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夏伊勒的二十世纪之旅II：噩梦年代——第十七章（部分）

我就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度过了整整15年的光阴，我真正地在这里成熟起来，把这里当作故乡。 尽管这11月的深夜是那样沉寂而无聊，但我在心里却深知，我就要和这片土地永别了，不仅仅是与德国告别，还有整个欧洲。这里曾经给我的生命和工作带来了太多的快乐。 我还会回到欧洲继续报道战争，但肯定不来德国了。这里，只要希特勒还活着，我就没有好日子过。我暗下决心，战争一结束，我就要立刻回到美国去。尽管我深爱着这个旧世界，在这里也有家的感觉，但我还是忘不了我真正的故乡，我无法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我再也不要做一个漂泊海外的游子。 我发现，在国外的美国人，始终是外国人。不管我住了多么久，工作了多么久，也不管我把他们的语言说得多么流利，如何吸收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人民，热爱他们伟大的城市，但我永远都是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可不是我想在余生里继续扮演的角色，不管战争是现在就结束还是在未来，我都要回到我的故国去，那里深嵌着我的根。 12月2日，我的日记只有短短四个字：“还有三天！” 12月3日的日记：“德国外交部仍然扣着我的护照和出境签证不放，我很担心。今晚做了柏林的最后一次播音。” 12月4日：“终于拿到了我的护照和德国政府下发的明日离境许可。现在除了收拾行李，没有任何事情要做了。” 还有一件事。几周以来我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把我的日记安全地带出柏林，我一度考虑过我必须在离开之前把它们销毁——如果盖世太保发现了它们，这东西足以把我送上绞刑架。几周以前，我已经把一部分记载了最为敏感内容的日记转交给了瑞典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位朋友，他答应我把它们带到里斯本再交还给我。另一位美国大使馆的朋友也帮我捎带了一部分，他要在我之前几天出差去西班牙几天。但是美国大使馆的代办却命令他的所有属下都不能帮我携带大数量的材料出境。我不奇怪，因为大使馆和我们这些美国记者走得太近了，很容易惹人怀疑。 12月4日一早我拿到签证，我就意识到现在我只剩下不到24小时来想办法了。此时我再次想到是否要销毁，但是我实在很想留下它们。那天早上，一个办法逐渐清晰起来，尽管听上去有些冒险，但是大家得明白，要想在纳粹帝国生存，有时就得冒险，这个方法绝对值得一试。 我把这些日记放进了两个铁制的手提箱，在上面堆满我平时的播音手稿，这些手稿上每一张都盖上了德国军方和政府新闻审查官员的认可印鉴，都是可以用于广播的。在最上面我又覆盖了一些作战参谋地图，是我从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朋友手里讨来的。然后我打通了盖世太保总部的电话。我说，我有一些箱子要带出德国，装的是我的新闻稿、广播稿和笔记。明天黎明我就要从滕珀尔霍夫机场起飞，到时在机场的盖世太保官员肯定来不及仔细检查，所以我想现在就把东西拎过去，你们提前检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在我箱子上盖上印章，这样明早我就不必在机场耽误时间了。 “把东西拿过来吧，我们看一看。”官员说。 我挂了电话，心情却更加忐忑不安了。难道这不是在拿自己的命运做赌注吗？如果那些心思细密如发的秘密警察发现了我藏在广播稿下面的日记，那会怎么样？估计我就此完蛋。也许我现在就该把它们全部销毁？……我的算盘是，最上面放了几张军用参谋地图，就是故意要让他们没收走的，因为在战时这种东西根本是不可以被带出境的。我希望他们小有收获以后就放松了警惕，就像海关工作人员一样，每次他们要是检查到什么违例品，都会很有成就感，接下来的检查就马马虎虎了，我想盖世太保可能和他们差不多。 接下来他们肯定会继续检查那些播音稿，我会故意略带炫耀地向他们指出那上面每一页都已经有了官方印鉴，尤其是军方都已经批准了，我连台词都想好了：“你们看，这可是最高统帅部的印鉴，这是你们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部门了！”我估计盖世太保肯定会精神一振，然后仔细留意这些印鉴。由此他们可能会对我高看一眼，或至少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就分外见疑。我赌他们的检查就停在这一步，就此放过播音稿下面的日记。