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袁敏的信 王旭烽 袁敏： 从去年十月间始读你的“重返1976系列”第一篇《我所经历的1976》初稿，到今年《收获》杂志专栏里你连发的后两篇《从醉白楼到留椿屋》、《追寻真相》，关于三十年前的这个人间四月开始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就与你开始了悲欣交集的心灵对话。 其实，关于总理遗言事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有过相关的一些报导和文学性记载，我还读过当事人李君旭自己发表的回忆文章，记录他当年在押时的情景。由于这个事件的最初策源地发生在杭州，又与你家有着如此特殊关系，还由于当年我们就相识，作为这个事件的边缘与旁观者，多少有些知情。因此，三十年来，在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你也会间或嵌进一段对当时事件的回忆叙述，而我们这些你当年的朋友，也会补充一些作为同时代人的回忆。我相信有许多人都建议你能够把这段历史如实地记录下来，而你现在则用了你的小哥哥袁中伟当年出狱时的话--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以此诠释这三十年来的巨大的等待与沉默。我想，因为纷沓的未来正接踵而至，而尘封的往事又过于重大，要说清楚史实，分析破译这历史事件背后的密码，洞察历史的天空给我们布下的深邃迷团，何其艰难，此事因此悬置三十年，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我依然是希望你能够把这段历史以纪实文学方式记录下来的积极建议者之一，原因不外乎有二： 一是对史料的抢救性记载与挖掘，这一点，你已经在你的第一篇叙文《我所经历的1976》中开宗明义的说明。三十年，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可有些至关重要的情节细节，实际上是以分秒计算的。因此，进入历史事件的每一分钟都值得人类记忆。不说那些已经去逝的人们，就说当时风华少年吧，我们曾经一起去看望李君旭，想起他当年意气风发口若悬河的神情，再看他今天木纳迟钝失忆忘却的衰老，深感要抓紧，一定要抓紧了，现在还来得及，但也已经是稍逊即逝了。 二是历史使命感的使然。这件事情，没有谁比你来记录更为合适了。谁也不愿意亲历这样几乎家破人亡的惨烈事件，但不得不经历，也就承当了，并且呈现出人的尊严。同时，亲历者中没有谁比你能够呈现得更为出色了，这是不用说的，你是他们当中惟一的作家和出版家。 而当我读完了先期发表的这三篇文字之后，我的第一个直觉是，我读到了近年来最好的纪实文学作品之一；同时，读到了你迄今为止所有发表的作品中最好的作品，超出了我对这部作品的期待。 用热泪盈眶来形容阅读时的经验，好象已经被当下理解为幼稚低级了，好象惟有引发有趣、发笑、反讽的情绪时才是一个高智商的的阅读者，才遇到一个配得上的审美对象了。因为害怕上帝发笑，所以人类不敢思考了。然而，你的文字使我思考，也让我饱含热泪，产生一种强烈地想要告诉你当时我们如何经历的愿望。因此我想，当我们叙述我们自身时，暂且让上帝笑他自己的去吧。 在《我所经历的1976》年中，你开篇就提到了你的家 “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1967年造反派在你家翻箱倒柜之时，我家就在离你家半里之外的延安路军分区。我们那时候都是小学生，你在天长路小学，我在竹竿巷小学，不远处还有一条小巷，就是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孩儿巷。 我们都是八百年前的岳飞的邻居，特别是你家，就在当年的岳府隔壁。你还记得从你家的菩提寺路出来到庆春路，有一个住着一户人家的小庙吗？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就住在里面，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岳飞女儿的银瓶庙，庙门口一眼井，就是传说中岳家女儿纵身一跃的银瓶井。你家附近有孝女路，岳王路，我家部队大院对面是老浙江医科大学，八百年前这里是南宋的大理寺，也可以算是当时的国家司法部吧。 你在文中提到袁中伟刚被捕时关的小车桥监狱，其实它也就在我们两家的附近，医科大学后面，几乎可以说是在家门口了。当年这里也属于大理寺，岳飞就是在这里的风波亭遇害的。我们小时候常常经过那里，特别是你们袁家兄妹，因为你们就读的天长路小学也就在附近。袁中伟一定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关到这个他经常路过的地方吧。 