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逊·威尔斯——威尔斯正在扩增他的许多个自我

奥逊·威尔斯是一个不断变化，甚至难以把握、无法理解的人。他把自己同时与基督和撒旦进行比较，以此来界定自己的位置以及勃勃雄心的限度。他声称自己是人类的救世主，同时又是致使人类堕落的叛逆天使：既是艺术上的救星，又是---因为艺术是不断探求、永不满足的精神的体现---被诅咒的灵魂。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他又自认为是寰宇奇才或是世界的征服者，就像达·芬奇和莎士比亚，或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当威尔斯把天界、地狱和人类精英中的典型统统用完之后，他又试着用自然的力量来比喻自己。谈到创造力，他将自己比作一口油井，源源不断地流出黏稠的黑色"金子"。 威尔斯会使对他心存敬畏的同事们联想到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一处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在旁观者看来，威尔斯就像非人的可怕生物：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一条喷涌水柱的巨鲸，一只离群的凶猛野象，或者（由于他那近似咆哮的嗓音）---一头海牛。也许他就是古代神话中的神，能够将自己化形为那种种不同的形体。但是，他很快就不再稀罕他能化形的那些宏伟的景象或生物，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只是骗人的把戏罢了。当威尔斯不再幻想统治世界的时候，他以一种平静而又谦卑的语气承认---自己只是一个骗子，一个南郭先生，一个拙劣的牛皮大王。可是，这样的表白难道不可以看成他的另一场表演吗？ 威尔斯建造了属于自己的神秘城堡，并且允许其他人添砖加瓦，这也成为唯一走近他的神秘领地的方法。有一次，他说他的高大形象使他不得不背上巨人症的包袱，也不得不竭力破除长期积累在他周身的这重光环。"我总是不得不表现得比自身更为高大，"他说，"这是我人性的缺陷。"实际上，他乐于享受这种自我膨胀。他就像一个不可思议的婴儿，长得比谁都快，最后变得比任何人都高大魁梧。为什么他不能在变得更加高大的同时，走上统治一切的道路呢？他那无节制的自我膨胀激励着他扮演了一系列最终被死亡击倒的银幕角色。 威尔斯扮演的角色都是他自我的延伸。一些角色代表了不朽的人类形象，如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以及莎士比亚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在他扮演的现代社会的角色中，能够和以上人物相提并论的是一些自我成就的天才，如格雷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哈里·莱姆"以及约瑟夫·康拉德的柯兹。威尔斯从他崭露头角的青年时代开始，就如同一个置身凡尘的上古英雄，挑战人间的禁忌、法则，而其代价则往往是对上帝的藐视与冒犯（这也是他把恶魔归于他人性一面的原因）。他心目中最早的英雄是浮士德的后代，一批自大的、有着狂热幻想的魔鬼。就像威尔斯自己一样，他们横空出世，却又很快堕入命运的深渊。后来，一系列职业生涯上的受阻和失望，或是渴望得到怜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谦卑恭顺。在扮演福斯塔夫爵士的时候，他宣称：这个角色浓缩了一种原初的、尚未得到赏识的美德。这种对一个老酒徒的过分神化，使得他轻易地忽略了福斯塔夫的贪婪和道德沦丧的一面。难道威尔斯自己也是一个悲剧性英雄，被自己的狂妄自大所击倒；抑或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喜剧人物，因为一个小小的缺陷而变得萎靡不振？不管怎么说，威尔斯的一生都是一个寓言、一个象征。正如他的助手所坚持认为的，威尔斯的多才多艺使他成为一个文艺复兴人。而且，威尔斯在扮演福斯塔夫和马基雅维利的好友切萨雷·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时，他自己也接受了这个称号。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学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在他的著作《论人的尊严》(OntheDignityofMan)里问道："有谁不会羡慕这个变色龙呢？"不同于中世纪对罪孽的、堕落的恶棍的责骂，皮科眼中的人类是一种有着奇妙思想的生物，就像变色龙一样，专注于玩乐似的、永不停息的创造自我。