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旅行、购买奢侈品和百无聊赖的娱乐活动是充斥着许多美国人头脑的想法。泗氏家族也加入了20年代开端那喧闹的潮流，计划起回故乡点头村的旅行。像往常一样，蒂茜负责家里的安排，而她丈夫的精力则完全放在了和生意有关的事务上。应蒂茜的请求，安娜o米勒写了一份书面陈述，说明她曾为五个孩子接生，他们确实是美国人。有了书面陈述在手，家人就开始着手办理美国劳工移民服务部的商人身份证明。 大概是因为这件事涉及七个不同身份的人，所以泗家比以往经历了更多的困难。首先，移民官员要确定如何对待莱蒂茜。中华民国的总领事写了一封信，声称她是“一位中华民国公民，四十三岁……”然而，当美国移民官员查看里面的照片时，感到困惑不解。邝夫人看上去是美国人，而且说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可这完全不合逻辑。查阅了1912年邝泗单独回国的记录，他们发现他曾说明他有一个美国出生的妻子。移民官员作了进一步的调查，找到了邝泗和孩子们1901年回国时“例行公事的中文文件”，但档案中没有关于一个叫做邝泗夫人的人的任何文件。唯一提到此人的是高丽号轮船的旅客名单：“邝泗夫人，二十四岁，美国人，没有其他资料，也没有其他文件，只说是邝泗的妻子。” 安琪儿岛移民检查站的检查员W.G.贝克泰尔先生在一封信中写到：“一位在美国出生的白人妇女嫁给了一个原籍在中国的商人是应该填写431表格（为原籍在中国的合法商人之妻设计的表格），还是应该直接按照移民法来处理，意见有分歧。” 检查员贝克泰尔后来又说，由于洛杉矶移民办事处没有提及邝泗的种族，“可以假定，根据检查官员的见解，她至少是一半中国人”。经过一连串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移民署选择了简单程序：完全忽略莱蒂茜的种族问题，向她颁发了431表格。 6月9日，一轮询问开始了。检查员哈里o布利就蒂茜的婚姻、孩子和她丈夫的生意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询问，随后告知她，在她返回美国之后，要求她必须进行文化程度测试。“我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没问题。”她尖刻地回答说。布利然后开始询问理查德o怀特，他最近刚从五金店退休，在洛杉矶城外的一个农场休养，但他每个星期六还要到泗家用午餐或晚餐；还有托马斯o克拉克，也是一位古董商，在拍卖会上为邝泗买卖商品；还有一位警探，克拉伦斯o夏伊，他每天都在商店停留。这些询问结束之后，布利继续询问泗家的孩子们，先从米尔顿开始。确认了二十一岁的米尔顿的美国名字和中国名字之后，检查官让他辨认他父母的照片，他认对了。“你会说汉语吗？”检查官布利问。 “不会。”米尔顿回答。 “你曾经参加过选举吗？” “没有。” “在战争期间，你进行过兵役登记吗？” “登记过。”米尔顿说着拿出了文件。 “你认识任何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吗？”检查官问道。 “除了我的弟弟、妹妹们，一个也不认识。”米尔顿撒了谎。 接下来是雷，他刚刚十九岁，检查官让他说出自己的名字。“雷泗是我的英文名字。我想我的中文名字是邝铭福，但我从来也没有用过。”照片又一次被拿出来，让他辨认。 十六岁的本尼和十三岁的埃迪敏捷地回答了问题，也辨认了照片。最后，检查官陪着西茜走进了房间，她还不满十周岁。她是年龄最小的孩子，所以非常害怕。和别人一样，她被告诫要说实话。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布利开始问。 “邝泗先生。” “你知道这是谁的照片吗？”布利问，他把邝泗的430申请表和照片放在了桌子上。 “这是我爸爸。”她声音颤抖地回答。 布利拿出了蒂茜的431申请表，又一次向女孩提问。 “这是我妈妈的照片。”她告诉他。他让她看了她哥哥们的照片，并让她说出他们的名字。最后，布利问西茜在做什么。“我正在加州大街学校上学，”她回答说，“我上四年级。” 布利并不满意，他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我在这里向你们出示另两张照片，一张标有‘物证G’，另一张标有‘物证H’，都是我要归档的。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地进来，看看你们是否能在这些照片中把他们挑出来。”孩子们又被打发到了门外。然后布利按照年龄轮番把他们叫进来。每个男孩子都找到并认出了他们父母的照片。