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约翰——“你好，我叫约翰”

对年轻人和任何拥有梦想的人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是一个“黄金时期”。残酷的战争早已结束，战后的萧条也已过去，国家公共服务水平在慢慢提高，年轻人变得朝气蓬勃并且无所畏惧。机会和梦想的明媚春光似乎已经取代了40年代的艰辛和萧瑟。英国在庆祝重生和自由，梦想、希望、创造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7年9月，我开始在利物浦艺术学院学习。这一年我刚刚18岁，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前一年，父亲在与肺癌做了一番痛苦的斗争后不幸离世。两个哥哥离开了家，母亲和我在经济上十分拮据。父亲十分担心我们的生活，临死前，他说希望我外出工作帮助母亲，而不是上大学。虽然我很难接受大学梦就此破灭的前景，但还是答应父亲我会找份工作的。 当时，妈妈什么也没说，但她知道大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父亲去世后，她对我说：“亲爱的，你必须念大学，我们会筹到学费的。”于是她出租房间以补贴家用。妈妈在主卧室里满满当当摆了四张床，四个年轻的电工学徒也很乐意共住一个房间。从那时起，家里更像是一个公寓了，厕所前总是排着长队，我必须黎明时早早起床，才能第一个用到。尽管这样，我还是对母亲充满了感激，并暗下决心不让她失望。 从进入艺术学院就读开始，我就是一名模范生。每天很早就到学校，穿着我最好的运动衣和斜纹软呢短裙，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兜里装着削尖的铅笔，令我看上去就是一个校园里最勤奋的女孩。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艺术老师，艺术是我上中学时唯一喜欢的科目。12岁时，我进入当地一所初等艺术学校学习，那时，我着实高兴了一阵。这所中学与艺术学院就在同一条街上，在那里，我和一个叫菲利丝·麦肯齐的女孩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还约好要一起上大学，但是菲利丝的父亲不同意，坚持要她找份工作。不得已，菲利丝只好白天为当地一家粮店工作，晚上则全心全意地在夜校上人体素描课。 和我一起上了大学的还有安·梅森和海伦·安德森这两个艺术学校的女孩。大学生活让我们兴奋极了，好羡慕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她们身着各种各样波希米亚风格的奇装异服，相当大胆前卫，而我们只敢怀着羡慕和崇拜的心情偷偷看上几眼。 我的大学同学多是战前或战争中期出生的，拿我来说，就出生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周。那时母亲和其他一些孕妇一起被送往相对安全的布莱克浦。1939年9月10日，在海边一家家庭客栈的小小的单人间里，妈妈生下了我。说起生我的过程，简直像噩梦一样：她被独自留在房间里，痛苦地待了一天一夜。当助产士最终赶来的时候发现，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妈妈和我都将没救了。助产士把门锁上，向妈妈保证没有人会看见，然后拽着我的头发、耳朵以及任何她可以抓到的部位把我拖到了这个世界上。父亲几个小时前就已赶到了，助产士让他先出去待会儿，他回来以后，看着虚弱到了极点又惊吓过度的妈妈，顿时哭了出来。接着他才意识到他的妻子度过了这一关，他有了个女儿。 我的父母原来都在利物浦，但是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决定离开那里，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于是就从柴郡渡过了默西河来到了威勒尔。他们当时带着我和两个哥哥—11岁的查尔斯和8岁的托尼，在一个叫做霍伊莱克的海边小村一所半独立式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当时爸爸在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他的任务是往各个商店销售电子设备。为了挣钱，他每天必须在城里到处跑，而我们则在家躲避那些不长眼睛的炸弹。利物浦的好多地方都已经被炸弹毁坏了。当轰炸机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妈妈就用胳膊护着我们藏到楼梯下面的厨柜里面去，炸弹爆炸的冲力都能把我们从凳子上震下来了。 那些年里，物资是限量供应的。我们和其他许多家庭一样，靠政府发放物资生活，不错的是，我们还分到了一小块地，可以种些蔬菜，后院里还有一间小小的鸡舍，可以养几只鸡。在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现象很普遍。哥哥们吃熏肉，我只能吃最外层的皮，而他们把肉从骨头上面弄下来以后，我就啃骨头。