但是威尔斯是一个生于错误时代的文艺复兴人。他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要求人们整齐划一、俯首帖耳的现代机械化社会，而个性鲜明的他只能四处碰壁。向来善于夸张的他有时候甚至会认为，他可能是人类这个濒危种群的最后一个代表。其他一些时候，他质疑我们对变色龙特性的赞赏。正如他乐于指出的，文艺复兴人是旧事物的掘墓人和偶像破除者。他一生都怀疑他那猛烈的叛逆性的创造力是不是破坏力的另一种呈现方式，他害怕这种破坏力会使他毁掉自己。 虽然威尔斯既导又演而且还创作剧本，但是他最终总是回到讲故事的人的角色。在他职业生涯之初，他就在电台讲故事，同时他也把这些故事表演出来---在舞台上，在银幕上，在生活中。在不断的讲述中，他觉着自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布鲁图（Brutus）一样遭受着政治良心的困扰，并且体验了像麦克白那样因为过度膨胀的野心而带来的悲惨宿命。他在小说中发现了自己的不同侧面，如康拉德笔下那个腐化、疯狂的帝国主义者柯兹上校，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那个残废、自虐的捕鲸者亚哈伯（Ahab）船长，以及塞万提斯笔下那个不切实际却纯真执著的堂吉珂德骑士。1950年他对英国《视与听》杂志的记者说，他已经厌倦了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我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把我自己的故事搬上银幕。"可是在此之前他不是一直这么做的吗？奥逊·威尔斯是一个不断变化，甚至难以把握、无法理解的人。他把自己同时与基督和撒旦进行比较，以此来界定自己的位置以及勃勃雄心的限度。他声称自己是人类的救世主，同时又是致使人类堕落的叛逆天使：既是艺术上的救星，又是---因为艺术是不断探求、永不满足的精神的体现---被诅咒的灵魂。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他又自认为是寰宇奇才或是世界的征服者，就像达·芬奇和莎士比亚，或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当威尔斯把天界、地狱和人类精英中的典型统统用完之后，他又试着用自然的力量来比喻自己。谈到创造力，他将自己比作一口油井，源源不断地流出黏稠的黑色"金子"。 威尔斯会使对他心存敬畏的同事们联想到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一处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在旁观者看来，威尔斯就像非人的可怕生物：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一条喷涌水柱的巨鲸，一只离群的凶猛野象，或者（由于他那近似咆哮的嗓音）---一头海牛。也许他就是古代神话中的神，能够将自己化形为那种种不同的形体。但是，他很快就不再稀罕他能化形的那些宏伟的景象或生物，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只是骗人的把戏罢了。当威尔斯不再幻想统治世界的时候，他以一种平静而又谦卑的语气承认---自己只是一个骗子，一个南郭先生，一个拙劣的牛皮大王。可是，这样的表白难道不可以看成他的另一场表演吗？ 威尔斯建造了属于自己的神秘城堡，并且允许其他人添砖加瓦，这也成为唯一走近他的神秘领地的方法。有一次，他说他的高大形象使他不得不背上巨人症的包袱，也不得不竭力破除长期积累在他周身的这重光环。"我总是不得不表现得比自身更为高大，"他说，"这是我人性的缺陷。"实际上，他乐于享受这种自我膨胀。他就像一个不可思议的婴儿，长得比谁都快，最后变得比任何人都高大魁梧。为什么他不能在变得更加高大的同时，走上统治一切的道路呢？他那无节制的自我膨胀激励着他扮演了一系列最终被死亡击倒的银幕角色。 威尔斯扮演的角色都是他自我的延伸。一些角色代表了不朽的人类形象，如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以及莎士比亚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在他扮演的现代社会的角色中，能够和以上人物相提并论的是一些自我成就的天才，如格雷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哈里·莱姆"以及约瑟夫·康拉德的柯兹。威尔斯从他崭露头角的青年时代开始，就如同一个置身凡尘的上古英雄，挑战人间的禁忌、法则，而其代价则往往是对上帝的藐视与冒犯（这也是他把恶魔归于他人性一面的原因）。