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而建 过去的日子里,在我书桌上方一直钉着一张从小报上撕下来的照片,从这块污迹斑斑的报纸上,依稀能辨认出一个建筑模型的模糊图像,大概有小汽车那么大,与人的视线齐平。模型左方,建筑师没有使用惯用的灰色阴影,却涂上了发亮的唇膏色,表明它如此制作是为了打动一位注意力的持续时间短于平常人的客户。 照片上,由纸板条和轻木条搭建的清真寺模型,有一个低矮的圆顶,圆顶四周是几圈长钉似的尖塔。从草图上看,清真寺外形绚丽,繁杂的传统装饰减少了,试图使建筑既显得摩登而又不失传统。像这样力图兼顾二者的类似尝试已有上百次,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实际上这张照片能引人思考、令人心绪不宁的原因,不是这些有争议的建筑细节,而是照片所捕捉到的建筑更为隐秘的方面,也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虽然通常建筑师在这样的照片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毫无疑问谦恭地簇拥在模型周围身着军装的人都不像是建筑师,其中有一个五短身材,留着浓密小胡子的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模型,就像二战中身穿过时的卡其布套衫、头戴贝雷帽的英国陆军少校一样神情迷茫,毫无疑问我们都知道此人是谁。 与许多独裁者一样,萨达姆·侯赛因也非常热衷于建筑,但他与拿破仑三世和墨索里尼有所不同。拿破仑三世挑剔的品味仍可从巴黎整洁的林荫大道和阅兵场中清晰见到,而墨索里尼对相互冲突的现代主义和恺撒·奥古斯都风格都热衷,侯赛因则对任何特定的建筑风格都没有明显的偏好。不过他好像具有天生的本能,知道如何运用建筑去颂扬他和他的王国,以恐吓他的对手。 “战争之母”清真寺从方案设想开始便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把第一次海湾战争作为伊拉克取得的胜利进行宣扬。事实并非如此。在那次战争中,侯赛因饱受羞辱,他的军队被驱逐出科威特。他绝望地逃回家,留在身后的是惨不忍睹的公路:满面烟尘的伊拉克士兵困在抢来的破旧汽车上,排成一条奇怪的长龙,路边撒满了抢来的战利品。侯赛因试图建造他自己的“真实”,抹去被打败的形象——这正如科威特的做法,委托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约翰· 乌特松设计毫无意义的“玩具”——议会大厦,以此表明他们不是海湾地区的寡头统治政府,而是北欧式的民主政治。由于联合国对侯赛因的独裁进行制裁,伊拉克物资极度匮乏,此时建造任何纪念碑式的建筑都只能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挑衅,而修建带有象征意义的清真寺则使这种挑衅更加明显。 实际上,在这张报纸上,萨达姆的清真寺模型的照片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建筑与权力息息相关。当权者喜欢建筑有其必然的原因: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土木建设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吸收剩余劳动力,有助于社会稳定,当权者的决断和魄力也能从中很好地体现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建筑可以作为一种手段,通过它来告诉世人建造者的丰功伟绩。 建筑常常是统治者用以引诱、感召以及恐吓的工具,很显然这就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建筑运动背后的深层原因。他的宫殿和纪念物像文身一样遍布整个伊拉克,无法抹去。这样的建筑萨达姆永远也不会嫌多,因为他就是要通过这些建筑告诉国内外的敌人——“伊拉克是我的天下”。 在伊拉克的南方港口巴士拉,沿着海岸线有数排十英尺高的铜像直指海湾对面的夙敌伊朗,它们是为了纪念绞肉机式的两伊战争中阵亡的伊拉克军官而建的。它的老对头伊朗在国王时代也同样具有自己独特的纪念碑式建筑的嗜好,不幸的是,这个巴列维王朝建筑 “家谱”的尝试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在巴格达,巨大青铜手握着的臭名昭著的十字巨剑横跨高速公路的城市入口,虽然青铜手雕塑完全以萨达姆本人的双手为模型,但它们却以典型的英国贝辛斯托克郊区风格铸造。在萨达姆生日庆典当天,到处可见密密麻麻的伊朗头盔战利品悬挂在剑柄上摇摆。像这样庸俗的纪念碑,不仅存在于伊拉克,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也都可以看到。