我给他们擦鞋，帮助妈妈照顾两个哥哥和爸爸，这是我的工作。我是一个温顺、胆小的女孩，作为家里最小的和唯一的女孩，我接受了自己该扮演的角色，毫无怨言。 物资配给一直持续到战后几年，所以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物质短缺当中。我那时常常帮街上住的两个老太太买东西，作为回报，她们一个给我一些甜食，另一个给我一些她孩子穿过的旧衣服。在那个年代，衣服和甜食都是很了不得的东西了。我5岁那年，16岁的查尔斯就离开了家，所以我对他在家的时候没有多少印象了。他也去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先是在伯明翰，后来又去了伦敦。查尔斯钢琴弹得很不错，那时整条街上的人们都经常听他弹琴。 两个哥哥中，我跟托尼更亲密一些，所以当他1950年满18岁应征入伍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想念他。战后，他为了讨女朋友欢心而去了警察局工作，因为那里会分给他一套房子。但是托尼不喜欢当警察，所以当女友离开他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解脱了，因为终于可以辞职不当警察了。 我长到10岁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下了父母和我。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是彼此相爱，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两个人吵架。我的父亲也叫查尔斯，他很和善，精力旺盛而且性格开朗。在我的记忆里，他只冲我发过一次火，原因是我有一天从学校回来嘴里骂了一句脏话。我很喜欢我的父亲，记得上初等艺校的时候，我每天早晚坐火车来回利物浦都能和他同行。他身上常常装着一包糖，是带给客户的，有时候在回来的路上就会抓一把给我。 我的妈妈莉莲在那个年代也是很不寻常的女性，因为她不喜欢做家务，常常一个月才会想起来打扫一次房间，其他的时间就任由灰尘堆积。但是妈妈有很强的艺术品味，她常常在窗台上摆一盆花，有事没事就摆弄它们。而且，她很擅长织那种费尔岛杂色图案的毛织品。不过，妈妈最喜欢的还要属每个星期一到拍卖行去淘一些便宜货了。 我和爸爸经常在星期一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客厅变了样。有时有个新沙发，有时有个新地毯，有时是窗帘、桌子，甚至所有这些都换了。而那些旧的东西早就被送到了同一家拍卖行去拍卖了。我们对此并不介意，觉得看她弄这些东西很有趣，而且，最重要的是，妈妈喜欢。 爸爸56岁的时候开始生病，于是一切都变了。那个年代，人们都抽那种没有过滤嘴的香烟，意识不到它的危险。爸爸就是因为这个才得的病。他得了肺癌以后，健康每况愈下：原本结实的身体变得虚弱，呼吸开始困难。没过了多久，他就只能坐在房间里的椅子上了，我每天放学回来后就去陪他坐一会儿。爸爸去世的时候，只有我和妈妈在身边。我们既痛苦又绝望，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一切。当时，是艺术学院转移了我的注意力，给了我新的希望，让我能够从家里那个痛苦的小窝中走出来，走到外面去。 我常常希望自己也能像学校里的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一样，成熟而自信。我很羡慕他们随意的、富于艺术气息的装束和长长的头发。我入学的时候留着短短的、整齐规矩的卷发，是妈妈的一个理发师朋友给我烫的。但问题是她的顾客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她给我弄的这个发型使我看起来像个俗气的中年妇女。每过几个星期她就会拿我做一下试验，给我弄一个新发型，但是都很难看。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还戴着眼镜。刚去学校的时候，我看到学校有新的校服，觉得好看极了。可很快我就感觉那个家庭主妇式的发型和普通的用品让我难以见人。我想试着大胆一些，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勇气那样做。 更加让人郁闷的是，我还必须承受别人对我的看法。因为我住在默西河的对岸，在利物浦人看来，住在那边的人有一种独特的“对岸形象”，时髦而傲慢。我说起话来和别人不太一样，这在别人看来就是我傲气的表现，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比我有钱。我的腼腆羞涩也丝毫不起作用：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在绞尽脑汁地想该说点什么，但在别人看来好像我很冷淡一样。对于精彩的演讲和机敏的回应我是没有任何指望了。每次别人伶牙俐齿地开玩笑时，我就显得笨嘴拙舌，舌头打结。但是尽管有诸多的不好，我还是喜欢上大学。它让我体会到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独立和自由的感觉。 