西茜由于年龄最小，最后才叫到她。她指着面前的照片说：“这张标有G的是邝泗先生，标有H的是我妈妈。” 随着盘问的继续，邝泗与旧金山的中国领事取得了联系，领事随之向华盛顿特区国务院的护照处发了电报，请求向五个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孩子颁发护照，不再等待430申请表。6月18日，护照处发回电报说这是不可能的。7月1日，根据调查期间提交的证据和证词，泗氏家族的孩子们被认定“基于在美国出生的理由，合情合理地确立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国务院的结论是：他们可以被认定是美国公民。两周以后才到的护照和沉甸甸的其他文件资料指出泗家每个孩子的种族都是“黄种人”，这离家里计划出发的日期仅仅剩下三天。 蒂茜处理移民署的事务时，邝泗全神贯注地处理在他离开之后店里的生意可能发生的事情。2月里，他提交了一份修改后的股东名单。永和仍在管理长滩的商店。邝庸在管理西七街800号一家新开的店面。（邝泗关闭了帕萨迪纳的分店，因为只有他本人才具有和那些顾客打交道的专长。）其余的那些老名字从股东名单上去掉了，十几个新的名字取代了他们。铭权和铭河--叔叔在中国的儿子--被赋予了“股东身份”。为了防止将来来自移民检查官方面不可预见的刁难，米尔顿、雷、本尼和埃迪也以他们的中文名字得到了股东的身份。 在出发前忙乱的日子里，邝泗为他离开期间的工作对他的工人进行了培训。叔叔手里握着一份指令，他将管理那些难以对付的帮手和店员，还在邝泗把商品运往美国的时候对付那些海关官员，还要监督每一件货物的拆箱，还要代表“假”邝礼为回国作证。最后，在1919年7月17日，邝泗和家人登上了南京号汽轮，通过二十九天的航行，经檀香山、横滨、东京和上海到达香港。他们计划在中国停留一年。 离开旧金山的第一天，邝泗就这段航程核查了他需要知道的所有重要情况。他的孩子们抱怨说船太小，颠簸得太厉害，他笑了起来。与他第一次到美国来所乘的快船相比，南京号轮船既舒适又安全。船票不贵，船上提供良好的伙食，还有各种等次的舱位。他打量着同船的乘客，注意他们要什么样的座位，晚餐后在甲板的什么地方休息。他只看到了为数不多的白人乘客--心中充满宗教狂热的传教士，几个生意人，他们眼中闪烁着渴望在远东寻求发展机会的光芒--他们都在一等舱和二等舱。 大多数乘客都是金山游子，做劳工、攒钱，现在口袋里揣着一两千美元回故乡的村庄安度余生。看着他们安顿在露天的三等舱甲板上，进行着他们所希望的一月之久的番摊赌，邝泗想起了他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把一个半中国人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赌博。庄家已经开始从一个铁缸子中每四个一组往外数纽子，其他人也开始下赌注。 邝泗的秘诀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既能让周围的中国人，也能让白人相信他比他们更有钱，比他们过得更好。这次旅行也不例外。船上的中国人--无论是二等舱的还是统舱的--都相信泗先生和家人是头等舱的乘客。“邝泗是我们当中唯一爬到这么高的唐人。”赌博者会抬起头来，羡慕地说。 二等舱里，在洛杉矶中心市场有货摊的梁长与邝泗并不熟悉。但他的妻子却和他很熟。如果说邝泗生活得像一个商业王子，那么梁夫人则像一个霸道的军阀统治着唐人街的卫理公会教区，并极具奉献精神又充满活力地开设了语言学校。虽然这两个人很少接触，但梁夫人并非没有意识到邝泗的重要性。如果孩子们在星期天没有去上学，她会对同胞们的妻子大施淫威，但对于邝泗和他的家人，她永远也不会使用这种手段。 “他就是那位进口商，”她教训她的丈夫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就要下地狱了，可他说的是金山话。作为一个家庭，我们能和他们一样在同一层有睡舱，算是幸运的了。” 梁夫人对邝泗语言能力的判断是蹩脚的。她的本族语也许炉火纯青，她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教唐人街的孩子们，教他们学习中国书法优雅的笔触，每天下午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教他们古文的段落，但她的英语永远也学不好。邝泗的英语既不是香港英语，也不是牛津英语，但他的顾客和移民署的官员所了解的情况是，他“能交流”。 虽然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流传着关于本次航行的各种各样的传闻，可只有邝泗的全家人知道他们乘坐的是特二等舱。