它们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为庆祝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以及罗马帝国为心爱将领凯旋而建的各种纪念物。在伦敦和巴黎的市中心,有许多脱胎于拿破仑大炮战利品的纪念性雕塑,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胜利庆典的影子。 十字剑的创意完全剽窃于伦敦建筑师迈克·古德的作品。他最先提出这种设计——当然,除去头盔,在沙特阿拉伯作为一条城市公路的路标,虽说有些古怪,却也无伤大雅。但在伊拉克,味道却完全改变了。范思哲关于性和金钱极具煽情的荒诞风格在米兰会被人们带着一种反讽意味穿戴在身,但在米洛舍维奇统治时期的贝尔格莱德却截然不同,在那里剥削阶级的目光只盯着表面闪闪发光的东西和豹皮花纹。在巴格达,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后现代主义作品都变成了最平淡无奇的建筑宣传品。然而侯赛因的目的不仅是庆祝有争议的胜利和威胁他的敌人,清真寺修建运动可以看做是他对本质世俗的政权体制所做的一种过度心理补偿,用来证明他具有担任信仰的虔诚护卫者的资格,尽管他喜好酗酒和杀戮。 作为宣传品之用并不是建筑的唯一用途。2002年底美国向伊拉克派出了两艘航空母舰,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萨达姆· 侯赛因在“战争之母”清真寺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清真寺已经建成,距设计方案第一次公开已有四年时间。毫无疑问,报道仍是沿袭了传统的媒体思维,认为外圈的四座尖塔和内圈的尖塔分别象征着AK步枪和飞毛腿导弹。其实这主要是西方的媒体和出租车司机的看法。如果尖塔有尾翼,或是涂着军绿色伪装而不是蓝色马赛克装饰的石灰石建筑的话,他们的看法会可信一些。 但是,该清真寺的外圈并没有装备枪炮瞄准器,也找不出AK步枪独特的弯曲弹匣和胡桃木枪托的影子。它们远没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尖塔威武、精美,那些尖塔铅笔一样纤细、高耸,非常像一根根火箭。这篇报道的作者在他的清真寺之行过后有点失望:“参观者以前听说内部尖塔顶端逐渐变细,很明显跟弹道导弹在鼻锥体处变细相似,有基于空气动力学的考虑,但现在他们敢断定建筑师的头脑里从来没有这种参照。”然而当时美国上下都笼罩在一片战争气氛中,这种对这座清真寺的夸张解释远超出了建筑的宣传作用。 虽然这座清真寺表面上没有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色彩,但它深层次的内涵很难确定。报纸上的另一张照片是环绕清真寺的倒影池,报道称其形状像一张阿拉伯世界的地图。 池的一端,蓝色马赛克镶嵌的底座伸出水面,形成一个小岛,其不规则形状据称与侯赛因的拇指印相同,然而报道没有进一步调查说明如何得出这个惊人的结论。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其中的含意就昭然若揭了。据报道,虽然该清真寺阿訇不愿承认其具有好战的外形,但他很乐意透漏其他一些隐藏的含意。他说:外圈尖塔高四十三米,象征着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阶段的四十三天轰炸。内圈的四根尖塔代表4月,高三十七米暗指1937年,水池中喷泉的二十八根水柱象征着第二十八天,综合起来就是1937年4月28日——侯赛因的生日。 这座清真寺本身并不能很有效地展示伊拉克对敌人的挑衅,并且萨达姆又怎么可能用西历来显示自己是虔诚的穆斯林呢?如果建造该清真寺真的是有意为之,那数字的力量在此便相当突出了。无独有偶,同一个星期在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七个重建方案中有几个也出现了有趣的数字,理查德·迈耶① 和彼得·埃森曼②设计的塔楼高一千一百一十一英尺,大概他们觉得九百一十一英尺太矮,不足以引起大众的注意吧。丹尼尔·利伯斯金①著名的方案则是一千七百七十六英尺(选择这个高度,是有意想和美国独立的年份相吻合——译注)。 在亚洲和中东地区,为展示自己紧随世界潮流,雇佣西方著名建筑师设计“形象工程”已经成为一个普遍传统,或许这可以作为萨达姆· 侯赛因热衷建筑的一个解释。实际上,巴格达规划建筑大规模纪念碑的历史贯穿了大半个20世纪。1957年,费萨尔二世委托弗兰克·埃劳德·赖特②按照莫斯科当年未建完的苏维埃大楼的形式设计一座歌剧院,在顶部,巴格达创立者的孙子,伊拉克最伟大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巨大的三十层高的雕像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已经成为走出英国殖民统治的伊拉克在中兴时期建筑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此外,沃尔特·格罗佩斯③设计并建成了一所大学。