上初中后，我读的中学前身是以女生为主体的杭女中，你读的中学前身是以男生为主体的十一中，两所中学一墙之隔，有小门可通，人称和尚尼姑中学。 虽然我们近在咫尺，你父亲在市委，我父亲在军分区，但我们真正相识则是在高中毕业。那时你已经分配在都锦生丝织厂当一名学徒工，而我则留校当了一名音乐教师。因为都锦生丝织厂就在学校对面，所以我有缘到工厂来学工，就此认识了你。我至今还清晰记得第一次看到你时的印象——你从车间出来，正和大家一起去食堂。你和我一样，都是小个子，围着一个淡湖绿色的纺织女工的围兜，有两条特别粗特别黑的大辫子。 我们那时候发展不一样，你有文才，当时就会写点东西了，而我的兴趣则主要在音乐，我们是因为创作走到一起来的，我作曲，你写词，女作家叶文玲的外甥女毛儿（也是和你一起分配到丝织厂的女工）编舞，我们搞了一个大型的纺织女工舞蹈，很快成了朋友。 大概没有什么人听你唱过歌吧，我听过，我们在一起唱京戏，阿庆嫂，柯湘，你的嗓子非常好，京韵十足。 1976年春节过后，有一天下午，我正在竹杆巷口我家二楼的阳台上趴着看天，突然楼下有个人激动地叫着我：王旭烽，王旭烽，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我低头一看，那不是和袁敏同时一批分配到丝织厂的女工赵晓红吗？她爸爸也是个走资派，她弟弟和我弟弟是同班同学。我记得当时的晓红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热情的女孩子，中等个子，黑瘦的脸，两根小辫子，热情地燃烧的黑眼睛。也许她自己不知道我当时受她的影响很深。在此之前，我虽是正宗的军人家庭出身，但已经离经叛道，做了大时代的小游魂，胡乱自学着弹钢琴，唱情歌，画素描，看《红楼梦》和《牡丹亭》，拎个杭州小竹篮到菜场挑小菜。正是这个赵晓红，向我介绍了一种异质文化，长篇小说《牛虻》，《斯马达克思》，《约翰o克里斯多夫》......她问我，你看过《斯马达克思》吗？我说没有。她说你一定要看，这是一套看着眼睛要出血的书。从此以后，“看的眼睛要出血”成了我读的好书的标准。事实上我的确看的眼睛出血，因为后面都有人排着队看，我必须连夜通读，还必须搞地下活动。我的父亲是一位军队的政工干部，他严厉禁止我读封资修作品，曾经把我手里的《水浒》从二楼扔到一楼。所以我只好闷起头来在被窝里打着电筒看，一夜熬到天明，满眼血丝，真是眼睛出血。这些破书常常都是有头没尾的，估计都是当时破四旧时偷出来的，但深刻地影响了当初的我。关于偷书的情节，你在《追寻真相》中有过叙述，想不到你也有此番经历。 赵晓红到了我家楼上，开口就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就这样，她在光天化日的阳台上，给我看了总理遗言。我记得，她拿的是一张从练习薄上撕下来的纸，纸有点黑，长条格子，字是圆珠笔抄的，字迹认真，长长的，小小的，有棱有角的，这些字长得很像晓红。 我看了热血沸腾，二话不说，走进房中就抄了起来。这正是你在《我所经历的1976》中转录的李君旭编造的那份“总理遗言”。 你在文中回忆说，所有的人都压根儿没有怀疑这是份编造的东西，都是拿过来就抄。的确如此。按道理十年文革，人们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可当时的我，甚至想都没有想赵晓红的这份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更别说问她了。心里唯一有点疑惑，就是周总理为什么要夸王洪文和张春桥，那时候，中国人民的普遍情绪，已经对那几位非常反感了，后来转念一想，周总理是很有战略的，只要邓小平保住了就好。 我把总理遗言藏了起来，没给任何人看，外面风传的总理遗言，已经到处都是了。 1976年4月5日，我正在上海一家工厂实习，工厂离黄埔江很近，顶楼是个平台，4月5号那一天，我们小组的组长，一个一本正经的青年小伙子与我一起到另一个车间送器材，中途突然让我和他一起上了顶楼，这样，我就看到了上海人在清明节的悼念总理的大游行。我当时觉得这个人非常不可思议，他开会发言特别左，工人很讨厌他，可是他却带着我上顶楼偷看大游行。 就那一次我问小组长：你看到过总理遗言吗？ 我知道，那时候已经对“总理遗言”开始避谣了，可是我内心不希望这是假的。 戴眼镜的小组长连忙摇手，严肃地说：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这些事情。 我不知深浅地又问：听说你们王洪文张春桥全国都不让奖金，就是给你们上海人还发奖金。 小伙子更加急了：不要说不要说，不好说的，不好说的。 我们就默默地看着黄埔江边的游行队伍，大花圈，挑着的横幅，上面的白纸黑字上写着悲愤的标语。一队又一队的上海人。 