我还想再赌一把这些盖世太保的职位没有高到清楚地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等到他们搞清楚我的身份后，我早就逃出德国了。这些看上去令人不寒而栗的盖世太保，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我再次交了好运。等我把箱子拿到盖世太保的总部亚历山大广场，事情进展完全和我所赌的一模一样。两名盖世太保官员负责接待，他们一下子就发现那些违禁的地图，我赶紧装模作样地赔礼道歉，说我是收拾东西时太着急，一时没在意最后把它们收进了箱子。接着，他们看到了我写的报道德军胜利的新闻稿，他们特别高兴，此时我估计连最高统帅部的印鉴章都不必拿出来吓唬他们了。 其中一个盖世太保把他的脏爪子放到一大叠材料上，然后问我：“你还带什么东西了？” 我说：“广播的稿件……你看，每一页上面都有最高统帅部和两个政府部门的认可印鉴。” 两人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些印鉴，我看得出来他们都很惊讶。接下来他们继续往箱子底下翻。再这样翻下去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日记。我开始坐不住了，冷汗渗出了后背，我祈祷他们千万不要再翻下去，我在心里咒骂自己有多么愚蠢，竟然把自己主动送入了虎口！ 其中一个突然抬起头看着我说：“你报道了德军的新闻？” 我说：“当然，我一直跟着部队到达了巴黎，还报道了在贡比涅森林的停战仪式。德军可是一支伟大的部队，他们为我提供了许多精彩的素材，这些东西一定会永垂青史的！” 很显然我这次拍对了他们的马屁。 “没问题了。”其中一个用英语说，看起来他对这个单词的发音很有自信。 另外一个人取回了一些金属带，把两个箱子捆得严严实实，在外面又加上了六个盖世太保的印戳。我对他们表达了热烈的感谢，我得努力克制自己“阴谋得逞”的狂喜心情，不露任何异常。出了大楼之后，我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滕珀尔霍夫机场，直接就把这两个箱子送到了行李处办理了寄存。尽管这两箱日记还没出德国，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在希特勒的柏林，我的最后一篇日记是这样开头的： 12月5日，我走出了阿德龙饭店的大门，准备乘车前往滕珀尔霍夫机场，外面天色漆黑，还有暴风雪……” 出租车很快把我送到了机场，我担心现在的天气这么恶劣，飞机能否准时起飞。如果今天的航班取消，那就意味着我还要在这里滞留好几个星期，前往马德里和里斯本的航班都需要提前好几个星期预订机票。 我先到行李处把昨天的两个箱子取了出来，门童帮我把它们和另外一些行李都放进了行李车，除了这两箱宝贵的日记之外，其他的也就是几件旧衣服和一些德文书。海关那里有一大群检查官员，我打开了两个装随身用品的行李箱，他们翻查之后，用粉笔在箱子外面画上合格的标记。我留意了一下他们的徽章，都是盖世太保。接下来他们指着我那两个装着日记的箱子。 “把它们打开。”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我说：“它们已经被盖世太保给封上了，我不能再打开了。” 此刻我真感谢我在亚历山大广场的那两个盖世太保“朋友”，他们在箱子上了盖了至少有六个印戳。眼前两个人开始咬耳朵。 其中一个厉声说：“这些箱子是在哪里打上的印？” 我回答道：“盖世太保总部，亚历山大广场。” 很显然这个名头吓到了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有点怀疑。 “等一会儿。”其中一个说。我看到他的一位同事拿起了身后桌上的一部电话，很显然是在向总部确认。他挂了电话，径直走到我面前，一句话也没有说，直接拿粉笔在箱子上画上了通关标识。终于被放行，我来到票务柜台办理行李托运，一位汉莎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帮我称了行李的重量，我告诉他我要把大点的箱子都托运掉。 他问我：“目的地是哪里？” “里斯本。” 一想到我终于顺利通过各种刁难、审查，可以把这两箱日记安全地带到葡萄牙，我就精神一振。 暴风雪造成机场附近的能见度为零，机场控制塔一直在延迟航班的起飞时间。我只好去机场里的饭店又吃了一餐早饭，其实我一点不饿。然后我就想着要做点什么事情来缓解紧张，我随手拿起了早上刚到机场时习惯性购买的早报。通常，我第一个要拿的就是没有新闻，全是口号的《人民观察家报》，这是一份给纳粹舆论定调的报纸，往往是由希特勒亲自审定。我匆匆扫了一眼首页，和往常一样的胡说八道，我把它扔在了桌上。 我心想：“我不用读这种东西了，我永远都不用再读这种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