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办公室位于雾谷总部的中楼，这里也是鉴定部门、伪装实验室、艺术棚和文件部门的办公所在地。 1979年11月4日，我的职务的是“伪装部门的负责人”，但实际上，这时我正要被提升为“鉴定部门的负责人”，也就是说，我将会负责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伪装行动，以及任何涉及虚假文件的案件，同时我还要负责这些文件的司法鉴定工作，以用于反恐需要。 从伪装部门负责人升任鉴定部门负责人是一个巨大的跨越，而我也渴望实现这种转变。基于伪装方面的丰富经验，我认为我是胜任这份新工作的。坦白地讲，就我的专业能力和知识而言，我觉得除了少数克格勃的特工之外，基本上没有人超过我，我还没有遇到过让我感觉自己无力应对的局势或敌人。 因此，在老板眼中，我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可事实上，我也从未想到我会成为一名间谍，也从来没有人建议我从事这样一种秘密工作，我一直认为我会成为一名艺术家。如今，这个职业理想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得以实现，但不是以我所期望的方式。 我出生在内华达州尤里卡的一个贫困家庭，按照《国家地理》杂志的说法，这是美国最偏远的小镇。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实，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觉得一切都很好。 我的母亲叫内瓦•琼•托格诺尼（Neva June Tognoni），出生于内华达州的一个古老家族，也是这个家族里唯一的女儿。在美国这个西部州，她的三个兄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一个成为州的参议员，而另两个则是律师，主要代理矿业案件。她的祖父J•C•托格诺尼（J. C. Tognoni）是来自意大利北部城镇基亚文纳的移民，后因本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金矿罢工而一夜暴富。但财富来得快也去得快，内瓦•琼从未品尝到其祖父财富的滋味，相反，她还被一次次地晾到了一边，家中的男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她却没有。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反过来又把她的这种经历带到她的六个子女身上。她们四个女孩比我们兄弟俩更受宠，这或许因为母亲试图修正发生在她身上的错误。 我的父亲叫约翰•门德兹（John Mendez）。在我出生时，他还是一个英俊青年，当时刚刚23岁，但我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他在内华达州的一家铜矿工作，在我三岁时被装满矿石的推车压死了。我父亲的家族背景颇为复杂；他的真实姓名很可能是曼纽尔•戈麦斯（Manuel Gomez）。因为我祖母在洛杉矶的一次车祸中丧生，我祖父就子女监护权问题与我祖母的姊妹发生了争执。最终的结果是，我祖父带着两个男孩跑了，而这两个孩子也由此改了姓。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母亲经常会提到父亲。在我父亲去世时，他们两个都还是年轻人。她非常爱他，爱到骨子里。 尤里卡周边是贫瘠的沙漠，我和哥哥约翰（John）一直都很勤劳：我们在冰天雪里地用一辆红色的小拖车拖运木柴，我们在我们镇上每天只停一次且每次只停9分钟的火车上卖报纸，我们收集蝙蝠粪肥并将其作为花园肥料卖给城镇另一边的摩门教女教徒。我们赚的钱足够我们六个孩子偶尔去看场电影或在当地的糖果店里买冰淇淋。我的母亲没有那么多钱供我们如此“奢侈”地消费。 自孩提时代起，我就喜欢画画。由于我们家太穷，我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我用削尖的树枝在地上作画，用煤块在旧木板或硬纸板上作画，用铅笔在牛皮纸上作画。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母亲从镇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包礼物，是一个小型的水彩画工具包，最基本的那种。我母亲说：“托尼，你将来要成为一名艺术家。”这并不是一个建议。颇为神奇的是，现在的我经常会携带这样一个水彩画工具包行走世界，而这是我间谍生涯中所使用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 高中毕业后，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就读一年，期间，为了帮助家庭，我做了一名管道工的助手。