回杭州之前，我专门到上海百货公司精心挑了几块手帕，其中有两块，一块送毛儿，一块就是送给你的。回杭州之后，我就去看也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毛儿，由于毛儿的妹妹苹儿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我和毛儿的关系比你要更近一些。我拿出手帕给毛儿，让毛儿代我转交给你，当时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工厂工作了。谁知毛儿用前所未有的紧张口吻说：王旭烽你可千万不能去袁敏家了，她们家出事了，她们全家都被抓起来了。 我一听非常吃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毛儿自己也不太清楚，只说你已经从工厂里被警察带走了，也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我能听得出来，毛儿的口气是很同情的。我只好揣着手帕又回到了家中，把它藏在我的放珍贵东西的小箱子里。 经历了一个特别大起大落的历史时期之后，你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已经是《东海》杂志的编辑了，我成了你的作者，我文学道路起跑线上的至关重要的编辑。你们家当时的情况我这时才清楚起来，可许多细节还是在这次阅读中知道的。当我看到你文中记载的那些在如此高压下一次次来看你家的人们，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你在文中提到的小嵇，就是现在的杭州作协主席《西湖》主编嵇亦工，那时还在部队呢，你不止一次跟我们讲过勇敢的小嵇如何大大咧咧地来看你们，如何在你们家里激情澎湃地念诗。 直到前不久，我才跟你讲起赵晓红给我传播总理遗言之事，你突然想起来，第一个跑到你家告诉你们局势要往好处变的人，正是赵晓红。她后来考上杭师院当老师去了，具有这样热情正气的气质的姑娘，今天到哪里去找呢。 一些断片如影象拉过眼前：你陪着挺着大肚子的姐姐晓燕逛街回来；你推着自行车到我大学寝室门口；你到北大读书，你结婚，生孩子，腹部三次大手术，......调北京，作家出版社，你发现韩寒，《三重门》一书编辑，编发七届《新概念散文大奖赛》，海岩全集，曹文轩全集，《束星北档案》，京城金牌出版人，......应聘《江南》主编，大江南思路...... 我在大学修历史学，自选地方志，发现你父亲的资料，原来沉默寡言的袁霄吟是大名鼎鼎的浙东新四军游击队领导，去采访你父亲...... 你们家里我最后见到的才是总理遗言案的核心人物之一袁中伟，家里人都叫他小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被人扶着，我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青年人，身上披了一件外衣，好象刚刚从白公馆或者渣汁洞里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中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奄奄一息垂危病人，他得的一种病大家都说不清楚，只知道这个病如果给他吃治肝病的药，那么他的肾脏就会坏掉，但是如果给他吃肾脏的药，那么他的肝就得坏死。袁中伟的这场病，得的很有点宿命。我们一直奇怪怎么他和李君旭会这样分不开，不但坐牢一起坐，连生病也一起生，连病危也一起病危。那时候李君旭已经担任了《东方青年》杂志的主编，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安眠药成瘾，病情很严重了，经常摔倒。有一次在家中躺了几天，恰逢袁中伟去看他，那时袁中伟自己也生病。但一见李君旭的情况，凭直觉以为必须立刻送医院。袁中伟也是个高个子，但依然没有李君旭高重，他背着李君旭到医院，结果俩人一起住了院。 我还能记得那时候你们全家整天给小弟找药的情形，有一种药是从北京带来，还必须放在冰箱里，每一次都挺麻烦，袁中伟病了好几年，没想到终于治愈了，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工作第一线。而李君旭却没有挺过这一关，他虽然活了下来，但几乎半身瘫痪，大脑严重受损，在一般人的眼里，他成了一个白痴。 是的，总理遗言一案，过去三十年了，但对那些亲历的人们而言，他们真的完全过去了吗？直到今天，我才对中国人的政治生命有了一个认识。由于你们的特殊经历，不管你们愿不愿意，你们这一群人很小就开始了你们的政治生命，这生命延续至今，将伴随你们的终生。