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男朋友，叫巴里，是在初等艺术学校时认识的。巴里是一个很不错的恋爱对象，他的父亲是窗户清洁工，巴里看起来长得有点像西班牙人，带有一种异域风情，是霍伊莱克的大众情人。当他开始约我的时候，我成了当地许多女孩羡慕的对象。有一次他看见我穿着白色的粗呢外套，牵着我的狗丘米在海滩上散步，于是不久后的一天，就跟在我后面，请我去看电影。我当时只有17岁，而巴里比我大5岁，出于虚荣心，我答应了他。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已经交往有一年了，而且开始考虑订婚。当时巴里为他的爸爸打工，而且开始为了我们的未来在住宅互助委员会存钱了。有一天，他说服了我趁妈妈出去的时候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和他做爱。他劝了我几个小时，不停地告诉我他有多爱我，并且保证会和我结婚。最终我同意了，但是觉得这一次非常快，而且没有任何快感可言。我继续和巴里交往，但是再也没有单独待在房子里的机会了。一天他宣布他爱上了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一个红发女孩，我伤心极了。这是我遭遇的第一次背叛，发誓自己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但是，几个月以后，当他央求我再回到他身边，并且赌天赌地地发誓他爱的是我，那不过是他犯的一个错误时，我又让步了。 当第一学年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菲尔来到学校。她得到了一份助学金，并且说服了她的父亲让她重返校园。我们都很高兴，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经常待在一起。 到了年末，我们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专修的方向了。我选择了平面设计，并且还选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字型艺术课。菲尔则选择了绘画和字型艺术，我们都很高兴终于能有机会在同一个班里学习了。 第二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和一年级刚进校时一样兴奋，但是稍稍改变了一下形象，使自己看起来柔和一些。我鼓足了勇气拒绝了妈妈的理发师朋友，开始留长发。我买了一些时兴的黑天鹅绒长裤，不再穿原来的花呢裙子，而且只要一有可能就把眼镜摘掉。不过，我是深度近视，没有了眼镜，我几乎看不清楚东西，这又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坐汽车总是下错站，或者看不清学校贴的公告等等，但是我并不介意。我特别讨厌眼镜，一般只有在课堂上才会戴，因为如果不戴就看不清黑板了，甚至连面前纸上写的字都看不清楚。 记得第一次上字型艺术课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坐好了，这时，一个流气的男孩儿才懒懒散散地走进教室，手紧紧揣在外套兜里。他看起来好像对上课非常不耐烦，而且有种目中无人的表情。这个男孩走过来坐到了我后面的空位上，拍了拍我的后背，扮了个滑稽的鬼脸说：“你好，我叫约翰。”我当时忍不住笑了，小声说：“我叫辛西娅。”老师当时已经开始讲话了，冲我皱了皱眉头。 我每天在学校都能见到约翰，但是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因为我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圈子里。而且我对于他也上字型艺术课感到很惊讶，他看起来可不是那种会努力学习、认真做功课的孩子。他上课甚至什么文具都不拿，一开始做作业了，就拍拍我的后背，向我借铅笔和橡皮，而我则很不情愿地递给他。后来，他就经常坐在我的后面，需要什么就找我借什么。不过，他借了也很少用，因为他几乎就不做功课。每次上课，他都会到处招猫逗狗，惹得全班哈哈大笑。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不是约翰自己选择去上字型艺术课的，他是被迫的，因为其他课的老师都不愿意要他。而他也明确地表示不愿意待在那里，所以就使劲去破坏课堂。谁都不招惹的时候，他就会在老师背后搞怪，或者发表一些尖刻的评论，或者给老师或者周围的同学画讽刺漫画，虽然是故意丑化了的，但是真的很像，引起了周围的阵阵哄笑。 我第一次见到约翰的时候，曾经暗想：呸，这个男孩不适合我！他留着小混混头，就是那种“鸭尾头”，穿着紧身的水管裤和一件超大号的外套，与我习惯的那种干净整洁的男孩子截然不同。他对别人口无遮拦的品头论足和刻薄的小聪明让人害怕，我真担心他会把矛头对准我。但很快他就向我开炮了，叫我“古板小姐”或者“鲍威尔小姐”，并且拿我整洁的衣服和时髦的口音开玩笑。 第一次被他开玩笑的时候，我一下课就红着脸跑了出去，希望他不要再出现。