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五年后，我们有了三个孩子，按照长幼排序分别是阿曼达（Amanda）、托比（Toby）和伊恩。那时候，我已经在马丁-玛丽埃塔公司（Martin Marietta）从事工具设计和艺术插画工作，并建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虽然这份工作单调乏味——为美国各地安装在导弹发射井里的泰坦导弹绘制布线图，但足以让我养家糊口。然后，在1965年的一天，我看到了一条信息，正是这条信息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丹佛邮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说是美国海军招募派驻国外的艺术家。于是，我按照邮箱地址，将部分作品寄到了盐湖城。我对凯伦说，尝试一下新事物，这或许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与政府代表会面的地点并未设在丹佛市中心的联邦大楼，而是设在了该市西区科尔法克斯大街的一家汽车旅馆。旅馆房间内的窗帘紧闭。与我会面的是一个看起来颇为可疑的人，他头戴毡帽，就像过去的侦探。他飞快地向我出示了他的证件，然后拿了一瓶占边波本威士忌放到了桌上。 “小伙子，这里不是海军。”他一边说着，一边倒了两杯威士忌。 “不要开玩笑！”我想。 他告诉我说，事实上他来自中情局。当时，我并不知道中情局是一个什么机构，但在听他介绍时，我还是尽量表现得很感兴趣。 “我并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家，”他说，“我给他们发过一些简历，但这些人似乎都不是很合适。看看这个，你会比我更了解。” 在仔细阅读了这份机密的招聘指导书后，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位中情局招聘官员所需的人选：如果一个艺术家擅自从事这一“艺术”，那么他很快就会被投入联邦监狱。他们需要的是过去的那种伪造者。从技术上讲，这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工作所需要的不过是手眼协调的能力和伪造材料的能力，而这些我自然都具备。 回到家后，我开始查阅与中情局相关的资料，看得越多，我就对它越感兴趣。我可以为我的国家服务，可以周游世界，而且还可能会影响时下的重大事件。我将我的一些艺术作品和样品——其中包括一枚保加利亚邮票、美元的局部临摹图以及部分中国草书，一并打包寄给了盐湖城的这名中情局招聘官。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前往华盛顿的通知。 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我接受了多轮不同级别的面试。显然，他们喜欢我的这些样品，而我的作品的质量也是无可挑剔的。最后，问题转到了道德层面上。与我会面的是技术服务处（TSD，后于1972年更名为技术服务办公室）的副主任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他将负责我的最后一轮面试。 “你知道的，托尼，”他说，“有的人在执行我们所安排的任务时可能会遇到问题，比如说你要违反外国政府的法律，你要向那些想知道你工作单位或工作内容的朋友和家人撒谎等等。你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吗？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我对他的这番话进行了认真考虑。这将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某些通道将会被关闭，而即将打开的这扇门却只能靠想象。但我并没有犹豫。“戈特利布博士，在我看来，未必每一个人都会关心这个真相，”我说，“尤其是当你的国家需要你恪守秘密时。” 他站起来同我握手。“你在这里会很出色的，托尼。”他说。 最初，我被分派到了中情局的制图部门，具体是在艺术棚工作，同时学习如何与语言学家和研究国外旅行及安全控制的专家进行合作。 作为艺术家，我们主要负责复制用于执行行动任务的个人身份文件，比如旅行和租赁“安全房”或酒店房间。另外，这些个人身份文件也可以用于潜伏行动、“伪旗”招募（即用冒充身份吸收对象）、诱捕行动或跨境行动。有时候，我们也会通过这种造假来诋毁个人和政府的声誉，我们称其为“秘密行动”。我们制作的其他文件还包括虚假情报、日记、车尾贴，以及任何可影响时下事件的图形物品。我们几乎可以复制任何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而唯一不能伪造的就是事关国家治理的“器物”，比如说货币。