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访谈录——有关索尔·贝娄的一些思考（节选）

诺曼·马内阿 我第一次见到索尔·贝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布加勒斯特，那是在一次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举办的小型官方集会上。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需要几个罗马尼亚犹太作家来迎接这位著名的美国犹太作家。我已经通过罗马尼亚语和法语译本了解了索尔·贝娄的书籍，而且我甚至还就他的“都市世界的强大原创性”写了点儿东西，在他的都市世界中，犹太精神找到了自己新的、自由的、美国的声音，找到了其新的安宁与新的不安，找到了一种新的幽默和一种新的悲哀，最后，还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提出生活中无法解答的问题。索尔·贝娄在《系主任的十二月》中做了敏锐描绘的罗马尼亚那段时期的阴郁之气很快便在那间宽敞而优雅的官方会议室中变得明显起来。出版了《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的罗马尼亚译本的罗马尼亚出版商，带着只有他一半年纪的那种人的雀跃活力站起身，让那个古老的话题起死回生：“谁是你的后台，贝娄先生？”春日明媚的阳光立即被我们对之耳熟能详的“正午的黑暗”压制下去。听众中没有一个人会在把握那个有关罗马尼亚的被挑选出的（且必然是犹太人的）恶魔的、并非过于微妙的问题方面觉得吃力。不过，我们的嘉宾带着他那持怀疑态度的、温和的微笑，以及他那优雅的礼貌，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位讯问者的进攻。“谁给了你那个大奖，贝娄先生？谁是你的后台，索尔·贝娄？”那个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重复道。但贝娄仍旧保持着微笑和礼貌，由着性子慢吞吞地给我们讲了两个有关赢得诺贝尔奖的私下影响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位芝加哥的警察，多年来，他每天都在贝娄所在街道的街角处问候贝娄。没有意识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已经举行过了的他像往常一样，向贝娄送上同样简单而友好的、习惯性的问候。“早上好。”“早上好。” 第二个插曲属于作家的一位高中时期的朋友，贝娄有几十年没有见过他了。在出人意料地于芝加哥的大街上与贝娄邂逅时——也是在贝娄从斯德哥尔摩返回之后——贝娄欣然地听着有关他们的校友的消息，也听着那位朋友自己的消息。最后，朋友想起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还有你，索尔，你靠什么维生？你怎么挣钱？” 在令人不快的问题的穷追猛打下，优雅、热忱、超然的索尔·贝娄并未展现出他在访问期间所感觉到的不适，但他与某些罗马尼亚熟人讨论过这事。“他经受住了一种精神错乱……他相信，在大街上总有人在跟踪他，到处都有窃听器。”他的罗马尼亚翻译安托阿内塔·拉利安（Antoaneta Ralian）于2000年的《文化观察》（Observatorul Cultural）这本重要的罗马尼亚文化周刊上说，“当他看到，在他所住的地方，他们将枕头放在电话机上，全程都开着收音机，以便谈话不会被警察的窃听装置所记录时，他完全被震惊了。” 我与索尔·贝娄的第一次交谈不是在布加勒斯特，而是1992年在纽瓦克，那是在由《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所组织的有关东欧的作家会议上，贝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直与该杂志联系密切，此后也偶有联系。在我看来，他似乎冷淡疏远，且困惑不安。我猜，我的罗马尼亚身份不是个向他引见我的有益理由，我的有关米尔恰·伊利亚德的文章《受到福佑的过失》（Felix Culpa）也不是，因为在文中，我提出了一个一直是朋友的人的令人不安的问题——马泰·卡利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教授曾经对我说起过他与贝娄、他的罗马尼亚（那时的）妻子亚历山德拉（Alexandra）以及克里斯蒂内尔（Christinel）和米尔恰·伊利亚德一起在芝加哥度过的感恩节。 不管怎样，因为我们的早餐仅限于交谈，所以在我们告别后，我并没有使用他给我的电话号码，我们的亲密关系是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慢慢地、一点一滴地产生的，我想，这得感谢某些共同的朋友。 他后来邀请我们，即塞拉（Cella）和我，到他位于佛蒙特的避暑别墅过夏天，就是在那两个连续的夏日里，我们对彼此的了解逐渐深入起来。早晨，他身穿T恤衫和有许多口袋的牛仔裤，头戴有着长长的蓝帽舌的棒球帽；傍晚，在小厨师（Le Petit Chef）餐馆（他是那里的贵宾之类的人物），他显得优雅而古怪，穿着粉色或红色衬衣，打着设计独特的蝴蝶结领带。他有着一种自然而开放的风度，绝不自命不凡或装腔作势。他看上去就像个农夫，或是旧贵族，或是一个正在度假的艺术家。 他向我问起巴德学院（Bard College），他年轻时曾在那里教过书，与朋友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住在一起，后者本身是某种文学“贵族”，像贝娄一样，具有朴素的社会出身。他知道汉娜·阿伦特埋葬在巴德，但不欣赏她。“因为海德格尔的缘故，她的一只脚在纳粹那里，”贝娄回忆道，“另一只脚则在共产主义那里，因为她的第二任丈夫布彻尔（Blücher）的缘故，他是巴德的哲学教授。我相信，他一直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她对此向来只字不提。