其强硬的海上实力。如果《红星照耀太平洋》现在才出版的话,我们会对第七章进行最大幅度的修改,即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评估。我们相当合理地假设,在遥远的未来,直到中国的海上实力与其雄心相匹配时,中国才会依靠软实力。诚然,我们注意到软实力的攻势在某些方面可能未被重视,如印度。但是谁又能够预见到,中国曾经煞费苦心地营造善良无私的海洋国家形象,而今却故意挥霍它的魅力,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不断冒犯亚洲邻国? 例如,在2011年,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新加坡对拥有平等主权的一个亚洲国家说,“事实是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种做法相当于用一个大铁球去破坏中国软实力。如此傲慢的态度促使忧心忡忡的邻国向域外国家如美国寻求帮助,而这种情况本来是完全可以预见和避免的。虽然软实力源于固有的吸引力,但是它仍然需要不断地维护和培育。外交官们如果想在外国民众的脑海里铭刻下讴歌自己国家美德的叙事诗,那么他们的言行必须与叙事诗相符合,否则将权威不再。 中国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很困惑,中国的领导层为何会执着于如此明显的、自掘坟墓的行为。如果中国想被看作是共同的海上保护者,它就必须加以注意。如果现在写这本书,我们必须探究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 迄今,西方学者对本书批评最多的是,我们关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国际竞争和战争的“逻辑”和“语法”的分类法组织的分析。我们承认,对于回答什么是我们认为更直接的方法,仍备感困惑,因此只能对其中的原因加以推测。批评者中很少有人系统学习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核心课程——战略理论,很多人是美国现役海军中擅长战术而缺乏战略思想的老兵,还有一些批评者是研究船体、传感器和武器等细枝末节的专家,他们承袭了海军对于更宏大的战略和政策的漠视。而其他人依旧不能超越冷战中对抗苏联海军时所学到的战术和行动教训。这些障碍或许可以解释他们对于克劳塞维茨方法的不悦。无论何种原因,我们认为这些批评都没有多少价值。 为了中文版的读者,让我们回顾并展望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简言之,克劳塞维茨并不认为:加入武力的政策组合使得国际交往与和平时期的国际竞争完全不同。政策——国际竞争的逻辑——赋予军事活动以目的与方向,正如决策者指挥国家权力中非暴力工具的运用。只有武装部队在战场上、海洋或者天空中对抗时,行动和战术的语义才会改变。政策统治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是类似的。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写作时对两个层次均有所涉及。他是一位主张海权扩张的战略理论家,在19世纪晚期的书中,他告诉美国人为何应该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使美国成为海洋型国家。他是一位明确阐述国家首要逻辑的伟大战略家,也是对海上贸易和战争的有力支持者。不同于那些更多倾向于操作性的理论家,马汉探究驱使人们扑向海洋的动力,而不仅仅研究在浩瀚的海域中经商。他关于国家目的和权力的逻辑——并非那些花费时间和技术,提出来讨论的行动性或战术性描述——构成了他研究的一部分,在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间依然保持着最蓬勃的生命力。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有意识地避开对中国海军实力结构的单纯评估,或者直接地说,这是乏味的数豌豆行为。逻辑延续时语法可以改写。鉴于人民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预见,任何对于中国海军作战序列和其他战术发展列出的清单都会过时,甚至是在本书出版之前也是如此。这是一项从战略理论和运用于海上战略的持久性原则中吸取长处的研究。若探究中国海军具体的发展,则需要转向其他物质性力量的方面。 毋庸置疑,对外贸易、商船舰队、军事基地也是马汉研究的一部分,它们使中国海权的倡导者们着迷,大抵上这就是我们的作品得以被中国战略界接受的原因。中国海军确实可以寻求其他任何方法来审视海上战争的语义。那些受毛泽东思想激励的更多的进攻性思想会使中国追求马汉式的结果,我们认同这一明显正确的论点。 我们简明扼要地回顾本书出版以来发生的事情以及学术观点的交流,这向中国读者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的著作绝非这一领域研究的最后一本。通过探讨中国转向海洋的非凡行为,我们希望这项研究成为讨论中国在未来亚洲海域角色的跨太平洋对话的工具。在 《红星照耀太平洋》的翻译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仅使得我们的思想为众多中国读者所知晓,而且在中美学术界和战略界架起了桥梁,我们对这种珍贵的帮助致以衷心的谢意。 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 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 罗得岛,新港 2013年4月前言欧亚大陆之边缘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