他们和头等舱的旅客一起用餐，睡在装备得非常漂亮的客舱里，但只付了比普通二等舱略高一点的价钱。泗家给周围的乘客设了一个猜不透的谜。邝泗--无论年龄多大，从五十三到六十二岁，要看是谁问了--看上去仍然很年轻，脸上没有皱纹，身材匀称。他身着剪裁得非常合体的西服，给白人乘客讲述宋朝风景画轴、明朝的瓷花瓶和唐朝的马的故事。对他来说，这次穿越太平洋的航行是为邝泗公司吸引潜在顾客的另一种方式；任何场合都可以这样做。 邝泗有时候过分炫耀他那醒目的细条花纹衣服和镶有钻石的领带夹，而他的妻子则显得温文尔雅，她身着剪裁合体的古典风格长裙，几乎没有什么装饰。蒂茜褐色的头发卷成波浪形，在后面精心地打成了一个发髻，她和那些白人妇女得体而轻松地交谈着；但是，在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合乎规矩的中国妻子的时候，她也克制自己，沉默寡言。她和这些女人并没有太多共同之处。 孩子们分成两拨，自行其是，在船上跑来跑去。明和雷--都是彬彬有礼、风度优雅的年轻人--两个不可抗拒的花花公子，没有找到可以一展风采的年轻女子。为了消遣，明和雷无所顾忌地戏弄吉尔伯特o梁 --他是刻板而严厉的梁家的八岁的儿子。吉尔伯特生得“幸运”，孙逸仙的中华民国元年他从妈妈的子宫里滑了出来。梁家确信吉尔伯特命中注定要过一种特殊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可明和雷认为他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每天下午他们轮番抓住吉尔伯特的皮带把他举过头顶，把他摇得像足球比赛时拉拉队员手中的绒球。 “嘿！嘿！”吉尔伯特大吵大闹，“把我放下！请把我放下。” 他用英语大喊着。他又试着用汉语说。可明和雷从来也不听他的，他们更喜欢的是本尼和埃迪的大声怂恿。统舱的赌博者们停下番摊赌，抬头看着，随后摇摇头。他们能怎么样呢？这些孩子是泗家的。他们有钱。他们被宠坏了。他们是不能碰的。 西茜和她母亲待在一起。对唐人街最杰出的进口商唯一的女儿所实施的严格规矩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即使离家在外也是如此。每天晚上的晚饭后，蒂茜把女儿的黑头发用手帕扎起来。每天清晨早饭前，乘客和船员们为小姑娘天生的长卷发而惊叹不已。（到一天结束的时候，由于海上潮湿的空气，西茜头上的发卷又一次变成了年轻的中国姑娘自然的直发。）她每天都做针线。不能四处走动去仔细看看这艘船。只有当大人们因晕船而病倒时，一天的安排才有所改变。这时，西茜就在客舱里陪伴着母亲，并为她端汤倒茶。 船上的三餐成了漫长日子的中心。统舱里，四周到处堆放着篮子、箱子和盒子，人们围着一盘蔬菜炒肉蹲在那里，共用米饭。在主餐厅--餐桌上铺着白色的台布，摆着水晶杯子和银餐具--主要供应的是难以消化的美国饭菜。每天晚上，在为数不多的二等舱中国旅客的餐桌上，某个说笑话的人讲述他第一次到美国的旅程经历，使同桌的人开怀大笑。 “我家村子里的农民全都凑钱给我，来支付旅行的费用，所以我在船上并不是一个苦力，而是一个去发财的年轻人，”一位旅客会一边吃着惠灵顿牛肉、脆皮土豆和杏仁豌豆，一边对邻座的人说，“我不会说英语。也不懂英语。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去餐厅看着菜单。跑堂的就来了。我指给他三样东西。”这时，周围的人就开始笑了。他们听过这个故事。他们就亲身经历过。“跑堂的就把我的饭端上来。一道汤，又一道汤，还是一道汤。” 在海上航行多天之后，南京号咕嘟咕嘟驶入了檀香山港。孩子们站在护栏边，看着劳工们把冷藏室用的大块的冰拉上来，还把新的储备品也运到了船上。孩子们和大人们都开始了解了这种做法。在冷藏室里，出港的日子每多一天，肉食的质量就会有所改变。冰融化时，调味汁的味道就更重，以遮盖腐败肉食发出的难闻的气味。 在横滨和东京，大部分乘客都待在船上，乐津津地看着大雨滂沱的码头上来来往往的日本人，他们都打着纸伞，木屐发出的呱嗒呱嗒的声音被大雨的声音所淹没。泗家的男孩们贪婪地看着那些衣服紧裹在身上的日本女人，她们正从紧靠着南京号的驳船上沿着长长的舷梯把煤一筐筐传递到货舱里。她们的身体--由几块棉布遮盖着--被煤灰和一股股温暖的雨水染成了黑白相间的条纹。但欲念也该有恰当的时间和地点，邝泗为儿子们做了其他安排。蒂茜在倾盆大雨中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去观光，而邝泗坚持让明和雷陪他一起对当地的古董商进行礼节性的拜访，采购漆器、青铜器和瓷器。 一位商人教孩子们如何观察日本瓷器。“看到这颜色了吗？”