她知道得太多，她逃避忏悔。” 当贝娄作为一位年轻作家在巴德任教时，他很快便陷入了与一群老派的文学教授、“伟大文学”的热烈守护者和多疑的现代作家的冲突之中。当时风头正盛的贵阁名媛是厄玛·布兰德斯（Irma Brandeis），她是意大利语系的系主任，是位翻译家，据说还是蒙塔莱（Montale）的前情人。她具有得之于“古典的”坚守信念的张扬个性，在才智上颇具进攻性。年轻的贝娄自然发现自己身处反叛者的阵营，但仅仅几年后，他已明白，年轻人的“革命”很少会遵守其诺言。 数十年后，在准备《口无遮拦的人》（Him with His Foot in His Mouth）这篇故事中描写其疲惫的感伤时，贝娄打电话给巴德的校长里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抱怨说自己再也想不起来厄玛·布兰德斯的声音了。里昂邀请他参加一次厄玛也将到场的特殊晚宴。那是个友好和睦、令人愉快的夜晚，充满有趣的回忆。晚宴结束时，贝娄宣称，他重返巴德，不仅是为了回忆起另一段时光的氛围，而且是为了就他与厄玛·布兰德斯夫人间的冲突而当众请求她的原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了解到，他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我本人已经在巴德生活了十多年，就在厄玛·布兰德斯以前住过的平房“最小值住屋”（Casa Minima）中安了家。现在，我知道像《赫索格》（Herzog）和《雨王哈德逊》（Henderson the Rain King）这样的小说是如何将招待了我的学院与作者所熟知的空间和时间捆绑在一起的；我在我已谙熟到有时仿佛是在回忆我自己失去的布科维纳（Bukovina）时光的区域，发现了有关他在当地生活的逸事。 然而，在我们于佛蒙特的对话期间，我并不坚持要求排练过去的巴德时光。我更感兴趣的是，了解小说家对当前的看法。按照贝娄所言，现代纪元似乎至少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预言：人将战胜自然。贝娄似乎完全未受到这一“进展”的魅惑。当然，他承认，在医学、供给穷人、即时通讯、从一个地方至另一个地方的轻松游走等方面，人类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可避免的是，某些价值观丢失了，改变了；出现了新的价值观和准则。但贝娄依旧会例行提及某些似乎已经丧失了的根本性的东西，某些在他的小说中不仅有影射而且固执地加以强调的东西。据说沉降于贝娄小说之核心的东西是对美国社会中的野蛮的实用主义的依赖，是陈腐或平庸的话语以及对流言蜚语的喜爱。这些内容也常常在他的谈话中被提起。他说，谁会怀疑，一个像他本人那样的作家有时会被列在“反动分子”之列？ 他向我保证，即使在当今的市场中，他的书的每个美国版本照样会售出60 000—70 000册。他仍旧会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些是反犹太人的。尽管如此，尽管陈腐，尽管流言蜚语满天飞，贝娄仍保持了适度的乐观主义。他希望，美国人的常识也许会抵御目前极度愚蠢的公众生活和政治生活。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秉性多疑，且与日常环境保持了清晰的距离。最终，在耄耋之年，他甚至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年轻而理想的伴侣。她聪慧、文雅，完全献身于自己的丈夫。 1978年我在罗马尼亚作家协会见到他时，我问贝娄，他是否会在赫索格和洪堡之间做出选择。一方是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的、沉思默想的知识分子，另一方是该死的、事事走极端的天才艺术家。“难以回答的问题。”他答道，并补充说，他觉得两个人物都颇具吸引力。 1999年，我在美国再次问了这个问题，这让他想起了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见。我补充说，我有种印象，觉得在这些年里，他已变得与艺术家亲近起来，他已产生了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不信任感。 “也许是吧。我没想过这个。我不习惯于思考此类问题。这些是理论家感兴趣的问题，但其他一些事情会驱使你。定义你是谁：一位知识分子还是一位艺术家？它引发的思考是，谁其实更加天真，是知识分子还是艺术家？我从未得出过结论。我甚至不肯定，保持天真是否是种罪恶。也许这个问题会导向某个严肃得多的事情。” 在我们最后的会面中，索尔可能显得疲倦或冷淡，并会突然清醒过来，因某个微小的挑衅或机智的片段而突然活跃起来。在2002年第92街希伯来青年协会为他举办的阅读会之前，我们与他共坐在一间奢华的西中央公园公寓中，那是在为他而举办的一个聚会上。但大多数其他客人都对他漠不关心，而全神贯注于那一天的流言蜚语。贝娄心不在焉地独自躺在沙发上，像一个没有人再多加注意的老祖父，他时不时地愉快地观察着自己两岁半的女儿，她不知疲倦地从一个角落跑向另一个角落。然而，当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出现，并用古典的中世纪英语诗句问候他时，他立刻清醒过来。他用另一些摘自《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的诗句做出回应。他们进行了约十分钟令人称奇的、兴高采烈的诗歌背诵竞赛。两位参赛者旗鼓相当，谁也战胜不了谁。我大吃一惊。 “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聪明的男孩总是这样，”菲利普说，“难道你没有背诵过重要的罗马尼亚诗歌吗？” 是的，在上高中时，我曾赢得过一些背诵罗马尼亚诗歌的非正式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