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合唱队的时候我是一步三回头啊，因为真的喜欢少年宫的这些活动，自己又不够条件，那种心情别提有多难受了，这也是我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真的是我给班长周建当马仔当得好，周建很义气地对我说：“我教你讲故事。” 他就随便找了一张报纸，是批林批孔的文章，让我读给他听。这个不难，和周建那么亲密，久而久之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就学着他的调调读了一遍。 周建一听还可以，又告诉我一些技巧，比如，怎么断句，怎么强调，该做什么样的表情。他这样点拨我，我就更加上道了，完全找到了感觉。 感觉找到了，周建就带着我去了少年宫故事队，讲给故事队的老师听。老师一听，不错，说：“你到故事队来吧！” 高兴啊，真的成了少年宫的一员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我去了故事队还是轮不到我上场，我是替补队员，每次故事队出去讲故事我还是像一条尾巴一样跟着大队。 看着其他队员在台上讲故事，心情可复杂了：“我什么时候可以登台讲故事啊？什么时候才不是板凳队员啊？” 终于有次我可以登台了，讲的是革命故事《赔茶壶》，就是讲解放军打破了大娘的茶壶，要赔给大娘的故事。我把军民鱼水情讲得声情并茂，把听故事的人感动得哗哗的。 从这个故事开始，我就成为故事队的正式队员了，随着故事队步行到各个学校讲故事；哪里成立了革命大院，我们就去新成立的革命大院讲故事。 也因为这个故事我讲得好，照片登上了《成都日报》。照片里我就是小小的、圆圆的那种，还是因为人家觉得我长得乖，所以登了这么一张小照片。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照片登上报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拿着那张报纸，我看不够啊，就是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这还不算什么，电视台还来给我录像了，这个故事在电视台播出了。遗憾的是，那时电视机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可以看到；我父母和妹妹都没有看到我在电视里风光的样子。 电影《春潮急》的导演殷向霖伯伯就是看了我在电视上讲的《赔茶壶》的故事后，决定让我扮演女主角的孩子。 在拍《春潮急》之前我就认识殷向霖伯伯了，他的爱人是省川剧团的，我爸的朋友陈国新的家也住在省川剧团院子里。我经常去他们那里玩，每次他们看见我，就说：“欧阳，来一个！” 所以，当向霖伯伯在电视里看到我之后，决定要我去演这个农村孩子。他先是到了我就读的纱帽街小学，找到我的音乐老师罗老师，说是准备让我去拍电影。 当峨影通知我爸，让他带着我去峨影试镜的时候，我爸问人家：“峨嵋电影制片厂在哪里？” 人家说：“在西郊的罗家碾。” 第二天，我爸骑着自行车奔向了峨影。峨影的位置很偏僻，正在修路，一路颠簸到了峨影厂大门。把守厂大门的还是解放军，戒备森严，一般人进不去。 我爸对解放军说：“是《春潮急》的剧组请我们来的。” 解放军很热情，手一指：“进门左拐就是。” 进去之后就看见了《春潮急》的牌子，再进去到了一个房间，一看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有导演、摄影、美工等，也有来试镜的其他小朋友。 导演还是让我讲故事，我讲的仍旧是《赔茶壶》的故事。后来他们要我表演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就学着打仗电影里面英雄们的样子，把手做成枪，嘴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我爸吓了一跳，以为我在玩，赶紧阻止我。 导演向霖伯伯说：“没有关系，让他自己继续发挥！” 试完镜没有几天，剧组就通知我，去云南拍《春潮急》。 《春潮急》我演得还不错，接着向霖伯伯拍《冰山雪莲》的时候，又要我演了一个藏族孩子。 在两年的时间中，我演了两部电影。 现在回头看我扮演的那两个角色，觉得完全不像：我是一张娃娃脸，胖乎乎的，农村孩子和农奴的孩子怎么可能长成我那样？但那时电影对可爱孩子的定位就是那种像小苹果的脸。 在《春潮急》摄制组，我认识了张可一叔叔，张叔叔告诉我，一定要把文化学好，一定要多看书。 张叔叔的姐姐在省图书馆工作，张叔叔是北方人，我也学着北方人的叫法管他姐姐叫张阿姨。 每次去图书馆，我都会借五六本或者更多的小说拿回家看，小说真的很迷人，看得我废寝忘食，舍不得放下一会儿，甚至觉得吃饭都是多余的事情了。 有次我爸回家看见我不好好学习又在看小说《铁道游击队》，很生气地夺过我手里的小说撕了几页，又狠狠地扔了出去。等我爸转身走开了，我赶紧捡起那些书页，小心翼翼把它们重新粘好，又忐忑不安地去了图书馆。 张阿姨也没说什么，可我心里难受啊：把书弄坏了，对不起阿姨，也对不起她对我的信任。 她没责怪我，仍旧借书给我。 我也知趣了，就少借一点，三四本就可以了。 在家不能那么随意地看书，我就在课堂上看，上课看，下课看，连体育课我也不上了，就在教室里窝在座位上看。 上课看小说比较危险，老师会收缴书的，甚至也会撕书。 我就用数学和语文书的封皮包住小说，这样老师就不容易发现了。最终还是被老师发现，收缴不说，我最怕老师通知我爸来。我爸来了学校，知道这个事情，回家肯定又要挨打。 让我纳闷的是，老师这次没有通知家长！奇怪了！ 第二天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老师正蹲在那里看收缴的那本书。 老师也有些尴尬，对我说：“这些都是禁书，现在不容易看到啊，我也顺便看看！” 哈哈，老师也喜欢看书啊！那好，我就和老师达成了共识：我上课可以看书，但借的书一定也要借给他看。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自己可以放心大胆看书了，还讨好了老师，也逃过了被我爸暴打的一劫！ 拍完电影《冰山雪莲》不久，毛主席逝世周年，成都市川剧团排演现代川剧《蝶恋花》，需要一个演毛岸英的小孩子，他们很自然就想到我。 川剧团的人找到我爸说这个事情，我爸不同意：“娃娃的学习重要，演戏会耽误学习的。” 人家说：“现在是暑假，不会耽误学习的。” 这样我爸才同意我去了川剧团排练。和我同去的还有韩超，我和他都是演毛岸英，我是甲组，他是乙组。 《蝶恋花》这个戏很火，演得一发不可收拾。团里的领导就想把我招进川剧团做学员，就把教育局和劳动局的领导请来看戏，就是希望他们同意把我和韩超特招进剧团。 进入剧团我当然愿意：一是可以演戏；二是那时“上山下乡”还没有终止——我是家里的老大，肯定会下乡；三是当了学员就算工作了，可以拿工资了。牛！ 我爸坚决不同意我进剧团，要我继续上学。 为了达到进入剧团的目的，我开始放肆地在学校打架、逃课、不做作业、回家装病、绝食、故意失眠不睡觉，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把我爸闹得头疼了，说：“我依（服）了你哈！” 这样，我成为成都市川剧团的随团学员，就工作了。 和韩超都是工作的人了，但还是喜欢和同学一起玩，最喜欢去找和我还有韩超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杨杰，当时他已经上初中二年级。 一去找他，他就逃学跑出来和我们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