而1956年,勒· 柯布西耶④在巴格达也受命于费萨尔设计一座竞技场,但这项设计在他死后才得以完成,这就是今天的萨达姆·侯赛因体育中心。 萨达姆所希望的并不是仅仅追求表面现代化这么简单。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他甚至将黑手伸向了五千年前乌尔文化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城市文化发源时期的古老遗产。他发起了一系列破坏性的伊拉克古遗迹“修复工程”,不但使用那些郊区房屋建筑中常见的材料来重建著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而且效仿古代君主在每一块砖上印上自己的名字,以此来昭示世人,上天注定萨达姆·侯赛因便是那些古代帝王的继承人。在他的巴比伦主题公园,萨达姆甚至命令警卫穿起古代服装,手执长矛,在伊斯塔城门站岗。 萨达姆企图利用建筑作为一种歌功颂德和巩固政权的宣传工具,其用心昭然若揭。但显然这些建筑很难有效地满足他的意愿,它们矗立在那里,因为服务于萨达姆残暴的专制政权而受到世界的谴责。然而对于那些听命于萨达姆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我们又该如何评判呢?就建筑本身而言,毫无疑问“战争之母”清真寺是一件平庸的作品,显然它的设计者缺乏想象力,但萨达姆强加给它的功能是不是暗示着建筑师会因此而受到更为严厉的谴责呢? 建筑师的存在独立于雇主。我们不能像过去在纽伦堡战争法庭宣判阿尔伯特·施佩尔①那样,仅仅因为这座清真寺的建筑师曾经为新近的一个暴政者工作过,便因此认为他也应该受到惩罚。这座清真寺本身并没有涉及任何一项暴力,它的建筑形式本身也不是独裁者的化身。 建筑物能否折射出某一特定的内在含义?虽然这个问题经常有人提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事实上,是否真的存在极权主义建筑、民主主义建筑或者是民族主义建筑?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建筑,那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来定义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言,经典柱式是法西斯建筑的标志,而玻璃幕墙是民主建筑的标志呢?这些标志是永久不变的,还是会随年代不同而改变? 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当初足够明智,或者说足够狡猾,邀请出生于巴格达的著名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②来设计他的清真寺,说不定我们会暂时迷惑而对他的政权体制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果哈迪德接受了这份工作,很显然我们看她的眼光也会不同:最好的是认为她是政治无知者,最坏的是认为她是一个天真的妥协者。她在美国得到建筑设计的机会也必将大大减小。哈迪德的清真寺将向世人传递另一种信息,虽然其中一样包含对萨达姆政权的颂扬和对敌人的挑衅,但同时也表达出对文化高地的要求。它所暗示的体制,比起支持萨达姆两个女婿冷血谋杀和毒害上千市民的体制更为成熟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哈迪德会被看成是主张建设文明伊拉克的积极分子吗?还是会被谴责为政府的爪牙,为了得到建筑的机会而服从任何别的条件?当然,萨达姆不太可能邀请她设计,而她更不可能答应。 并不是只有建筑师才会为得到建筑机会而不顾一切,萨达姆·侯赛因也同样如此。究竟是什么心理使得他对建筑这么着迷?为什么他和其他一些人会在建筑上投入如此之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建筑本身是目的,还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我们修造建筑物有着情感上和心理上的目的,同样也有意识形态的和实用的原因。和那些反社会的独裁者一样,靠软件起家的亿万富翁慷慨解囊,捐赠博物馆以取得冠名权,将建筑作为一种语言来展示他们的实力。建筑因人们的自负、对死亡的恐惧或者一些政治和宗教目的的推动而建造,反过来建筑又赋予它们外形和形式。当你试图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不研究建筑心理对社会的巨大影响,那就等于漏掉了它内在天性的一个基本方面。