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张竞生博士次子) 一、如梦如烟忆故园 迫他离家的是爱妻 1949年底,大陆解放之初,"故园"的生活仍如平缓的流水照常运行。 翌年秋,农村开始"八字运动"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毕业于南京农校,终生乡居的叔父突然被戴高帽游街并从园前经过。家人惊骇异常,但父亲却若无其事。 不久,县政府通知父亲去领取证明及路费到广州学习。已乐于乡居的父亲未予理睬。稍后再次催促,仍未见行动。转眼已近年底,县长陈君霸亲自登门,送来证明及安家费并川资300万元相当于兑换后的第二套人民币的300元,在当时约可购大米4000斤。,敦促尽快起程,其情殷殷。 父亲仍未明深意,迟迟没有行动。其时四邻各乡村头面人物陆续被游斗关押,风声日紧,他依然不当回事。素来敏感的母亲,深恐意外事态发生,与他吵了一场,甚至以死相逼,他才无可奈何收拾行装(主要是书籍),依依不舍告别家园,时为1951年春节刚过。 此去竟成永诀 母亲并未意识到这是生离死别,强忍眼泪,道声珍重,嘱我送行。踊跃伴行的还有那头饲养多年,俗称"四点金"的大黑犬--"嘟嘟"。后来还是父亲在车前严斥,它才肯跟我回家。归途垂尾丧气,无精打采,极不情愿。也许它已预感到这是诀别,两眼隐含盈盈泪光,一路轻声呜咽。 父亲走后月余,两个民兵背枪持棒到故园命母亲把"嘟嘟"喊来。不知就里的母亲依命把爱犬叫到跟前,正当它摇头摆尾亲热依偎时,执棒的突然猛击其头。它惨叫一声倒地抽搐,七窍冒血,圆睁双眼无限怨恨地瞪视着主人。 母亲当场惊厥,好久都没回过气来,接着紧闭双眼长时间饮泣。一直在跟前目睹惨状的我,其情其境终生难忘。 母亲从此更加神经过敏,一闭眼就睹见爱犬那死不瞑目的哀怨眼神,总深责自己害死一条无辜的性命,时常心惊肉跳,担心大祸临头,人很快就憔悴不堪。 杀犬是为了查夜不被知觉,也可以无偿饕餮一顿。 爱犬的暴亡是一种征兆,血光之灾已隐现了。 父亲此去正是逃出生天。救他一命的何止《四鬼重生记》提到的那位公道待人的林美南,其实陈君霸县长,乃至母亲,都功不可没,只是当事人并未知情罢了。 宁为玉碎 1952年春节,我家是在沉重的心态下度过的。 父亲在广州,几乎每日都有来信,还曾有过日寄两封。来信都编上号,百封之后周而复始,至1953年6月年余间,竟达三百余封。 元宵后,突然音讯断绝。母亲已感不祥,随后乡间又传出父亲已解到汕头,不日就要押回公审了。 是时,土改正如火如荼,叔父已以恶霸地主罪名被枪毙。我见到油印的判决书上有"在恶霸张竞生的庇护下"字眼,归告母亲,她则日夜胆战心惊,梦魇缠身,茶饭无心,终日以泪洗面。又见妯娌受尽凌辱毒刑,最后还是死得不如条狗。她多次对我说宁为玉碎,也不想受那种非人的身心折磨,已萌死志。 我因之寸步不离,夜不敢寐,还在楼梯上设置障碍,触动便有巨响。 母亲见无法摆脱,便诓我说绝不会抛下家人寻短见,而且强作欢颜,开始如常度日。清明那夜,我因多日守候,疲惫过度,一觉睡至鸡啼。发觉她已外出,情知不妙,跌跌撞撞寻至数十米外的浴室,只见木门紧闭,呼之不应。我急忙卸下门板,摸黑进去,却一头撞到她悬空的腹部。及至割断绳索,母子摔倒地上,虽经人工呼吸,却已回天乏术了。 不让飞蛾扑火 事后才得悉,父亲当时确已回到汕头,不过不是抓回,而是陪华南农业大学的柑橘专家林孔湘教授来潮汕调查出口苏联蕉柑的病害问题的。原打算在汕诱捕押回原籍,但被有良知的林美南挡住。而月余无信,是被农会截收。 在此前后,发生了一宗令人惊诧的事。有两位宗亲张国栋和张广实,1985年由饶平县人民法院改判无罪,恢复名誉,家属得到安置。,是樟溪的头面人物,受中共地下党指派,以"白皮红心"形式分别当上县参议和乡长。因对革命活动做过贡献,解放后准备安排其中一人为县财政局长(未就任)。忽然从省到地方曾长期搞地下斗争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地方主义或右倾的名义,都靠边站了,而由南下大军主持土改工作。这两位党的好朋友、进步人士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没多久都给枪毙了。 那时我带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幼弟(最小的三岁),完全没有经济来源。这倒在其次,当务之急是瞒住父亲这里的变故。因为他是情感派,爱子如命,若知此情,赴汤蹈火也要赶回故园,结局只能是都成覆巢之卵。一些至亲好友也暗中告诫我绝不能如实去信。 