他心目中最早的英雄是浮士德的后代，一批自大的、有着狂热幻想的魔鬼。就像威尔斯自己一样，他们横空出世，却又很快堕入命运的深渊。后来，一系列职业生涯上的受阻和失望，或是渴望得到怜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谦卑恭顺。在扮演福斯塔夫爵士的时候，他宣称：这个角色浓缩了一种原初的、尚未得到赏识的美德。这种对一个老酒徒的过分神化，使得他轻易地忽略了福斯塔夫的贪婪和道德沦丧的一面。难道威尔斯自己也是一个悲剧性英雄，被自己的狂妄自大所击倒；抑或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喜剧人物，因为一个小小的缺陷而变得萎靡不振？不管怎么说，威尔斯的一生都是一个寓言、一个象征。正如他的助手所坚持认为的，威尔斯的多才多艺使他成为一个文艺复兴人。而且，威尔斯在扮演福斯塔夫和马基雅维利的好友切萨雷·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时，他自己也接受了这个称号。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学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在他的著作《论人的尊严》(OntheDignityofMan)里问道："有谁不会羡慕这个变色龙呢？"不同于中世纪对罪孽的、堕落的恶棍的责骂，皮科眼中的人类是一种有着奇妙思想的生物，就像变色龙一样，专注于玩乐似的、永不停息的创造自我。但是威尔斯是一个生于错误时代的文艺复兴人。他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要求人们整齐划一、俯首帖耳的现代机械化社会，而个性鲜明的他只能四处碰壁。向来善于夸张的他有时候甚至会认为，他可能是人类这个濒危种群的最后一个代表。其他一些时候，他质疑我们对变色龙特性的赞赏。正如他乐于指出的，文艺复兴人是旧事物的掘墓人和偶像破除者。他一生都怀疑他那猛烈的叛逆性的创造力是不是破坏力的另一种呈现方式，他害怕这种破坏力会使他毁掉自己。 虽然威尔斯既导又演而且还创作剧本，但是他最终总是回到讲故事的人的角色。在他职业生涯之初，他就在电台讲故事，同时他也把这些故事表演出来---在舞台上，在银幕上，在生活中。在不断的讲述中，他觉着自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布鲁图（Brutus）一样遭受着政治良心的困扰，并且体验了像麦克白那样因为过度膨胀的野心而带来的悲惨宿命。他在小说中发现了自己的不同侧面，如康拉德笔下那个腐化、疯狂的帝国主义者柯兹上校，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那个残废、自虐的捕鲸者亚哈伯（Ahab）船长，以及塞万提斯笔下那个不切实际却纯真执著的堂吉珂德骑士。1950年他对英国《视与听》杂志的记者说，他已经厌倦了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我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把我自己的故事搬上银幕。"可是在此之前他不是一直这么做的吗？ 在后期，当威尔斯嘲笑这种多变性的时候，他也时不时地会做 一些怀旧色彩浓重的个人表演（在皮科眼中，这种做法正是变色龙出众天性的展示）。让-吕克·戈达尔（Jean鄄Luc Godard）曾在汉堡出席了威尔斯的这样一场演出。威尔斯通过列举他的超乎寻常的多重身份开启了那场个人秀的序幕。他介绍自己是"作家、作曲家、演员、设计家、制片人、导演、学者、金融家、美食家、口技表演家以及诗人"。他谦虚地略去了他曾经在那简陋的摄影棚里，因为资金短缺而不得不承担的摄影师、灯光设计师、照明电工以及混音师等职务。他也忘记了他还曾是一名政治专栏作家，做过短期的国际关系专家，在1945年就法西斯的威胁做过演讲。英国剧作家肯尼思·泰南（Kenneth Tynan）对威尔斯的类似的回忆让他在自我介绍中再添加上："我还画油画和素描，我是一个图书出版商、一名小提琴家和钢琴家。"这些还不够的话，威尔斯也完全有资格称自己是一个斗牛士；还可凭借他逝世前一年，也就是1984年制作的唯一一张"气喘吁吁"的流行音乐唱片集，成为一位歌手！奇怪的是，在这么多身份中，威尔斯却忽略了他最称心的一个头衔---魔术师。只有在表演魔术的时候，他才能顺理成章地抗拒现实禁忌，丢开自然法则，同时让观众看到他欺诈性的一面，并了解伴随一切艺术的虚幻性。在戈达尔版的威尔斯轶事里，威尔斯完成了他的自我创造，并且表示惊讶：出乎意料，有这么多人跑过来看那场多少带有炫耀性质的形式多样的个人秀（虽然真正买门票的仅有三个人而已）。