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四鬼" 《浮生漫谈》提到那"四鬼"，有三位是我熟知的。本书作者自不必说了。 与作者交往最频繁的是陈卓凡，因为他是同乡兼故友，解放前去过故园。他是澄海人，曾任少将师长、解放前的汕头专员；解放后则是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副主委。他文质彬彬，毫无武夫之概。后来被打成"右派"，但免于下乡劳改。他住法政路坂桂坊，距我家仅半箭之遥。每逢潮汕故人来，均邀作者往晤并共家宴。 另一"鬼"是潮阳人郑巽甫，留德习军事，官至中将。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是典型的东方美男子。曾赢得一欧籍丽人青睐，婚后携归中国，有两个身材相貌更胜乃父的混血儿，后因有新欢，欧妇愤而只身返国。他豪饮健谈，有佳酿必招作者共醉。他和陈卓凡都是起义将领。 还有一"鬼"未曾交往，已忘其名。 多谋善变话"娜拉" 作者多次提及的旧情人褚问鹃，后改名松雪，笔名松俦女士，是一位传奇人物。 她出身嘉兴官宦之家，祖父曾任道台。她读过师范，教过书，丈夫是小官僚。1923年见《爱情定则》讨论，弃家到北京与作者同居。 他们虽一起生活了两三年，但作者对其作为却知之甚少。只知道她曾任上海妇女部长，与中共妇女运动领导人过从甚密。却不知她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任妇女部长的三名风云人物之一（另两位是谭平山、毛泽东）。 抗战时她在国军编抗日刊物，是第一位女上校，曾任罗卓英的秘书，抗战后在广州，作者虽曾风闻但未确知。临解放时她还跑到江西参加一个蒋军师长残部的反共游击队，不久游击队被解放军全歼，她却易装只身脱逃至上海，复偷渡至香港，因证件尽失滞留经年，至查得档案始赴台与子团聚。由此也可见她敢作敢为和多谋善变的投机本质。 她虽貌不出众，但文笔秀逸。《性史》第一集《我的性经历》作者"一舸女士"就是她的笔名之一。 她因护子而终身未再嫁。著有自传体散文集《花落春犹在》三卷等，可惜对其传奇经历讳莫如深。 上世纪末，享寿九十余得善终。 相思啼血泣"西子" 1933年，作者回饶平修公路、办苗圃，借住于张氏学塾，推荐两位曾在北京上学的新女性来此任教，并将学塾改名为"启新小学"（现为中学）。 独身多年的他不久便与那位被喻有西子"颦态"的黄璧昭成了恋人，这里不谈他们的韵事，只略提她那令人欷歔的惨烈结局。 她出生于饶平首屈一指的大华侨家庭，在越南拥有良田数万亩，还经营贸易，家资不可胜算。家乡钱东镇仙洲村有一座数十间厅房俗称"五马拖车"的大厝，墙面贴着从欧洲进口的艳丽瓷砖，现虽已破败不堪，但那些艺术贴瓷仍光彩照人。因掌门人嗜赌，家道已于抗战后中落。 公路甫修通，作者即遭诬陷亡命香港，仓促间将爱子张应杰易名黄嘉托付与黄氏。不久她辞去教职，将小孩携到香港。后来其悲惨下场书中已述及，但略有出入。据目击者述，他俩是被"浸猪笼"的，插进喉咙的是削尖成矛状的榨糖的甘蔗。这里要补述一些身后事。 作者曾撰哀怨动人的悼文刊于泰国华文报纸，有华侨读后感触极深，多年后尚能忆述其事。土改时，从其家搜出一箱从南洋携回之中共宣传品，惜未留存。而主持杀人沉尸的两个家侄被人民政府枪毙，粗可告慰亡魂。 父妾与爱子 作者笔下恃宠放刁的父妾，其实是旧社会饱受歧视的悲剧人物。她生无名号，死无人送终，虽儿孙成群，但均呼之为"阿婆"，生死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外人只称之为"赤脚"潮汕地区过去对小妾的通称。。我懂事时，只见她是慈爱的老婆婆，持斋吃素，与贫困的小儿子住在一起。解放后住于村外小庙"娘宫"旁之斗室，晨昏焚香祷祝。 1952年初，农会将她赶出庙门。不久知长子被杀，几个幼孙成饿殍，她也于一个苍凉的春夜自沉于家祠前鱼塘，翌日浮尸，被裹以草席草草掩埋，今已无人知其埋骨之处。 "娜拉"到香港接走的黄嘉，一直没有归宗复姓。抗战时随母生活于湖北恩施、重庆，就读于中央大学农学系，恩师是晚年成为民盟中央主委的金善宝教授。