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安安静静、轻轻松松住了多年,出于生活近似隐居,心理上没有一点压力,渐渐地,对于过去一些复杂问题,也开始有些置身事外的客观看法。 凭着这点自信臻于客观的修为,我开始对大陆变色的原因加以思考与检讨,最后也做了个自以为是的结论:对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之所以在三年间便由盛而衰,再由衰而被迫撤出大陆,主要当是由于同时遭逢了三垮冥冥被经济拖垮、被共军打垮、也被学潮闹垮! 经济与军事的问题大家都已经谈得很多,兹不复赘,倒是人们讨论最少的战后澎湃汹涌的学潮,以曾研读史实并亲身采访之故,谈论起来,也许还能引起大家一点兴趣。 浙江大学率先发难 说来,学潮不始于今日,远自古代,每当末世政治不修、经济衰退,学潮党祸往往便继之而起。第一个发生庞大学运的朝代,应该是东汉桓、灵之世。当时,外戚宦官相继为祸,太学里众达三万学子为求改革,遂成清议中心,而为首论政引致党锢之祸的郭泰、贾彪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代的学运领袖。往下数,唐有清流、宋有党祸,特别是在北宋之末,太学三舍的三千九百多名学生,也曾在陈东的领导下,迭次伏阙上书。续降至明代,以东林学院为首的地方学校,也多成为清议抗拒中心。再降自清末,康有为等联合入京应试举子,公车上书言事于先,而新式学校学生与关外留学归来的学人更成为问政及革命主力。最后,到了民国初年,先有“五四”运动,继有“三一八”学潮,规模之巨更是空前。最让人警惕的是,王朝也罢,民国也好,只要大型学潮一起,统治者莫不随之垮台! 也有人说,“七七事变”之前,以倡言抗日而起的各地学潮,不也曾风起云涌,为什么抗战八年之间,学子们含辛茹苦,而弦歌不辍?答复很简单,学生们要抗日,政府便抗战,既能顺应潮流,把套解开,自然没有问题。 及抗战胜利,人心望治,而国府因循迟疑,和战不决,先在美国调解下与中共和谈,答应在中央建立以国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在地方给中共五个省区治理,而军队在国家化之后,实际上也是国(民党)大共(产党)小。这原是让大家都能喘口气的解决办法,可是双方对此都不满意,于是一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渐渐地,国府以为在美国支持下,统一终必有望,而共方在打了几仗下来,也开始发现国军虽仍占优势,但并不像从前那样大得可怕。等到制宪国民大会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如期召开,拒绝参加的中共代表撤离南京,双方便索性大打开来,在前文所述的延安之战展开之后,和谈更成为历史名词。 打仗是最花钱的行当,而战区的破坏,更益发导致了经济萧条。根据京沪区铁路工会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发表统计,京沪地区物价上涨最高者为战前的三万五千倍,最低者为一万五千倍,平均增高了两万六千倍!在这种情况下,当富庶之区如上海、南京、芜湖、成都、常熟、无锡、合肥、杭州都发生了抢米风潮,教授薪金和公费生的伙食费,自然是越来越跟不上飞涨的物价了。 学生们本来对战乱便已心存不满情绪,头一年(一九四六)年底,便曾源于美兵强奸学生沈崇一案而激起游行抗议风潮。在下当时与一批同业自张家口采访回归路上,便曾在北平街上凑巧目击了游行实况。一度更因穿戴塞外衣帽,竟被高喊打倒美国帝国主义的学生们误为蒙古王公,成了请愿者的申诉对象。中共一向接近群众,自然注意到日益不满现状的学生。早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中共主席毛泽东便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中,赞扬了“蒋管区“人民的斗争,号召全国人民要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奋斗。同月,中共中央对晋察冀当局发出指示电更是:“……积极扩大深入坚持学生爱国运动。”同期,周恩来也在其“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中,具体指示在国府辖区的工作原则,说是“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立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在这种情况下,原已吃不饱的大学公费生和缴费困难的私立学校学生,在外力的鼓动下便纷纷开始罢课、游行,第一个发动的当数一向比较平静的浙江大学。