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往事——3 这个世界还有谁肯接纳我们？

3 这个世界还有谁肯接纳我们？ 我父亲自由后，和我一起住在他当律师的弟弟家里。他必须马上签署一个文件，声明他会尽快离开德国。整个形势已经如此没有希望，我们确实必须快些离开1。但问题是，哪个国家会接纳我们？ “二战”前，在纳粹德国掌权的1933年到1939年中，有30万犹太人离开德国和奥地利。但英国、美国等国家不愿意公开得罪德国，更怕一旦大规模接受犹太难民，大量的犹太人会蜂拥而至失去控制，给本国造成治安、就业等方面的冲击。那时有8万多犹太人到达了美国，但美国当时的移民配额比这少得多。1938年32个国家召开会议讨论犹太移民问题，只有加勒比海小国多米尼加同意增加移民配额。 美国是有移民配额的2，当年的配额已经用完了。父亲从出狱那天起，就和我从一个领事馆辗转到另一个领事馆，天天都在跑，每个地方都得坐上几个小时。最后，我们得知，世界上唯一愿意接收移民的国家只有中国3，城市是上海。 那一时期，在犹太社区各种各样的传言中，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上海，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去的地方。 上海是当时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一个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犯罪活动都可能存在的地方，连小偷和乞丐都组成了帮会团伙。这个城市妓女的数量如果按人口平均数的比例，比世界上大多数城市要高得多。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上海没有人会过问你的入境签证或护照，只要能去上海就可以在那里落脚。 那时，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欧洲找不到一个国家能接纳他们入境4，而到中国的上海，犹太人可以登陆。从1937年到1940年，大约有两万多犹太人到达上海。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犹太人就是外国人，和其他在华的外国人一样。中国人从来没有反对犹太人的传统，中国人的哲学体系，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佛教、道教都没有引导人们去仇视或蔑视其他的宗教或信仰。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没有反闪米特传统的国家5。 大多数到上海的移民都是从意大利乘船去，到达上海后，他们得到了庇护。也有一部分人乘火车从波兰经俄罗斯西伯利亚到达满洲里的大连港。从那里再乘日本的海岸蒸汽船，花三天的时间到达上海。我们去问过船票，船票早就预订到明年了。并且，我们的火车要经满洲里再到上海，而满洲里已经被日本占领，需要过境签证。日本领事馆很干脆地拒绝了我们的签证。我们询问过一个处理移民事务的犹太组织，叫犹太移民救助社6，他们有经费，可以帮没钱买票的移民支付买票所借贷的费用，但交通工具要自己想法解决。 我们住在父亲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妈家里，等待俄罗斯的过境签证。我的姑妈和当律师的叔叔住在同一栋别墅里，姑妈家住地下室的一层，律师叔叔在楼上一直住到他家移民以色列为止。姑妈和姑父对我们很好，与我们分享家里能有的一切。但老实说，我父亲以前对自己的妹妹是不大在意的，全家人聚会时，总是到楼上富裕的叔叔家。 姑妈家虽然条件不好，谈不上舒适，但至少我们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几年以后，我们在中国听到消息，就在我们离开德国不久，姑妈一家就被遣送到集中营，最后在大屠杀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用说，如果我们不离开德国，这也会是我们的命运。 父亲的哥哥，我的伯父里昂从中国来信，告诉我们他和现在的妻子佛莱德尔，还有儿子全家，住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中国政府选择重庆为临时首都，一是因为离前方战线远，二是因为重庆是山城，建筑在坚硬的岩石上，可以挖掘很多很长的防空洞，庇护众多的人口，因为那时日本轰炸很厉害。我的里昂伯父在1933年移民中国，最先落脚的城市是哈尔滨，以后跟着中日战争的战线转移，最后到了重庆。伯父根据亲身经历和较为灵通的信息认定，跟中国的政府部门转移到大后方比较安全。（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放弃了利用在东北的犹太人的方案，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处境就很困难了。而上海呢，在我们到中国前已被日本人占领，上海的犹太人被迫迁入小小的虹口区隔离地带，生存条件极其糟糕，毫无自由可言。因此，到重庆是精明、圆滑且有社交能力的伯父的明智选择。）那时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旅行社已找不到任何一条水路或陆路让我们能够到达上海，到重庆也是战时的形势所迫。 父亲和伯父两兄弟之间的通信很费时，几个星期才能收到一封信。伯父在信上说，他和中国的高层人士有关系，有办法签发一个到中国内地的入境签证。而到上海，是不需要签证的，坐船或者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去都行。