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第五章 名山租界，白红夏都：庐山牯岭的沧桑史

一九四六年夏，在奉派前往庐山采访之前，一向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我，便曾有过一个疑问：为什么蒋主席在抗战前后，都把这座只能用脚才能爬上去的深山，选做国府的夏都？ 冠盖云集的小朝廷 远在一九三一年，蒋先生便自南昌北上庐山的牯岭歇夏。翌年，他在牯岭召开五省“剿共”会议之际，也曾在山上发表了后来引起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谈话。一九三三年夏，他进而在牯岭长住，一面召开庐山会议，一面在山上举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次岁入夏，他更在山上扩大举办了军官训练团，决定了对共战略。接下去，一九三五年，他虽因巩固后防，把军官训练团暂时改在四川峨眉山举行，但仍把注意力放在庐山，下令有关方面在收回牯岭英国租地协定上正式签字。第二年，他依然回到庐山避暑。 一九三七年夏，牯岭一隅更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这年，蒋先生提早在五月二十七日便上了山，之后，他继续办训练团，也扩大召开谈话会，一时，全国名流显要咸集山间，不曾被邀登山者，无不被人视为不够分量。即令是行政院院会，七月六日也改在山上举行。 也就是为了让集中在山上的政要学人有一份报纸可看，南京《中央日报》赶在当年六月下旬在牯岭创刊。想不到山上要人们正在商谈如何应付日本的压力之际，七七卢沟桥事变也就同时发生。由于报社的消息灵通，这家临时性的小报顿时成为山上冠盖云集之所，特别是在晚间，急于知道事变发展的要人们，更赶去打听新到的电讯。 抗战中庐山陷敌，蒋先生自然不能继续上山歇夏，但在南京组织伪府的汪精卫却也曾装模作样前往避暑一番，好像夏天不上庐山，便有损他的“元首”身分。及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蒋先生夫妇即提前再度上山。当时，有人说他此行是为了逃避美国特使马歇尔有关和谈的纠缠。说来，这真是有点冤枉。诚如前述，他在战前便曾习惯性地登山避暑，那时也不曾听说是为避免什么样的麻烦。事实上，马歇尔根本是躲不掉的，据我们所知，这位美国大老这年夏天不仅让夫人也住在山上，与蒋府隔溪对门而居，而且不惜往返奔波，在庐山竟有过八上八下的纪录。 那么，是什么原因竟促使蒋先生和他手下的大批政要年年都要远远赶去消磨一阵呢？ 中国名山里的欧美小镇 我的答复是：庐山清凉秀丽，它不仅让人大可逃避南京火炉般的酷热，而且洋人们在牯岭留下的近代消闲设备，更为中国大老们提供了现代化的享受。 为了说明方便，我们不妨从庐山的历史谈起。在远远的八千万年之前，这里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壳运动，一时地层断裂，错动上升，形成山体，遂成原始的庐山。其后，在距今约计二三百万年前后，地球上发生第四纪大冰期，一时，北方寒流，不分冬夏，滚滚南下压来，在庐山、鄱阳湖一带形成冰川，而冰川所挟大小岩石一路冲撞锉磨，更把庐山琢磨成一座峭壁千仞，深涧幽谷的天工雕塑。 又经过很长时期，人类发现此山欣赏斯境，开始为它命名，《尚书•禹贡》称之敷浅原，《山海经》名之为南障山，到殷周之际，据云有匡氏兄弟七人在此结庐隐居。忽一日，人去庐空，不知何往。世人异之，美其所居曰“神仙之庐”。自此，山名“匡庐”，简称之曰庐山或曰匡山。及太史公作《史记》，正式采用了庐山之名。 此后的千百年间，人们一直把庐山视为文人遨游之所、神仙修道之处，与乎大儒讲学之坛。诸如陶渊明在此醉卧山谷、王羲之来此养鹅习字、吕洞 宾在仙人洞修仙论道、朱晦翁（朱熹）在白鹿洞开院讲学，其余诗人墨客如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苏东坡、米南宫（米芾）、唐伯虎和郑板桥，也都曾在此吟哦作书。概括而言，历来，除了长年山居的樵子与偶然一至的雅士而外，一般人之于庐山，只有从文人雅士诗书之中加以欣赏。 