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宝德先生的散文在大陆出版，对于两岸读者而言，是件相当快慰的事，因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又多了一个范畴。虽然这本选集仅十来万字，在汉先生四十多年的砚田笔耕中，只是一小部分收成，甚至可形容为九牛一毛；但从选集的内容来看，汉先生似乎有意让读者先品尝一点轻食，等胃口被逗引起来，再继续大快朵颐。 我认识汉宝德先生，记得是一九九八年的事情了。那一年，我替台北《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写《新台湾人物系列》，计划给汉先生做个访问。在战后的文化界，汉先生的大名大家耳熟能详，但临到要准备访问的题目时，我整理他的著作书目，才发现他著作的丰厚程度，远超乎我的印象。访谈中，他讲了许多不曾在过去文章中吐露的个人感受，足可令人感到他坐想行识的底蕴，以及他和台湾的土地与人民之关系。 从方块文章到美学专论 在台湾，汉先生的读者不仅限于建筑学界，亦大于一般所谓的知识分子圈圈，应该这么说：《中国时报》或《联合报》副刊的众多读者，无论老少，可能看了数十年署名"也行"的专栏，却完全不知道作者就是汉宝德，是一位学者、大学校长，是建筑师，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和宗教博物馆馆长，只晓得他立论公正、文笔流畅，关怀台湾社会的现状与去向，是个尽职的"作家"。但另一方面，熟悉汉先生在建筑设计或古迹修葺方面卓越成就的人，却可能不大读他的方块文章、游记或散文，他们偏爱的是他的建筑与美学专论，从中汲取关于空间的思考或理论，以拓展本身的艺术视野。 无论从质或量上，汉先生的著作在当代的汉文世界里，都是个奇特的现象。虽然他不是专业作家，但已出版成册的文字，便超过两百五十万字；其他散见在各种期刊、未结集的文字，少说也将近百万字。他在台湾建筑学界的地位，比拟起来，应该是大陆的刘敦桢（1897-1968）加上童隽（1900-1983），但或许由于所处时空的迥异，汉先生没有像两位浸淫在纯学术的领域，却难得的多出一项贡献，就是对群众喊话，絮絮叨叨，乐此不疲，并引为志业： 我深信建筑或艺术不应该是神秘而又高贵的东西。它们都是人类的造物，其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社会服务。它应该能够启发我们的思想，开拓我们的情感领域，鼓舞我们的创造力……我相信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一定会有一种大家可以领会的语言，以便达到它激发我们情绪与思想的目的。（《化外的灵手》，1977，台北，远景出版社） 此外，也甚少知识分子像汉先生这样，沉痛地公开自我剖析："从学生时代起，我就有为建筑与社会间搭建桥梁的心愿。可惜我为了追求专业知识，不小心跌进学院的窄谷里，自我陶醉了很多年。我曾经办过不少次杂志，但每办一次，路子就窄一次，学院的窄谷果然如同象牙，高贵而幽深，越前进越不见天日。对于以服务人生为目的的建筑与艺术，这显然不是一条正路。"（同前引） 对于有心深入汉先生著作的读者而言，这本三十年前出版的艺术评论集子，绝对是必列的收藏品。它的第一章《化外的灵手》捧红了水墨画家洪通，第二章《斧凿神韵》为雕刻家朱铭在艺坛开了路，虽然两位艺术家内蕴的创作能量原本可观，然而在当时国民党政权抑压本土人文的时代气氛下，凭着副刊文章的登高一呼，居然使社会大众从一味崇尚西方艺术，转而关注到身边的艺术表现：台南盐分地带南鲲身这个地方一个不识字的怪老头的劣质毛笔，画的鸟头鱼身等精灵形象，引起台湾人无比热情的欢笑与讨论；一个雕刻佛像的小师傅，在作品的粗坯里，反而找到更原始的生命力，有别于精雕细琢，他的霹雳大斧中另有磅礴。 大乘的建筑观 汉先生对于艺术的关注，早已超出台湾建筑学者的视野，从他翻译赫伯特·里德（1893-1968）的《雕刻的艺术》即可窥见一二。