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隐喻——译后记

大约是八、九年以前，我有幸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王斯福教授，他的英文名字是Stephan　Feuchtwang。据说，他是犹太人的后裔，高挑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当跟他谈论一些中国乡村的新变化时，他总会惊讶地睁着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看着你。记得1996年的春天，他在北大以“农民抑或公民”为题，报告了一些他对中国乡村庙会组织的看法。听后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当时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便是，对于自己同样熟悉的乡村庙会组织，竟然还可以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来对其象征意义加以剖析！当时我似乎想过，若有一天自己能从事田野研究，也应当循着别人没有想过的视角来看待别人已经熟悉甚至有些麻木的社会现象，那也许才叫作真正的学术研究。 后来对王斯福的名字更深入的了解，是在王铭铭教授的引导下实现的。我从王老师那里知道，王斯福先生不仅学问上独树一帜，而且在政治上还有自己坚定的信仰，青年时代曾因为坚信马克思主义而愤然离开伦敦大学，后来一直在伦敦城市大学发展自己的学术。直到最近才有转变，进入向来以现代人类学发源地著称的伦敦经济学院(LSE)从事教学和研究，并荣任教授。他以自己60年代在台北市郊石碇乡(他为之起的学名为“山街”)所从事的将近三年的人类学田野研究为基础，写下了《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The　Imperial　metaphor—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这本提纲挈领却极具启发性的著作。此书田野是在60年代，出版成书却是在90年代。期间虽有相关的论文发表，但是成为一部前后连贯的人类学著作却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间隔，此书到了1992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我自己大约是从1997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将此书译成中文的。中文初译稿1999年秋天基本完成。后来因忙于其他研究，细致的校对直到千僖年初才开始。又过一年，此书出了新版，题目跟原来的正颠倒了一个个，变成《中国民间宗教——帝国的隐喻》。此书新版虽然在体例上没有大的变动，但每一章都有不同程度的删减或增加，另外书后还新增一章，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专门讨论大陆和台湾两地民间宗教复兴的诸多理论问题的。我在2002年春天得到王斯福教授的赠书，并决定按新版重新译校。但这项工作真正开始却是在2002年深秋，那时我有机会得到英国科学院“王宽诚英国学术院奖学金”的资助，来到伦敦经济学院从事五个月的访问研究，并在那里完成了此书的重新校译工作。在伦敦我有更多机会向王斯福教授当面请教他书中我不懂的问题以及翻译上的难点，而他每次都耐心细致地回答我的疑惑。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确保对他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了准确的翻译，但我相信，通过无数遍阅读他书中的文字，我已经能够领会一些他所要表达的见解了，这是最令我感到快慰的。 在书中，王斯福教授关怀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宗教组织如何将分散开来的个人组织在一起？他避开了汉学人类学在对社会组织加以研究时所经常提到的宗族研究的范式，径直从民间宗教当中来理解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这是汉学人类学的社会组织研究所未曾过多涉及的领域。但王斯福教授并非像研究宗教本体的学者那样，钻到民间宗教的里面去而不能够将自己置之度外，他更多考虑到的是一些具有社会人类学理论意义的问题。简言之，他既是一位民间宗教的实地观察者，同时也是一位怀有理论抱负的思考者。从他的表述当中，我们时时会感受到他对一般人类学理论建构的雄心。 王斯福教授通篇的文字一直在讲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民间社会的生活实践中，人们是如何通过隐喻的修辞学途径来模仿帝国的行政、贸易和惩罚体系，并且他相信，在这种模仿之中，意义会发生逆转，而不是一模一样的复制。