泰南眼中的威尔斯则颇有现实的忧愁感---他对观众说："难道不奇怪吗？为什么我一人千面，而你们却千人一面？" 在威尔斯执导的电影《奥赛罗》中扮演伊阿古(Iago)[1]一角的米歇尔·麦克里阿默尔（Micheál MacLíammóir）[2]在评价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提到了威尔斯。他认为威尔斯是一个"电影明星和导演、魔术师、乐天派以及果断的哲学家"。显然麦克里阿默尔的最后一个评价带有讽刺意味，因为与威尔斯合作的那段日子里，身为电影导演的威尔斯在电影事业上经常是心不在焉、不负责任的。但是，兴许这评价也算是恰当的。威尔斯的的确确是一位哲学家---他沉湎于琢磨揣测，同时永远都在试验新的影像表现手法和自我表现形式。在他肥大的身躯里，或者说在他宽大的魔术师斗篷下，他发掘出了集聚在一起的一群保留剧目的人物形象。他扮演过睿智的传教士和残忍的军阀，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施虐成性的法西斯，真正的魔术师和假冒的术士。他的工作成果里包括一些浪漫的空想家，在他们眼中每一个念头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如同一个嗜酒成性的醉鬼为口舌之福而逃避思想。如同化装舞会的飞旋摇晃，在一连串的舞步变换之间，威尔斯以他几十年的生命展现了人性五百年的变化：从文艺复兴时代的智者浮士德博士一直演到摩登时代的哈里·莱姆---文艺复兴精神被他用于表现其恶毒、无情的极端自大。他所扮演的或者说所展示的各个人性侧面的角色序列不断尝试挑战人性的界限。一名真正伟大的演员，就像威廉·黑兹利特所说的那样："让我们体验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想要变成什么，以及害怕变成什么。"威尔斯在广播剧中因扮演一个从未现过真身的侦探"影子"而一炮走红。他同时扮演了那些大善或者大恶的角色，他是我们都会投下的巨大而不祥的影子。 几乎从摇篮爬出来就被称作天才的威尔斯似乎命中注定要过英雄的一生。就是他的宠物也预示着这个断言的准确性：在他六岁那年，他养了一只狗，他把这只身形比他高大得多的狗叫做"恺撒"。而一些报纸在追溯他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时，则用了种种惊人的标题来说明他的不凡。威尔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回忆此段历程时曾哈哈大笑："其实我并不知道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我。" 在一段时期，威尔斯曾使整个美国感到惊奇甚至恐慌。按照他讲述的自己最初的人生故事，他那时总是处在危险之中，但同时享用着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 1936年，当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在美国纽约的黑人住宅区哈莱姆（Harlem）组织全黑人演出阵容上演了舞台剧《麦克白》，并在音乐方面起用了从海地来的伏都教（Voodoo）鼓手。这种大胆地把莎翁悲剧爵士化处理的做法，使威尔斯发现了剧院所特有的富于感染力的疯狂特质。 1937年，出于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抗议，威尔斯排演了一部改编自美国作曲家马克·布利兹斯泰因（Marc Blitzstein）的歌剧《大厦将倾》（TheCradleWillRock）[3]。这部歌剧讲述的是在一个叫做钢城（Steeltown）的工业区疯狂掠夺的老板和处处受欺压的妓女之间的故事，整部歌剧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在警察阻止歌剧首映的那天，威尔斯筹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带领游行人群走上百老汇大街，并在一个租来的礼堂内做了一场个人即兴表演。在后期，当威尔斯嘲笑这种多变性的时候，他也时不时地会做 一些怀旧色彩浓重的个人表演（在皮科眼中，这种做法正是变色龙出众天性的展示）。让-吕克·戈达尔（Jean鄄Luc Godard）曾在汉堡出席了威尔斯的这样一场演出。威尔斯通过列举他的超乎寻常的多重身份开启了那场个人秀的序幕。他介绍自己是"作家、作曲家、演员、设计家、制片人、导演、学者、金融家、美食家、口技表演家以及诗人"。他谦虚地略去了他曾经在那简陋的摄影棚里，因为资金短缺而不得不承担的摄影师、灯光设计师、照明电工以及混音师等职务。他也忘记了他还曾是一名政治专栏作家，做过短期的国际关系专家，在1945年就法西斯的威胁做过演讲。