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第十一章 惩奸大事，听我道来：习法不曾白费听审不费工夫

我原本是个大学法律系学生，一出校门便转业新闻，原以为四年习法的辛苦是白费了。谁知一进了南京《中央日报》便碰上国府大审汉奸，报社负责人一俟我实习期满，从庐山下来，便告诉我说，今后你的采访路线是法律，举凡立法、司法部门都在你的“管辖”之下，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听审汉奸。 这时正是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为了方便未来工作开展，我积极从事准备，分别自司法行政部、首都高等法院以及报章杂志上，有系统地搜集了逮捕、审理和惩处汉奸的有关资料。 军统局全国逮汉奸 先说逮捕汉奸工作，早自头一年的九月下旬便由军统人员在各地同时进行。论其原因不外是：一、军统一向得到蒋主席的充分信任，在沦陷区原已布有地下组织，对汉奸活动比较熟悉；二、事实上，日本投降时军统武装人员也已潜入东南各大城市，汪伪组织的重要头领如周佛海等多已向军统投靠，由军统掌握、利用，因此叫军统负责捉人，可谓手到擒来。但是，由于军统是秘密特务机关，依法不能公开捕人，因此他们采取行动时，仍是以宪兵、警察、军队等机构之名义进行。 军统局（全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接到逮捕汉奸命令后，即在局内特设肃奸委员会，并采用下列办法：一、中央肃奸范围，以全国二十五个大城市为度，分别设立肃奸分会，主持其事；二、其他地区的肃奸工作，分由各地政府负责；三、军统所属机构，必须奉命而行，不得擅自抓人；四、请政府指定法院，集中审理汉奸案件；五、汉奸财产，由“敌伪财产管理局”处理；六、对抗敌中“立功”汉奸，由军统负责证明。 另在逮捕工作开始时，国府还公布两项重要指导原则：第一，对于伪满、伪蒙汉奸，因情况特殊，一律不咎既往；第二，对一般汉奸，则本着“首恶必办，从罔究”之旨，从宽处理。 在具体捉奸过程中，军统主要采取诱捕和以奸肃奸两个办法。首先，他们编好厚厚一册的“汉奸提名录”，利用汉奸们无处可逃，企图幸获减免心理，要他们自首登记，随后分期分别召见，予以扣留。仅在九月二十六日这天，军统利用这种“请君入瓮”办法，便在南京逮捕了伪实业部长梅思平、伪教育部长李圣五、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海军部长凌霄、伪社会福利部长彭年、伪经理总监部长岑德广、伪宣传部次长郭秀峰等。翌日，又用同一方法在上海捕获了伪湖北省长杨揆一、伪国府委员项致庄、伪中央银行副总裁钱大櫆、伪司法院院长张国元、伪最高法院院长张韬、伪宣传部长赵叔雍、伪建设部长傅式悦、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清乡事务局长汪曼云、伪国府参军长唐蟒、伪驻伪满洲国大使陈济成、伪驻日大使蔡培、伪立法院长温宗尧，以及卢英、潘达、潘三省、林康仪和李士群之妻叶吉卿与吴世宝（又名吴四宝）之妻余爱珍等。 计抓群奸一网打尽 在华北，军统更戏剧性地使用上述“请君入瓮”办法，把大号汉奸们一网打尽。原来十二月五日这天，北平首要汉奸都接到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署名请帖，邀请群奸到兵马司胡同一号伪华北政委会经济总署督办兼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豪宅饮宴。晚上八时，正当群奸毕至，主客畅饮之际，赶到北平的军统局长戴笠却到场拿出一份名单，当众宣布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 这样，座上客顿成阶下囚。由于事情来得过分突然，群奸一时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就中，华北头号汉奸王克敏精神更是紧张，随即倒在沙发爬不起来。这天被捕的，除了曾任伪华北政务会委员长的王荫泰、王克敏和王揖唐，以及屋主汪时璟外，还有伪政务会建设总署督办余晋和、伪治安总署督办杜锡钧、伪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栻、伪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伪河北省长荣臻、伪北平市长刘玉书、伪华北宪兵司令黄南鹏、曾任伪苏淮特区行政长官郝鹏、曾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人称老牌汉奸的殷汝耕等五十余人，当然，我们的散文大家、别号知堂老人的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也包括在内；同时，在天津被捕的还有伪政务会绥靖总署督办、北洋老军阀齐燮元等九十余人。 然而最难抓的，还是当众大叫“老蒋这样、老蒋那样”既傲且悍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这位永远要人尊称她汪夫人的“党国元老”，久镇广东，是南方最大的一条地头蛇，如果捉人时操之过急，很可能发生麻烦，甚至引起动乱。