这本小书中讨论到，所谓"完美"并非指审美上的完美，而是指一种"完全独立的构思"，在某个程度上大大扩展了他美学的向度；该书讲到雕刻所带来的"运动的幻觉"，更丰富了他对于空间创作的概念。可惜这本译著已绝版多年，其实它比起里德的其他两本巨作--《现代雕刻简史》及《现代绘画简史》--更能贴近作者的核心思想，其中论及雕刻与建筑在艺术史上的关系，也可使读者们一溯汉先生的建筑美学之立论渊源。 里德这位英国的艺评家兼社会批判者，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直到现在，他的著作在英语世界仍有无数读者。因为里德的影响，汉先生后来在评介中外建筑的文章里，比较看不到他个人的美感偏好，反而更能平心静气地，帮助读者分辨出哪些建筑是为永恒的纪念性而存在，哪些建筑是为服务当代人的流行观念而建造，哪些是为创作而创作的建筑家，哪些是为大众的生活机能而创作……其实这些建筑家都同等重要，但是汉先生所欣赏的、从事建筑这行的态度是： 建筑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但它更是生活的容器。科学可以关在实验室里做出来，艺术可以挂在博物馆里，但是建筑一定要建造在大家的眼前，为众人所使用。它不是一种个人埋头苦干就能成就的事业。建筑家应有社会的胸怀，为大众服务。因此他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为大众创造一个愉悦的生活环境…他应该是民众意念的抽引者，但这与一般的随波逐流是不同的，也不是哗众取宠……建筑家的个性，建立在他的专业知识与对人世的深切关怀上。（《为建筑看相》，1985，台中，明道文艺） 汉先生评介建筑的文章，散见在他的许多选集中，而《为建筑看相》及其中作为说明的作者自摄照片，可说是汉先生这方面文章的代表作，关心建筑美学的读者，尤其不可错过。虽然汉先生倾心建构的"大乘的建筑"或"大乘的建筑观"，试图为建筑这种"昂贵的货品"与中国的人文精神做一理论上的结合，然而他对于建筑与建筑师的包容度，应该是远远超乎这所谓大乘的建筑观的。从他介绍法国柯布西耶的廊香教堂到福建环状土楼中的宗祠建物，从欧美大城市的玻璃帷幕大楼到广东开平的侨乡别墅，都透露出他对于创作者的同理心。毕竟他是个教育家，不是个理论家，更不是惟我独尊的建筑家。 对理性文明的拥抱 身为一个建筑教育者，尤其在台湾早年建筑系师资、教材从缺的状况下，译介过无数设计程序的合理方法（《合理的设计原则》，译作，1966，台北，境与象出版社），亦使汉先生对建筑的结构性一直兴味盎然。在一九七○年代初期，他为儿童翻译过三本科学图解书：《船》、《铁路》、《从洞穴到摩天楼》，其中大半涉及结构问题，如今看来仍饶富趣味，也可嗅出他对对象结构的浓厚好奇。 汉先生在自传《筑人间》（2001，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中还特别提到："我翻译了《文明的跃升》（The Ascent of Man，1976，台北，景象出版社），引起很大的回响。因此我对从事科学教育的使命与目标，都有了一定的看法。"这本书的原作者布罗诺夫斯基（1908-1974），从十三个类型的人类遗产，讲述人类在其中运作理性的过程，汉先生在译作序中说："通过这种角度来观察人类文明的成长，实则是知识领域的扩展，精神领域的开拓。所以科学只有在艺术、生活背景的衬托下，才能显出它的光辉，才能成为人类成长的支柱。" 人说"好奇是科学之母"，汉先生念念不忘二十世纪以来的两次建筑革命。第一次使建筑设计脱离直觉与偶然的成分，走向理性主义；第二次是掌握、利用科学知识所提供的可能性，使建筑创作更上一层楼。不但在课堂或公众教育中，他谆谆地强调这些，甚至极其有趣的是，把这种探究理性的精神，也发挥在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上。具体的例证，是他所著的《斗拱的起源与发展》、《认识中国建筑》与《风水与环境》。 《斗栱的起源与发展》（1982，台北，境与象出版社）在中国建筑史上的意义，在于汉先生"个人比较得意的部分，是斗栱形象世界性（按，即普遍性）的发掘"。