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我们反常地使用“正统”这个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怪地表明了现代社会中一项巨大而又无声的罪恶。从前，异教徒以自己不是异教徒而自豪。世上的王国、警察、法官，他们是异教徒，而他是正统。他丝毫不以自己叛逆了他们而自豪，反倒认为是他们叛逆了他。那些冷酷的坚不可摧的军队，那些冷若冰霜的君王，那些体面的国家运行机制，那些合理的法律诉讼程序，所有这些都如迷失正途的群羊。这个人以自己是正统、以自己立场正确而自豪。倘若他独自一人伫立在荒凉的旷野，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教会。他是宇宙的中心，星辰围绕着他转动，十八层地狱中的所有折磨加之于他也不能使他承认自己是异教徒。可是如今，几个现代的术语就已经使他为自己是异教徒而自吹自擂了。他故意笑了笑，说：“我想我的思想非常异端。”然后环顾四周，寻求掌声。“异端”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错误，实际上却意味着头脑清醒、勇气十足。“正统”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正确，实际上却意味着错误。所有这些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人们现在不太在意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否正确了。因为显然，一个人首先应该承认自己神志错乱，然后才承认自己是异端。系着红领结的波西米亚人应该以自己的正统而自豪；恐怖分子在安置炸弹时应该这样认为，即，不论自己其他方面如何，至少自己是正统的。 一般来说，两个哲学家因为宇宙观不同，一个将另一个烧死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 ，这是愚蠢的。这种事情在中世纪最后衰微时经常发生，而且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有一件事比因一个人的哲学观而将他烧死不知要荒谬、不切实际多少倍。那就是习惯于说一个人的哲学观无关紧要。这种情形在20世纪、在大革命时期渐趋尾声时非常普遍。概括性的理论处处遭到轻视。有关人权的教义与有关人的堕落的教义一起被摈弃了；无神论本身如今对我们来说太具有神学性了；革命本身太制度化了；自由本身太约束了。我们将不作任何概括归纳。萧伯纳用一句极其精辟的警句表达了这种观点：“金规则就是没有金规则。”我们将越来越多地讨论政治、文学、艺术中的细节。一个人对电车的看法很重要，一个人对波提切利的看法很重要，但一个人对总体事物的看法不重要。他可以反复考虑、勘察一百万个事物，但他千万不可发现那个奇怪的事物——宇宙。因为一旦这样做，他就会产生宗教信仰，迷失正途。一切事物都很重要，唯独作为整体的一切除外。 我们几乎无需举例来证明今天人们在宇宙观问题上这种彻底的轻率，也几乎无需举例来证明，我们认为一切都会对实际生活造成影响，唯独一个人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是笛卡儿主义者还是黑格尔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灵论者，这个问题不重要。尽管如此，我还是任意来举一个例子。在任何一张茶桌旁，我们可能随便都能听到有人说：“活着没意思。”听到这句话，我们的感觉就如同听到有人说今天天气很好一样，没有人认为这句话对说话人或对世界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可是，如果我们对那句话当真，整个世界就颠倒了过来。杀人犯将会因结束人的生命而被授予奖章；消防队员将会因救人免于一死而受到责罚；毒药将被当作药物来使用；人身体健康时将要去请医生；皇家救生协会将像一伙刺客一样被铲除。然而，我们从不思考这个问题：说话的这位悲观主义者，他对社会究竟会起到巩固作用还是瓦解作用？我们从不思考是因为我们确信理论无关紧要。 那些在英国开创自由的人无疑并不这样认为。过去的自由党人在废除对一切异端的禁锢时，他们想的是，这样做可以使宗教和哲学上有一些新的发现。他们认为，宇宙真理是如此重要，每个人都应当独自为之作见证。现代的观点是，宇宙真理是如此无足轻重，任何人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前者赋予探究以自由，如同人放开一只高贵的猎犬；后者赋予探究以自由，如同人往大海中扔回了一条不宜食用的鱼。现在，自古以来第一次，任何人都可以讨论人性，然而，现代社会对人性如此鲜有讨论也是前所未有的。过去的禁锢意味着只允许正统者讨论宗教；现在的自由意味着不允许任何人讨论宗教。在其他一切盲目的崇拜都失效之时，高品位——人类最后一个、也是最可耻的一个盲目崇拜——成功地使我们保持了缄默。六十年前，一个公开宣称无神论的人被视为品位低劣。