可是，就在短短两周的字型艺术课要结束的时候，我开始盼望见到他了。除了在课堂上，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相遇过，但是，我发现自己开始急切地想见到他，并且暗地注意他了。他使我发笑，而且他的行为方式让我觉得很新奇。我总是顺从于权威，努力取悦别人，但是约翰正好相反：他很霸道，爱挖苦人，而且非常叛逆。他好像谁都不怕，我好羡慕他可以随意嘲笑任何人和任何事。 一个认识我也认识约翰的朋友告诉我，上学期末约翰的妈妈出车祸死了。我非常想念我的爸爸，因此可以体会到他的感受。他从未提起过这件事，也从未提起过其他的家人，但是我觉得他表现在人前的尖酸刻薄的外表后面，一定隐藏着深深的悲痛。这种想法令我越来越密切地关注他了。 一天早晨，字型艺术课的同学们出于好玩儿，互相测试视力。我才发现约翰和我一样严重近视，不戴眼镜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而且极其讨厌戴眼镜。他当时带着那种很贵的角质框架眼镜。当我们看不清或弄错了的时候，就会一同大笑起来。那次是我和约翰第一次真正的接触，从那之后，我们就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说话了。 约翰来上课的时候，背上总是斜背着一把吉他。他告诉我，他现在组织了一个乐队，名字叫做“科利人”，是根据他原来的学校“科利银行中学”取的名字。有时下了课，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把吉他拿过来弹上几首当时流行的曲子，比如博·迪德利、恰克·贝利或者罗尼·多内甘的歌。在弹吉他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他。因为热爱音乐，那时的他，面孔变得柔和起来，往常的那种愤世嫉俗、藐视一切的表情也消失了。 学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他了，于是我开始不停地自责。这简直有点可笑：他根本不是我为自己设想的那种类型，而且我也看不出来他对我有一点兴趣。但是有一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时放了学，其他同学都走了，我收拾东西也准备离开，约翰抱着他的吉他坐在距离我几英尺远的位子上。突然，他开始轻声唱起了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她不美吗》（Ain誸 She Sweet），后来披头士乐队的唱片里也曾收录过这首歌。 哦，她不美吗？ 看着她沿街走过， 我悄悄问你： 她不美吗？ 哦，她不好吗？ 一次、两次望着她， 我悄悄问你： 她不好吗？ 目光向她的倩影投过， 天哪，难道不完美吗？ 哦，我问你，一遍又一遍： 你不认为那简直就是优雅吗？ 是的，我悄悄问你： 她不美吗？ 我的脸刷地红了，说了声对不起，还没等歌唱完就匆匆跑开了。但是我看到了约翰的眼神，他在唱歌的时候一直盯着我看，难道他对我也有意思？ 我把这件事偷偷告诉了菲尔，她告诉我，约翰不适合我，叫我不要这么傻。她和约翰住得不远，每天同乘72路汽车去上学，所以比较了解他。她经常借车票钱给约翰，也很喜欢他，但是还是认为约翰不适合我。她提醒我别忘了和巴里订婚的事情，但是我暂时不想考虑那件事了。随着对约翰的暗恋，我和巴里的约会也越来越少，一个星期里最令我期待的事情就是去上字型艺术课。 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看见约翰上楼梯时紧盯着一个女孩看，那个女孩穿着紧身的黑色短裙，长长的金发垂了下来。我听见约翰冲那个女孩吹了声口哨，还对他的朋友说：“她长得挺像碧姬·芭铎的。” 我也不甘落后，周六一到马上去买了最流行的希尔顿金发染剂，回去自己染了头发。星期一到学校的时候，我的头发呈现出不同层次的金黄色，非常漂亮。约翰注意到我的时候，我高兴极了，他笑着说：“哇，霍伊莱克小姐。”我能看得出，他很喜欢。 一天下午，我们所有的中年级学生都到礼堂去讨论，约翰和我隔了几个座位。我的一个朋友海伦·安德森忽然靠上去拨弄他的头发。海伦和约翰关系不错，但并不是喜欢他，而只是表示对他说的话感到有趣的一个善意的动作罢了。但是当我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妒忌时，不禁大吃了一惊。 尽管约翰和我在上字型艺术课的时候也会聊天，但是，我们在校园里却都待在不同的朋友圈子里，很少能见到对方。我觉得他是那种难以接近的类型。虽然我很喜欢他，但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真的走到一起。 假期快要到了，我们都很兴奋，有人建议在回家之前开个午间聚会。一个老师巴尔兰德答应让我们借用他的房间，并且说也会去参加。巴尔兰德以前是个拳击运动员，他非常严厉，不过人很好。我们高兴极了，找到了录音机，然后每人凑了一些钱去买啤酒。 我很期待这次聚会，倒不是因为可以在那儿碰到约翰，我想这个聚会都是一帮乖乖的学生，他肯定不感兴趣，反而觉得，这样可以让我转移一下注意力，之后我们就可以度假去了。我很盼望有这样一段时间，可以让我对约翰的感觉淡下来。 