抗战后到台湾糖业工作，与李登辉一同考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系，次年因母病辍学。李登辉获博士后回台任"农复会"主任，即聘他为技正（总农艺师）。至90年代中期退休。有子女二名，均获高学历在美任职。 黄嘉侍母至孝，也因之与父绝交。50年代初，牵涉"共谍案"被捕，初被判死刑。其母利用原军政界关系，找国民党高层泣血求情得免死，转囚火烧岛多年，后皈依基督教，获释后仍任原职，但绝口不谈内情，只称系蒙冤。 他对生父并非绝情。1984年闻我修父墓，还辗转送来薄金表心意，母故后始萌归乡祭父之意，惜连续中风瘫痪并失忆。 80年代起与我以手足之情函电往返，近百封来信均妥为保存，清明时都替他献上一束素花。 心地善良的女乡长 在上面提过那位心地善良的芫荽婶，后来成为浮滨的首位女乡长。她是文盲，但记忆力很好，去上面开会，能把会议精神传达得八九不离十。但弄不懂一些名词含义，难免有一些失当。她曾说：农民兄弟，我们要打倒老封建，拥护新封建!以为新的就是好的。其率真如此。 她虽不主张用刑，但在泥沙俱下的大形势下，许多暴力她是无法控制的；还曾被工作队批评对敌斗争欠狠。划成分时我毫发未损，后来才知道是她事先特别交代。而其他地、富都难免一顿暴打，有的连爬也无法爬回去。我二伯母回去后思前想后，与其零挖碎剐不如痛快一死，狠下心来把一双小孙孙吊死，然后与子、媳一起悬梁。全家同归于尽。 我母亲自缢后，农会只有她到现场，面露悲色喃喃地说："唉!为什么'放掉阿奴（抛下孩子）'……" 80年代她离休回乡颐养天年，每年春节，我若回乡，第一个去拜望的就是她老人家。 最后的情人和"红娘"张次溪 自1951年春离家便一直独身的作者，父兼母职。1957年由情逾手足的挚友张次溪撮合，结识了徐娘未老的汪姨，这是他最后一位情人。 他描述其貌为杏脸桃腮，但尤嫌不足，似应添上樱唇皓齿。我见到第一面的印象是活像解放前月份牌上不施脂粉的丽人画像。很难相信这位经历过那么多辛酸、以保姆为业的中年女子的皮肤、身材和气质能够那么优雅。怪不得年轻时是金陵当红舞女并被大亨金屋藏娇。 她虽说一口颇为纯正的普通话，但难掩柔美的吴语声韵。说话柔声蜜语，端的是娇滴滴，极易获听者好感。 在学校住宿的我回家第一感觉是凌乱的屋子变了样，两个幼弟亲热地呼之为"妈妈"；老父脸上常挂着幸福的微笑。我正庆幸有个完整的家，但我和两个大的弟弟又实在无法像两个小的那样叫妈。据说这也是促成她成为第二个"娜拉"的原因之一。这事很让我悔恨不已。 她确善于持家并精于女红，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的人物。闲时还认真练毛笔字。但若接触稍久，也能觉察她老于世故、视经济为首要的内心世界。 真是好景不长，未及两月，她忽然不辞而别。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收拾行李，只字不言原委及去向。出门时，只冷冷地对父亲说了句"我走了，你保重"，连再见也不说，前后判若两人，从此杳如黄鹤。 后来据传在佛山军区一师长家做保姆，只留下墨迹未干的"情人手抄本"。 她的出走太突然，对年已七旬的老父打击极为沉重。曾写下"她是仙姬还是妖魔"的慨叹，好在素能从哲学角度理解世事的他比常人更善于自舔伤口。越秀山上每天依然可以两度看到他略显佝偻的孤影。 那位热心的"红娘"为此深感抱愧，当事人反而百般宽慰。 张次溪是广东东莞人，父是鸿儒，本人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对明史特别是袁崇焕研究尤精。著述颇丰且多与此有关。曾任北京朝阳大学教授，肃反后去职。"文革"中遭遇未详。改革开放后我找到其原住处，已被挤占得只剩一室，仅有一个刚从农村回城的小儿子，云其父已故，别的一问三不知，鲁钝一如我那两个细弟。文化人之后代，求学之年适逢十年浩劫，一至于此，令人不胜欷歔! 2007年8月8日于饶平
浮生漫谈——听风听雨话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