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有一个穿灰布棉衣裤的人进来,见到另有一个病人,他就站在旁边看我写药方,我用药都是三钱、五钱、钱半、八分。等那个病人一走,他坐了下来,似讽非讽地唱着“三两、二两、两半、八钱”,接着就说:“陈先生,你用药何以如此的轻?”我说:“我的老师丁甘仁和丁仲英先生,都是这样用药。譬如要通大便,只要熟大黄钱半必通,用二两三两就泻过了头,所以用药太重,等于浪费,而且病人会腹痛抵受不住。”那人听了我的话,态度为之一变,又带着笑容问我:“照《伤寒论》上的用药,都是讲二两三两的。”我说:“我的国学老师章太炎先生曾经考证过,医圣张仲景是汉朝人,汉时的一两即今时的槽秤二钱,所以我的用药是根据标准的。”他肃然起敬,说:“啊!料不到你的老师都是大名人。老实告诉你,我是三友实业社的总经理陈万运。你的诊所和我公司门市部很近,而且我知道你医好过我公司一个职员的伤寒症。现在我想请你当我公司的常年医生。在门市部的职员及外埠邮购部人员有二百多人,在高郎桥厂中,有工人三千。我每月送你三百银元,只是高郎桥远得很,你每天要到那边一次。”我说:“承蒙你看得起,很是感激。”他就和我拉拉手说:“好,一言为定。”我送他走了之后,心中大悦,一因门诊部天天可以多十个八个人来;二因到他们厂中,我也可以发挥医治各种发热病和伤寒病的能力。又有一家是南京路上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本来是相熟的,他听说三友实业社请我当常年医生,也到我诊所来,请我做常年医生,不过月薪只得二十元。从此我的诊所就渐渐热闹起来了。 就在这时,我另外印了一种“施诊卡”,发给望平街上每一个报贩头子。因为我的《康健报》销量多,他们对我很有信心。他们拿到施诊卡,不但给自己家人用,还借给他们各人属下的派报人,因此一张施诊卡,用不到一个月,已经又皱又烂。有一个报贩头子向我建议:“你不如印两千张施诊卡,分给各头子派给所有派报人,免得借来借去的麻烦。”我就照办。谁知道这样一来,影响之大,出乎意外。 因为从前到人家去派报的人,和订户都有感情。有些主人清晨等候报纸,见到报纸来得迟,就会问是否出了什么特别事故。派报人就告诉他:“南京出了什么什么秘密消息,报馆当局再三考虑,究竟发不发表,因此就耽搁了印刷时间。”这些订户最喜欢听报纸以外的秘闻。有时报纸中间忽然有一块空白,上海人名为“开天窗”。这是因为某种秘闻,已经排好上版,临时抽去,来不及发稿补充,只得留出空白。逢到这种情形,订户必然追问派报人到底为了什么事,派报人总是说得头头是道,因此双方感情相当好。有时派报人生了病,请行中人代派,主人又会问,某人为何不派?代派的人就说,某人因为生病。有时生了病十几天或一个月才会恢复再派,订户就会问:“你生的什么病?”派报人就据实以告,并且说:“幸亏我有一张陈存仁医生的施诊卡,省了钱还挽回我一条命。”那个主人就把我的名字深印脑海。由此,产生出来不少新病家,这是我事先料不到的。 我想到初做医生,该由下层阶级病人开始,诊金虽有定例,但是对这类人要不计诊金,并且要仔细诊断,竭力把他们的病医好。因为上海人用的是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水,很容易染上伤寒病,此症一发生,往往搅到七死八活,你能挽救过来,病人不但感恩不尽,而且广为宣传:当车夫的会拉他的主人来看病,当佣仆的会带他的女主人和小姐们来看病。从前上海的有钱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就要雇用一个奶婶婶(即奶妈)护理,孩子生了病她们会坚决主张一定要找我,这种人的力量很大。还有一种专门为女主人梳头的,所谓“走梳头”,因为从前没有女子理发铺,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走梳头。她们依着太太小姐的起身时间,一家一家前去梳头,这种人一边梳头,一边和主人谈天说地,谈到看病,要是提到我的话,以后他们就成为我的病家。 认清了这一点之后,我对这类人总是不计较诊金,后果甚佳,好多高贵人家的老爷太太或是小孩都来就诊。这个时候,我规定初诊二元,复诊一元二角,他(她)们无不照付如仪。因此我想到做医生,要是门口只挂一块招牌,病人自己是不会摸上门来的。医生业务的发展都是靠口碑,因为病家最喜欢打听医生,有人介绍才肯信赖,登门就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