他问道，“你要找到最深的钴蓝色和最深的铁红色。看看细部。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明立刻作出了回答：“这是基于波浪形的凸花图案。” 由于回答正确，邝泗赞扬了儿子。他对他们能这么快就分辨出上一世纪的萨摩瓷器和廉价的赝品而感到欣慰。在这里短暂停留期间，他们购买了数千美元的商品。随后他们回到船上，继续驶向中国。 南京号接近中国海岸时，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越过了栏杆，接着是一声尖叫和落水的声音，向船员们发出了有人落水或跳下去的信号，这声音渐渐消失在海风中。从头等舱到统舱，到处是用英语和汉语发出的叫喊声：“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父母们立刻寻找自己的孩子们。梁先生和梁夫人找到了埃德和吉尔伯特、埃尔默和小玛吉。泗家夫妇在甲板上看到了明、雷和埃迪。西茜自然在妈妈身边。可是到处都找不到本尼。在邝泗的坚持下，船长在波涛翻滚的海上先是绕小圈，随后又扩大了范围。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和所有当班的船员都在船的两侧张望，希望能看到这孩子；三等舱甲板上的赌徒们一个个绷着脸，显露出事不关己的样子。蒂茜越来越着急了。太阳在地平线消失后，本尼睡眼蒙眬地出现了。他在自己的铺位上睡着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去那里找他。船长立刻停止了搜寻，掉转船头，回到了航线上。 “你去哪儿了？”蒂茜责备道，“我们都吓死了。” “你这个坏小子，”他父亲斥责说，“该把你扔到垃圾箱里。” 心不在焉、不替家人着想应该受到指责，本尼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晕船的恶心，这是更应该受到指责的。“我们的船绕了一圈又一圈--在波浪中上下颠簸，”蒂茜说，“每个人都得看医生。这是你的错，完全是你的错。” 全家人最初的愤怒很快就变成了无情的戏弄，这种戏弄持续了一生。在一片大喊大叫声中他竟然能睡得着。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时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可他竟然能睡得着。他竟然能让每个人都晕船呢。 航程就要结束时，赌博者们说出了谜底。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输掉了一切--包括他多年来在金山挣下的所有的钱。这么丢脸，他活不下去了。大家都同意他走那唯一的路。 最后，南京号驶入了黄浦江，在江中抛锚，等待着交通艇把乘客们送往上海港。眼下，这只是一次港口停留。几个月之后，他们要在旅行中把上海作为一个重要的目的地。但是当泗家的人站在一起观看码头周围西洋风格的建筑时，这个国家弥漫着的各种各样的气味包围了他们：煤烟，做饭时生姜、大蒜和五香粉发出的味道，还有下面腐烂的鱼发出的臭气。 对邝泗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愉快的航行。任何事情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简单的。责任、自尊和生意都在他的计划中起重要作用。说到责任，邝泗离家在外的这些年里，他的父亲邝当去世了，还有他的妹妹琳，他的第一个妻子杨氏和他的哥哥们。他们都埋葬在离点头村不远的一个小山顶上。虽然邝泗住在迢迢万里之外，所有合乎体统的殡葬习俗还是按照他的旨意进行。他们去世时，每个人都被放在门旁的一块板子上，因此他们的灵魂就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一张纸盖在脸上，这样他们就不能数屋顶的瓦片，责怪家人老是住在小房子里。邝泗在美国找了一个风水先生，为墓地看了风水。如果风水好，死去的人就能利用这天地之灵气使活着的人受益。几张桌子上为死者和其他神灵摆上了祭品。鞭炮燃放，锣钹齐鸣，这是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在黄泉路上走得快一点。街坊邻里都用竹子和纸糊成房子、衣服和人物（特别是仆人）。还有人把黄表纸剪成“买路钱”，这些钱在送葬的路上被抛向空中，向鬼魂买下过路权。所有这些表现世俗生活的人工制品在墓地被焚烧，这样死者就能在阴间过得富裕些。 尽管所有的仪式都恰如其分地进行了，但邝泗明白主角并未到场。他没有回点头村去埋葬自己的第一个妻子和父亲，这些事一直使他惶惶不安。