英国剧作家肯尼思·泰南（Kenneth Tynan）对威尔斯的类似的回忆让他在自我介绍中再添加上："我还画油画和素描，我是一个图书出版商、一名小提琴家和钢琴家。"这些还不够的话，威尔斯也完全有资格称自己是一个斗牛士；还可凭借他逝世前一年，也就是1984年制作的唯一一张"气喘吁吁"的流行音乐唱片集，成为一位歌手！奇怪的是，在这么多身份中，威尔斯却忽略了他最称心的一个头衔---魔术师。只有在表演魔术的时候，他才能顺理成章地抗拒现实禁忌，丢开自然法则，同时让观众看到他欺诈性的一面，并了解伴随一切艺术的虚幻性。在戈达尔版的威尔斯轶事里，威尔斯完成了他的自我创造，并且表示惊讶：出乎意料，有这么多人跑过来看那场多少带有炫耀性质的形式多样的个人秀（虽然真正买门票的仅有三个人而已）。泰南眼中的威尔斯则颇有现实的忧愁感---他对观众说："难道不奇怪吗？为什么我一人千面，而你们却千人一面？" 在威尔斯执导的电影《奥赛罗》中扮演伊阿古(Iago)[1]一角的米歇尔·麦克里阿默尔（Micheál MacLíammóir）[2]在评价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提到了威尔斯。他认为威尔斯是一个"电影明星和导演、魔术师、乐天派以及果断的哲学家"。显然麦克里阿默尔的最后一个评价带有讽刺意味，因为与威尔斯合作的那段日子里，身为电影导演的威尔斯在电影事业上经常是心不在焉、不负责任的。但是，兴许这评价也算是恰当的。威尔斯的的确确是一位哲学家---他沉湎于琢磨揣测，同时永远都在试验新的影像表现手法和自我表现形式。在他肥大的身躯里，或者说在他宽大的魔术师斗篷下，他发掘出了集聚在一起的一群保留剧目的人物形象。他扮演过睿智的传教士和残忍的军阀，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施虐成性的法西斯，真正的魔术师和假冒的术士。他的工作成果里包括一些浪漫的空想家，在他们眼中每一个念头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如同一个嗜酒成性的醉鬼为口舌之福而逃避思想。如同化装舞会的飞旋摇晃，在一连串的舞步变换之间，威尔斯以他几十年的生命展现了人性五百年的变化：从文艺复兴时代的智者浮士德博士一直演到摩登时代的哈里·莱姆---文艺复兴精神被他用于表现其恶毒、无情的极端自大。他所扮演的或者说所展示的各个人性侧面的角色序列不断尝试挑战人性的界限。一名真正伟大的演员，就像威廉·黑兹利特所说的那样："让我们体验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想要变成什么，以及害怕变成什么。"威尔斯在广播剧中因扮演一个从未现过真身的侦探"影子"而一炮走红。他同时扮演了那些大善或者大恶的角色，他是我们都会投下的巨大而不祥的影子。 几乎从摇篮爬出来就被称作天才的威尔斯似乎命中注定要过英雄的一生。就是他的宠物也预示着这个断言的准确性：在他六岁那年，他养了一只狗，他把这只身形比他高大得多的狗叫做"恺撒"。而一些报纸在追溯他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时，则用了种种惊人的标题来说明他的不凡。威尔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回忆此段历程时曾哈哈大笑："其实我并不知道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我。" 在一段时期，威尔斯曾使整个美国感到惊奇甚至恐慌。按照他讲述的自己最初的人生故事，他那时总是处在危险之中，但同时享用着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 1936年，当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在美国纽约的黑人住宅区哈莱姆（Harlem）组织全黑人演出阵容上演了舞台剧《麦克白》，并在音乐方面起用了从海地来的伏都教（Voodoo）鼓手。这种大胆地把莎翁悲剧爵士化处理的做法，使威尔斯发现了剧院所特有的富于感染力的疯狂特质。 1937年，出于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抗议，威尔斯排演了一部改编自美国作曲家马克·布利兹斯泰因（Marc Blitzstein）的歌剧《大厦将倾》（TheCradleWillRock）[3]。这部歌剧讲述的是在一个叫做钢城（Steeltown）的工业区疯狂掠夺的老板和处处受欺压的妓女之间的故事，整部歌剧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在警察阻止歌剧首映的那天，威尔斯筹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带领游行人群走上百老汇大街，并在一个租来的礼堂内做了一场个人即兴表演。 