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学家而言，法国大革命不完全是过去的样子了。不过，他们仍然坚持一种由来已久的诱人解释。1789年正值资产阶级在西方蓬勃向上的时期，封建贵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压下渐渐衰弱，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最重要的背景。在理念层面上，启蒙精神的兴起引发了经济和社会变革，而由于无法适应新形势，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制陷入了危机。 因此，1789年的大革命始于贵族鲁莽的煽动，随后，资产阶级在民众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由此诞生的新政权被烙上了这两者的印记。它不仅要面对与欧洲的冲突，也经历了革命精神的发展。1792年二次革命爆发，带来了共和国的建立、救国委员会的独裁和恐怖统治。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只是导致了领导革命的资产者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体，直到拿破仑1799年发动政变。 革命摧毁了旧式的团体社会，拿破仑则在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在新制度和反动者争夺世界的过程中，自由和平等的法国成了各民族向往的未来。 上述观点一直被大部分公众所接受，总体上沿袭了对大革命持肯定态度的传统。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这点上没有分歧，坚持认为大革命是必要和有益的。这种观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巴尔纳夫（Barnave）和德·斯塔埃尔夫人（Madame de Staёl）。复辟时期的米涅（Mignet）、梯也尔（Thiers）和基佐（Guizot）也认为，1789年的事件奠定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必然性。 米什莱（Michelet）等浪漫主义史学家仅仅从大革命中的民众和民族维度丰富了上述判断。而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这场史诗般的变革更是让奥拉尔（Aulard）直接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同19世纪民主理念的发展联系起来。 除了自由主义者以及后来的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也加入了这股潮流，他们更加认同雅各宾派以及恐怖统治的必要性。1900年左右，饶勒斯（Jaurès）又为上述政治分析加入了新元素，将马克思关于经济社会现象重要性的理论应用其中。 饶勒斯关于1789年到1794年革命进程的生动而又详细叙述，受到索邦大学的推崇并通过教材广为流传，在20世纪上半叶完全支配了我们的历史观。马迪厄（Mathiez）的读者中有多少人不曾对圣鞠斯特（Saint-Just）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产生过认同？1917年后或者二战结束后，有多少人不曾将俄国革命以及它在各方面不可阻挡的胜利看作1793年所做承诺之迟来的兑现？ 不过，上述观念定势正在被进行中的历史修正工作打破。 二十多年前，一些英美学者几乎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大革命起源、发展和结局的看法。与其他学科的情况一样，生机勃勃的美英大学在此问题上也成果丰富。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对此感到遗憾和愤怒是愚蠢的。 长久以来，对大革命理论的发展不过是将法国大革命看作18世纪末发生在大西洋两岸，动摇了欧洲文明国家贵族社会的宏大运动的一个阶段。1955年，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提出更富创见性的观点，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对1789年大革命的经典解释。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拒绝将一场从未由工商业资本主义代表领导的革命称为“资产阶级的”。后来，他将这种批判更进一步，指出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主要矛盾并非存在于资产阶级和贵族或者资产阶级和平民之间，而是存在于农村世界和城市之间。 过去二十年间，追随科班的观点，在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对岸涌现出一大批相关研究和理论，彻底颠覆了我们对1787年到1799年间法国所经历事件的看法。比如，我们彻底摒弃了腐朽而泥古的“封建”贵族形象，也不再相信“开明”资产阶级与之进行过旷日持久的战斗。我们开始将大革命时期城市和农村的人民起义同旧制度下的斗争和反抗传统联系起来。我们还开始质疑18世纪法国王室的改革者以及贵族的反动者形象。 今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从1789年开始的大革命主要进程负责人的少数派一面，并更好地认识了法国各地反对活动的激烈程度。随着革命的激进化，他们引起了更多人的不满。革命动员不仅为其赢得支持者，同样也招致了反对者。从这点来看，反革命本身及其产生的影响是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现象。 