他通过引证诸多大家习以为常的民俗生活的例子，如烧冥币、灶神传说、城隍庙的崇拜等，向我们逐步揭示了这些习俗背后隐含着的帝国隐喻的逻辑。 由此，王斯福教授引出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话题，那就是，民间社会可能有着极强的模仿能力，但这种模仿不是通过一一对应，而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隐喻来实现的，即所谓神似而非形似。隐喻式模仿的逻辑，一直是中华帝国与民间社会之间能够进行沟通的主要途径。通过这种模仿的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得到了民间的认可和发生了转化。否则，民间如果缺少了这种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强制力而试图扼杀掉这种能力，那么民间与帝国之间的沟通或许就变得不大可能了。 最近偶然翻阅到达尔文的航海日记，在那里有一章就专门描述作为白人的海员第一次与火地岛上的土人发生接触时的情形。达尔文突出地描述了当地人超凡的模仿能力，他说：“他们最善模仿。我们每次咳嗽、打哈欠或其他稍微不同的动作，他们都立刻模仿。同行中有一人特地侧目斜视，于是一个青年土著亦随时仿效。这人满脸涂了黑粉，眼盖上画出一条白线，所以他做出的怪像更可怕。我们对他们说话，他们把每个字都能学得惟妙惟肖……”(《达尔文日记》，黄素封译，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299—300页)达尔文或许是带着进化论的观点在看待这些火地岛土人的模仿能力的。如果抛开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单单去欣赏这些土人的这种模仿他人的能力，或许也是极有意义的。模仿在这里成为了人与人交流的基础。白人和土人第一次接触，能够有一些相互的理解，靠的也是这种能力。就像欧洲的白人将土人的这种能力贬斥为一种“未开化人的特征”一样，我们似乎也曾把民间的这种模仿能力标定为一种封建迷信而试图使其减杀掉。这样做却恰恰封杀了民间的通过模仿而有的创作力和理解力。 模仿的过程显然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甚至有时是一个颠覆和创新的过程。在中文版序言中，王斯福对此做了明确说明，以回应许多读者把他误解成一种复制观的始作俑者。帝国的隐喻并不是帝国的复制，进一步说，它不是帝国科层制的翻版。今天，帝国的科层结构改变了，但是民间帝国的隐喻依然在起作用。另外，在帝国那里通过仪式建构的权威，到了民间宗教那里，就被改写成一种具有威胁性并且如魔鬼一般的控制力，在这里，帝国权威的隐喻逆转而成为民间社会对权力的再定义。 1966年，因为特殊时代的缘故，王斯福教授不可能径直来大陆从事田野研究，只好取道自英伦去了台湾，从事他三年之久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在读着他对三十多年以前中国台湾省的一个乡村社区生活的描述。三十年前的山街和三十年后的山街，或许在外貌上已大不一样，但王斯福曾经描述的民间宗教的仪式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得到了同样的兴盛和发达，这是王铭铭教授三十年后追随王斯福的足迹而对山街所做的再调查的文字表述中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些都写在了《山街的记忆》这本简洁明快的小书当中。这样的结论多少使我确信，民间通过象征性的隐喻方式所能够展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发展力量。 我想，读完《帝国的隐喻》这本书，有一个似乎重要但实际没有意义的问题就可以搁置起来了，那就是有关民间宗教是否算作一种宗教的问题。所有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的实地研究材料都可以看成是对这类无知问题的嘲弄。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定会在特定的场景下被再一次提出来，引起学界的哗然和注意。不过，谈论事物有无的问题，还是谨慎一点好，这终究是哲学或方法论的问题，也是你如何界定你要找的东西的问题。当一位先知恩赐于你，告诉你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有一种叫“宗教”的东西的时候，你费尽心机，和土著厮混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呆了很久的时间以后，你还是没法找到你的先知向你描述过的“宗教”那件东西，最后你只好绝望了，但竟然在绝望中你有了顿悟，原来他们，这些土著在说“Taboo”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的宗教，只是定义不同罢了！ 