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总理遗言案的真正核心人物——遗言的文案创造者“李君旭”吧，虽然全文尚未刊登完毕，但已经看得出来，你塑造的这个人物，是最为成功的。 这里牵涉到纪实文学的一个文本上的基本问题：纪实文学能够如小说一样塑造人物吗？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提供了塑造人物的可能性，纪实文学是真实地呈现生活，是选择了素材之后的表达。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因为你笔下的许多人都是我熟悉的，你的父母，哥哥姐姐，他们作为事件中的一个群体出现时，是如此的栩栩如生。你的母亲董阿姨在你笔下，音容笑貌宛若眼前。但这些人物还不是难写的，李君旭才是一个下笔前非常值得琢磨的人。那么，这个琢磨的过程，是否就是塑造人物的过程呢。 你与他认识最早，我与他虽然交往不多，从认识到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我们说起蛐蛐儿李君旭这个人，几句话就可以构勒出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说来，他就是最好写的人物。但你又会同时发现，他是最难写的人。这或许也就是你的第三篇《寻找真相》完成之后，你为什么还要补记再三的原因吧。 一方面，你希望真实，因为文学虽然流派各一，但所要表达的第一真谛还是真实，何况纪实文学，真实就是它的生命。而我要说，你在《追求真相》里所描述的那个李君旭，已经是最贴近他本人真相的那个李君旭了。但另一方面，李君旭作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况且这位英雄目前的境遇又是如此的沧凉，我们有必要如此真实吗？因为那个真实的李君旭和我们心目中的那些传统道德文章中所宣传的英雄，毕竟是有距离的，所以我特别理解袁中伟后来给你的那些建议。同时，我也想根据对你文本的阅读和我所认识的那个李君旭，谈一点我个人对这个人物的认识。 我认识李君旭是名气在前，相识在后。实际上你们家一平反，我们就都知道你家没有人参与编写总理遗言，是蛐蛐儿自己独立完成的，抓进去高压审讯之后，胡乱供出了一些人，那些人是真的无辜。尽管如此大家对李君旭没有什么恶感，总归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嘛。这样，我们印象中的李君旭，就是性格有些敏感胆罢了。然而恰恰相反，李君旭很快就在当时的杭州城里名声大震，我记得当时汽轮机厂有两个大名鼎鼎的年轻人，一个是今天还活跃在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创意策划人朱海，还有一位就是蛐蛐儿李君旭。八十年代初他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大奖的《啊，龙》之后，在浙江文学界也立刻有了自己的地位。我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但感觉中他依然不是一个文学中人，而是一个政治中人。 也不知道这个蛐蛐儿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他的形象和蛐蛐儿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诚如你所言，他身材高大，嗓音浑厚，黑发微卷，胸膛挺拔，但是与所有这些富有男子气的形象特别相悖的是，蛐蛐儿长着一张孩子气的娃娃脸。你在文中写到了蛐蛐儿喜欢拉女孩子头发，的确如此。至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粮站，正要背米，突然头发剌痛，回过头一看，李君旭笑嘻嘻地站在我背后，手里还抓着我的一缕发梢。使我纳闷的是他无辜的笑容，而他的美丽的妻子就站在他旁边，同样笑嘻嘻地看着我。他的妻子皮肤白晰，身材高大，与他真是天生一对。那天正是雪后初情，这郎才女貌的一对站在我面前，背后是延安路的积雪，简直令人惊艳。 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说了李君旭的一些故事。人们传说他带着浙江共青团赴日代表团时的风流故事，人们传说他的以含情脉脉开始，以正襟危坐而告终的的全部过程。放在今天，这也就是近乎于柏拉图式的了，而在八十年代，这已经是可供人们饭后茶余一笑了之的谈资。 我和他后来在一起开过一些会，记的最大的一次活动是我们一起得了首届浙江青年作家明星奖。获奖者是李君旭，李杭育和我，颁奖大会是在省政协办公大楼举行的，颁奖者为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罗东。那次会上他还专门致了答谢辞。