那么为何要研究斗栱呢？"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系统的建筑拥有类似复杂的构件，而其发展又如此多彩多姿。"他借助弗格森、维利特、伊东忠太等对于中西建筑的初步比较，佐以古籍中的图证与文字，细密地推敲斗栱的结构性与装饰性。诚如汉先生所说："营造学社于一九三一年前后初步对我国建筑构造上唐后的发展，因实物调查的展开，而有了明确的知识，却很少对其起源认真研究。"他在缺乏实物征引的状态下，尽力而为，实在难能可贵了。 在《认识中国建筑》（1997，台北，联经出版社）中，汉先生写道："我国建筑自'生活细胞'发展成熟以来，就再也没有向前进展。所以自秦汉以来，我们的建筑在空间上就没有'进步'了。自表面上看来，因为一直保存了上古的生活空间形式，也就是比较接近原始时代，所以空间的观念是很单纯的……然而我国建筑中的单纯却不是原始，乃是我国文化中特有的智慧所造成的。物的原始代表两种意义，一是初生时形式上的粗陋、生涩；一为创发时之生命的凝聚，所以原始并不一定表示落后。西方近代的哲学家胡塞尔在思维方法中强调追溯原始状态的重要。建筑大师路易亦呼吁对建筑精神的了解要追溯原始。这些思想家提倡追溯的意义，不过是因为文明的累积过甚，外物出现在我们的感官中，逐渐已无法呈现出其内在的意义，因而使我们的灵智掌握不到其真义所在。这个观念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略加反省就可以明白的。" 《认识中国建筑》是一本七八万字的小书，然而较诸汉先生其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写中国建筑的文章，或许由于成书年代较晚，比起他早年在《建筑的精神向度》及《建筑、社会与文化》中的相关论述，还多了几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关爱与深耕。这是不是知识分子的"返祖现象"，或是确有其特殊见解，尚等待国内的读者细细体会。 建筑的精神向度 《建筑的精神向度》（1983，台北，境与象出版社）及《建筑、社会与文化》（2001，台北，建筑情报），是汉先生最令台湾知识分子圈怀念的两本论述。虽然一九八○年代以东海建筑系为主的学者们，大量引进建筑译丛，但是由于译笔参差不齐，加以读者对于建筑师与建筑理论的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认识，读来总有犀牛望月的感觉；汉先生的著作，适时填补了其中的理解缝隙。这两本集子，多半发表于汉先生戮力创办的两份杂志，《百叶窗》在前，《境与象》在后，也是当时建筑学界的惟一刊物。两阶段的差异在于： 在"精神向度"的阶段里，我已经感觉到建筑是社会的艺术，但我是自"建筑是社会活动的舞台"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定义的。因此，在隐约中，我为建筑而骄傲，为自己能参与这样伟大的工作而自豪。但是到今天，我的感觉随着年龄、经验的增长，那种英雄气概失掉了，开始体会到建筑与社会、文化的真正关系：建筑只是社会、文化外显的形态。欣赏一种建筑，要自欣赏一个社会及其文化开始才成。这并不表示我不再承认建筑的重要性，而是表示英雄式的、以改造人类实质环境为目的的建筑，在我心目中逐渐失去其地位了。（见《建筑、社会与文化》一版自序） 汉先生在这篇自序中甚至说： 经验告诉我，建筑这种职业是卑微的，世上没有卑微的职业而能有英雄式的表现的……伟大的建筑原是社会的产物，建筑师等于一具乐器、一支号角，看这个社会如何吹奏而已，所以建筑水平的低落，一方面没有良好的乐器，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不懂得如何吹奏的社会。 从以上这段话，不难了解他在一九九○年代以后，为何甚少再论台湾建筑或建筑的文化。 台湾的新建筑，日后逐渐错过了"富而好美"的年代，变成"家庭与公司行号的堆积"。即连后来台湾人在自诩"一○一"大楼为世界最高的那几年，一般人概半不知道，原来它不过是从中国佛寺的塔楼造型衍生来的。