在当时，伪造其他国家的货币被认为是战争行为。但用传单而非弹药来轰炸一个国家，这倒是我们所乐见的。 在艺术棚，我是级别最低的职员。该办公室由佛朗哥（Franco）负责。佛朗哥是一个体格魁梧、快乐和气的人，对下属要求很严但也非常公平。如果你工作努力，那么你一定会受到表扬；如果你解决了问题，那么你就会得到奖励。他是我的第一任老板，也是一位非常棒的老板。而他的副手里卡多（Ricardo）则不同，他对下属的要求异常苛刻。如果让他发现了任何瑕疵，那么下属就会遭到严厉批评。 在艺术棚总部工作的22个月里，我遇到了很多颇具挑战性的难题，而这其中，最难应付的或许就是如何处理与里卡多的关系。每天下班前，我们都要把我们当天的作品放到桌子上，而里卡多会在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办公室，查看每个人的工作进度，并了解他们的具体工作内容。检查之后，他会用蓝色小箭头在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上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我们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前一天的作品，看看哪些地方被标注了小箭头。里卡多似乎可以通过标注蓝色小箭头而获得一种快感，但对艺术家来说，这却是让他们极感愤怒的事情。 为缓解这种紧张气氛，我们安装了一个镖靶，以供闲暇时娱乐之用。我们更改了游戏规则：将从标准的9英尺外投掷三支飞镖改为在18英尺外投掷一只飞镖，赌资为每人一美元。这就大大提高了比赛的刺激性，而彼此承受的压力也大大增加。在这方面，里卡多可以说是一个专家，投掷飞镖的准确性非常高。他喜欢把大家拉到一起参与这项比赛，并当着其他参赛者的面将你的钱拿走。在我最终将他打败时，我并没有再给他重赛的机会，而此后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忐忑不安。但他真的很欣赏我的工作，一年后，在他出任远东基地制图部门的负责人时，他特别要求由我来做他的副手，而这也让我走到了其他资历更深的艺术家的前面。 离开艺术棚之后，作为秘密的中情局技术官员，我在冲绳、曼谷以及其他偏远地区工作了七年，时间是从1967年到1974。在此期间，我仍担任艺术家及验证官，但也开始涉及其他一些业务，比如说执行伪装和撤离任务，帮助营救“铁幕”背后的叛逃者和避难者。之所以能够执行多种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帮助开创的一个新的“通才”项目，即对技术官员进行跨部门培训，让他们掌握伪装、文件以及其他在特定地区开展工作所需的技能。这一项目不仅让我们这些技术官员获得了新的技能组合，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满足各地站长和情报官员的潜在需求，因为他们经常要求技术官员参与几乎所有领域的工作。 然后，在1974年，我被提升为伪装部门的负责人，并被要求回到总部负责该部门的工作。当时，我只有33岁。行动部门的负责人把我拉到一旁，叮嘱我尽最大努力提高技术服务办公室的伪装能力，而这也正是我在尽力实现的目标。 在中情局内部，伪装理念起初并未受到重视，大多数人认为伪装部门的技术人员无非就是一帮美容师。加之中情局早期的伪装几乎等同于拙劣的假发、胡须和帽子，经历过这一时期的情报官员就更不重视伪装了。在那个时期，中情局伪装人员所做的事情就是让情报官员坐在理发椅上，并向他们传授伪装技巧，但却不提供任何伪装材料。20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与好莱坞的一名化妆师合作，并向情报官员展示创新思维所带来的成功效果。第一次这样的行动是在1972年，将一名非洲裔美国情报官员和一名老挝内阁部长伪装成两名高加索人，以便他们能够在越南和老挝会面。基于我们高超的伪装术，他们两人最终成功通过关卡。这次行动打开了一道闸门，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伪装行动的看法。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要求伪装部门的所有人都必须学习面部表情术。到1979年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该部门的彻底改革，并创造了无数的伪装品，而借助这些伪装品，一个人只需几秒钟的时间，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变自己的面貌。当我站在门口看到我们的人员如此专注、如此专业时，我禁不住想起了一路走来的艰辛。我们积极主动，已经做好了准备，不管前面有什么样的挑战，我相信一定都能克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