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中国驻柏林的大使馆拿到去中国内地的签证，不是去上海，而是去中国的战时首都！ 从那天起，我们就开始寻找这样那样的交通工具。伯父在另一封信里劝我们乘船到缅甸的仰光，从那里他再安排我们到中国的昆明。我听到这个安排，简直高兴得睡不着觉。其实，伯父的设想只是一种幻想，甚至是吹牛。但对于绝境中的人来说，这就是生的希望，谁会去想可能不可能呢？只要能逃出德国就行，我们出生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地狱！ 旅行社为我们订了从英国南安普敦上船的票。整个航程安排是从英国启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再通过苏伊士运河从地中海到印度洋，最后到缅甸仰光。 我们必须先从汉堡乘船到英国的南安普敦。我们的行李装了四个大木箱。里面有我们的衣服和父亲的医疗器械。所有能让这位肺科医生在一个新地方重新开业的东西，他都装进去了。根据海关规定，我们将所有装进去的东西，连几个银盘子、几根银调羹，都分门别类地用打字机打出清单，这样花了好几天才弄好。上交后等待批准，结果又说我们做得不对，已有了新规定，清单要打在海关的专用表格上。这样，父亲又不分昼夜地赶着重新打印。送上去的清单终于得到批准。我们将所有的东西装了四个大木箱，送到海关去检查打封。所有这些东西中，有一种医治肺结核病的血清，是父亲自己多年来研究发明的，非常珍贵，对他今后在中国开业非常重要。他申请移民战时中国首都之所以能被批准，就因为他是肺科病专家。他在每个行李箱子里都放了一瓶血清，却没有在我们随身的手提箱里也各装上一瓶。他确信从南安普敦启程的行李没有问题。他还有另外一个大盒子，里面全是他的医疗器械和医书，都是经过海关严格检查后打封的。这个大盒子交给了一个托运公司。（但是离开德国以后，我们再也没见到过这个大盒子以及那四个大行李箱。） 我们当律师的那位叔叔，在我们启程前的两个月就乘船到巴勒斯坦去了。那时候他很幸运，可以把所有的财产都随身托运，他的家具和其他托运件整整装了两个木头集装箱，就和今天的集装箱一样大。当时我也在场，我看见在海关官员监督下，所有的行李逐一装进集装箱。装箱的过程气氛很友好，休息时还招待海关人员喝啤酒吃零食。海关人员很同情他，让叔叔尽可能装上想带走的东西。一天装不完，还把剩下待装的行李封存在一间屋子里，等第二天再装。为了利用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我叔叔通知所有的亲戚，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都送来，让他随船带到巴勒斯坦。被通知到的人都将他们家的银餐具等打包送来。但就这样把东西放在海关封条封着的门前不行，必须按照专业的要求，用海关发的包装纸、包装绳，按规定打包捆结才行。这件事叔叔让我来干，打包人员告诉过我怎么做。我喜欢做这些事，也做得很好。所有的东西后来都平安运到巴勒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巴勒斯坦属于英国托管，准许犹太人从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土地并在那里定居。但随着犹太居民的增多，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1929年爆发的一场巴勒斯坦暴动中，阿拉伯人杀死了133名犹太人。接着在1936到1939年间又有数场暴动发生。阿拉伯人以此对英国托管当局施压，要求完全停止犹太人的移民。英国在1939年颁布了一份白皮书，规定1939年以后的5年内犹太人只能再移民7.5万人，此后不再接受犹太移民。我的律师叔叔很幸运，申请移民成功，然而，他的所有送来宝贵行李的亲戚，却没有机会能够移民，最后，他们都消失在大屠杀中了。我的父亲因为先前的迟疑，也错失了去巴勒斯坦的良机。等他决定离开德国时，才着手申请移民，我们父子就完全排不上号了。现在我们只能尽力想办法，去中国，去中国！ 当我们的轮船“汉莎”号一帆风顺地到达那里时，英国却不让我们的船靠岸！因为就在那几天，德国已向波兰发动进攻，同盟国政府已经对德国宣战了。我们的轮船只得返回汉堡。我们回到汉堡后，首先是找吃找住的大问题。所有的餐馆门口都标示有“犹太人禁止入内”，我们当然就不进去了。有一家标的是：“不欢迎犹太人”。肚子饿了，我们不管他欢迎不欢迎就进去。吃饱以后找过夜的地方，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们四处碰壁。终于有一个人上前来问我们，是不是要找睡觉的地方。我们说：“是的，但我们是犹太人！”“谁管那么多！”他说，就带我们去了一家小旅馆。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钱从汉堡回柏林了。还好，去缅甸的船票是犹太人救护组织出钱买的，父亲把二等舱的船票换成三等舱的，用余下的钱买了火车票回到柏林。回到柏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我们的旅行社想办法，怎么去南安普敦。旅行社说，不必担心，可以坐火车到荷兰，从那里乘轮渡到南安普敦，船还有一些日子才起航呢。这样，又通过犹太人救护组织的安排给我们买了火车票，我们登上了去荷兰的火车。 德国境内的最后一站，就是德国出境荷兰的关口本舍蒙，那个关口以穷凶极恶的搜查方式而臭名昭著。但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后来让我吃惊的是，过境处竟然很友好。火车进入荷兰后的第一站叫欧登堡。我们在这里很干脆地被拒签了，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直接就把我们送回德国境内。 