早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该校学生自治会便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彻底实行政协决议。这一呼吁,煞似森林野火,一发而不可收,于是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以及“要民主”、“要自由”、“要吃饭”的火辣辣口号下,全国各地大学纷纷发动罢课、罢教、游行、示威。即在此时,下列的一些问题也同时发生,形成了助火的风势:一、各大学要求停止毕业总考,各中学请求废除毕业会考。二、各大学师生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并充实仪器设备。三、上海交通大学呼吁恢复已被停办的航海、轮机两科。四、英士大学为迁校问题晋京请愿。五、各地药专要求提高地位。 凑巧,学潮又赶上了“五四”,各地学生也就展开了“争取民主、保障人权”的运动。这一连串的学潮,迭经南京《新民报》、上海《大公报》、《文汇报》等相继加强报导,越发令人惊心动魄。我们《中央日报》的立场相当困难,一方面,摆在眼前闹哄哄的学潮,不能加以忽视;另一方面,宣传当局又不愿看到我们也参与煽风助火,在几经报社主持人计议之余,才决定采取客观报导但不加油添醋的平实做法。 原则决定了,但做起来却非常困难,特别是主跑教育新闻的黄汉“左派”袖便开始敌视她这位置身党报的教育记者。记得当学潮上升,南京最大的中央大学同学因请增副食费未遂,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开始罢课之后,平常热忱欢迎她的中大,对她立即成为禁区,只要她一走进中大校园,一群群的同学便开始对她高唱起“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的新歌歌词之内诸如“只管你内战为自己,学生的营养你是全不理”一类的尖锐歌词,尽管她脾气很好,但被人笑骂追逐,对一位女士而言,总是难以忍受的。于是为了继续采访、报导,报社决定换人,而我这名平素为人和善而不大激动、更极少在教育场所出现的年轻记者便成为首选。 学生罢课要饭吃 往日,在下或为访友,或为欣赏体育表演,也去过中大几次,当时,只觉得它校区辽阔,气氛安和,特别是诸如“六朝松”一带名胜古迹,更能在宁谧中令人发怀古之幽思。可是,此番专访,情况却又迥异于昔。记得初去那天,时近黄昏,大操场里幽幽地颇有凉意,在几处稀稀落落的篝火四周,分别围坐着一群群聚会的同学,他们或歌或舞、或慷慨陈词,唱的多是《五块钱》、《古怪歌》、《跌倒算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和前述的“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一类反战、反政府的歌曲,至于有否唱过《跟着共产党走》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明白拥共的歌,则人言人殊,至少我去的那两次,便没听到,或者没有听得清楚。事实上,我们《中央日报》记者既被罢课同学视为来自敌对阵营,我们也总是匆匆“巡视一周”便走。其实,像我这样刚出学校不久的年轻人,仅仅在一两年前,还不是因领食公费之故,得成天咽下稗、糠、沙、石 ……掺和的所谓“八宝饭”。 中大领先罢课后,其余公、私立学校一路跟进。同月十四日,中大继续罢课的同学推派代表分赴教部及行政院请愿,指出政府按月发给的副食费现仅二万四千元,营养固谈不到,三餐尚难期一饱。因此代表们请求将上述副食费增为十万元,如物价再涨,再以十万元为标准,继续调整。教部总务司贺司长接见学生代表时表示,学生副食费已准增至四万四千四百元,同学请增至十万元要求,将转达朱家骅部长,但此案既经前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教部实无力更改。继各代表函政院请愿时,政院秘书长甘乃光的答复也与教部相同,会晤中,甘并曾感慨说:“中国人员过多,耕地面积太少,所以中国穷,物资缺乏,所以物价亦涨,你们吃不饱,是实在的情形,可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我也吃不饱,我的女儿也吃不饱。” 中大学生代表们请愿既未获得完满答复,同月十五日乃发动本校及国立音乐院及国立剧专三校同学,一共四千余人,出发做饥饿游行请愿。