革命领袖们陷入了一场全面危机，他们自己要为此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时候，他们只能靠盲目的暴力很不彻底地控制局势。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没能最终建立合法的宪政政府，为拿破仑独裁提供了机会。与其说后者是1789年革命原则的继承者，不如说是权力分崩离析局面的产物。他重建的威权政府从未忘记肇始于恐怖统治时期的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 所以，如果抛开民族偏见来看，与其说大革命是一段确立了新秩序的光荣岁月，不如说它是一场最可怕和混乱的内战。这种科学断言早就被那些一直对法国大革命怀有敌意的历史学家们言辞激烈地提出了。他们总是反复强调大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和邪恶的。针对第一点，从里瓦洛尔（Rivarol）和巴吕埃尔（Barruel）开始便出现了各种关于乱党分子和共济会的阴谋论。这些阴谋论的背后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政治神话，到了本世纪初，奥古斯丹·柯香（Augustin Cochin）为其提供了新的内容，他认为1788年至1794年间法国的全部主流革命理论和实践都受到了思想学社（sociétés de pensée）的影响。 对大革命的声讨在丹纳（Taine）1876年到1893年的作品中达到顶峰，这位《当代法国的起源》（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的作者同时谴责了民众无政府状态以及雅各宾派和拿破仑的独裁。显然，这位悲观主义者（他更多的是生物学家而非社会学家）认为，旧制度的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它的灭亡以及可悲的现代国家的建立。丹纳的分析没有被继承者全盘接受，后者通过《法兰西行动》（L’Action franaise）*宣扬保王主张。作为其中一员，加克索特（Gaxotte）就曾将垂死的君主制所取得的成就同1793年出现的“共产主义式”愚蠢制度做了对比。 今天，报刊和电视上充斥着此类夸张的反响绝非偶然。虽然在1981年取得了暂时的政治胜利，左派在法国学界已经失去了它长久以来的统治地位。他们对大革命的长期神化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反作用。值此大革命爆发200周年的动荡时刻 **，许多人又开始像约瑟夫·德·迈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那样，将18世纪90年代的去基督教化行动和恐怖统治视作撒旦之举。 20世纪的革命或乏味或恐怖，在令人失望之余也加深了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感。不过，我们不能为了批判大革命而不加分辨地接受相关最新研究的成果。玷污圣像只会让它显得更加庄严和神圣。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憧憬都可以在那个惊人的十年找到源头。 我们不应该纠结于无果的争执，而是需要反思自己关于大革命的认识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是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们所希望看到的，他们多少带有激烈言辞的辩论是大众了解该问题的主要途径。在法国，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及其友人同支持传统解释，与马克思主义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学者们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的作者并不满足于传播科班及其继承者的理论，凭借着自己对19世纪和20世纪史学的深刻认识，他还要求我们既不要将1789年的革命神圣化，也不要将其全盘否定。 像托克维尔（Tocqueville）一样，他呼吁我们用特别的眼光来解决将法国大革命概念化的难题，把它同时视作延续和断层，这与过去二十年间英美历史学家们提出的大量新颖解释不谋而合。它们很少带有共产主义及其敌人的斗争等传统观念的印记，而是更加关注时局和地区差异的影响，民众反革命运动的重要性，以及众多对大革命失望的个人和团体的反应。 此类研究对大革命做了重新审视，它们更加具体，更关心个体，也更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它不是巴黎这个大剧场的缩影，而是存在着多重矛盾。同革命阶级性质或者“革命话语”的起源等我们惯常的讨论相比，它们提供了更好的研究角度。这些研究完全不同于当前某些人急于和大革命划清界限并将其尽快掩埋的做法。实际上，大革命永远活着，它引发的学术争鸣就是其生命力的最好例证。 本书将要呈现的就是这些学术争鸣，它的唯一愿望是将大多只有专家们才能接触到的知识、成果和假说呈现给大众。值此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客观信息，而非无用的争执。把大革命淹没在普世的展望或者意识形态的冲突中无助于我们对它的反思。希望我的微薄贡献有助于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传播，并对此做一归纳。自从法国大革命跌下神坛并恢复其复杂的现实面貌之后，所有希望更好地理解当代历史这一重要源头的人对它更感兴趣了。 *1908年由同名右翼团体创立的报纸，旨在宣扬该团体反对共和的主张，1944年停刊。——译者注 **本书出版于1988年。——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