台湾迷失在外来多元文化的建筑形式里，都市里充斥着美感与美感的冲突，这点，汉先生早有预言，认为一种既不知己、复不知彼的文化，与"伟大"两字势必绝缘。 关于汉先生对于建筑与文化的关系之认知，读者不妨参考东海大学早年的集体译作《环境心理学：建筑之行为因素》（1989，台北，境与象出版社），另一本不寻常的建筑社会学论著，则是他的《明清建筑二论》（1982，台北，境与象出版社），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后他论介台湾以外建筑，多循着这本书的写作模式，对人、地、空间的关联务求透析。本选集的第一、第二部分，主要采自《域外抒情》（1978，台北，洪范书店），是汉先生这方面的代表作。 一九八○年代初期到一九九○年代初期，是汉先生筹建台中科学博物馆最忙累的一段日子，但是他仍然著述不断，不但写了一本关于博物馆学的小书《博物馆谈片》，更出版了《风情与文物》、《科学与美学》、《金·玉缘》、《不耐平凡》，论述范围逐渐转向古物与美学教育。二十一世纪初，更出版了《汉宝德谈美》、《真与美的游戏》。他自称，这不是玩物丧志，而是要和大家分享他的快乐。 相较于汉先生所设计的南园、垦丁青年活动中心以及台南艺术大学等建筑群，文物当然是小局了，不过若回到赫伯特·里德在《雕刻的艺术》中所述，这些古物所带来的"深刻的现实感"，所给予观看者对于"空间的发现与想像"，的确是更容易亲近与经历的美感。 汉先生的建筑艺术，不在本文所及，但是从他的建筑作品里，特别是上述的这些建筑群，可看出他的建筑美感仍然是中国的，然而他没有懒惰地运用"华盖"来敷衍设计，相反地却是在屋宇、窗棂、山墙等上面下工夫，希望在建筑的气质上与中国文化精髓遥作呼应。在过去，汉先生或是由于自谦，甚少谈论自身的建筑设计哲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能够提起如椽大笔，告诉读者他的建筑创作心得。如此一来，他一生的著作亦大致齐全了。 黄怡 台湾《人本教育札记》总编辑 汉宝德先生的散文在大陆出版，对于两岸读者而言，是件相当快慰的事，因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又多了一个范畴。虽然这本选集仅十来万字，在汉先生四十多年的砚田笔耕中，只是一小部分收成，甚至可形容为九牛一毛；但从选集的内容来看，汉先生似乎有意让读者先品尝一点轻食，等胃口被逗引起来，再继续大快朵颐。 我认识汉宝德先生，记得是一九九八年的事情了。那一年，我替台北《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写《新台湾人物系列》，计划给汉先生做个访问。在战后的文化界，汉先生的大名大家耳熟能详，但临到要准备访问的题目时，我整理他的著作书目，才发现他著作的丰厚程度，远超乎我的印象。访谈中，他讲了许多不曾在过去文章中吐露的个人感受，足可令人感到他坐想行识的底蕴，以及他和台湾的土地与人民之关系。 从方块文章到美学专论 在台湾，汉先生的读者不仅限于建筑学界，亦大于一般所谓的知识分子圈圈，应该这么说：《中国时报》或《联合报》副刊的众多读者，无论老少，可能看了数十年署名"也行"的专栏，却完全不知道作者就是汉宝德，是一位学者、大学校长，是建筑师，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和宗教博物馆馆长，只晓得他立论公正、文笔流畅，关怀台湾社会的现状与去向，是个尽职的"作家"。但另一方面，熟悉汉先生在建筑设计或古迹修葺方面卓越成就的人，却可能不大读他的方块文章、游记或散文，他们偏爱的是他的建筑与美学专论，从中汲取关于空间的思考或理论，以拓展本身的艺术视野。 无论从质或量上，汉先生的著作在当代的汉文世界里，都是个奇特的现象。虽然他不是专业作家，但已出版成册的文字，便超过两百五十万字；其他散见在各种期刊、未结集的文字，少说也将近百万字。