不知道李杭育是怎么样想的，反正当时我是有点纳闷，不知道罗东部长怎么会给我们来颁奖，我们一向和他有点“山高皇帝远”。以后我才知道，蛐蛐儿和领导之间是有着很好的关系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开始传说他要出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事实上他从狱中出来之后，就开始不停地挪动，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你和他都曾一度在杭大读过成人自学班，后来你去了北大，他当了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但他的考试成绩不好，好象还有过不及格。一个大学的中层领导，同时又大学成绩不及格，我想是一件尴尬的事情。那时他已经安眠药成瘾了，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再往后他去了浙江日报文教部担任副主任。你文中提到的那个第一个到你家里来看你的秀才，当时她和蛐蛐儿就在一个部里工作，有时我们在一起时她提到他，会说李君旭又摔了一跤，有一次在饭堂口摔了一大跤。我们那时候已经知道，他之所以摔跤，应该是吃药后身体失调的反应吧。 我印象中曾经发生过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那时的李君旭，有时半夜里会起来梦游。有一天报社发现办公室门上天窗洞开，一个人从上面爬了进去，还留下了大脚印。李君旭立刻就去报了案，最后一查，那脚印是他自己的，但是他本人的确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传说他是第三梯队，要当宣传部领导的说法，就是在这同时出现的。记得那时候我还问过别人，他身体不好，怎么不告诉领导啊。人家告诉我，他在领导面前是很好的，看不出病的。我想想也是，每回看到李君旭，都是一个青年领袖形象，何曾有半点病相。 据说他在浙江日报工作时关系微妙，李君旭实际上是个书生，但极其关心政治，他走到哪里都好象要大出那个地方去。他喜欢和一定层次与视野上的人们探讨天下，中国，世界，政治与命运，在这过程中实现自己。也许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自己越过了不该越的什么，他离老奸巨滑或者老谋深算还有十万八千里。我曾听说过一个传闻，有一回省里领导把报社领导叫去商量工作，到办公室一看，作为下级的李君旭早在那里了。 不久后他去了《东方青年》杂志当主编，当年这份杂志发行量很不错，但他真正的悲剧就在这时候总爆发了。我和这个杂志的编辑们比较熟，发现他们都知道李君旭有病，而且办杂志是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在这方面他又是个外行，总之从一些人的口气中，我能够感觉到，人们不再把他当回事了。而他自己的病情也就越来越重了。终于有一天，他再次重重地摔倒，头部受伤，再也没有恢复正常。 以后的事情你都写到了，父母相继去逝，美丽的妻子离开他去了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站起来，住在一个民办福利院中，与一个傻瓜住一个屋子，时间长了，就开始失语。我记得还是你告诉我，袁中伟他们一群老同学凑了一笔钱，给他买了一个轮椅。 我上一次看到的那个李君旭躺在床上，牙齿没了，一头卷发剃成光头，我不想再说我们看到的场景，我只想说，他慢慢笑了一下--我心中一动，我看到了八十年代的目光笑容——真的，一道八十年代的目光，是从以往逝去的岁月中回放而来的、没有被商品经济大潮洗礼过的目光。 是不是因为八十年代较之于以后年代的不同，而李君旭已经被命运定格在八十年代了，所以他反而成了我们纯洁的青春时代的象征。 我并非要在这里刻意歌颂纯洁，我只是想说，那个眼光里透露出的天真的神态，一方面依然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主体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预示了人的命运中那古希腊戏剧般的悲剧意义。 我想，你的第三篇文章定稿之时所得到的困惑的反馈，主要并不在人的怯弱和胆小，我们并非不能接受英雄的这些缺陷，所谓的英雄，不过是战胜了自身恐惧的人。 但是人们不能接受说谎者。 然而，什么是说谎呢？我们一向所受的关于谎言的教育，其实很简单：我们一般会以为，如果人们表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他就是一个说谎者。你在文章中写到的李君旭的初恋情人，也许，正是被这样的道德痛苦所困惑，才选择了与他分手吧。 