无奈的骗局 要让他不起疑,只有伪造母信一策。我当时十来岁,只有小学程度。而母亲则是文科大学毕业。幸好我小学时曾偷偷看过《三国演义》,多少掌握一些半文半白的语句。参照她塞在我口袋里的致夫君的绝笔,含泪苦练了两天,居然可以马虎乱真。每隔旬日便寄去伪造的家书。 浮山邮政代办所那位姓杨的好心大叔,极同情我的处境,把信件暗中转交给我,我这才知父亲已安然返回广州。父亲又寄来一些赡家款,我们兄弟才幸免饿毙。 后来见面时,父亲拿出一叠母亲去信,要我挑出真伪来。我说那还不容易,去年清明后都是假的嘛。此时父子相对无言,哭笑不得。 他对母亲的死虽极悲痛,但又伴生恨意。认为她薄情寡义,没有咬牙坚持。只有我深知她当时生不如死的心态。要抛夫弃子走上绝路,也是需要非凡勇气的!她起码保住了做人的尊严。 不相信成为地主 土改划成分,是早已由工作队和农会内定了的事,划成分只是走过场,无非是痛殴一顿,进一步煞"地、富"的威风。 父母不在,十来岁的我便成了小地主。 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夜,我被两条持枪弄棒的大汉押到农会。 只见吊着惨白汽灯的祠堂天井四周,错落坐满了人。我从未经历此种场面,已是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尿不敢流,头脑一片混沌。人们喊叫着,挥舞着拳头,我却没感到痛,原来那是喊口号。我什么也没听清,就被按着跪下来,手被抓住在一张纸上按上指印。 这时一个熟悉的中年女声和蔼地叫我站起来,我才认出是以前常到家里帮忙挨砻舂米的芫荽婶。她对我说,你家余粮是多少千石,听清了没有:快写信叫你父寄来还!现在你回去。 父亲原分得祖遗三亩多水田,后来为了在故园下面田里种柑,就都调换到那里,并把四周的买下,总共六七亩,比租用的故园略小。 抗日时,柑价低贱,加上地势低湿,刚挂果就多枯萎,只得还原成水田,租给房亲。全家七口人,平均只有一亩上下。父亲在农校兼课,用半天时间打理故园的果树。他从不戴笠,只穿短衭,光身赤膊,晒得油黑,外表看比农民更农民。 他在广州南方大学学过土改政策,对照规定总认为只能算是小土地出租者。但那个时候是农会说了算。 我根本没有听清"余粮"具体是多少,只知道那是比天高的天文数字,有好几千石!大约相当那几亩田丰年时近百年的总产量。 人间自有真情在 为了还这无头债好让妻儿脱羁绊,父亲只得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向海外亲友求援。 那时他的同学或学生均健在,比亲戚朋友更慷慨资助,他们主要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汇款源源不断寄到农会,因此我们兄弟也没受到苛待。但也不让我们去广州,就像人质。 到了1953年春末,农会已收足余粮款,但仍不让我们离去,父亲便找省里的土改城乡联络处申诉。复文说按政策可以把小孩领走,但你爱人已自杀身亡云云。 父亲接函后还怒斥其官僚主义,说明明不断接到她的信件哩。其实蒙在鼓里的是他自己。由上级发函通知,我才得以携四个幼弟到广州。 一直到1984年省委统战部和饶平县给父亲落实政策,恢复名誉,随邓崇禧副部长来饶的省文史馆管人事的李副馆长才告诉我,父亲的个人出身和成分是革命干部。"反右"时内定中右,但没有"戴帽"。这是他生前不知情的,这倒让我有点发蒙,唉,都过去了,可不是玩笑。 就是为了挣钱 在他筹款还"余粮"时,旅居新加坡的昔年同窗好友许唯心教授热心推介他在南洋报刊卖文挣稿费。《十年情场》先是在《南洋商报》副刊连载,后来才由"夜灯报社"出单行本。我见父亲不时去海关领回成叠的《南洋商报》。 90年代初,市面上出现一本书名分两行竖排的《十年情场》,也可读作《情场十年》。编者是李洪宽原为前北京医科大学教师,后留美。20世纪80年代率先发表文章赞扬张竞生在性领域上的创新和贡献。,出版者是昆仑出版社,内容与前者雷同。我乃托北京友人质询该社,答云出版社是被冒名,也是受害者。此类笔墨官司,根本没法打,只好不了了之。 《浮生漫谈》是先在香港的《文汇报》副刊《新晚报》连载,后来辑录成书。1956年,报纸主编偕他的影星太太石慧女士特地到广州法政路作者家送稿费和样书,还送了一本当时极时髦的塑料皮活页笔记本。 《爱的漩涡》则先在香港《知识》半月刊连载,主编姓孟,是一位极能干的女学者,许多文章都自己执笔。这本杂志品位较高,在被喻为"文化沙漠"的弹丸之地香港,没维持多久便停刊了。幸好及时出了单行本。 也可以说,这三个姊妹篇是无心插柳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