他在台湾建筑学界的地位，比拟起来，应该是大陆的刘敦桢（1897-1968）加上童隽（1900-1983），但或许由于所处时空的迥异，汉先生没有像两位浸淫在纯学术的领域，却难得的多出一项贡献，就是对群众喊话，絮絮叨叨，乐此不疲，并引为志业： 我深信建筑或艺术不应该是神秘而又高贵的东西。它们都是人类的造物，其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社会服务。它应该能够启发我们的思想，开拓我们的情感领域，鼓舞我们的创造力……我相信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一定会有一种大家可以领会的语言，以便达到它激发我们情绪与思想的目的。（《化外的灵手》，1977，台北，远景出版社） 此外，也甚少知识分子像汉先生这样，沉痛地公开自我剖析："从学生时代起，我就有为建筑与社会间搭建桥梁的心愿。可惜我为了追求专业知识，不小心跌进学院的窄谷里，自我陶醉了很多年。我曾经办过不少次杂志，但每办一次，路子就窄一次，学院的窄谷果然如同象牙，高贵而幽深，越前进越不见天日。对于以服务人生为目的的建筑与艺术，这显然不是一条正路。"（同前引） 对于有心深入汉先生著作的读者而言，这本三十年前出版的艺术评论集子，绝对是必列的收藏品。它的第一章《化外的灵手》捧红了水墨画家洪通，第二章《斧凿神韵》为雕刻家朱铭在艺坛开了路，虽然两位艺术家内蕴的创作能量原本可观，然而在当时国民党政权抑压本土人文的时代气氛下，凭着副刊文章的登高一呼，居然使社会大众从一味崇尚西方艺术，转而关注到身边的艺术表现：台南盐分地带南鲲身这个地方一个不识字的怪老头的劣质毛笔，画的鸟头鱼身等精灵形象，引起台湾人无比热情的欢笑与讨论；一个雕刻佛像的小师傅，在作品的粗坯里，反而找到更原始的生命力，有别于精雕细琢，他的霹雳大斧中另有磅礴。 大乘的建筑观 汉先生对于艺术的关注，早已超出台湾建筑学者的视野，从他翻译赫伯特·里德（1893-1968）的《雕刻的艺术》即可窥见一二。这本小书中讨论到，所谓"完美"并非指审美上的完美，而是指一种"完全独立的构思"，在某个程度上大大扩展了他美学的向度；该书讲到雕刻所带来的"运动的幻觉"，更丰富了他对于空间创作的概念。可惜这本译著已绝版多年，其实它比起里德的其他两本巨作--《现代雕刻简史》及《现代绘画简史》--更能贴近作者的核心思想，其中论及雕刻与建筑在艺术史上的关系，也可使读者们一溯汉先生的建筑美学之立论渊源。 里德这位英国的艺评家兼社会批判者，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直到现在，他的著作在英语世界仍有无数读者。因为里德的影响，汉先生后来在评介中外建筑的文章里，比较看不到他个人的美感偏好，反而更能平心静气地，帮助读者分辨出哪些建筑是为永恒的纪念性而存在，哪些建筑是为服务当代人的流行观念而建造，哪些是为创作而创作的建筑家，哪些是为大众的生活机能而创作……其实这些建筑家都同等重要，但是汉先生所欣赏的、从事建筑这行的态度是： 建筑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但它更是生活的容器。科学可以关在实验室里做出来，艺术可以挂在博物馆里，但是建筑一定要建造在大家的眼前，为众人所使用。它不是一种个人埋头苦干就能成就的事业。建筑家应有社会的胸怀，为大众服务。因此他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为大众创造一个愉悦的生活环境…他应该是民众意念的抽引者，但这与一般的随波逐流是不同的，也不是哗众取宠……建筑家的个性，建立在他的专业知识与对人世的深切关怀上。（《为建筑看相》，1985，台中，明道文艺） 汉先生评介建筑的文章，散见在他的许多选集中，而《为建筑看相》及其中作为说明的作者自摄照片，可说是汉先生这方面文章的代表作，关心建筑美学的读者，尤其不可错过。虽然汉先生倾心建构的"大乘的建筑"或"大乘的建筑观"，试图为建筑这种"昂贵的货品"与中国的人文精神做一理论上的结合，然而他对于建筑与建筑师的包容度，应该是远远超乎这所谓大乘的建筑观的。从他介绍法国柯布西耶的廊香教堂到福建环状土楼中的宗祠建物，从欧美大城市的玻璃帷幕大楼到广东开平的侨乡别墅，都透露出他对于创作者的同理心。