我们又回到了本舍蒙。 这样的挫折让我绝望得真是要疯了。我们哪里有钱回柏林呢？每个犹太人只许随身携带5个马克出境，我们两人的10个马克只够父亲发电报给我姑妈，让她电汇80马克给我们买火车票回柏林。 第二次回到柏林，我们被告知还是有机会从法国（英国的盟国）的马赛上船的。我们又去法国领事馆申请过境签证，然而，我们竟被一口拒绝了——这一年，德国进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法国已危在旦夕，法国政府和欧洲各国政府不敢得罪纳粹德国，便对身处险境的犹太人关紧了大门！ 见鬼啦！这个世界还有谁肯接纳我们？ 荷兰和法国连过境都不让！我受够了！ 我们只有等待奇迹发生，让我们离开这个地狱般的地方。 我们住在姑妈家酒窖里的一间屋子里。生活条件越来越差，不只是犹太人，一般的德国人也一样。所有的食品必须用配给证购买。移民只能携带少量的行李出境，为了以后的生活，我父亲不让打开海关封好的行李箱，我们只能靠身上的几件衣服过冬。那时的生活就完全靠救济金了。 每天，我和父亲一家家旅行社跑，想打听出一条去中国的通道。他们都说可以坐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经俄罗斯到满洲里再转上海。但这样要先取得日本人的过境签证，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要等上几个小时，最后得到的只是：“不行！下一个，请！” 总算有一家叫库克的旅行社让我们见到一线曙光。他们说，新开了一条俄中航线，在俄国境内离中国边境不远的阿拉木图，有航班飞往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有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的航班7再从乌鲁木齐飞往重庆，那就是我伯父里昂住的城市，只要我们取得俄罗斯过境签证就行。我们在苏联领事馆排长队递上了申请，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必须耐心等待莫斯科的批准。我父亲告诉苏联人，德国共产党的罗莎•卢森堡是我们的亲戚，希望这会有所帮助，但我们还是等了很长时间。我们必须每周亲自去询问整个进展情况，打电话是不行的。我们在绝望中依然等待着，但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等待俄国签证的这段时间，我进了犹太社区办的技工学徒学校。这是专门为移民办的，培训如何使用各种机床和其他工具，好让移民们在新地方谋生立足。我在这里学会了气焊气割，每样和机械有关的手艺多多少少都学了一些。我很喜欢做这类活儿，因为我以前在一家修车行干过。我后来在中国，特别是父亲去世后，若没有职业学校的这些培训，是无法谋生的。 1939年冬天，天气越来越冷，我们简直冻僵了，但我父亲固执得很，就是一个箱子都不准打开，生怕海关的封条给撕掉以后不让带出境。买衣服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全靠社会救济过日子，连吃饱肚子都办不到。我们天天盼望的，就是拿到俄国过境签证，乘火车到离中国边境不远的阿拉木图，再从阿拉木图乘俄国飞机到中国的乌鲁木齐。这是犹太人救护机构能够为我们付费的最远地方。再以后的交通就要付美金，但德国没有美金，犹太人救护机构只能为我们提供德国马克。到了戈壁以后怎么办？我们无法设想。但不管将来如何，只要能离开德国，离开这个曾经是我们的生养之地而现在却是地狱的地方就行！ 终于，在几个月的等待后，我们接到通知，让我们拿护照到俄国领事馆盖章。我无法描述当时有多么激动兴奋，我甚至梦想在沙漠里生活，住在帐篷里过夜。 几天以后，我们和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姑妈夫妇告别。那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出境课以越来越高的移民税，除了随身带5个马克出境外，所有存款予以冻结，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地侵占。接受国家的门槛也高，除了有配额限制以外，对申请人有财产、职业和技术等诸多选择，比如到巴勒斯坦就需要2000英镑的入境费。这样高的移民费 我15岁时的护照 护照上盖有犹太人的标注“J” 用对穷人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能够逃脱厄运的犹太人到了异地几乎是身无分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逃出德国的。我的姑妈和姑父，他们就几乎没有丝毫希望离开德国。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没有听说毒气室，但我不知道，留在德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而几年以后，我们就听说他们“消失”在集中营里了。 怀着复杂的心情，我们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一路上，还时时担心会出什么事，毁了我们的中国梦。 注释 1 “二战”爆发前，为了建立纯粹的雅利安人德国，纳粹政权一般并不阻挡犹太人移居国外，通常是剥夺其财产后迫使他们迁往别的国家。在第一阶段里，犹太人的经济与职业生活虽已日益恶化，但还勉强能够维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希特勒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权还一直掌握在右翼保守派理论家手上，主张“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经济原则”来发展经济和军备生产。