这样做就好比忽视了战争对科技历史的作用,或科技历史对战争的影响。 科学和技术一般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而建筑则不然。它本身可以承载大量的特殊信息,既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又是一种有表现力的语言。但是赋予建筑精确的政治含意非常困难,建筑本身包含的政治含意也难以琢磨,这就导致今天的建筑师都宣称他们的建筑是自主的、中性的。 这种假设并不完美。也许特定的建筑语言并不带有特定的政治含意,但是这不代表建筑不能呈现政治倾向。不管他们是否希望如此,很少有建筑师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能避免建造带有某些政治含义的建筑。而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发现他们对建筑的利用带有政治目的。建筑和政治的这种关系在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中都可以发现,建筑的这种用途对于所有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从照片上频频看到托尼·布莱尔、弗朗索瓦·密特朗、温斯顿·丘吉尔,还有数不清的市长、大主教、首席执行长官以及拥有亿万资产的强盗式资本家,弯着腰陶醉地盯着自己精致的建筑模型微笑。 这里并无意于将老布什的总统图书馆、布莱尔的格林威治千禧穹顶和温布尔登球场以及英国为2012年奥运会建造的任何奥运场馆与萨达姆的清真寺画上等号。独裁者也许需要暴力手段才能得到建筑机会,相比起来,选举产生的首相或许只需要操控立法院便可以得到,这种形式的妥协比起独裁者的手段具有较小的侵略性,但民主体制和极权主义同样可能利用建筑作为管理国家的工具。 凡尔赛宫建筑的奢华和地理位置的选择是为了制衡法国各省的贵族势力。两个世纪后,拿破仑三世再一次利用建筑作为政治工具,他任命乔治·欧仁·奥斯曼①大规模改造巴黎,这次改造不仅是为了控制巴黎市民的暴乱,更重要的是用来巩固他还不稳固的皇权。而后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又实施了一系列的建筑计划,包括大卢浮宫以及新凯旋门,这是他的使巴黎毫无争议地成为现代欧洲中心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这三位统治者,纪念性建筑的样式完全取决于其中包含的政治策略的多少:钢铁和玻璃组成简单的几何形状,密特朗采用如此激进的建筑形式来展示当时法国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太阳王将凡尔赛宫建成一座王室圣殿,是为了证明他作为国王具有神圣的权力。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喜欢俯身看建筑模型。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系统地收集有钱人和掌权者做出同样举动的图片。日本老政治家矶崎新 ②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当年在米兰他为了向一位重要的客户做展示而租用了缪科雅·普拉达的一间艺术画廊。当时,外面两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轿车分别停在入口的两侧,车里坐满了保镖,边上是一卡车意大利宪兵。画廊里面是矶崎新称之为别墅的建筑模型,大概跟房间差不多大。 实际上它是为卡塔尔的文化部长建造的豪宅。这座豪宅不仅需要安顿下酋长和他的家人,还有他收藏的稀有动物、法拉利汽车、布里奇特 ·赖利③的作品、霍克内④游泳池以及理查德·塞拉⑤的风景雕塑。在一个缺乏城市传统的“沙漠酋长国”里注入文化品位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建筑的每一部分都分配给不同的建筑师或设计者,然后矶崎新的助手们将之组合起来,呈给酋长。 建筑师们一边喝着咖啡,品尝着穿着小礼服的侍者分发的点心,一边等着酋长的驾临,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酋长才姗姗来迟。权力与建筑的关系在此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建筑服务于权力,建筑师就好像理发师或裁缝一样。这个别墅最终并没有建成,我后来在伦敦的一份报纸上看到酋长的消息,他因涉嫌滥用文化部的财政拨款而锒铛入狱。 