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如果用心去体会，有静心、有耐心，心思自然会细腻。 张中行先生在《书屋》只发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谈谈周作人的文章》，发表在《书屋》1996年第4期；另一篇是《多信自己 少信别人》，发表在《书屋》1997年第6期。两篇都是好文章。第一篇文章是为钟叔河先生所编的四卷《周作人文选》写的序（在我看来，钟氏所编的这套文选是目前最好的周氏选本。该选本共选文706篇，差不多是周氏一生作文总篇数的1/4。字数近170万，则约为其总字数的30%。选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选家认为的文章之美）。张先生是个聪明人，在序文的开头就说，他这篇序文可能会让“有些不如此想的人听了看了会皱眉”。为什么？张中行和钟叔河一样，认为对待周氏可以“人归人，文归文”，有些人并不认为如此。事情果然如其所料，杂志印出来后刚刚将样刊送到上面，就接到了上面的指示——这期杂志暂缓发行。为什么？因为《书屋》所配的照片，也就是周作人本人的照片，占了版面的四分之一，尺寸太大，太突出。怎么办？要发行，只能拿掉周氏的照片，将那一页重排重印。于是，我只好跑到厂里，请工人师傅连夜加班，印好后又打开杂志，一本一本地撕掉那页——那页配有照片的，再一本一本地贴上那页——那页没有照片的。一连好几天，我累得个半死，才将这事处理完毕， 杂志总算如期发行。其实，我在那一期所编发的文章之中，关于为人为文的文字，前后呼应的还真不少，如丁东所写的《逢场作戏的悲哀》，舒芜所写的《杨荣国教授》，洪丕谟所写的《大胆女作家苏青》，谢泳所写的《吴晗的悲剧》等。我那一期的《书屋絮语》写得好像也有预感： 一期杂志编完了，站起来，吐口气，伸伸懒腰，抽支烟，随着了结事务的轻松，心灵深处浮上来的便是几分隐约的遗憾。 这遗憾旁人也许看不出来，即使杂志印出来了，旁人也还是看不出来，你自己却是清晰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和它那面带善意的嘲笑：怎么样？你能拿我怎么样？确实，你不能拿它怎么样，因为这个时候的你已经颇有些力不从心。 当然，你会在下一期里，尽心尽力地去进行弥补，结果却又往往是先前的遗憾弥补了，新的遗憾又冒了出来。它还是那么固执地使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它那面带善意的嘲笑。于是，你又在下一期里开始新一轮的弥补。 这隐隐约约的几分遗憾居然使你与过去的工作不能那么轻易分手。它总使你感觉不安，认为完成了的工作中还有未曾实现的东西。而未曾实现的东西里又有着那么多迷人的诱惑。 如果没有了这几分遗憾，那情形又会怎么样呢？ 那情形一定非常可笑，那模样亦难免夜郎自大。 那才是真正的遗憾吧？是的，那才是真正的遗憾呢！ 你说呢？ 也只能是这样想了。不这样想还能如何？关于周作人的问题，后来我与胡真先生还曾打过一番交道。关于这番打交道的过程，也曾写过一点文字， 题目就叫《胡真先生》： 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要为他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他是领导，而是因为编《书屋》时常接到他的电话，表达他读《书屋》的看法（有的时候甚至是写信放到我楼下的信箱），虽然他的那些看法并非是我能同意的（我认为他有点左，思想也是比较旧），虽然那个时候的他已是一个退休很久早不在位的局长。 我想我还是敬重他的，只凭他在他的任内所提出的那个口号，我想我就敬重他。他所提的口号是，“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出版如果真的能这样，尤其是一个地方的出版，那境界就不一样了，何况他提的那个时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各省的出版重心大都真的还在地方，缺乏全国和世界的眼光。 有一次，电话铃响了，又是他，又谈他的读后感，我说：“我到你那里去吧，能够谈得详细些。”他说好。于是，我去了他的家。一进门，我就说： “我要事先声明一下，我听说你爱骂人，不过，我也爱骂人。”他看着我笑了起来，没有一点爱骂人的样子，将我让进了他的书房，先是上好茶，后是递好烟，接着入正题。 那次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即是周作人的问题，他认为《书屋》登多了评论周作人的文字。我说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对待周作人，今天的态度应该是：人归人，文归文。无论周作人是个什么人，他的文字在今天在以后都是有人要看的，也是有人会研究的。而《书屋》所登的都是评论其文的文字，对其人品和历史没有一文一字的涉及（这是我在当时编稿时小心切实把握的分寸）。他说登多了，就是倾向了，就代表了杂志的倾向，也表示了刊物的态度。