现在，他母亲雪英病魔缠身，看来是活不过冬天了。按照孝道，他要回家尽孝。根据习俗，他该把自己的孩子们领到奶奶面前；他的妻子也该向婆婆感谢。其他人去世时他都没有回来，但他不允许自己忽视自己的母亲。他父亲去修铁路之后，在那绝望的年代，是母亲养育了他。 说到自尊，这次旅行使邝泗有机会向点头村的人们表明他已经成为一个大人物。他是他们的施主。他们得赞颂他。 生意需要他抓紧时间教会明和雷从赝品中挑选出真正的古董，从普通的旅游纪念品中挑选出一件有价值的民间工艺品这种错综复杂的技巧。他要用实例向他们说明在艺术品的交易中如何区分骗子和值得信任的对手。 蒂茜的思绪飘回了上次的中国之行，那是十九年前的事了。当时，中国和中国人对她来说既陌生又新鲜。现在她感到--像统舱的游子一样--她正在回到自己的祖国。除了那些特殊的美国节日，她很少想到她自己是一个白人。与丈夫和孩子们一样，她是中国人。她现在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而，有件事肯定让她心神不安，她旅行时带着私房钱，价值二十美元的金子，而且躲过了她丈夫明察秋毫的眼睛。 泗家的男孩子们在想--明和雷已经长成了年轻人，本尼和埃迪还是孩子--这次旅行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会发财吗？我能找到一个漂亮的姑娘娶她吗？我会过得很有意思吗？我会被弄丢、被忘记吗？他们都在想他们是否会被接受。在美国，他们不是美国人；在唐人街，他们不是中国人。在中国，他们会是什么？ 埃迪想起了他的朋友埃迪o李回故乡的村子参加叔叔婚礼的故事。“每家都有一头水牛和一头猪，这是肯定的。”两个孩子坐在商店后面巷子里的箱子上，埃迪o李回忆说，“每次我到外面的时候，我的堂兄弟们都拿干粪砸我。砸到我的时候，那玩意儿碎了，像锯末一样。”孩子们骂他。他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不是杂种，可他们还是用那些熟悉的字眼辱骂他：“番鬼，”“白鬼。” 埃迪o李回到婶婶家里，整理那些肥皂和干果盒子，这都是回国前别人送他的告别礼物。在翻弄自己的物品时，他在一个不太深的木盒子里找到了一些葡萄干。他把盒子拿到外面，撬开了盒盖，把里面的东西送给了那些坏蛋。“五秒钟后，所有的葡萄干都分完了。从此以后，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到哪里去偷红薯。”接着，埃迪o李解释了红心红薯和白心红薯的区别--这样把红薯挖出来，然后用火镰升起火，把红薯放在暗火的灰中烤熟--红皮红薯的里面是雪白的，可以生吃。“伙计，他们真棒。”埃迪o李说，这时候，他成了中国人，而且总是说他有一个中国肚子。 埃迪的目光越过水面，注视着码头，和他的兄妹一样，考虑着他父亲、他祖先的村子会如何接纳他，也许就像有时他在唐人街遇到的那样，冷冰冰的。 西茜波浪形的头发垂在背后，她在担心，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被绑架，就有可能是她。她皮肤雪白，脸蛋天真甜美，她的父亲很有钱。更重要的是，绑架者会把她当成一个美国人，而美国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重视他们的女儿。他们能嗅出她是老番。西茜的这些想法很快就被好奇心所取代了，她听到了一种奇妙的音乐。她走近她的母亲，小声说：“那是什么歌？那是唱什么的？” “那是东方的声音：“蒂茜回答说。这是成千上万中国人说自己的语言时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在空中飘荡，传到了她孩子们的心里。 在香港短暂休息之后，全家人来到了生机勃勃的广州，随后又坐了一天轿子回到故里。点头村仍然很贫穷--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玻璃窗。近年来，点头村的村民在村子四周建起了一堵二十英尺高的砖墙，保护村民们免受军阀、掳掠者和土匪的侵袭。（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百万中国农民被拉了壮丁。报效完国家之后，这些农民中很多人失去了土地；他们成了流氓，打家劫舍，偷鸡摸狗，绑架富家子弟。）现在，村民们通过严密看守的塔楼进入点头村。没有直接通往村子的道路；行人得知道走哪些田埂。 泗家进入点头村时所产生的效果犹如马戏团进入美国的一个小镇子。共有九顶轿子--每顶轿子坐着一个家人，另外两顶坐着邝泗为妻子儿女雇来的翻译。（他沿中国的海岸旅行时，以及后来从内陆到北京和长城时，还要雇更多的翻译。