聚会那天气氛很热烈，阳光透过一楼脏乎乎的窗子照了进来。这个房间我们很熟悉，每个星期都会在这里聚一次，选一个主题来画画。我们把桌椅推到一边去，摆出食物和饮料还有一大堆唱片。来的都是原来圈子的人，大概10到15个，我们自从大一的时候就是朋友了。那天我上身穿了一件宽松的黑色棉外套，下面配一条带有黑色蝴蝶结的黑白相间短裙，脚上穿着我最好的黑色采螺鞋。走在校园里，我的感觉好极了。 一起到来的还有几对恋人，所以气氛就更加热烈了。安·曼森刚刚开始和杰夫·穆罕默德在一起，杰夫是约翰的一个好朋友。安和杰夫在那边接吻，我和菲尔偷偷地看了一眼。当约翰走进来的时候，我的脸立刻开始发烫，心通通直跳，装着没有注意到他。他和我一样一身黑色，还是常穿的那条黑色紧身裤、厚运动衫，还有他的仿麂皮鞋子。他直奔我而来，说：“愿意起来一下吗？”我的脸红了，但是还是很高兴地站起来和他跳了一支舞。 记得当时放的是一首恰克·贝利的歌，正跳着的时候，约翰大声说：“你有没有想过要和我约会？” 我当时非常慌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就说：“对不起，我就要和一个霍伊莱克的男孩订婚了。”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真想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因为我的话听起来很傲慢，而且一本正经。 “我他妈的又没让你和我结婚。”约翰回了我一句，接着掉头就走了。我把一切弄砸了，心里难受极了。但是几个小时以后，聚会快结束的时候，约翰和他的朋友邀请我和菲尔去俱乐部玩儿。这是个好消息，也许我什么都没有损失吧。 于是我劝菲尔和我一起跟着他们去了学校旁边的“夸夸谈”酒吧，我们学校的学生没事经常去那里。酒吧里非常嘈杂拥挤，想说话还得互相大声喊。我们以前都是放了学直接回家的，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因此这是第一次尝试学生的社会生活。我们喜欢那里的噪音、笑声以及令人目眩的气氛，想到以前的生活，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约翰是和几个朋友一起来的，有杰夫·穆罕默德和托尼·卡里克尔，他们待在酒吧的另一边，没有过来。菲尔和我也遇见了一些朋友，和他们聊了一会儿。但是喝了几杯“黑色天鹅绒”（是一种英国产的吉尼斯牌烈性黑啤酒和苹果酒的混合饮料，当时的学生们都喜欢喝这种东西）之后，我觉得有点头晕，该坐车回家去了。我有点失望，约翰没有跟我说一句话，而且我怀疑他约我来酒吧的时候还在嘲笑我。 就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叫住了我，开玩笑说我像个修女一样，让我再多待一会儿。菲尔说她要去赶汽车了，问我是不是一起走。我知道她不同意约翰的要求，但是我很想留下来，就冲菲尔抱歉地笑了笑。菲尔无奈地耸了耸肩就走了。约翰和我又喝了几杯酒，然后在我耳边轻声说了句“我们走”。我们就穿过人群走了出去。 当时天已经黑了，街上静悄悄的。从酒吧刚一出来，约翰就吻了我，那是一个长长的、充满激情、令人无法抗拒的吻。他轻声对我说，他的朋友斯图亚特有一个房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然后就抓着我的手带我走到了马路上。我当时被巨大的喜悦笼罩着，他也是一样。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愿意跟他到任何地方去。 斯图亚特的房间很大，在一个合住的屋子的后部。房间没有窗帘，一个充气垫子放在地上，四周散落着衣服、资料、空烟盒和书。对于乱糟糟的房间，我们根本就无暇顾及，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冲到垫子上做爱。和之前的那次经历相比，我觉得这次感觉棒极了。而且我想约翰的感觉肯定也非常好，我们相拥躺在一起的时候，他平时高傲自大、无法无天的行为早就融化得一干二净了。 那之后约翰说：“上帝啊，鲍威尔小姐，事情不一样了吧？订婚又能怎样呢？”我告诉他我和巴里的爱情结束了。约翰咧开嘴笑了，说我非常性感，他整个学期都在注意我，希望能和我在一起。“另外，”他补充说，“以后我不再叫你鲍威尔小姐了，从现在开始，你是辛。” 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马上就要误了回家的末班车了。我们赶快穿好衣服冲向车站，我和约翰匆忙吻别后就跳上了火车。挥手告别的时候，约翰大声问我：“你明天有什么打算？后天呢？大后天呢？” “来见你。”我也大声喊着回答。 也许其他人都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我对约翰的感觉和其他的男孩都不一样：更加强烈、更加激动、更加坚定。而且，我能感觉约翰也有同样的感受。也许我们都意识到很需要对方，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这么深入地分析过，只是简单地觉得那绝对不是一时的放纵，而是真正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