随后出现了布雷德洛派 ——最后一代信仰人士，即最后一代在意上帝的人。即便是他们也没有能够改变人们的看法，今天一个公开宣称无神论的人仍然被视为品位低劣。但是他们痛苦的努力也取得了成效，那就是，现在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同样被视为品位低劣。所谓解放就是将圣人与异教首领囚禁在同一座缄默之塔。于是，我们转而谈论安格尔西勋爵 与天气，称这为一切信念的彻底自由。 然而还是会有一些人（我自己是其中一员）认为，对一个人而言，最实际、最重要的东西仍然是他的宇宙观。我们认为，女房东在考虑房客时了解他的收入状况固然重要，但了解他的人生哲学则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将军在对敌作战时了解敌军的人数固然重要，但了解敌军的人生哲学则更为重要。我们认为，问题不是有关宇宙的理论是否会对事物发生影响，而是从长远来看，是否有其他东西会对这些事物发生影响。15世纪，一个人因宣扬一种不道德的观点受到拷打和盘问；19世纪，奥斯卡•王尔德因宣扬这种观点受到我们的大肆赞扬和吹捧，随后又因将这种观点付诸实践而受劳役监禁，伤心之至。上述两种做法，哪一种更残酷也许难以定论，哪一种更荒谬却毋庸置疑。宗教裁判所那个时代至少没有出现如此不光彩的事，即创造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因一个人宣扬某种观点而将他奉为偶像，又因他实践这种观点而使他沦为阶下囚。 如今哲学或宗教，即我们关于终极事物的理论，已经差不多同时被驱逐出了它曾经占住的两个领域。普遍的理想曾经统治着文学领域，而今它们已经被“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驱逐了出去；普遍的理想曾经统治着政治领域，而今它们已经被要求“效率”（大致可以翻译成“为政治而政治”）的呼声驱逐了出去。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秩序或自由的理想在我们的书本中持续不断地减少，机智和雄辩的理想在我们的议会中也是如此。文学故意变得少沾染政治色彩，政治故意变得少沾染文学色彩。有关事物之间关系的普遍理论就这样被排斥出了文学和政治领域。我们有权发问：“我们从这种排斥中得到了什么？损失什么？将道德家和哲学家拒之门外，文学进步了吗？政治进步了吗？” 当一个民族的各方面眼下都在日渐衰微、变得无效率时，它便开始谈论效率。同样，当一个人的健康极度受损时，他便首次开始谈论健康。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谈论的不是自己的过程，而是自己的目的。一个人兴高采烈地谈论他朝向世界尽头之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他身体的效率了；一个国家不断地谈论它朝向世界尽头之旅，即朝向最后的审判日和新耶路撒冷之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它实际的效率了。倾向于追求崇高、狂热的理想，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力地显示出一个人掩饰不住的健康活力了；正是在我们生命之初精力旺盛的婴儿期，我们才想要得到自己追求不到的东西。我们说要努力提高效率，那些生活在强盛时代的强人们不会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希尔德布兰德 会说，他努力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大公教会。丹东 会说，他努力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自由、平等、博爱。即便这种人的理想不过是把一个人踢下楼，他们也像人那样考虑的是结果，而不像瘫痪病人那样考虑的是过程。他们不说：“有效地抬起我的右腿，你会注意到我使用的是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它们状态良好……”他们的感觉完全不同，充斥他们脑海的是这样一幅美丽的画面——那个人直挺挺地躺在楼梯下面。在那种狂喜当中，余下的事瞬间就完成了。实际上，概念化和理想化的习惯丝毫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行动无力。产生伟大理论的时代也是产生伟大结果的时代。在18世纪末那个崇尚感情和优美语言的时代，人们非常地强健、行动有力。感伤主义者征服了拿破仑，愤世疾俗者却逮不着德•韦特 。一百年前，我们的事情无论好坏都由雄辩家成功地控制；今天，我们的事情被拥有强权而缄默不言的人弄得一团糟，毫无改观的希望。这种对豪言壮语和远大理想的拒斥产生了一类政治上的侏儒，同样也产生了一类艺术上的侏儒。当代的政治家要求拥有凯撒和超人那样巨大的自由，声称他们太务实以至不能保持纯洁，太爱国以至不能保持道德，结果让一个庸才当上财政大臣。