此时的他，广州话只能将就，而他对普通话则是一窍不通。除了在这个小县城，他自己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翻译。）孩子们的轿子有两名轿夫，大人的轿子共有六名轿夫--四个人抬轿，累了另外两个人就换一换。邝泗还雇了其他的苦力搬运行李和为点头村的乡亲们带的礼品以及他沿途所采购的商品。 除了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差不多二十年前邝泗、他老婆，还有两个年幼的儿子第一次回到了村里的情景，点头村的大部分人从来没有见过白人。蒂茜从轿子上下来时，村民们把她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兴致勃勃，完全被吸引住了。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女人皮肤洁白，头发在阳光下像一团火焰。他们所有的人身上--甚至邝泗--都散发着外国人的气味。过于兴奋的埃迪从轿子上跳下来，四处乱跑，他爬上了猪圈旁边的矮栅栏，举起双手，大声说道：“我是王。”翻译把这句话翻译给好奇的人群时，他们都在摇头。这孩子是王？什么王？他们用手捂着嘴巴暗自发笑，尽量不让自己的牙齿露出来。 即使离家在外，远居他乡，邝泗仍然扮演着村长的角色。他有一百亩土地，约等于十二英亩 。他对所有村民的生活有直接影响。多亏了邝泗，孩子们的肚子不再膨胀，老太太们也不再因为一碗米饭而饿死。有几个幸运的孩子在洛杉矶为邝泗工作，而那些不太精明的族亲还在点头村的稻田里劳作，他们蹚过稻田，插秧、薅草，确保丰收。其他人在菜地里干。这些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多年来像苦力一样用扁担把水挑到地里，浇灌一排排青苗，他们累弯了腰。到夜晚，这些家庭回到邝泗所拥有的房子里。他的财富比他们所见过的任何人都多，权力比他们所见过的任何人都大。村民们靠他活着。现在，他们聚集在邝泗身边，知道他给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 他给村里的孩子们分发了“利是”，给家庭成员带来了特殊的礼物。叔叔的妻子龙氏高兴地大声说她得到了一枚金币，还有一个漆盒，里面放着一瓶香水。她五岁的儿子铭权得到了一艘带推进器的船。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玩具，埃迪和平常一样满怀热情地告诉他的堂弟怎样把橡皮筋绕起来，把船放到浅水坑里摇摇摆摆地往前跑。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礼物，紧跟在这群衣着华贵的人后面顺着狭窄的巷子来到了雪英为他们准备好并在那里等待的房子。灰暗的青砖刷上了白灰。她那不大的院子里摆着陶制花盆，盆里栽着金橘和开放的鲜花，上面还装点着红色的丝带。按照她儿子的吩咐，稻草装进稀布包做成的临时床垫放在平时做床用的木板上。从附近的佛山买来了刷了漆的木枕头。每张床都挂上了蚊帐。床下放着“蜜桶”以备孩子们方便之用；他们太西洋化了，不可能沿着稻田间的田埂去方便。 在雪英挑剔的目光下，用人们彻底清洗了从屋顶通到室外厨房的供水系统。一个用人去挑水，把每一桶水倒进屋顶的蓄水池，另一名用人清洗了把水引入厨房的每一节竹管。还买来了新的砾石，装进了清洗过的管子。水通过几节竹管和砾石进行过滤，水流到厨房的储水池时已经过滤干净了。但即使费了这么大的劲，这些外国人--包括她的儿子--都没有直接饮用的胆量。所有的东西都得煮开。 他们到家时没有拥抱，没有亲吻。雪英的孙辈们看着她--一个年近九旬、弱不禁风的中国女人。他们并不亲近她；他们对她来说似乎是陌生人。她把送给她的罐装点心和糖果拿出来藏在自己房间一个高高的架子上，并告诉她的孙子铭权说如果他是一个好孩子，她就给他一块。此时，西茜和埃迪观察着--并没有感到强烈的嫉妒，而是带有一种超然的兴趣，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知道有一个奶奶是什么感觉。 头天下午晚些时候，邝泗坐在一张不高的桌前，桌上放着一壶茶和几盘蜜饯，他在听取村民们的诉说。一个堂兄弟囤积大米；另一个堂兄弟说他家的独生女作为新娘没有收到合乎体统的彩礼；还有人想要一所更好的宅子。有一个叫邝随明的堂兄弟指出：大多数村民没有资金来开办自己的农场，靠发放救济金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在饥荒年间邝泗曾慷慨大方地提供过救济金。