我们习惯于从建筑与艺术史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建筑,或者是将建筑作为技术进步的一种反映,又抑或是作为社会人类学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都知道如何通过窗户的形状或柱头的装饰细节来判断建筑的类型,也很清楚建筑是现有材料和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但当要掌握建筑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弄清楚建筑究竟为什么存在而不是它是如何被建造时,我们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遗漏,因为建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之近。建筑永远取决于宝贵资源和稀有人力的分配。同样,它的建造也通常牢牢握在掌权者而不是建筑师手中。古埃及并没有因为建筑师的任何创造性主张而将剩余国力用于修建道路或废除奴隶制度,而是选择了建造金字塔。 尽管近来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著作宣称建筑的目的是为了服务大众,但实际上在任何文化中,建筑师要获得工作机会就必须在自己和权贵之间架起一道桥梁,除了他们没有人会提供建筑的资源。建筑师为得到建筑机会而殚精竭虑已经成为他们注定的宿命,这就好像迁徙中的大马哈鱼一样:在死去之前,大马哈鱼要经历一段漫长的筋疲力尽的洄流旅程后产卵。因此建筑业可以被预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只能成为浮士德式的交易。但不管在什么体制下,建筑师都别无选择,只能与当权者虚与委蛇或妥协。 每一种政治文化对建筑的利用都有其理性而现实的目的,这能够被大众心悦诚服地理解,即使是建筑被用来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时。但一旦突破政治算盘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的界线,建筑就不再仅仅是政治工具,它变成了一种幻想,甚至是一种病态,迷惑着广大的受害者。 兴建一栋建筑从而在风景中打上自己的烙印和行使政治权力这两种行为在心理上有一些类似之处,它们都是一种个人意愿的强加。试想,通过将整个城市缩成娃娃房大小的建筑模型,来印证自己的世界观,这对于那些无视个体价值的人具有潜在的吸引力。而像奥斯曼重建巴黎那样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重新塑造一个城市,这种可能性使他们更加动心。建筑满足了敏感者的自我意识,使它们无限膨胀,与此同时,他们又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建筑,如此不停地循环下去,直至建筑本身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引诱着这些痴迷者越建越多,越建规模越大。可以说,建筑就是个体自我炫耀的一种手段,以“建筑情结”这样最赤裸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总的说来,奥斯曼的巴黎改建并没有多少妄自尊大的成分,而齐奥塞斯库①的布加勒斯特改造则不然。但在两个城市的改造过程中,破坏和新建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两者紧密相连。不管怎样,建筑的权力象征可以通过世贸双塔的撞机事件得到很好的诠释,只不过与新建建筑恰恰相反,仇恨驱使的自杀行为企图通过这种更为激烈的方式——将建筑从地图上抹去,以此动摇权力,其中一个劫机者毕业于建筑专业的事实更为此事件画上了句号。 本书旨在探索到底是什么驱使个人或团体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建筑,他们建筑的意图何在,以及他们赋予建筑什么样的功能。文中精心选择了一些关于建筑物、建筑师、亿万富翁、政治家、独裁者的事例,其中大部分事例都是来自于20世纪。相信理解建筑背后的含意可以使我们免于成为这些人野心的牺牲品,因为建筑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我们的恐惧和激情、用来定义一个社会的标志,以及我们如何生活。
权力与建筑——我们为何而建
书名: 权力与建筑
作者: [英] 迪耶·萨迪奇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原作名: The edifice complex
译者: 王晓刚 | 张秀芳
出版年: 2007-5-1
页数: 285
定价: 28.00元
ISBN: 9787536687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