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愿以偿，有幸成为这部书的最初读者。从我认识作者的那一天起，整整四十个年头过去了。这部书把我带回了往昔那些充满危险而又充满希望的艰难岁月。作为郭汝瑰同志的老友和他重归革命队伍的见证人，我重温了好多亲切的回忆：汝瑰同志原是国民党内的一位热情奔放的爱国将领，在抗战中及胜利后一直和全国人民一样坚定地追求祖国的民主进步，繁荣富强。可是，国民党当局至今还指责他为“共谍”，把他的活动说成是“戡乱”失败的原因之一。 记得在抗战将胜利和内战未爆发的前夕，我爱人任廉儒同志，两次安排了他和董必武同志在我家会见。汝瑰同志其时是国、共、美“三人小组”会议国民党方面代表张治中将军的副手。他对马歇尔的“调停”寄以厚望，甚至还幻想蒋介石“放下屠刀”，化干戈为玉帛。他的想法是真诚的，也是很天真的。但是，无论董老或是廉儒同志，在和他倾谈时，都没有去打破他的幻想，他们要让蒋介石和马歇尔给他上一课，以事实告诉他：“此路不通。”因此，我要说：要不是国民党抗战末期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使他失望的话，他是不一定要去找共产党的;要不是国民党粗暴地在抗战胜利后，践踏了包括郭汝瑰同志在内的亿万民众渴求和平的愿望，他也不一定非脱离国民党不可。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忆录是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台湾当局的唧唧喳喳。 我所以称汝瑰同志为回归者，乃是因为他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便是共产党人吴玉章的秘使，他的使命是回川到他堂兄郭汝栋部队从事革命工作。哪想到大革命的失败，反把他推入了军阀混战的漩涡……激进而非常幼稚的青年军官郭汝瑰，在国民党“清共”的压力下，东渡日本求学，企望“读书救国”，可是“九一八”事变粉碎了他的梦想。他愤然终止了学业，而国内等着他的却是“一?二八”淞沪抗战被“政治解决” 的灰烬。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他才找到了报国的机会。他的军事才能逐渐受到陈诚、蒋介石的器重，从此青云直上，跻身上层。而由此他也就痛切地目击了、感受了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他洁身自好，当了一个好官，然而一个好官无补于“党国”的病入膏肓。于是他想组织少壮派军人的造反小团体，之后又热衷于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醉心议会民主，如此等等。然而，这一切尝试都被国民党的法西斯专制独裁所一一否定了。正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他意外地和大革命时代的老朋友、地下党员任廉儒同志重逢，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给他的机遇一下重合了，像不少真诚的爱国者一样，他找到了自己合乎逻辑的归宿：跟共产党走，因为只有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当然，这时的郭汝瑰同志和三十年代的那个热情多于理智的青年已迥然不同，犹如树木不同于种子。历尽半生的否定之否定，他的回归已上升为更高的层次。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以毅然留在国民党军界的方式，投入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汝瑰同志走过的道路，曲折惊险;他的人生经验和教训，丰富而深刻。这部回忆录令我一饱眼福，获益匪浅。作者是研究中国军事史的专家，他的性趣，不免偏重于展示他所经历的战争风云，而对他自己，则是过于自责和自谦了。于是我写下了以上的文字，以就教于对这部书和我怀有同样兴趣的读者。 罗莹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