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少书的《朋友还是敌人？》一书出简体中文版之际，我应邀为新书写几段话。 我们合作的论文刊登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3年10月号，题为“所幸无战事，1954—1955年美中在金门、马祖的对抗，是偶然、运气还是威慑之功？”（The Absence of War in the US-China Confrontation over Quemoy and Matsu in 1954-1955: Contingency, Luck, Deterrence?）。作者说明中写道：“这篇论文是美国历史学家与中国学者首次合作的尝试。这次合作始于1987年，克服了政治动荡与远隔重洋的障碍，终于在1993年得以问世。论文以丰富的文献、档案与访问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之间所进行的讨论、交流与共识，这不仅涉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解和评估，还要就分析的设定、概念的澄清与框架的构建、方法选择和表达方式达成一致，最终的成果反映了这一交汇融合的过程，很难分清哪个观点或结论来自两位作者的哪一方。” 这个简短的作者说明真实地反映出当年我们合作的情况。1987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正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海峡外岛（即金门、马祖）政策演变的论文，涉及了中美关系、大陆台湾、中苏关系等几个方面。为此，我常去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查找档案资料，并与该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少书当时在斯坦福大学历史系任教，正在完善他的首部专著《朋友还是敌人？》，自然成为我请教的对象。 随着交流的深入，我们兴趣的交汇点也越来越集中。在20世纪50—60年代，中美先后在朝鲜、台海、越南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军事冲突，以致战争。通过对冲突的案例研究，能够更清晰、全面地分析中美在对外决策中各自的方式与特点，以及形成这种方式和特点背后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在50—60年代中美互相隔绝的形势下，战争边缘政策及以军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标，遏制政策、军事威慑，以致核威慑成为双方使用的重要手段和政策工具。1954—1955、1958、1962年三次台海危机中，中美双方政策的变化是很好的案例，也是当时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热点。于是，选定以1954—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作为我们合作研究的首个主题。 在研究中发现，一方对另一方判断依赖的是自身的参照系，而这种参照系受到政治考量和政治体制的制约，受到历史经验与传统的影响，受到决策者打有本土文化烙印思维方式的左右。怎么更准确、全面地了解、判断，乃至理解对方的外交行为和战略动向，增加共同语言，交汇共同利益，减少误判与误断，将冲突有效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避免爆发全面战争，这成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合作研究首先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其次选择关键的环节，以突显中美双方对对方意图的判断及进行决策的过程；最后从历史的分析中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我于1988年初回国，按分工展开了应承担的一部分工作，并就研究的进展与少书时有书信往来。由于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美关系一下跌入低谷，我们的合作研究也受到影响。直至1990年我再次赴美，在布鲁金斯学会做客座研究员时才有机会与少书重启研究，并于1991年完成了初稿。其间正如论文介绍中所说，就分析设定、概念澄清、框架构建、方法选择、表达方式等方面我们进行了反复讨论，由于所受学术训练不同，语言上少书中文不流利，而我英文又是半吊子，对各自国家决策过程的理解深浅不一，更何况有些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感悟，这都增加了我们达成共识的困难。我常感叹，两个人合作研究尚且如此，更何况中美两个国家了。1992年定稿后，投给《美国历史评论》，在该杂志作论文评估阶段，少书来华，我们一同访问了厦门，特地隔海遥望金门，并拍了照片，成为论文发表时的插图。论文发表后，据少书讲反应不错，多年来一直为研究者所引用。 20年过去了，已经是讲座教授的少书去年（2013）到北大授课，我们见面，既回顾了当年合作研究的趣事，又讨论了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尽管两国的经济交往与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仍然是个巨大的挑战。适逢我正介入由王缉思、李侃如中美两位学者合著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后续讨论及商议文集的出版工作。与20年前相比，他们的报告更能面对现实，将战略互疑方面中美双方观点一一列出。他们建议：“展望未来，战略互疑不断增加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两国至多不过是通过努力找到某些手段，来降低因缺乏信任而给各自利益带来的损失。如果减少战略互疑的努力被证明是无效的，双方应该对寻找这些手段有所准备。”我向少书推荐了这份报告，并介绍了我们讨论的情况，如何避免因政治歧见导致军备竞赛与武力对抗，如何维护有利于国内改革攻坚阶段的良好和平国际环境，如何摒弃零和思维、冷战思维、傲慢与狭隘思维，以创新思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有识之士的责任。 少书大器晚成，皆源于在70年代初，他积极投身于美国华人的保钓运动，曾作为美国关心亚洲青年学者访问团的一员于1972年访华，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七个小时的接见与交谈。70年代中美苏大国关系的急骤变化自然引起少书的关注，成为他博士论文的主题，因而成就了他今天奉献给中国读者的专著。《朋友还是敌人？》的出版恰逢其时，历史是面镜子，今天可以借鉴。 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 何迪 2014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