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家里人会看些法文书，我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做《一只驴子的回忆》。除了那本书以外，我认为写回忆录只是总统、首相、探险家抑或四星上将们的专利，也许有那么一两个国务卿或文学大师才够得上资格写回忆录吧。如果一个新闻记者也想分一杯羹的话，似乎有些厚颜无耻之嫌。而且，我作为新闻记者，已经学会要远离观众焦点，不要在报道中搀杂个人情感因素。更何况，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波士顿记者，从出生之日起就受到熏陶，很少谈论家庭、金钱和性这些问题。 然而，这本书却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回忆录，中间记载了影响我一生的重要事件。但是，平心而论，该书并没有能准确地揭示我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来的所思所想，也没能透彻地阐述清楚新闻界和公众之间的合理关系。我依然在思考上述问题，我自己的想法也在不断改变。 我敢于尝试写回忆录，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在冥冥之中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幸运女神让我能亲历这20世纪中最关键的历史事件。幸运女神让我能走出大萧条、病痛以及战火的魔魇，让我体味到新闻工作的愉悦。该书的名字叫做《最危险的总编辑》/《美好人生》，一方面是因为我的人生亦如此；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我搜索枯肠而找不到一个好书名的时候，戴维·哈博斯代姆不经意间说道：“你这辈子命不错，布莱得利。嘿，干吗不给这书起名就叫做《美好人生》呢？”我仔细想了又想我这一生中运气有多么重要，最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是个十足的幸运儿。我战胜了小儿麻痹症。我从三年的太平洋海战中活了下来，我所在的驱逐舰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转战日本。我在《华盛顿邮报》找到了工作，在那之前我恰好错过《巴尔的摩太阳报》的面试，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雨下得太大，我所乘坐的火车没能在巴尔的摩靠站。我在乔治城买了房子，没过几个月，肯尼迪夫妇也在附近买了房子。我曾经劝说菲尔·格雷厄姆在恰当的时机购入了《新闻周刊》。在《华盛顿邮报》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恰好发现凯瑟琳·格雷厄姆正要寻找一名编辑。更为重要的是，我为《华盛顿邮报》事业的腾飞找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新闻记者。 这些报业的同仁，有些已经年事已高，有些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们却是我想首先表示感谢的对象，也是我最应该表示感谢的对象，因为正是他们给这本书提供了灵感的源泉，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欢乐。他们是拉里·斯特恩、迪克·哈伍德、巴特·罗文、戴维·布罗德、海恩斯·约翰逊、谢尔比·科菲、菲尔·格耶林、玛丽·格林菲尔德、比尔·格莱德、戴维·拉文萨尔、吉恩·帕特逊、鲍勃·贝克、菲尔·佛伊锡、巴里·苏斯曼、哈里·罗森菲尔德、杰克·莱门、尼克·冯·霍夫曼、玛丽·哈达、迪克·科恩、理·多尼、鲍勃·凯瑟尔、乔治·所罗门、戴维·伊格内修斯、玛丽·迈克格雷、迈克·盖特勒、沃尔特·平克斯、查尔·罗伯茨、唐·奥伯道夫、玛瑞·玛德、埃利诺·兰道夫、米亚尔·麦克博生……我想要列出每个人的名字，但却有可能忘记列出其他一些人的名字，而我可能遗漏的人对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也绝对不应该忘记感谢萨利·昆恩。 鲍勃·伍德沃德对于《华盛顿邮报》和我作为编辑所做出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也是不可低估的。鲍勃·伍德沃德也是我所认识的同期新闻记者中，最为出类拔萃的。鲍勃·伍德沃德同卡尔·伯恩斯坦并肩合作，揭发了水门事件的真相，从而让《华盛顿邮报》（也让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也是我们从前根本不敢奢望的。从水门事件以后，伍德沃德也一直是业界中的一面旗帜。 报纸并非是要把每天平淡无奇的琐事变作奇迹。倘若要想让编辑能够得意地把腿搁在办公桌上，接受别人的恭贺，那可需要许多人发挥才干，日夜奋战，全力以赴才行。如果报社里有这样的人才，那么编辑肯定能够静候别人的恭贺了。 写到这，我觉得如果我不向理查德·M·尼克松表示谢意的话，就太有点过意不去了，因为是他让我的事业更上了一层楼。