随明建议他尊贵的金山堂兄捐出一大笔款项以帮助村民们开办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让大家感到惊讶的是，邝泗答应提供一万美元。 那天晚上，邝泗摆酒席宴请了全村的人。每道菜都是用特殊的配料做成的，预示着长寿、富裕、多子多福。邝泗在各桌之间走动，向孩子们、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单身姑娘们和几个需要特别关照的亲戚，分发了更多的“利是”。邝泗从一桌走到另一桌，此时，一个老相识说道：“咱们的金山老四不想听一段樵夫的传说吗？”有几个人随声附和，于是，大家安静下来听那酒足饭饱后的故事。 “樵夫的父母很穷，住在和我们点头村同样贫穷的村子里，”那位老相识开始讲道，“樵夫学会了爱护森林，每天清晨他在那里干活的时候就想自己是不是能为父母做点什么。一天，他听到了瀑布‘哗哗’的流水声。他在瀑布旁喝水的时候，发现流下来的是甘醇的美酒。他装满了自己的水葫芦，给父亲带回家去。和咱们村一样，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樵夫走进林子时，他在瀑布旁看到了邻居们。噢，他们太生气了，因为他们在波光粼粼的深潭中只找到了水。邻里们很嫉妒，他们把他扔进了水潭，要把他淹死。绝望中，他把葫芦灌满了水，回家去见他父亲。葫芦里又一次装满了酒。你看，很多人都可以来到源头，但只有金山老四可以得到酒啊。” 团聚结束，天色漆黑。有人传话过来，村里的一个探子把孩子们住的地方告诉了当地的绑匪们。邝泗知道自己一刻也不能再让家人留在村子里了。这一个晚上就造成了这么大的危险。孩子们立即被召集在一起，锁进了一间令人窒息的没有窗户的屋子。保镖也被雇来在四周巡查。邝泗询问了村民，但毫无结果。 度过了惶惶不安和幽闭恐惧的夜晚，邝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离开了点头村，但却缺少了来时的辉煌。他们在这次旅行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乘坐了火车。叔叔的儿子铭权和他们同行，因为邝泗考虑到铭权在未来的几周里可以陪伴西茜和埃迪。 对铭权来说，随后在广州度过的几个星期是既令人惊异又令人着迷的。铭权不用再去上学，也不用每天早上和下午向先生鞠躬了。他不用背诵孔夫子的四书和古诗词。他不必再学传统的三言识字读本，即众所周知的《三字经》。他不再在村里的水牛背上玩耍。铭权不再和他的兄弟们与点头村的其他孩子们一起组成一支军队，整个下午都在稻田里和邻村的孩子们斗殴。 铭权除了每年新年时到坟上祭祖，从来也没有走出过点头村。结果，广州对他造成的惊恐比他在外国出生的堂兄妹更甚。铭权对围着广州城的二十英尺厚，近四十英尺高的城墙感叹不已。他对五层高的塔、五百罗汉堂 和具有八百年历史的水钟而感到震惊。沙面岛吊起了他的胃口，这里美丽的散步小道被榕树和樟树遮掩着，但是，他们谁也享用不了这些，因为只有白种人才允许上岛。 铭权的伯伯在广州找不到适合他西方家庭的旅馆和客栈，于是，他从一个有钱的官僚那里租了一幢宅第。这是一个好地方，是一个标准的带有大花园的中国院落，院子里还套着许多小院；有一座私人庙宇可以打坐，另外还有许多许多房间。铭权的伯伯说他想让蒂茜和孩子们感到舒适，因此他尽量把房子装备的更欧化、更白人化。他委托了一名工匠做了几只马桶，上面是西式马桶的盖子，按照马桶的尺寸和各人年龄的大小在一个专门的房间摆成一排。卧室里的雕花床用柚木雕刻的嵌板和彩色玻璃隔成了一个小房间。 对铭权来说，这一切犹如他的番鬼亲戚打发时间的方式一样令人费解。白天，蒂茜婶娘和西茜会沿着巨大的仓库散步，仓库里存放着准备船运的出口商品，比如茶、丝绸、桂皮，还有到岸后贮存在这里的棉花、羊毛、鸦片和煤油。邝泗和两个大男孩去市场，市场上精致的古玩和各式各样的当地产品都可以经过讨价还价而成交。卖玉石的商贩兜售着不同形状、不同质量的装饰品，价格也从几分钱到数千美元不等。其他的货摊销售珍贵的瓷器、青铜器、象牙和柚木雕。在卖家具的货栈，邝泗对那些雕刻品穷追不舍地讨价还价，有些里面还镶着硕大的珍珠。他在寻找神像，他知道这些神像在他的店里卖得很好。 铭权的伯伯--这么富有，这么强大--既守口如瓶又精明强干。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出门，要去哪里。有些日子邝泗出现在楼下的门口，穿着打扮比农民也强不了多少。即使坏人想找他也找不到，因为铭权的伯伯太难以捉摸、太诡计多端，他不会西装革履也不会身着官袍走到大街上。正如他在展销会和博览会上搜寻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一样，他也在中国寻找那些离奇的物件。他去当铺和二手货商店，为他们买来了锁、纸和桶。