我说历史走到今天，如果说有进步的话，那就是有一些过去不能谈的人事现在多多少少可以谈了，而历史也就在不可以和可以之间小步或者大步前进。他笑了。我又说，他也可就他的看法写点文字给《书屋》，这对世人认真思考必定是有好处的。他又笑。我又说，他所提的那个口号——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其实，也可变一变的。他问如何变，我说可以倒过来，那就是——立足世界，面向全国，走向湖南。他笑了，我也笑了。他问我如何立足世界（这可是个关键问题，可见他的行政能力，或者说是运作思维），我说我一下说不好，或者我是这样感觉的。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出版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以及我们湖南的出版，运用我们的出版资源，用好我们的出版能力。他说确实有点意思（后来我在有些场合也曾谈过这个想法，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得到的却是一些讪笑）。 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这是我要写他的原因。 后来，我出了一本诗集《剪影》，送给他，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过去我总认为你是一个理论工作者，不料你还是一位诗人。”我看了就大笑，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位理论工作者。我仔细地想了想，我觉得我不是。 后来，我又送了他一本小说《李白三部曲》，他又给我写了一信说： “你以前写过一些小说，现在又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可以说是一个作家了。你是中国作协或者省作协会员吗？不知是否？我想应该是的，否则就不公平了。”我看了，又大笑，不公平的事太多（他也跟我说起过他所遇到的不公平），你又能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他是关心我的，这也是我写他的原因。 关于周作人的文章，我觉得张中行先生实在说得非常好： 先说内容。还想分作思想、知识、见识三个方面。思想，这里指概括而最基本的，是对于世间事物尤其对于人生，周作人是怎么看的。对人生有看法，有抉择，这本是孔老夫子所说的“朝闻道”的道。周氏多次说他不懂道。我的体会，这是指熊十力先生和废名先生争论的道，而不是对世间事物有看法、能分辨是非好坏的道。这后一种非形而上的道，周氏不仅有，而且明确而凝固。是什么呢？拙作《再谈苦雨斋》中曾说明： 这是接受人之性，以道德调节之，以期自己和他人都能“养生丧死无憾”。也就是本此原则。他多次说物理人情，表现为好恶、取舍： 最基本的是《吕氏春秋》的“贵生”（他自己说是“乐生”），这是儒家的，也是常识的……生，最根本，最广泛，因此他注意底层，注意多样，兴趣伸向村野、民俗、儿童以及草木虫鱼等等。生，不能避开人己，想协调，就人人都要克己。从这一点出发，他崇奉儒家的仁（忠恕）的道德观念，并向四面八方伸张，如常引《孟子•离娄》篇的话：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 《庄子•天道》篇的话：“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也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反对用各种力以扶强欺弱，如喜欢谈妇女问题，憎恨大男子主义就是这样。此外，他还深知，以知为耳目了解人生，观照人生。这样的人生，他像是认为：不应该是狂热的，如宗教；不应该是造作的，如道学。总之，要率性兼调节，以求适中，也就是平实自然。 如果如我所设想，执笔为文都是用某一种形式说教，周氏所说之教是避免用鞭子、拳头的畏天悯人的人文主义，它过于温良恭俭让了吗？人各有见， 我只说我自己的：如果我们还不能不爱人生，希望“民吾同胞”都能活得平安、幸福、向上，我们就不能不接受这样的人文主义；专说为文，就要学周氏，拿这样的思想作主心骨。 接着说知识。在我的师辈里，读书多，知识丰富，周氏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最明显的表现在他的文章里，上天下地，三教九流，由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他几乎是无所不谈。而凡有所谈，都能看得细，见得深，使读者增加知识之外，还能有所领悟。只说我的感受，我多年杂览，喜欢翻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它看作介绍古典作品知识的宝库；翻检周氏著作则进一步，总是把它（仅仅由吸收知识方面说）看作介绍各方面知识的宝库。自然，这里隐藏着一个问题，是多知有什么好。我不想大动干戈，却无妨以事显理，是用望远镜看过往几千年，用显微镜看临近若干年，上至朝，下至野，由于无知，我们的失误以及吃的苦头也太多了。