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平庸只身远赴中国,果然动荡乱抢横扫珠江 照理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新闻从业者,到了新环境里,应该不管周遭如何混浊难行,便一头扎将进去,还要轻松自如地攫取到真相的明珠。如果这是常规情形,那我便是一个硬生生的例外。那时是在1926年年初,我头一次前往远东。从一开始,我便连连犯错,而且,我对事态的评估一直有误,直到我在中国待满了两个月,才稍有改观。 我在旧金山订了一艘老船西伯利亚战神号的来回船票,前往远东,有效期是六个月。我的初衷只是作一次短期出游,然而,从这一刻起,我已经估计错了。我不仅没有在半年后回美国,反倒在中国待了整整十五年,一直住到1940年10月中旬被日本人赶出来为止。 回首往事,我发现,我遇到的一系列事情,总与初看时的印象有别,这种情况,从我们的轮船靠近日本海岸时就开始了,可以说极具象征性。在船上吃晚餐时,听到通知说,午夜一过,船就要在横滨港外下锚停靠,等凌晨时领航船来领航。没想到晚上9点时,我突然看到了日本海岸的灯光,不禁大为振奋。只见一个庞大的、熠熠闪光的半圆形物体逐渐显现,在船的前面划出道弧线来——我想,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弧形的港湾。我们离开檀香山后,行驶了九天九夜,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正想着,我们突然就闯入了这些灯光中间,然后又劈波驶过。原来,那道光芒四射的弧形物体只是一支巨大的日本渔船队。横滨还远在西边,隔着无数英里呢。 我对案头工作一向厌恶。这次的远东之行,是过去二十一年里的第二次叛逆之举。1905年,我三年级未念完,便离开了斯坦福大学,在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发言人报》谋了一份实习记者的职位,周薪只有十美元。那个时候,在美国西北地区,日报社的文字记者薪水很低,而编辑或管理人员收入却高,生活无忧。所以,到1912年时,我已经在斯波坎的另一份报纸《记事报》做过好几份编辑方面或“坐办公室”的工作。但是,远离报道业务及写作让我极度不爽,因此,1912年,我辞了工作,前往英属哥伦比亚,那里有我买下的一大块荒地。不过,我没有当牧马人谋生,而是乐不可支地住在一栋巨大的木屋里,期望通过写小说和剧本糊口。 可惜,对案头工作的第一次背叛一败涂地,我只得冯妇再做,重新干起了报纸的老行当。1915年年初,我收到檀香山《星报》的电报,愿意给我一个职位,遂前往。令人沮丧的是,甫一上任,便是担任城市版编辑,又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年。我一边干本职工作,一边不停给美东的各大报及各通讯社投稿,试图谋一份派驻远东的差事,却徒劳无功。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日本已经从德国手里接收了青岛,从新闻角度考虑,远东是一潭死水。全世界的兴趣,都集中在欧洲战争上。 在檀香山那五十一个星期里,我朝思夜想着要登上那些轮船,从檀香山往西,驶入日落的远方。但结果却相反,我又掉头向东,驶回了红日高升的美国大陆。另一份案头工作在等我——《爱达荷政治家报》,报社地址在博伊西。在那里,案头工作一干又是四年,职务是总编辑。接着,我移师洛杉矶,在《洛杉矶时报》工作五年,还是案头工作。 紧接下来的一年是在好莱坞度过的,为塔尔梅奇(Talmadge)姐妹中的诺尔玛(Norma)及康斯坦丝(Constance)写故事及字幕。这是灾难性的一年,令我极其不快。这段时间我收入极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那时的好莱坞一片混乱,波兰出生的高德温(Sam Goldwyn)在电影里糟蹋英语,闹出许多笑话。但是,把坏事都算到他一个人头上并不公平。百分之八十的错误,其实是电影行业里其他头头们犯下的。 其时,好莱坞正处于有声电影到来的前夜。但对那个时代,我已烦透了。于是我再次对案头工作反叛,动身去中国。我的经济来源很不可靠。我和北美报业联盟签了一个协议,通过邮寄方式,向联盟下面的许多报社供稿。若获采用,稿酬是每一栏五至二十美元。记者朋友们管我这种收入叫“奴隶稿费”。 1926年年初,美国的报纸、美国的公众对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事情,一概兴趣寥寥。东京和北京的美国记者很少。在上海,全职的美国记者只有一人——合众社记者。其他美英报纸的记者都是兼职的,他们的主业是为当地的英文报纸工作,偶尔才寄几篇稿子给纽约或伦敦的报纸,只能算是副业。他们或拿可怜的低稿酬,或领极少的津贴,但平时不必写稿,偶尔才根据来电要求写点东西。 后来,一直被西方忽视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南方日益蓬勃,我开始摸索着了解这场运动重要的世界意义。让我震惊的是,即便在香港这么重要的城市,对这场运动的报道也极不充分。当时,我发掘了一件真正的世界性新闻,由于我的协议对象都不接受新闻电报,我决定把这个消息转投给合众社。这家重要的新闻采写机构在一栋楼房的四楼,大楼很脏,没有电梯。门楣悬一块律师招牌,律师有一个葡萄牙名字。进得房间,见里头只有一个中葡混血的青年,约莫十六岁。我问这是不是合众社的办公室,他回答是,又补充道,他父亲是合众社的记者。 “你父亲呢?” “噢,他病了,在家里。” “他什么时候回办公室?” “不知道。” “他病了多久了?” “差不多六个星期了。” “那谁在替他采写新闻呢?” “没人。” 律师抱病在家,儿子又懵懵懂懂。