因此由戴笠设计，先伪造一封蒋主席具名的电报，由他的副手郑介民亲自送给汪精卫连襟的伪广东省长褚民谊，电文上说，“重行兄（褚的别号）：兄于举国抗敌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议处。现 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而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印。”褚见电码上附有密码，深信不疑，乃劝陈璧君应命前往，而陈也乐见蒋主席仍尊之为汪夫人，决定带两篓新上市杨桃到重庆送人。谁知他俩中了戴、郑之计，被军统人员辗转押往苏州候审。尽管一路上她不停骂人，甚至对一位叫她陈璧君的军统高级人员教训一顿，说“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我，你们的委员长不敢这样叫我。你是国民党下面雇用的人，你配这样叫我？”可是，尽管叫得厉害，人还是被押往法庭受审。 四千人的大审判 上面说过，军统也采用了以奸肃奸的办法，利用伪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局长、原军统人员万里浪，叫他以周佛海“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部”辖下“调查室主任”的名义，组织了一班人马，对其昔日同僚进行侦查、逮捕，计由他一手抓到的汉奸就有数十人，其中还包括曾任伪广东省长的陈春圃。 如此这般经过了三个月，到一九四五年底，军统在南北各地一共捕获有汉奸嫌疑者四六九二人，其中移送各地高等法院（按依法，汉奸罪第一审法院即为高院）审理者四二九一人，移送军法机关审理者三三四人，移送航空委员会讯办者二四人，在押病故者四三人。 至于汉奸案件审理，国府也先后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及十二月六日，正式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十一条和《惩治汉奸条例》十六条，以为肃奸的法理依据。其时，名法学家章士钊等纷纷上言，除建议及早进行审奸工作外，并主张从速“设置特别法庭”专司其事，但国府却认为汉奸案件仍应依据处理和惩治汉奸案件两条例，交由法院审理，而“设置特别法院，有违法治精神，易滋物议”，不予采行。 一切准备停当，正式审奸的工作，乃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先后在各地进行。在下原定在五月间即开始分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及南京首都高等法院旁听审理，当日江苏高院院长兼审判长孙鸿霖先生是我大学时代“刑法分则”一课的业师，首都高院院长赵琛也已在五月中便趋前访问、接洽。我心想，原想离开法界，谁知又一头撞了回来。 不料，刚把临时设在朝天宫的首都高院的门庭摸熟，就突然被调往庐山央报分社工作，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在山上送走了前往江西巡视的蒋主席，才又回到南京参加审奸采访。 这时，审奸工作早已在各地密锣急鼓式地展开，江苏高院更已拔头筹，先宰了自以为“有功党国”的前任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然后把当时列为头号大汉奸的伪国府代主席陈公博和伪广东省长褚民谊判了死刑并予执行。至于素以泼辣著名于世的“汪夫人”陈璧君，也已在苏州高院被判无期徒刑。另外，在南京组织伪维新政府的北洋余孽梁鸿志也在上海伏法，而在北平组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前北洋直系要角王克敏，也早在先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畏罪服毒自杀。 意外首位受死的缪斌 先说那个原不该死的倒霉鬼缪斌，这个二十四岁便在北伐东路军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少年得志人物，原是何应钦的亲信，国府定都南京不久，即出任位高权重的江苏省民政厅长，任内公开定价出卖县长，被他的无锡小同乡吴稚晖先生纠弹下台。闲居中，曾被何应钦派往日本担任联络工作，谁知抗敌开始，即为他的日军特工朋友拖下了水，参加日本御用组织的新民会和东亚联盟。及一九四茵年十月汪逆组府，更出任伪立法院副院长。一九四五年三月，缪某自称接受重庆国府命令，赴日谋和，且曾与日本首相小矶国昭等进行谈判，终因日本陆海两相坚决反对未成。 及抗敌胜利，缪某自以为曾进行策反参加和谈，可保无事；事实上，一度也曾逍遥法外，过着清闲的寓公生活。不久，虽被捕押往南京，但仍接受充分招待，未料一天深夜，突被押往苏州候审。 为什么缪某遭遇，竟如此变幻莫测？据当日报章透露，是由于美军无意间在日本档案中翻出缪某不久前携往日本的所谓“和平条件”。