我终于意识到，实际上我们涉及到两个方面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关于真相的，也就是说人们看到的，以为的，记录的，和实际存在的是否一致；第二才是对这一现象的评判。也就是说，即使表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有许多种的道德评判：他可以是一种战略战术，也可以是一种智慧；也可以是一种善举，也可以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举动；也可以是恶作剧；也可以是邪恶的报复；也可以是回避什么；也可能是妄想症幻者；也可能是一时冲动，当然，也可能是老谋深算的圈套。人类的精神事像如此繁复，为什么对心口之间的距离我们的判断就那么简单呢？ 正是通过阅读你的这些文字，我对李君旭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毫无疑问，他天性中有着悲剧的元素。一方面，他天资聪慧，形象英俊，有过人之处，有过人的精神渴求，但性格怯弱胆小，对恐惧有超乎常人的体验与感受。实际上你已经提到了他童年时的留级三年的女生，她对他的威吓甚至打骂和他后来巨大悲剧之间的关系。我想很可能这对他的伤害与影响要超过人们所以为的。 如果在今天，一个小孩子毫无目的地不停撒谎，大人可能会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相应地找心理医生来对其进行心理矫正。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年代，你文中提到的那些蛐蛐儿的小毛病，偷个书啊，对女孩子撒个小谎啊，其他一些什么，包括他那种青年领袖式的自我感觉，他的虚荣心里包含的一点小小的野心，还有出于过度自爱而产生的撒谎，比起那个时代这群年轻人在小阁楼冒着生死谈论局势，纵横天下，这些缺点，都还是可以原谅的。有多少这样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经历正常的生活的历练，改正种种性格缺陷，走上了基本正常的轨道。 但是，一个天性怯弱的人又有如此过人的才华，内心深处又这样渴望被人承认，尤其是被自己佩服的人承认。这样的巨大的政治热情，这样的自以为是的博大的慈悲的情怀（你一定也还记得，我们的少年时代，是完全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难者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和这样的怯弱放在一起，肯定是非常不相称的。 这样一个心理机制发育不配套的灵魂，如果假以岁月调整修理，是可以整顿好的，实际上青春就是一个整顿与完善灵与肉关系的阶段。但不幸的是，我们的青少年中的整整十年，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这是一个多么不正常的年代。而一旦被捕，因为怯弱而殃及他人，我相信这颗敏感的心是会格外自责的。你知道我读你的文字到哪里最难过，就是看到袁中伟放风时发现一行字：小弟，对不起。我在这里听到了灵魂的呻吟。 一方面李君旭必须承认自己供出了无辜的他人，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甫志高”。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个人如果成了甫志高，那是比死还羞耻的事情，何况他的怯弱确实几乎给所有的人带来了灭顶之灾。然而话说回来，如果李君旭出狱之后没有劫难，平平安安地生活到今天，在社会开始越来越宽松的今天，他或许不会再有那么强烈的羞耻感吧，如果这时候你们一起来回忆当初的历史事件，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属于撒旦的还给撒旦，该自己挑起来的自己来挑，他或许会不再下意识地隐瞒什么吧。 但是我们都已经看到，实际上他的一切思想都停留在八十年代了。袁中伟说的他比人们想象的要清醒，我想是不是应该特指他八十年代的那部分思想。而在那部分思想里，恐怕他越清晰，就越要下意识遮蔽呢。 我以为你的文本的意义，我的阅读超过了我的心理期待的部分，正在这里。你在一个非常深入的人性层面上展示了一个青春群体，促使我们深入地去思考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历史形成的奥秘。正是在读了你的作品后，我对李君旭有了某种“英雄”意义上的理解：失恋可以让人去杀人，也可以让人去自杀，为什么李君旭却在这样的关口写下了“总理遗言”呢，这还是有着他身上优秀素质的那部分的直接动因的。