而求有所知，我的经验是不能不多读；可读之书很多，周氏著作总是合用的一种。 再说见识。见识来于知识，正所谓真知灼见是也。但二者也可以分离，例如，有些人《易经》卦爻辞甚至《十翼》都念得很熟，可是相信占得乾卦就真能够“利见大人”，飞黄腾达，这就是有所知而没有见识。有见识，是对于事物，能够合情合理地判定其是非好坏。这大不易。依照我的经验，有不少知名的学者，某时某处，或囿于传统，或囿于私见，就说些不通达的话，表现为没有见识。也许来于阿其所好吧，读周氏著作，没有感到有这样的扞格。正面说，凡有所见，尤其别人不怎么谈到的，轻说能够合情合理，重说能够深入发微。这发微，由他自己说的抄书，或从披沙拣金的文章里更容易看出来。实例过多，只想举我印象最深的一种，是评古典之文，他推崇几乎可以说不见经传的《颜氏家训》，而看不起被苏东坡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古文，因为这位文公之文思想肤浅，装腔弄势。轻视唐宋八大家，是大举，茅鹿门、姚惜抱之流不用说，就是今日在大学课堂讲文学史的，也将诧为奇闻吧！其实， 只要我们撇开传统，平心静气地想想，就会发现，周氏的看法并不错。不管传统，不管流俗，述自己之所见而能有道理，至少是言之成理，是有见识。这类见识，限于“近取诸身”，使我受到的教益不少。不是夸张而是实事求是，我多年来所读、所取、所写、所从，如果说还不是盲人骑瞎马，这指引之灯，大多是由周氏那里借来的。 内容说到此，转为说表达。这比内容难说，因为一，这方面他的造诣更高，几乎可以说，“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只此一家，并无分号；二，同样的意思，觉得出于凤姐之口比出于刘姥姥之口的好，证此容易，讲所以然的道理很难。难也不得不勉强说，只好罗列一些自己的印象，由有迹象到无迹象，试试。这是其一，意思与用语的水乳交融。这像是运用语言的基本要求，可是脑中存储不多，笔下火候不够，也难以做到。其二是口头与笔头的一致。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叶圣陶先生推崇的“写话”，即口头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合二为一，像是省力，不难，其实不然。原因很复杂，这里只想说现象，看报刊书本，能够做到这样的总是稀如星凤。所以叶圣陶先生才大声疾呼，才提倡。他自己身体力行，当然有成就，可是与周氏比，似乎还有用意与未用意之别。 其三是用语平实自然，组织行云流水，或者说看不出有斧凿痕。这说得再高一些是其四，比如与古文比是无声，与骈文比是无色，所以就像是未用力。我的体会，一切技艺，像是（也许真就）未用力是造诣的至高境界，纵使一些写作文教程的以及大量耍笔杆的人未必肯承认。其五，再从另一个角度说说造诣， 是能够寓繁于简，寓浓于淡，寓严整于松散，寓有法于无法。最后其六说说这样的文笔，我们读，会有什么欣赏方面的感受。人各有见，还人各有所好， 当然只能说自己的，是平和的心境和清淡的韵味，合起来就含有佛门所说的“定”加“慧”之美。 像是扭向形而上了，应该赶紧收回来，由体下降到用。这也可以扩张为三项。一是学写作时，周氏之文宜于用作范本。二是可以和法国蒙田、英国兰姆等作家的散文集放在一起读、欣赏。三是可以当作药，治多年来为文的两种流行病：一种是惯于（或乐于）浅入深出，即内容平庸而很难读；另一种是搽胭脂抹粉加扭扭捏捏，使人感到过于费力，过于造作。 至此，我想可以说几句总而言之的话了，无论从文化史还是文学史的角度看，周氏著作都是有大用的遗产，如果以人废言，一脚踢开，或视而不见， 应该说是失策。可是接受，即开卷读，就不能不先有书卷。近些年来，关于周氏著作，零零星星印了一些，但不全面，有的还不易找到，所以，至少我看， 印全编就成为当务之急，然而一时难以实现。退一步，能够出版可以代表全面的选本也好。钟叔河先生多年来搜集、整理、研究周氏著作，无论是全编还是选本，可以推想，或说担保，必是精审可读的。我以一个老读者的身份，愿意借写此文的机会，说说我对周氏著作的看法，供还没想到读以及想读的人参考，并向钟叔河先生和出版社表示敬意。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如果用心去体会，有静心、有耐心，心思自然会细腻。心思细腻了，那些好处和妙处，自然也就看到了，自然就会多信自己，从而少信别人了。 先生简介/ 张中行（1909-2006），原名张璇，天津人，学者、哲学家、散文家。一九三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担任过《现代佛学》的主编，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季羡林（1911-2009）、金克木（1912-2000）合称“燕园三老”。一九四九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顺生论》《文言常识》等著作行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