原来，在当年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的开罗巨头会中，原有任何盟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谋和的决定。如果缪某真的是代表国府谋和，岂不是有违斯议。 于是，在美国询问下，国府乃以处决缪斌、作为否认议和的最有力表白，而缪某也就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在苏州受审，同月八日判死，五月二十一 日执行。成为肃奸文上第一个明正典刑的汉奸。原来，国府对大小汉奸审理，早就有着量刑标准：一、伪“维新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后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汪伪政府最高头目，都判死刑。二、伪省长以处死刑为原则，伪部长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七至十五年徒刑，伪局长为三至五年徒刑。三、其他有涉嫌之处而被拘到庭者，原则上一概处以二年半徒刑。缪某原仅任伪立法院副院长闲职，胜利前又已“赋闲”在家。照例本不致死，但因牵涉盟国的违约嫌疑，因此被拿出来开刀祭旗，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陈公博从容褚民谊狡猾 第二个在苏州受审的是伪国府代主席、伪行政院长兼伪军委会委员长陈公博。远在胜利之初，他一看脑袋不保，乃在日方授意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偕妻子李励庄、伪安徽省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经理总监何炳贤、女秘书莫国康一行七人，密乘飞机前往日本避难，但事为国府侦知，经与日方交涉后，复自日本押解回国受审。在苏州高院受审时，陈自忖必死，在审理中，虽也宣读了三万多字名为 “八年来的回忆”的自白书，但自知是无济于事，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二日审判长孙鸿霖宣布判以死刑时，还勉强笑道：“本人上次早经声明，决不再事上诉，此刻欲说者，即余之自白书，蒙庭长准许公开发表，余实心满意足，愿在此表示感谢，法院之所以判我死罪，是为了我的地位关系，也是审判长的责任关系，我对此毫无怨意，并表谅解。本来，我回国受审，就是要表示出我束身以为服法的范则。” 及同年六月三日伏法之前，他也表现得相当从容，先写了对家属遗书，再写致蒋主席书信。但写了一半，便搁笔微叹，自嘲“当局自有成竹在胸，将死之人，说了也未必有用，“快到中不如不写吧”。然后转身面对监刑法官说： 午了，我不能耽误你们用膳的时间，我死后，遗书请代交家属，现在就去吧。”说完，还与监刑官、书记官握手道别。看来，这汪系下两员大将之一，还有些书生气慨。（另一为顾孟余，虽与汪亦交厚，但守正留渝，未曾附逆。） 接下去在苏州受审的是先后曾任伪外交部长和伪广东省长的褚民谊。他是陈璧君的妹婿，战前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时，他即因屡有标新立异表现受人注目，譬如在六届全运中连夺游泳锦标，被人封为“美人鱼”的杨秀琼在赛后观光之际，褚胡子即以行政院秘书长之尊，亲为杨女驾驶马车，招摇过市，此番被捕受审，先判极刑，褚某不甘就死，乃以携回国父致癌肝脏及遗著原稿为由（褚民谊认为自己一九四二年将孙文腑脏从日军控制的协和医院救出，于国有功），声请复审，且得当道暗中声援，但法官坚持立场，在法言法，仍判以死罪，并于八月二十三日执行。倒是与他一同中计被逮的陈璧君，大概被人视为女流之故，仅判了无期徒刑。 汪精卫之坟遭炸开 此外，上海高院也判了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死刑。这位相当有名的诗人战后本来已逃至苏州隐居，继因其宠妾回沪取宝，为人发现，跟踪回到苏州，把他从藏身处擒获，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南京，梅思平与林柏生也先后在五月受审，同被判以死刑。梅于九月十四日处死，剩下来预计在京受审的，当是汪伪组织中事实上大权在握的周佛海，身任中统、军统与伪统头目的特务大头丁默邨、下水文豪周作人、老牌汉奸殷汝耕、所谓中国社会主义先驱江亢虎、老政客温宗尧、王荫泰和在伪朝中暗地久握实权的罗君强等一类巨奸了。 至于卖国首恶的汪精卫，虽然早在胜利之前即在日就医之际病死，但他也未逃脱惩罚，一九四五年胜利之后，当局便嫌他建在明孝陵前梅花山的 “陵墓”过分碍眼，乃于次年一月中指派工兵部队把汪墓炸开，然后将尸体连同棺材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全部火化。 于是，国府正式还都之日，在中山陵畔，再不见这名晚节不守的叛徒的一点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