这天九时以前,我们一群记者便赶到四牌楼中大,只见学生们手执纸张、芦席及铁皮制成旗帜,上书“炮弹?面包?”、“我们要饭吃”、“我们饿上不得课”……一类标语,列队而出。 大队转个弯便到了成觉街教育部,队伍齐入部内,全院一片拥塞,一度因人多路狭,致将门窗及布告牌挤碎。首先,群众要见朱部长,却只见田培林次长代为出面。这位素以粗线条作风名世的田先生,一出场便直截了当说:随着公务员待遇调整,公费生副食费也已增为四万八千元,这是全国性整个问题,教部实无法再请增加。 对此,请愿学生不表满意,“朱家骅快出来,并高声喊叫: 不要搭架子。” 此时,一向衣着鲜洁、风度翩翩的朱部长也闻讯适时自外赶回,但一进门即为学生所阻,乃立于阶前,即以学生携来麦克风向学生讲话,大意是说:学生伙食由政府负担的公费制度,原为战时临时措施,战后政府经济陷入极度困难但为救济贫穷青年,仍继续加以维持。而今公务员生活辅助费调整后,学生副食费自五月起已可增为四万八千元,并决将六七月提前发放,这是政府所能勉力做到的事,所请增至十万元之议,为愿及国家整个财政,是绝对办不到的。词毕,即上楼返办公室。 写到此处,在下不禁连带想起两桩旧事。首先,是清贫学生食宿公费制度的由来。战前,大学学生学杂伙食住宿费用,原则一律自理,及抗战开始,陷区青年学生不甘接受敌伪统治,成群奔赴后方,教育部一方面为了奖助这些爱国青年,一方面也怕他们走向共产阵营,乃建议在大学实施战区学生公费制度,并创设一系列国立中学,以供更多年轻学子就学。据云此项创举,以所费不赀,当局最初颇感犹豫,迭经当时担任教长的陈立夫先生委婉进言,说是这样做,也不过是多配备几师军队罢了。当局闻此,乃欣然应允,想不到这一制度,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且也滋生了一群荣获诺贝尔奖和研制核弹及飞弹的专家。 其次,是朱家骅先生个人在历次学运中先后担任的矛盾角色。犹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大学师生齐向段祺瑞主持的执政政府请愿时,也曾被段氏指为系受共党煽动,并当场开枪打死四十余人,伤者更超过两百。其时,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年轻的朱家骅教授就与学生们站在一起。不料二十一年后,朱先生又成了另一代学生请愿的对象!凡此,都是与本文有关的题外参考资料,写好了,我们也该转回当日的持续请愿活动。 话说当日同学们在教部请愿之后,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转向更高层次陈情。大约是中午时分,大队抵达中山北路上的画栋雕梁、美轮美奂的行政院,由新近以社会贤达转任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先生接见。王先生艰苦自学出人头地,经营蜚声国内的商务印书馆有年,自忖社会声誉最隆,应对口才亦佳,当日乃昂然挺身而出,站在政院门口台阶之上,自以为以长辈身分出面讲理,必可说服请愿的青年学子。一开始,谈到增加副食费至十万元事,王氏即直率以“预算不够,没有钱”做复,不料以此触怒群众,立时引来阵阵讥笑怒骂,剧专学生甚至当场表演“社会贤达”的话报剧,加以讽刺。在下平生在公共场合与岫老接触颇多,只有这天,方才仅有一次地看到他呆立群众之前,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表现得难堪尴尬之至。 不过,久经风霜的岫老也够坚强坦白,这天,他与学生们僵持五个小时,最后,对学生要求,仍以“头可断也无力答复”作答。所幸当日在场宪警,仍能自制,即令学生们在行政院金匾上贴上“民瘦炮肥”四个大字,再在门前朱红漆柱上以粉笔写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标语,也不曾有着什么样的反应。
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第二十九章 三垮齐至,怎么不垮:战后闹垮国府的学期
书名: 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
作者: 龚选舞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副标题: 龚选舞回忆录
出版年: 2015-4
页数: 288
定价: 35.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10044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