一直到清光绪年间，在长江沿岸一带传教的洋人在盛夏苦热之余，才纷纷来此登山避暑，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英人李德立（ Edward Selby Little）更进一步在两山环立的牯岭幽谷之中购地建屋，做久居之计。翌年，清政府更将该地立约租与英人，从此，因外人来此避暑或居住者日众，竟由当地英美德法各国侨民自组董事会，并设牯岭公事房，径自执行警察、财政、工务、卫生及一切地方性公共事宜，牯岭遂俨然成为深山密林之间的又一租界。 说来令人惭愧，洋人们不仅在我们攀爬始得登临的深山秀谷里擅立租界，而且在那里立公所、开旅社、建筑了一组星罗棋布的别墅之余，还搬去了电灯和自来水！总说一句，他们不是在那里寄寓避暑，而是把一座欧美的山间名胜小镇整个儿活生生搬上了我们的牯岭。若把一位中国的乡巴佬突然送到斯地，他绝对茫然不知置身何处。天上人间？抑人间天上？ 随政事起伏跌宕的牯岭 把一座欧美小镇硬搬上中国名山，自难为（也羞为）国人所接受。及民国成立，迭经政府与洋人交涉，先在一九二七年收回，八年后更进一步正式终止了英人在山上的租约。此后，洋人虽仍准在山上居住，但原订地契全被缴还，至于地方行政及公共事务，也都由中国地方政府收回办理，一些洋人一见情势转变，开始售屋离去。举一个例，蒋主席夫妇那幢位于河西路名为“美 庐”的别墅，便是蒋夫人在这时以八千块大洋自一位洋教士手中购下的。 战前，恕我年幼，无缘登临斯地，但新闻前辈兼我的忘年老友鲁潼平先生，其时却在山上盘桓颇久。他说他在一九二七年自美研究新闻学归国后，先后任教浙江大学及任职外交部，总觉得未能一展所长，一九三五年一处新闻机构计划开创英文部，有人介绍他上庐山谒见蒋先生碰碰机会，谁知他一到牯岭，蒋先生却到山那边的海会寺主持军官训练，等了个把月方蒙接见。在等待期间，他住在放假空出的美国学校，天天外出寻幽访胜；无聊时便约同楼桐孙、陈茹玄与史尚宽几位立委做竹林之游，在幽静清凉、与世隔绝的名山之间，过了一段非常悠闲的生活。据他回忆，“围剿”江西共军是当时国府首一要务，蒋先生为了就近指挥军队、训练军官乃驻节山上，而举国政要、名流，不论是为了办事、谋事或是论事，事事都得上山，于是，牯岭无形间遂成夏都。 不过，中国的上层人物虽然云集山间，原居是山的洋人们，却也依然住在谷中“长衢”两面的大小别墅，而美国学校也只有在暑假期间方才暂充旅舍。 只是经过了八年抗战，洋人在山上遂成“稀有动物”。记得一九四六年八月我上山采访时，马歇尔、司徒雷登以及他们的极少数随员们还不时得见，第二年夏间，由于国内局势开始逆转，连酷爱庐山的蒋主席夫妇都只在牯岭抽空小住九天，中国的公卿、西洋的教士们更都在山间绝迹不见，像我这个八月间便被派上山去守候蒋先生驾到的特派记者，没等到他老人家上山便被召返京去了。 不过，一九四六年胜利复员之际，国事既然一度有若日丽中天，牯岭也就盛极一时。记得这年夏初，这处最具洋式享用设备的中国名山，由于久经战乱屋主远离，原来的西式别墅率多残破不堪，有的更是屋顶倾覆，徒余四壁。可是消息最为灵通、也最能窥伺上意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将军，一听牯岭又将重做夏都，便立即赶上山去，以重金雇用了大批技艺高超的木匠、瓦匠、漆匠和泥水匠，在一夕之间便把一幢破屋重整成舒适洋房，而专门服务该社的画师更能在几小时内挥舞彩笔，及时为新屋壁间配上新画。即令是与洋房搭配的沙发与席梦思床也不缺一样，因为由黄总干事派出去的采购专员，早就沿江把上自汉口、下至芜湖的上好家具收购一空！这种大手笔的壮举，历史上，大约仅有曹雪芹老家当年接驾盛事堪与一比！ 溯自中西交往以来，资本、帝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做了太多太多的坏事，极少极少留下来的一点好东西，其中之一便是在中国天然名胜之中留下具有现代享受的休闲绝好去处。上述的牯岭、河北的北戴河、山东的青岛和河南的鸡公山都是，就中，牯岭与北戴河更是不断与政治和政要密切相连，总是脱不了关系。 即使是自视普罗大众的中共，也丢不下这块包袱，一样承受了洋人的遗产。一九九三年夏，我偕妻回到湖北武穴展拜岳家庐墓，乘便跨过新建的九江长江大桥，再返庐山一游。其间，我首次走进当年视为禁地而今日转做博物馆的“美庐”，也参观了毛泽东上山歇夏的大别墅。让我略感惊讶的是，美庐看上去不过有若美国的中产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