正是这种素质给“总理遗言”带来了强大的感染力，以至于直到今天重读，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历史的真实感，仅管它确实不是周总理写的。 以上我通过谈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解读了你笔下的主要人物。下面我想再谈一个我自以为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所描述的事件中揭示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审美特质，这种照耀在当年我们青春心灵里的理想主义的绚丽色彩，就这个素材而言，如果不是用纪实文学的方式，而是用小说的方式，恐怕真的还会有人存疑其真实性的。 首先，你所记录的是准确的时代情绪，是全民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时的整个社会，的确就象正要喷发的火山一样，这样全民的情绪的一致，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是再也看不到了。无论李君旭的编造遗言，袁中伟寻求真理，都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我现在想要谈论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情怀，我是指的一种具有审美精神的理想主义情怀。而且这也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士大夫情怀，他直接接通的是马列主义。主义在此即被作为一种信仰，也被作为一种文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的泊来物。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三大来源，都是从西方哲学的源头而来。那么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涉及到基督教文明。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信仰中，道教是主张乐生的，养生，长寿，天人合一，肉体是第一位的，精神是可以配合肉体的。道教不主张为教义去牺牲。佛教以为此生是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意义在修往彼岸，而好好地活着，就是好好地为将来修行。中国历史上固然有着成仁取义的英雄，但从文化背景上说，并没有殉道传统。 而在基督教文明中，早期就出现为坚持教义而牺牲的象征，实际上耶酥就是上帝献给人类的牺牲。马克思主义并非基督教，但在为理想献身的热情上，我以为在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借鉴关系的。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由于杜绝了一切封资修的教育，实际上一代青年人，反而接受的是比较单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这当中必定出现过严重的偏差，但青春总是诗，即使是信仰，也会在其中去发现美和享受美。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如果有条件多接触一些书籍，精神的触角一定会伸向更广阔的领域，并引以为自己的精神营养。我们很小就读马克思与女儿的对话，因此有了“怀疑一切”的离经叛道式的眼光；我有一个同学就甚至就直接取了马克思夫人的名字“燕妮”。我们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地上的讲话，我们知道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还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我们也想了解什么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还有考斯基，甚至巴枯宁。我上高中时就在老师辅导下半通不通读《哥达纳领批判》，而你也在你的文章中提到了你们偷来读的翻译名著，那些作品大多是欧洲名著，我们往往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它们放在一起，同时作为我们的文化大餐，而不管文化革命正是要革的这些东西的命。 