新一代的艺术哲学家要求获得同样的道德自由——用自己的力量摧毁天地的自由，结果让一个庸才当上了桂冠诗人。我并非说，没有人比那位财政大臣和桂冠诗人更强，但有谁敢说，有人比过去时代里那些为自己的人生哲学所左右、沉浸在宗教之中的人更强吗？束缚是否胜于自由，这一点可以讨论，但是，他们的束缚比我们的自由取得的成就更大，这一点每个人都难以否认。 艺术具有非道德性这一理论已经牢牢地扎根在纯艺术人士当中。他们随心所欲地创作，随心所欲地写一首撒但战胜了上帝的《失乐园》，随心所欲地写一首天堂被置于地狱之下的《神曲》。他们创作了什么？在为所欲为当中，他们创作出了比那位狂热的吉伯林派天主教徒 和那位严厉的清教徒校长 更伟大、更美丽的什么东西来吗？我们知道，他们只创作了几首回旋诗。弥尔顿不仅在自己的敬虔方面胜过了他们，在他们的不敬虔方面也胜过了他们。翻遍他们小小的诗集，你找不出比弥尔顿更精彩的对撒但违抗上帝的描述，也感受不到但丁在描述法里纳塔（Faranata） 蔑视地狱、高昂头颅时所感受到的异教主义的伟大。道理很显然。亵渎之所以是一种艺术效果，是因为它取决于一种哲学信念。亵渎取决于信仰，随信仰的消逝而消逝。若有人怀疑这一点，就请他静静地坐下来，努力去对托尔*产生一些亵渎的念头。我想，到了晚上家人会发现他已经累得差不多筋疲力尽了。 无论在政治界还是文学界，对普遍理论的拒斥都证明尚未取得成功。也许自古以来，有很多不切实际、误导人的理想不时使人类感到困惑，但是毫无疑问，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理想比实际性这个理想更不切实际、更容易产生误导。没有什么比罗斯伯里伯爵 的机会主义失去的机会更多。他确实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永久的象征——一个理论上实际、实际上比任何一个理论家都不切实际的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那种崇拜世俗的智慧更不智慧的了。一个永远考虑是这个还是那个种族强大、是这项还是那项事业前途光明的人，是一个对一切都不会持久地相信、乃至促其成功的人。机会主义的政治家就像一个打台球输了就放弃台球、打高尔夫输了就放弃高尔夫的人，没有什么比对即时成功的这种高度重视更无助于实际成功的了。成功很难取得，没有什么比成功更易失败。 发现机会主义的确失败后，我禁不住想对它多加研究，结果发现它注定要失败。我意识到，在开始时就着手讨论理论要实际得多。我认为，那些曾经为父子同质（Homoousion ）这个正统教义争得你死我活的人，比现在那些为教育法案 争吵的人要明智得多。因为那些基督徒教义学家是在努力建立圣洁的统治，所以他们首先要努力定义何谓真正的圣洁。今天的教育学家在努力争取宗教自由，却不尝试去确立宗教或自由的含义。如果说过去的牧师要强迫人类接受一种陈述，他们至少会事先花一番气力使该陈述清楚明了，但今天的圣公会信徒和不从国教者在因一个教义发起迫害时，甚至不去陈述教义的内容。 因为这些以及很多其他原因，我逐渐确立了一个信念：要回归根本法则。这就是本书的总体思想。我希望来探讨我最杰出的同代人，不是探讨他们个人，也不是以纯文学的方式探讨，而是探讨他们所传授的学说内容本身。我关注的不是艺术表现生动的鲁德亚德•吉卜林，也不是个性强劲有力的吉卜林，而是作为异教徒的吉卜林，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是一个世界观与我截然不同的人。我关注的不是作为当今最聪明、最诚实的人之一的萧伯纳，而是作为异教徒的萧伯纳，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是一个哲学体系非常稳固、非常连贯、但也非常错误的人。我要重提13世纪的教义方法，总的希望是想把一些事情落实清楚。 假定在街上人们因为一件事而发生骚乱，比方说很多有影响力的人都希望拆毁街上的一个灯柱。他们去征求一位身着灰衣的修士的意见。这位修士是中世纪精神的化身，他开始用经院哲学家那种毫无生气的语调说：“我亲爱的弟兄，让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下光的价值。如果光本身是好的——”说到这里，他便被击倒在地。而这可以算作情有可原吧。所有人都冲向那个灯柱，十分钟内灯柱便倒下了，于是大家四处奔走相告，庆贺这种中世纪所没有的实践性。可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一切并非一帆风顺。有些人拆毁那个灯柱是因为想要电灯；有些人是因为想要废铁；有些人是因为作恶，希望黑暗；有些人认为那个灯柱没有尽职，另一些人认为那个灯柱尽职得过头；有些人行动是因为想要破坏市政设施，另一些人只想砸烂点什么。于是夜间就发生了战斗，谁也不知道他打的是谁。渐渐地，不可避免地，今天、明天或后天，大家认识到那位修士最终还是对的，一切都取决于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只是我们原本可以在汽灯下讨论的事情，现在只得在黑暗中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