人们疯狂地吹着喇叭，声音足以掀倒纽约的墙壁。 1938年，他再次把纽约掀了个底朝天，在他演播的广播剧《星际战争》中，火星人来到了纽约市，摩天大楼瞬间被炸得粉碎。纽约再次幸存，而在这个广播剧最后，威尔斯还不忘提醒惊恐不安的市民，他们只是万圣节恶作剧的受害者。民众中大范围燃烧的怒火并没有因次日威尔斯在媒体记者面前那副（用他的话说）早期殉教者的模样而熄灭。抛却威尔斯那貌似忏悔的外表，报纸在第二天的头条指责他是"邪恶之人"---对于这个称号，他感到很高兴。他说："我就是加略人犹大，我已经完了。"他开始乐于制造这种周期性的灾难，因为这可以证明（至少在当时的社会下）他从职业层面的灭亡中不断起死回生的能力。 一个月后，他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金宝剧场"的系列广播剧的创作。被威尔斯深深慑服的播音员把他看做一个神秘人物，并且告诉听众，威尔斯是闵希豪生男爵（Baron Mun-chausen）[4]和《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爱丽丝的结合体：一个高超的讲故事者，同时也是一个率真的孩子。 由于对长者的尊敬，威尔斯获得了自由创作的权利，可是他很快就滥用了这样的自由。1941年，他在《公民凯恩》里差点聪明反被聪明误。这部电影充满了对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嘲弄，它揭发了那种遍及全国的对掠夺和积累的狂热，并向人们警示了新的传播媒介内在的危险（其实威尔斯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限，他自己就是利用媒介的高手）。赫斯特并没有弄明白这个玩笑，但敏感的题材使这部电影在发行前就差点被销毁。 就像在每次未遂的革命之后，社会总设法维护现有的稳定一样，那些工业化娱乐的提供者很快就宣传威尔斯是一个没有票房价值的人。就在威尔斯还只有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变得身形肥胖、头脑僵化，而且言辞中总是对抗性的冷嘲热讽。 到1942年，人们所认识的威尔斯已经变成一个挥金如土之人，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在巴西期间品行不端的男人，一个使得又一部半成品电影预算超支的导演。他不在岗位的日子里，制片厂砍掉了他的《安倍逊大族》，并把他留下来的同事都排挤出去。他的事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已经走到了尽头。战后，在英国电影导演暨制作人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的影片《第三个人》中，他的身影出现在了维也纳的下水道里，他开始以他的风格诠释那个时代道德责任的缺失。哈里·莱姆是一个表面上迷人的恶魔，他的力量来自他的睿智、狡猾和无情。威尔斯不用化装就出演了这个角色，因为他其实是在演自己。在1955年，影片《阿卡汀先生》（Mr.Arkadin）中的一个演员这样评论这个英雄---一个同样由威尔斯饰演的海盗型的大亨---"一个混乱而危机四伏的时代的奇才"。在那段时期，很难否认威尔斯就是这样一个奇才。他被他的自大和自我沉迷毁掉了，但同样也是被这个社会巧妙地缴械征服的，因为这个社会早已把威胁它的人变成了不具备威胁性的丑角。威尔斯，曾经公开宣传自己是商业的死对头，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职业名人"，沿街叫卖他那早已贬值的传奇经历。 每隔几年，威尔斯都说服制片人给他信托投资。在1946年，他拍摄了电影《陌生人》，并在片中扮演一个秘密潜伏在美国康涅狄格的纳粹分子。他莫名其妙地厌恶这部片子，可能是想掩盖此片过于明显的自我剖析的痕迹。他也对制片厂在电影《上海小姐》1948年发行前进行重新剪辑颇有微词。无论怎样，现存版本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觉到威尔斯当时疯狂的浪漫主义思想。出色的临场处理能力和过度的节俭作风使他能够成功拍摄莎士比亚的两部悲剧《麦克白》和《奥赛罗》---前者仅仅花了三周时间，而后者花了整整三年。紊乱的《阿卡汀先生》，其他与之盯矛盾的版本称作《机密报告》，它也可以当做是威尔斯极端神秘性的机密报告，是一次自我破坏的演练。1958年，在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的保荐下，威尔斯获得了自编自导电影《历劫 佳人》的机会。这部电影同样遭到制片厂的重新剪辑，威尔斯被排挤在外，他那无望的剪辑备忘录也被搁置在一旁雪藏起来。