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的文明化——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俞孔坚 关于城市的结构一章是奥姆斯特德和搭档沃克斯（Vaux）建议在纽约布鲁克林建设公园道时所写的引言性文字，旨在通过城市结构的历史演进，说明在美国规划建设良好城市格局，特别是规划建设公园和公园道的重要意义。尽管写于1868年，距今已经是一百四十多年了，对照今天的中国城市化与城市规划问题，读来仍然感到如沐春风。我想强调的是三个方面： 1. 从“城”到“市”再到“居”。城市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产物，城市结构是决定城市是否具有魅力，城市是否满足人类对安全、健康和自由的要求的根本。城市结构的改善、城市公共市政设施的改善，特别是城市的公共空间是这种进步的体现。在这里，奥姆斯特德告诉我们关于城市从“城”到“市”再到“居”的演变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要求。 中世纪的城市被城墙与壕沟所环绕，那是为了安全所采取的被迫的城市结构，城市街道也是为了调动士兵的方便。城墙之内，军事的安全高于一切，个体自由与健康是次要的，人与人的交往与友善是无足轻重的。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和技术发展，促进了制造业和贸易的大发展，旧的封建制度随之消亡，一大批城市新贵出现。城市作为“城”的功能丧失殆尽，而作为“市”的魅力被发展和发现。交通的便捷、人口的集聚而多样化、交易之方便、服务与娱乐业之繁荣，吸引新老贵族到城市进行商业活动，并生活和消费。而此时，他们看到的城市结构仍然是中世纪的城市结构，拥挤不堪的建筑堆积，狭窄的街道污水横流，难以容纳贵族的四轮马车。严重缺乏的市政基础设施和极差的卫生条件、光照的不足和空气的不流通，导致疾病滋生。这显然不能满足新贵们的需求，因此需要改造城市以使其高雅化，既适宜于进行商业交流活动，又能满足休闲娱乐。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城市兴起了第一次大规模重建运动，史称巴洛克城市建设。经典的例子包括拿破仑三世的巴黎重建（始于1853年）和维也纳的环城景观带工程（始于1857年）。在当时，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重建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并成为美国“城市美化运动”（CityBeautiful）的样板。奥姆斯特德身处这一时代，他的城市理想源于对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初期拥挤不堪、混乱无序、疾病肆虐、暴力与黑帮盛行的美国本土城市的批判。他分析了城市管 理滞后于公众需要的种种原因，指出阳光绿树、新鲜空气、健康宜居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必须指出的是，在今天看来，欧洲的这些重建工程有许多不妥之处，拆迁改造往往是粗暴的，造成对中世纪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对城市社区结构的损害和对市民权益的有失尊重。而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也产生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片面强调形式与纪念性的城市格局、古典风格的城市建筑和大尺度的广场等等。关于这方面，美国的主流城市规划学者们直到1909年的首届全美城市规划大会上才开始有所认识。但客观地讲，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对城市环境的改善和城市设计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作为这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奥姆斯特德的思想至今仍然是其中最积极和最有生命力的内容。 2. 城市病并非不可避免，良好的城市结构和充裕、合理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克服各种城市病的关键，糟糕的规划是祸根，而修补一个糟糕的规划的代价将是无比巨大的。 奥姆斯特德本章文字形成的时代，正是美国内战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轰轰烈烈，各种族人口汇集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城市急速膨胀的时代。那些欧洲殖民时期形成或规划的城市，大都经历了类似欧洲中世纪城市在工业革命后所面临的城市病：火灾的毁灭性破坏、卫生的极度恶化、疾病肆虐。在美国城市中，还有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不同种族之间的仇视、奴隶制的后遗症、新旧移民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城市问题一度导致了人们对城市的失望，他们将 种种城市问题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城市化本身和城市规模过于庞大。而在奥姆斯特德的文章中，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城市化的赞美和对大城市的憧憬。奥姆斯特德用欧洲的城市建设经验和教训大声地告诉人们，城市没有错，城市与疾病、城市与暴力、城市与种族仇视等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大城市带给人们的便利和福祉是前所未有的。