毕竟他是个教育家，不是个理论家，更不是惟我独尊的建筑家。 对理性文明的拥抱 身为一个建筑教育者，尤其在台湾早年建筑系师资、教材从缺的状况下，译介过无数设计程序的合理方法（《合理的设计原则》，译作，1966，台北，境与象出版社），亦使汉先生对建筑的结构性一直兴味盎然。在一九七○年代初期，他为儿童翻译过三本科学图解书：《船》、《铁路》、《从洞穴到摩天楼》，其中大半涉及结构问题，如今看来仍饶富趣味，也可嗅出他对对象结构的浓厚好奇。 汉先生在自传《筑人间》（2001，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中还特别提到："我翻译了《文明的跃升》（The Ascent of Man，1976，台北，景象出版社），引起很大的回响。因此我对从事科学教育的使命与目标，都有了一定的看法。"这本书的原作者布罗诺夫斯基（1908-1974），从十三个类型的人类遗产，讲述人类在其中运作理性的过程，汉先生在译作序中说："通过这种角度来观察人类文明的成长，实则是知识领域的扩展，精神领域的开拓。所以科学只有在艺术、生活背景的衬托下，才能显出它的光辉，才能成为人类成长的支柱。" 人说"好奇是科学之母"，汉先生念念不忘二十世纪以来的两次建筑革命。第一次使建筑设计脱离直觉与偶然的成分，走向理性主义；第二次是掌握、利用科学知识所提供的可能性，使建筑创作更上一层楼。不但在课堂或公众教育中，他谆谆地强调这些，甚至极其有趣的是，把这种探究理性的精神，也发挥在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上。具体的例证，是他所著的《斗拱的起源与发展》、《认识中国建筑》与《风水与环境》。 《斗栱的起源与发展》（1982，台北，境与象出版社）在中国建筑史上的意义，在于汉先生"个人比较得意的部分，是斗栱形象世界性（按，即普遍性）的发掘"。那么为何要研究斗栱呢？"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系统的建筑拥有类似复杂的构件，而其发展又如此多彩多姿。"他借助弗格森、维利特、伊东忠太等对于中西建筑的初步比较，佐以古籍中的图证与文字，细密地推敲斗栱的结构性与装饰性。诚如汉先生所说："营造学社于一九三一年前后初步对我国建筑构造上唐后的发展，因实物调查的展开，而有了明确的知识，却很少对其起源认真研究。"他在缺乏实物征引的状态下，尽力而为，实在难能可贵了。 在《认识中国建筑》（1997，台北，联经出版社）中，汉先生写道："我国建筑自'生活细胞'发展成熟以来，就再也没有向前进展。所以自秦汉以来，我们的建筑在空间上就没有'进步'了。自表面上看来，因为一直保存了上古的生活空间形式，也就是比较接近原始时代，所以空间的观念是很单纯的……然而我国建筑中的单纯却不是原始，乃是我国文化中特有的智慧所造成的。物的原始代表两种意义，一是初生时形式上的粗陋、生涩；一为创发时之生命的凝聚，所以原始并不一定表示落后。西方近代的哲学家胡塞尔在思维方法中强调追溯原始状态的重要。建筑大师路易亦呼吁对建筑精神的了解要追溯原始。这些思想家提倡追溯的意义，不过是因为文明的累积过甚，外物出现在我们的感官中，逐渐已无法呈现出其内在的意义，因而使我们的灵智掌握不到其真义所在。这个观念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略加反省就可以明白的。" 《认识中国建筑》是一本七八万字的小书，然而较诸汉先生其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写中国建筑的文章，或许由于成书年代较晚，比起他早年在《建筑的精神向度》及《建筑、社会与文化》中的相关论述，还多了几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关爱与深耕。这是不是知识分子的"返祖现象"，或是确有其特殊见解，尚等待国内的读者细细体会。 建筑的精神向度 《建筑的精神向度》（1983，台北，境与象出版社）及《建筑、社会与文化》（2001，台北，建筑情报），是汉先生最令台湾知识分子圈怀念的两本论述。