人们疯狂地吹着喇叭，声音足以掀倒纽约的墙壁。 1938年，他再次把纽约掀了个底朝天，在他演播的广播剧《星际战争》中，火星人来到了纽约市，摩天大楼瞬间被炸得粉碎。纽约再次幸存，而在这个广播剧最后，威尔斯还不忘提醒惊恐不安的市民，他们只是万圣节恶作剧的受害者。民众中大范围燃烧的怒火并没有因次日威尔斯在媒体记者面前那副（用他的话说）早期殉教者的模样而熄灭。抛却威尔斯那貌似忏悔的外表，报纸在第二天的头条指责他是"邪恶之人"---对于这个称号，他感到很高兴。他说："我就是加略人犹大，我已经完了。"他开始乐于制造这种周期性的灾难，因为这可以证明（至少在当时的社会下）他从职业层面的灭亡中不断起死回生的能力。 一个月后，他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金宝剧场"的系列广播剧的创作。被威尔斯深深慑服的播音员把他看做一个神秘人物，并且告诉听众，威尔斯是闵希豪生男爵（Baron Mun-chausen）[4]和《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爱丽丝的结合体：一个高超的讲故事者，同时也是一个率真的孩子。 由于对长者的尊敬，威尔斯获得了自由创作的权利，可是他很快就滥用了这样的自由。1941年，他在《公民凯恩》里差点聪明反被聪明误。这部电影充满了对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嘲弄，它揭发了那种遍及全国的对掠夺和积累的狂热，并向人们警示了新的传播媒介内在的危险（其实威尔斯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限，他自己就是利用媒介的高手）。赫斯特并没有弄明白这个玩笑，但敏感的题材使这部电影在发行前就差点被销毁。 就像在每次未遂的革命之后，社会总设法维护现有的稳定一样，那些工业化娱乐的提供者很快就宣传威尔斯是一个没有票房价值的人。就在威尔斯还只有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变得身形肥胖、头脑僵化，而且言辞中总是对抗性的冷嘲热讽。 到1942年，人们所认识的威尔斯已经变成一个挥金如土之人，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在巴西期间品行不端的男人，一个使得又一部半成品电影预算超支的导演。他不在岗位的日子里，制片厂砍掉了他的《安倍逊大族》，并把他留下来的同事都排挤出去。他的事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已经走到了尽头。战后，在英国电影导演暨制作人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的影片《第三个人》中，他的身影出现在了维也纳的下水道里，他开始以他的风格诠释那个时代道德责任的缺失。哈里·莱姆是一个表面上迷人的恶魔，他的力量来自他的睿智、狡猾和无情。威尔斯不用化装就出演了这个角色，因为他其实是在演自己。在1955年，影片《阿卡汀先生》（Mr.Arkadin）中的一个演员这样评论这个英雄---一个同样由威尔斯饰演的海盗型的大亨---"一个混乱而危机四伏的时代的奇才"。在那段时期，很难否认威尔斯就是这样一个奇才。他被他的自大和自我沉迷毁掉了，但同样也是被这个社会巧妙地缴械征服的，因为这个社会早已把威胁它的人变成了不具备威胁性的丑角。威尔斯，曾经公开宣传自己是商业的死对头，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职业名人"，沿街叫卖他那早已贬值的传奇经历。 每隔几年，威尔斯都说服制片人给他信托投资。在1946年，他拍摄了电影《陌生人》，并在片中扮演一个秘密潜伏在美国康涅狄格的纳粹分子。他莫名其妙地厌恶这部片子，可能是想掩盖此片过于明显的自我剖析的痕迹。他也对制片厂在电影《上海小姐》1948年发行前进行重新剪辑颇有微词。无论怎样，现存版本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觉到威尔斯当时疯狂的浪漫主义思想。出色的临场处理能力和过度的节俭作风使他能够成功拍摄莎士比亚的两部悲剧《麦克白》和《奥赛罗》---前者仅仅花了三周时间，而后者花了整整三年。紊乱的《阿卡汀先生》，其他与之盯矛盾的版本称作《机密报告》，它也可以当做是威尔斯极端神秘性的机密报告，是一次自我破坏的演练。1958年，在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的保荐下，威尔斯获得了自编自导电影《历劫 佳人》的机会。这部电影同样遭到制片厂的重新剪辑，威尔斯被排挤在外，他那无望的剪辑备忘录也被搁置在一旁雪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