那年轻人倒是允许我查看合众社的文件。我发现,最近的一宗开支记录,离现在已经快七个星期了。 我前来远东时,对这种情况是一无所知的。那时,我主要关心能挣点稿酬的专题报道,对突发新闻想得少,对于抵埠后目击的各种事件的重要性,估计也不足。 再说进入日本的那晚,我的船穿过了灯光熠熠、排成半圆形的日本渔船队,次日凌晨便首次抵达日本。日本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横滨几年前刚被地震摧毁,正在缓慢重建,处处是令人沮丧的废墟。东京总算活了过来,看上去蔓延无度,虽然丑陋,却隐藏着许多魅力无限的美丽景点。德梅瑞•佩斯(Demaree Bess)领着我在东京到处参观。几年前,我在《洛杉矶时报》工作时,他是我的同事。他带我看寺庙、酒吧、风景如画的公园,还有他自己的家。他的家有玲珑精巧的花园、拱桥和石头灯柱。时节尚早,樱花未开,无缘欣赏。整个旅程中,我没有同日本人打交道。 镰仓地区的美丽是名副其实的,山峦起伏,林木森森,处处有佛寺,更兼清溪纵横,湖泊密布,有着传说已久的内陆海。不过,作为新闻从业者,倒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能勾起我的兴趣。初次造访后,留下的印象,与一般的观光客无异,无非觉得神户北部Tor酒店高尔夫球场的风景至臻完美,神户东方饭店大堂的苏格兰威士忌妙不可言,某家小旅馆评价过高,房间污秽,等等。 日本的传统房屋往往精心维护,整洁程度堪称典范,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学不会维护西式楼房的窍门。不久之后,我在满洲及中国见过许多日本人建造的高级酒店、办公楼和领事馆,都因管理欠善,变得肮脏破败。这些建筑一旦启用,不出一年,就弥漫着令人欲呕的尿臊味——不是一般人的尿臊味,而是每日吃两三次腌萝卜的人特有的尿臊味。在这方面,腌萝卜的后果远比一大盘的芦笋严重。 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也颇具欺骗性,好比日本渔船队给我造成的错觉。离开神户后的第二天,夜幕刚降临,船已经到了混浊的水域。黎明时,引擎的震动突然停了,我顿时醒来,从铺位跳了起来,急不可待地想看一眼新大陆。从圆窗里望出去,是泥浆般的混水,令人难以置信;再一眼,看到平坦的泥岸,还有一个高耸的广告牌,用英文写着某个闻名遐迩的美国口香糖。视线里没有亭台楼阁,耳朵听不到寺庙的钟声,鼻子也嗅不到微风送来的香辣美味。我恹恹地重新爬回铺位,蒙头再睡,直到船在上海码头系缆。 我的目的地是南方,在上海只勾留了一日。这天适逢春雨来顾,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天,闷热也过早地来了。我觉得,在我到过的城市里,上海是最脏的。我在街头巷尾目睹的贫穷,真可谓触目惊心。即便在上流场所如理查饭店及汇中饭店里泡酒吧,气氛也阴郁不堪。要是那时有人对我说,我将要连续十一年以此地为家,我非厥倒不可。 原本是想在中国撰写一些背景新闻和专题报道的,却渐渐觉得渺茫起来。好在这时去拜访了索克思(George Sokolsky) ,捎去了一封介绍信。信是日本的一位记者朋友写的。 索克思建议说:“还是别待在这儿,现在这里什么事都没有。也别去北京,那儿简直是个停尸房。最好是去广东。我在那儿待了六个星期,刚回来。我先不告诉你那里的情况,免得你产生偏见。但你一定得去,先去找李才(Li Choy译音),他是《广州英文日报》主编。我会写信告诉他,说你要去。” 上海天色晦冥,更兼阴雨连绵,彻底勾销了我游玩度假的兴致。好在我先前订的船票还要一路前往香港、马尼拉,再返回香港,于是便按原计划行事。 没想香港比上海还要糟。雨更多,雾更浓,闷热也更甚。至于首度马尼拉之行,则觉得这地方不秀美,也无趣,倒是让我见识了连续两天不休不止的热带豪雨。 于是原路驶回了香港。上午抵达时,大雨如注,使我对东方的幻灭感几近圆满。我把箱子存放在香港饭店,搭上一艘旧式的平底船 Fatshan号,逆流前往广州。珠江被蒙蒙细雾锁困着,船便一路鸣着笛,突突往前开。夜幕垂落后,我们在沙面岛外不远处停船下锚。沙面是广州的外国租界,整个岛几乎漆黑一片,但它背后的广州西关城区,则映出一片红光,照亮了夜空。近处江面上,停着两艘小型军舰,亮着清冷的泛光灯。具说那是英国和美国的军舰。图1 晚上禁止上岸,必须等到次日天亮。正想着怎么挨过这无聊透顶的夜晚,一个乐呵呵的苏格兰人撞了上来,邀我到餐厅共饮几杯,不禁一喜。 我们拣张桌子坐了,斟满杯子,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河面响起一阵枪声。随即,身后传来玻璃窗的碎裂声,再一看,同伴手中那杯威士忌加苏打炸了开来。我们两个都愣愣地盯着那苏格兰老兄的右手,只见鲜血正从他手里涌出来,滴在雪白的桌布上。 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我抓起块餐巾,刚想替他包扎止血,Fatshan号却陷入漆黑之中。不远处,那艘英国军舰甲板上的机枪开始喷射,一串串的曳光弹钻进雾霭沉沉的夜空。 我在中国的十五年正式启幕了。这十五年里,我再也没尝过无聊和沉闷的滋味。
民国采访战——不甘平庸只身远赴中国
书名: 民国采访战
作者: [美] 哈雷特·阿班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
译者: 杨植峰
出版年: 2008-6
页数: 335
定价: 34.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温故书坊
ISBN: 9787563375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