虽然一九八○年代以东海建筑系为主的学者们，大量引进建筑译丛，但是由于译笔参差不齐，加以读者对于建筑师与建筑理论的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认识，读来总有犀牛望月的感觉；汉先生的著作，适时填补了其中的理解缝隙。这两本集子，多半发表于汉先生戮力创办的两份杂志，《百叶窗》在前，《境与象》在后，也是当时建筑学界的惟一刊物。两阶段的差异在于： 在"精神向度"的阶段里，我已经感觉到建筑是社会的艺术，但我是自"建筑是社会活动的舞台"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定义的。因此，在隐约中，我为建筑而骄傲，为自己能参与这样伟大的工作而自豪。但是到今天，我的感觉随着年龄、经验的增长，那种英雄气概失掉了，开始体会到建筑与社会、文化的真正关系：建筑只是社会、文化外显的形态。欣赏一种建筑，要自欣赏一个社会及其文化开始才成。这并不表示我不再承认建筑的重要性，而是表示英雄式的、以改造人类实质环境为目的的建筑，在我心目中逐渐失去其地位了。（见《建筑、社会与文化》一版自序） 汉先生在这篇自序中甚至说： 经验告诉我，建筑这种职业是卑微的，世上没有卑微的职业而能有英雄式的表现的……伟大的建筑原是社会的产物，建筑师等于一具乐器、一支号角，看这个社会如何吹奏而已，所以建筑水平的低落，一方面没有良好的乐器，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不懂得如何吹奏的社会。 从以上这段话，不难了解他在一九九○年代以后，为何甚少再论台湾建筑或建筑的文化。 台湾的新建筑，日后逐渐错过了"富而好美"的年代，变成"家庭与公司行号的堆积"。即连后来台湾人在自诩"一○一"大楼为世界最高的那几年，一般人概半不知道，原来它不过是从中国佛寺的塔楼造型衍生来的。台湾迷失在外来多元文化的建筑形式里，都市里充斥着美感与美感的冲突，这点，汉先生早有预言，认为一种既不知己、复不知彼的文化，与"伟大"两字势必绝缘。 关于汉先生对于建筑与文化的关系之认知，读者不妨参考东海大学早年的集体译作《环境心理学：建筑之行为因素》（1989，台北，境与象出版社），另一本不寻常的建筑社会学论著，则是他的《明清建筑二论》（1982，台北，境与象出版社），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后他论介台湾以外建筑，多循着这本书的写作模式，对人、地、空间的关联务求透析。本选集的第一、第二部分，主要采自《域外抒情》（1978，台北，洪范书店），是汉先生这方面的代表作。 一九八○年代初期到一九九○年代初期，是汉先生筹建台中科学博物馆最忙累的一段日子，但是他仍然著述不断，不但写了一本关于博物馆学的小书《博物馆谈片》，更出版了《风情与文物》、《科学与美学》、《金·玉缘》、《不耐平凡》，论述范围逐渐转向古物与美学教育。二十一世纪初，更出版了《汉宝德谈美》、《真与美的游戏》。他自称，这不是玩物丧志，而是要和大家分享他的快乐。 相较于汉先生所设计的南园、垦丁青年活动中心以及台南艺术大学等建筑群，文物当然是小局了，不过若回到赫伯特·里德在《雕刻的艺术》中所述，这些古物所带来的"深刻的现实感"，所给予观看者对于"空间的发现与想像"，的确是更容易亲近与经历的美感。 汉先生的建筑艺术，不在本文所及，但是从他的建筑作品里，特别是上述的这些建筑群，可看出他的建筑美感仍然是中国的，然而他没有懒惰地运用"华盖"来敷衍设计，相反地却是在屋宇、窗棂、山墙等上面下工夫，希望在建筑的气质上与中国文化精髓遥作呼应。在过去，汉先生或是由于自谦，甚少谈论自身的建筑设计哲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能够提起如椽大笔，告诉读者他的建筑创作心得。如此一来，他一生的著作亦大致齐全了。 黄怡 台湾《人本教育札记》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