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80年夏天，在威尼斯电影节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我谈了电影胶片褪色的惨状。在我们的电影遗产中，色彩是多么性命攸关的成分，我呼吁人们采取行动，不能让电影胶片继续损毁了。要是当时就知道以后这些年的情况这么糟糕的话，我会更加危言耸听。可是那个时候，我哪儿能想象到，5年前刚拍摄的《出租汽车司机》（Taxi Driver）已经在褪色，急需修复。我们又哪里知道，现在的电影和20世纪头50年中制作的电影一样危在旦夕。当时，电影保管专家们还没提出“醋酸综合征”（vinegar syndrome）这个说法呢（现在这个词基本上就是指醋酸纤维胶片的老化）。我们只知道电影拷贝的胶片开始收缩，卷曲，等刺鼻难闻的酸味到了没人受得了的地步，就无法再放映了。我相信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应该是把银盐胶片上的影片复制到更稳定的介质上去，我给努力筹款的电影资料馆捐钱，鼓励他们更快地进行这一工作。 自那时起，事情颇有进展。有更多的电影得到了妥善的保护。有更多的政府和出资机构致力于这一事业。01990年我与另外9位杰出的电影艺术家诸如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和斯坦利•库布里克等人，建立了“电影基金会”（The Film Foundation），为亟待保护的电影历史筹集资金，并促进公众对这件事的认识。之后像罗伯特•阿特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导演也加入其中。电影保护成为时下文化日程里的一件要务。已经有学校教授如何保存电影，比如纽约州乔治•伊斯曼影像博物馆（George Eastman House）主办，由保罗•谢奇•乌塞管理的“杰佛瑞•塞茨尼克电影保护学校”（L. Jeffrey Selznick School of Film Preservation）。从延缓醋酸综合征发生的分子筛技术，到恒温恒湿的胶片库，我们有了更有效的手段来延长修复后电影胶片的寿命。电影资料馆和洗印厂比以前更懂得怎样修复电影胶片。当然，说到保持原汁原味的电影体验和留住电影的手工艺感，数字技术并不足以取代胶片库，不过要使电影每一幅画面恢复最初的光彩，数字技术肯定是大可借助的。 像所有善意的事物一样，电影保护原本的价值可能（而且已经）被商业动机滥用。那些营销专家不分青红皂白地挪用“保护”和“修复”这两个字眼，他们对电影保护本身一无所知，但很清楚这是很吸引人的，能卖大钱的。如今通过电子媒介传播的许多电影，因为标上“修复版”而受到被误导的热捧，其实对于怎样让这些影片流传给子孙后裔机会更多些，却并没有任何实际作为。有数以千计的电影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教科书还没有认可这些影片在集体记忆中的位置（我小时候十分喜爱一部叫《顺风向爪哇》［Fair Wind to Java］的电影。当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35毫米拷贝时，却是令人痛惜的：这部“共和电影公司”拍摄的彩色B级片几乎已经体无完肤。现在该片正由电影基金会资助，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修复）。所谓名作修复版的“秘技”，只能让这类影片落入不见天日的境地，害处丝毫不亚于“醋酸综合征”。 最后，在保护电影遗产的任务中，公众还远未认识到保存电影原始形态的重要性。也不知道为什么，观众们就是相信数字技术将解决一切问题，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贮藏环境。可不是么，花钱修复《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让捐款人很高兴，也同样让观赏这部得到保护的影片的人欣喜。而花数百倍的钱建造一座冷藏库，对妥善保存负片和拷贝至关重要，于公众却一点魅力也没有。多年来我在乔治•伊斯曼影像博物馆与保罗合作，保护我自己的影片，我深知把电影保护这件费力不讨好却绝对必要的事情介绍给公众，给他带来了多少挫败感。但比起我们已永远遗失的那些活动影像，这些都不值一提。再建造多少片库，再筹多少善款，我们也找不回这些影像了。 由于欠缺一个全球性的保护战略，由于一些政府和个人——甚至就是曾经花钱为大家制作这些电影的人——明显的漠不关心，全世界每天有数千套电影拷贝被销毁。这本书是给它们的一曲挽歌。冷静，精确，又带些漂亮的反讽，保罗描绘出一个世界范围的危机，要我们不由分说地关注。一个文化，漠视自己的影像散失，保罗为这个文化绘出的肖像是一则绝佳的警世言：我们被教唆，把观看的艺术当作是朝生暮死、微不足道的而漠然处之，这里大有问题。 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 02000年9月 于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