世事真是难料，尼克松本人非常讨厌媒体，而且也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媒体，可正是他使得媒体变得声名显赫，尤其是《华盛顿邮报》因为他而收益颇多。在他最灰头灰脸的日子里，媒体却是最春风得意的。 写作对于我而言，是一种需要慢慢训练才逐渐习得的技巧。我练习了差不多十五年，才交出了第一篇思路连贯、行文严谨的文章。但是，当我在《新闻周刊》华盛顿分部工作的岁月里，不管文章写得有多漂亮，纽约总部总会有一些铁面无情的家伙会把你的东西“篡改”了。我刚回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时，我写了很多重要报道和头版新闻，可是执行总编霍华德·西蒙斯却经常往我头上泼冷水，说我写文章就像跑短跑一样，横冲直撞思路不清，他说：“本杰明写不到两百个字，思路就乱成一团了。”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位女性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她们帮助我从零乱的生活片断中找出线索，让我理清思路，静下心来写作。第一位是芭芭拉·费恩曼，后来她自己也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费恩曼让我着重展现自己的能力，还要多抖抖幽默。另一位就是凯瑟琳·万宁，她工作勤奋而且极富耐心。她俩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汤姆·威尔金森是我多年的好友和同事，他抽出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将我在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经历润色得更加精彩，为此我要对他表示感谢。我也要感谢卡罗·莱格特，她是我的秘书，也是我的朋友，从她到来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她是不可或缺的。 我这一辈子读过了很多本书的前言，当读到作者要感谢编辑的时候，我从来都是不以为然的。在我内心深处，我向来认为作者天生就不会把编辑放在眼里的，这就好像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着鸿沟一样。哦，现在也轮到我要感谢编辑了，我意识到自己原先的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艾丽思?梅修是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的副总裁，也是编辑部主任。看上去，好像我每个朋友出的每一本书，都经过她的手，我对她不禁有些敬畏。其实，我又错了。不用去管她的职位，单看职位，她是个管编辑的编辑，可是在生活中，她是个充满活力、性格坚强、性情开朗、柔中带刚的一位女性，为人也很好相处。她向我证明了一个真理，这也是我一直想要知道的真理，那就是其实最需要好编辑的就是编辑。艾丽思?梅修的助手叫里兹·斯坦恩，他热情大方、执著坚毅而且颇有见地。我还要特别感谢迪克·斯耐德，他是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的前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他提议我要创作这本书，并建议由梅修来编辑，他来负责出版。 在过去三十年多中，正是凯瑟琳·格雷厄姆给了我机会，她对我是那么慷慨无私，让我能够做自己这辈子应该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在心中默默感激她给我的这么多机遇。我笃信一条道理，而且我认为它绝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就是：一个编辑要想成为好编辑，其实很简单，只要具备一个条件即可，那就是有个好老板。凯瑟琳曾说过，在《华盛顿邮报》里，惟一能让她倾心的编辑惟有罗斯·威金斯一人，我也同意这种看法，我对威金斯也是情有独钟。我之所以尊敬凯瑟琳，是因为她勇敢、忠诚，决心把《华盛顿邮报》办得出类拔萃，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坚持不渝。我喜欢她快乐的工作方式，喜欢她还能把这份快乐传递给身边的人。我珍惜和她之间的友情，我也钦佩她凡事都能满怀信心。 无独有偶，美国最好的几家报社都是家族管理的，对于这几个家族而言，报业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唐·格雷厄姆现在是《华盛顿邮报》的舵手，也是《华盛顿邮报》的第三代掌门人。他也许称得上是全美国最为训练有素的报界精英了，他当过记者、编辑、广告销售员、报纸销售员、生产部助理、总经理和发行人，现在当上了首席执行官，可是他才不到五十岁。当我在1991年走出编辑室的时候，我请求唐·格雷厄姆能够像信任我那样信任我的继任者理·多尼。多尼也是我能留给他最宝贵的财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