人类学家的全部工作离不开翻译，这种翻译就是文化的翻译。其内涵要比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译复杂得多，但道理是一样的。把你在其他文化中表达某一现象的语汇用你自己熟悉的文化中代表类似文化现象的词汇来表达。这是一种翻译同时也是一种解释，有的人解释得好一些，惟妙惟肖，有的人说了一堆废话，还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人类学家似乎可以从民间艺人那里学点吸引观众的本事，民间讲故事的人天天在重复一个故事主题，但是听者云集，从未间断，原因也许就是他用最恰当的语言表达了实际的生活。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喜欢说而不大愿意去做，也许反过来也是一样，喜欢做的，未必都能说。我实在不愿意落入到此二类人中的任何一类人中去，但终究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所以哪一项也没有做好，留下了许多误读误说之处那就在所难免了。这是我在翻译完成这本书之后的一点杂乱的感想，写出来，供大家把玩。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多用“中国人”这个词，但他的研究地点是在汉人所在的地区，准确一点的称谓可以叫“汉人”，但即使是用“汉人”也一样不准确，接下来的问题与问“中国人”这个词的问题一样，什么是汉人？当地人称自己是汉人吗？如果不是，缘何给他们一个不伦不类的“汉人”称呼呢？我想作者是在遥远的西方，把中国看成一个整体来称谓的，细究起来，问题自然会有，但不妨碍基本的理解。为了尊重作者的理解，还是用“中国人”这个笼统的概念来翻译似乎较为稳妥一些。 涉及中文典籍回译的问题，这一定是困扰每一位回译本土研究的本土翻译者的难题。如果能够查到中文原文，那是最好不过的，直接抄来即可，不用费力翻译。但是这也有麻烦，这样一种做法往往会忽略作为文化翻译者的人类学家自己对于中文典籍的理解和翻译，也就是忽略了他对这些典籍的真实理解。汉语典籍是一种理解，而英语写作者的英语翻译则是另外一种理解，两者之间并非能够真正地一一对应的。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既列出汉语原文又能够直接译出英文的翻译，两厢对照，文化的理解和误读才可以得到彰显，由此呈现给读者一个不偏不倚的思考平台。不过，由于版面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往往很难实现。况且有些在一个小地方搜集上来的资料如何能够到图书馆里查找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许责任最终是在写作者本人，也就是最初的书写中国文化的书写者不仅要呈现出自己的英文翻译，还要附上汉语的原文，这也许是从事异文化研究的学者基本的学术态度，早期的民族志工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当地人自己原始的语言与象征符号，并对照有英文的翻译，这样的烦琐的做法，目的之一就是害怕文化翻译中的讹误。这一点有时会被当今的过于重视文化解释的人类学家所忽视。即便有这样的认识，我依旧还是采用一种比较方便的做法，能够找到汉语原文的就引述原文，实在找不到就照直翻译，好在英文的原文到处都可以找到，有兴趣进一步研究者可以拿来相互比较，洞悉真伪。 翻译此书前后算来经历了近十年的光景。1998年夏天王斯福先生来北大演讲，我曾就译文有过诸多讨教。王铭铭教授也曾对初译稿有多处指正，受益匪浅。书后附有两篇王斯福先生最近写的文章(一篇“什么是村落？”先由孙美娟女士译成初稿，由我做了细致的校译，许多地方几乎是重新翻译；另一篇“克里斯玛理论与某些华人生活史的事例”由刘能博士翻译，王铭铭教授做了校对)，以及一篇其早期的文章(“三个政权之下的台北城市寺庙”，由杨春宇、胡鸿保合译)。此书翻译过程中，赵丙祥博士曾提供许多民俗学方面的知识。罗劲博士经常在网上给予鼓励，不时会说“文章千古事”。此类的语言支持，令我不敢有稍许马虎。在此，对上述各位同道的敬业和助人精神表示感谢。另外，最近，北京师范大学的岳永逸先生因为作博士论文研究的缘故，借去翻译稿浏览，发现许多错误，激发我又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对此我要表示感谢。 最后对中文版序言补充一句。1999年9月，王斯福教授曾经专门撰写了一篇中文版序言，其中有几段文字后来转录到英文新版序言中。经与王斯福教授商量，他把原来的中文版序言以及新版的英文版序言做了合并和删改，统称为现在的“中文版序”。 赵旭东 2005年9月7日于北京西二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