所以，你才会记录下那场三十年后的生日宴会吧。在这个令人感慨万分的李君旭的生日宴会上，李君旭前女友J朗读当年抄下的莱蒙托夫的诗行：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这才是爱情，人因此不枉来这世界一次，它肯定了生活的正面意义，精神的无比丰富，人性的全部张力和迷人。就是这些星星之火般的精神营养滋育了当时中国的一些优秀的青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在杭州，在总理遗言案中，袁中伟虽不是编造者，但确实是他们那个小团体的实际核心人物。如今他们都那么普通地溶入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要是你不把这些纪录下来，人们真的难以想象，当年就是他们这一群人，走上街头，撒发传单，启迪民心，而在1976年1月之后，袁中伟会只身飘泊到中国各地去寻求革命真理。这即像俄国革命时期的民粹派，又象青年毛泽东拿把油纸伞去考察革命。 在此顺便插一个记忆，你在文中提到袁中伟当年探寻到了长春，还与那位红九连的副指导员于小平彻夜长谈。这位于小平是杭州人，好象就是杭一中的。那年我到张抗抗家去，见到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和抗抗聊天，他们是同学。那人走后抗抗告诉我这位同学叫于小平，曾经是红九连的指导员。我知道有个红九连，那指导员，好象还是九大代表，在解放军画报上上过封面。我问他现在怎么不穿军装，抗抗说四人帮粉碎后就转业了，分到龙翔桥菜场卖菜。 我相信这些人物的命运必定不会到此打住，一定会是你接下去要展示的。因为总理遗言的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发生在十年浩劫的尾声，在多方面具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就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精神天地也随之在中国人民面前展开，而有些东西就此告别历史舞台。三十年来，我们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我们接上了许多中断东西，但有些东西却又被遮蔽了起来。你的文字重新揭示了那些精神事象，告诉我们，这样的生活不但是真实的，而且现在依旧以它的精神向度默默而顽强地存在。 你的原意，原本是要通过揭示真象，来展示那个时代一群年轻的受难者的心灵。但你同时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怀想的审美体验，你所展示的这个精神层面的生活，表面上看，到八十年代就结束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杭州人氏龚自珍，他的古体诗曾被形容为中国古典诗体的殿军，一抹最美丽的晚霞。你的这些纪录，也让我看到了三十年前人间四月那美丽的一去不复返的晚霞。也真因如此，这生活显示了它独一无二的光芒。 我最后要说的是写作者的勇气，这并非是说这个题材有什么禁区，而是想说，一个真正的叙述者直面笔下的世界时，实际上就是在与自己的命运遭遇。有时它甚至还是一个箴言。前不久，我在一次有关翻译家力冈先生的纪念研讨会上发言，讲到了一个观点：文学艺术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前与自己的命运遭遇。我这样以为，是针对力冈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日瓦戈医生》而言，我发现，在作者，译者和作品主人翁之间，有着极为惊人的命运的重叠。同样，李君旭以二十出头的青春年华，编造了共和国缔造者之一的总理遗言，与此相关的一群青年，实际上已经在这一份遗言中与自己的命运提前遭遇。 如果说当年的你，是以软禁的方式被迫遭遇的话，那么，现在的你，是以直面和记录的方式来主动地正面相对了。你的文字有力，简洁，厚重，有的章节力透纸背，细节又是那么真实和独特。你反复核对，不因为可读性而牺牲真实性，而这样一次次重新感受，挖掘，讨论，收集，整合，依然会有困惑和犹豫，依旧会有不能清晰的迷茫，又有在写作中重新唤起的万千往事，因为这一切再勾起的爱恨情仇，甚至新的疑团，越往深处走越不可思议的人性，重新审视的抉择，......所有这一切，只有你一个人感受，无人替代，那是孤独的。 但那也正是幸福的。是值得的。 谨以此，向你送去迟到三十年的“手帕”，并等待“重返1976”系列的每一个下一篇。 致夏祺 旭烽 2007-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