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城市，而是如何设计良好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如何营造更健康优美的城市环境。公园和公园道系统正是良好 城市格局的关键，是解决城市种种问题的关键所在。它们将为城市带来阳光、新鲜的空气，给人以健康；它们将给人以舒展的视野、愉悦的绿色和鲜花，使人的身心得以再生；它们提供了人与人交往的公共场所，使野蛮化为文明，使隔阂化为互通，使仇视化为友爱。奥姆斯特德把公园和公园道作为人文精神的体现、和谐社会的媒介。因此，享用公园和公园道是每个市民的权利。它们的规划设计应该考虑到每个人的使用，而非为少数人独享；它们应该让居民每天方便地到达和 使用，而非长途跋涉方能到达的浏览点。 奥姆斯特德关于城市发展和公园及公园道的建设史是极富有远见卓识的，是他有别于同时代设计师和造园家们的优良特质。他告诫人们，如果我们现在将城市规划好，将为一千年之后的人民造福。他苦口婆心地游说那些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如果我们能在城市规划初期留下足够的公共空间，那么，我们的后代就不必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像我们改造过去的旧城那样，改造我们建设的城市。 奥姆斯特德是幸运的，因为他的这些理想和呼吁，使他有机会在美国大地上留下了许多不朽印迹。他的思想也影响了同时代的景观设计师们，在1883年，景观设计师克里夫兰得(Cleveland)为美国明尼苏达的明尼阿波利斯做规划，当时明尼阿波利斯还是一个小镇，克里夫兰得让市长和决策者在郊区购买大面积的土地，用以建立一个公园系统。在土地还远未被开发时，就非常廉价地买到了大块土地。这一行动是为50—100年之后的城市所规划的，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城市已经扩大了几倍，但这些廉价购得的土地却成为城市中宝贵的绿地系统。这样一个绿地系统的形成，不光是要一个好的概念，同时需要城市决策者提前50—100年进行投资。在同时代，当堪萨斯和克利夫兰都还是小镇时，就用便宜的地价在其郊外购置大量土地，结合区域的河流水系规划建设并一直保护了一个绿地系统。这一当时尚在郊区的绿地系统而今已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居民身心再生的场所(Newton,1971)。 3. 面对中国城市化之机遇和挑战，奥姆斯特德的呼号因此需要放大百倍的声量。与奥姆斯特德时代的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更是史无前例的。如果奥姆斯特德说美国在当时还有100个城市要建设，那么，未来的中国还有400个，500个新的城市要建设，而我们面临的问题，远远比奥姆斯特德当年所见到和能遇见到的问题大得多。那时，汽车还没有出现，空气和水污染也远没有今天的中国严峻，那时能源危机尚未出现，人口问题也远没有今天严重。 奥姆斯特德的呼号因此需要放其大百倍的声量：要为我们百年、千年后的人民规划我们的城市，要明白，修补一个糟糕的城市所花的代价将是无比巨大的；要为我们的后代留下合理的空间格局，特别是足够的绿色空间，否者，他们将要花巨大的代价来改造我们留下的恶劣的城市格局。而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却仍然只在忙于眼前的修补；开发商们只在忙于圈地和盖房子，榨干每一寸土地上的利润；我们的规划只满足于20年“长远规划”，5年一修编的 “近期规划”。因此，我看到城市在一圈圈地蔓延，封闭式的小区仍在一批批地规划建设，公共的资源在迅速地被少数人所占有和开发；我看到河流湿地在一天天干枯，地下水在一天天下降，风沙在一天天加剧……于是，我要呼喊“反规划”，建立千年不变的生态基础设施，必须突破“城市人口预测—土地配给—功能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的城市建设规划方法论，要反过来，尽快规划覆盖整个国土的生态安全格局，维护土地的生命过程，保障其为人类提供可持续的、免费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这个生态安全格局是未来中国城市千年所以依赖的生态基础设施，保障世世代代的城市居民有足够的水和清洁的空气，有适应和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完全的自我调节和净化能力，能承载丰富的乡土生物，能为居民提供充裕的身心再生和审美启智的空间。这是这个时代的、此时此地的、关于中国城市的生态文明与人文关怀精神之根本。（图1—4） 这样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包括：（1）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2）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境系统；（3）维护和恢复河流和海岸的自然形态；（4）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5）将城郊防护林体系与城市绿地系统相结合；（6）建立非机动车绿色通道，让绿色安全的自行道系统贯穿每个城市；（7）建立绿色文化遗产廊道；（8）开放专用绿地，使其成为连续、公共的绿色网络的有机组成；（9）让公园和绿地成为城市的生命基质，提供免费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雨洪滞蓄；（10）保护和利用高产农田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城市具有生产功能，方便市民日常生活和休憩所需，等等。（俞孔坚等，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