但是到1937年以后，纳粹德国已实现了充分就业，并开始通过《四年计划》的实施走向全面战争。因此，纳粹当局打算通过迅速剥夺犹太人的全部财产的方法来资助战争经济，在强迫犹太人将自己所有的工商企业、地产、有价证券、珠宝首饰和艺术品都变卖掉后，再将他们作为“外来的异类”尽快地赶出国境。 2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国门是紧闭的。当时的移民名额极其有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以后，即使在很多人遭受纳粹迫害的时候也没有改变。“二战”结束后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不同意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允许欧洲难民进入美国的提案，他们担心大量移民会抢夺本国人民的工作机会。经过多番努力，“二战”之后，美国接纳了40万犹太难民。到1951年约有50万难民被批准跨入美国的大门。2012年美国的犹太人有5,275,000人，与以色列的犹太人5,703,700人相当。 3 严格地说，中国接纳犹太人，也由于中国当时的外交内政羸弱，没有移民法规，从而没有限制犹太难民一批接一批地到来。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开始有1000多俄国犹太人取道哈尔滨移居上海。1933年，大批犹太人为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流亡上海，多数聚居在日租界地境内，日本当局将其按照无国籍处理。1938年，德国、奥地利、波兰有2万犹太人为逃避纳粹迫害来到上海。他们也集中居住在提篮桥一带。1943年2月18日，日军将14,245名犹太人迁入虹口隔离区内，人称“小维也纳”。日本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制定了一份《河豚计划》，将逃避纳粹的欧洲犹太难民安置在满洲国，其后也包括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这样不仅可以获得预想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取悦美国，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推动他们向日本投资。 4 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为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犹太人开始移民。犹太复国运动政治家哈伊姆•魏茨曼在1936年写道：“看来世界将要分为两部分：犹太人不能生活的地方，以及他们不能进入的地方”。 1938年7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法国召集的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莱班会议上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末，要找到一个向犹太移民开放的目的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1939年欧战爆发，英法瑞士关闭边境，不接受犹太难民。这样，作者的父亲1939年才下决心移民时，欧洲已找不到一个国家接纳犹太人入境。 5 闪米特人，又称闪族人或塞姆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沙漠的游牧民族，相传诺亚的儿子闪姆即为其祖先。阿拉伯人、犹太人及叙利亚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居民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反闪米特传统是特指反犹太传统。 6 “二战”时著名的国际救援机构有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救助机构。成立于1914年，总部在美国纽约，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有分部，德国的分部就是作者所说的犹太移民救助社。其经费来源于慈善捐赠，为犹太人和其他种族提供紧急救助，如食品、药品、移民职业培训、移民签证和交通安置等事务。到1939年为止，这个机构帮助11万犹太人逃出德国。1940年以后，这个机构策划各种行动帮助犹太难民逃往美国、加拿大、南美洲。在占领区进行地下活动，转移难民到西伯利亚、远东和中国。1945年“二战”结束后，又帮助难民重返家园，移民巴勒斯坦等地。救助机构在各地有难民厨房，可到那里领取救济食物和药品。 另外还有因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建议而在1933年建立的国际救援委员会。 7 1930年2月21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建立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但当时乘坐飞机的，主要是一些政府高官，老百姓对此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