他从不同的古董商那里购买了大批的货物，有时候装满了一屋子又一屋子。他冒着风险购买了整箱打包销售的物品，并不十分清楚里面是否有一件汉代、唐代或宋代的东西。这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他解释说，因为他知道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卖出去，在每件东西上标出至少三倍的价格。 若干年后，那些人们会想，邝泗回到洛杉矶打开箱子的时候，是否会拿出一个宋代的碗，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宋朝的。价格可不只是我支付的三倍。这件东西值两万美元。”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国家的一些大收藏家也来找邝泗，而且他们的很多收藏品最终进入了博物馆。但是铭权不懂这些。 村里的人都说铭权很幸运，而铭权也试着来感觉那幸运。他听说过关于富裕的地主和有钱的清朝官员的故事，可邝泗和家人的生活和想象的不一样。宅子里没有厨子。除了一个扫地的老头他们没有仆人。母亲美丽、善良、慈祥。他们刚到广州的时候，她和邝泗一起去采购。后来，当她要和邝泗一起去短途旅行的时候，铭权无意间听到他们在院子里争吵。铭权听不懂他们的英语，但他注意到她现在决定留在家里，坐在大家叫做走廊的地方做针线。 家里的人对铭权很好。他过得很愉快。他不惹麻烦。他很少说话，而是让别人说。如果埃迪或西茜、或是其他人说他错了，他就同意说他错了。如果他们说他耍赖，他也承认，即使他明白他们知道他是对的。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甚至他的堂兄明提着他的裤子把他举起来像一块破布一样摇来晃去，他们滑倒在潮湿的石头上，铭权扭伤了踝骨--他也没有抱怨。 大部分时间里铭权和埃迪、西茜一起玩。埃迪喜欢广州，可本尼不喜欢。本尼不愿意冒险走出院落，对他所看到的、听到的和闻到的一切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埃迪喜欢和那些领他一起出去的人闲逛。那些人是他的翻译、黄包车夫、家里的雇工和他的轿夫。经过多次恳求，他的翻译和黄包车夫带他到了神庙，这里有成群的算卦的、变戏法的、赌博的、商贩、乞丐，还有卖花生和火柴的孩子们，和埃迪的父亲五十年前来时的情况差不多。 翻译和厨房的雇工为埃迪的冒险精神、这么快就学会了广州方言以及他自身难以控制的不规矩的倾向所怂恿，他们带他去了广州的妓院--不是明和雷去的那种高级地方，也不是那种一夜春宵就势必要染上令人恐惧的疾病的地方，而是适合于一个十四岁的外国男孩子去的地方。这里的姑娘和他年纪相仿。埃迪说，花上几块钱他就不仅可以看，还可以摸。姑娘们脸上用粉抹成了白色，嘴唇抹成了红色，她们穿着黑色的上衣和裤子。埃迪把手伸进她们的上衣，手指头在她们的乳房上滑动。至少他对铭权是这么说的。 在有些下午，蒂茜让铭权教埃迪和西茜一些他喜欢的游戏，于是，他就向他有钱的堂兄妹展示一下他们不用花钱、不用商店买来的玩具就可以做的那些游戏。他教他们如何把石头扔出去，把另一块石头从地面撞起来；或是把石头抛起来，用手背接住。埃迪对此不屑一顾。“女孩子玩的，”埃迪轻蔑地说道，“小石子儿。”埃迪喜欢用棍子玩的一种叫嘎的游戏。任何一个男孩都会喜欢嘎--这样叫是因为在游戏的时候会发出“嘎”的声音。铭权找到两块砖，又在上面放了一根短棍子。然后，他用一根长一点的棍子击中了短棍，短棍飞向了空中。“嘎。”有时候埃迪能接住短棍，有时候不能。如果他能接住的话，铭权就把长棍子放在两块砖上。埃迪就有机会把短棍子扔出去，把铭权的长棍子砸下来。如果他击中了--发出响亮的“嘎”声--他就得分。有时候，他们在屋顶上放风筝。铭权教埃迪如何把碎玻璃片系在风筝线上，用玻璃片把别人的风筝线割断。很快，埃迪每次都能熟练地把铭权的线割断，而铭权从来也不抱怨。 下午，如果邝泗有客人，茶就会端上来，还有几碟花生、瓜子、干梅和蜜饯橄榄。邝泗刚一离开，埃迪和铭权就会抓过橄榄核和李子核，拿到外面，继续进行他们即兴的卵石游戏。每人轮流把一块碎瓦片抛出去，把橄榄核从地上画的圈子里砸出去。每个孩子手里的果核随着下午的输赢或增加或减少。 最后，铭权的伯伯和他的家人又一次打点行装，准备到北方去旅行。铭权被送回了村子。他告诉家人和朋友他的所见所闻，并告诉他们：亲眼看见这些洋人的生活情景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可不想听你吹牛。”他的朋友们说。“我没工夫听你胡扯八道。”他妈妈责怪他说。铭权学会了把记忆留给自己。 在中国旅行困难重重。官僚阶层和普通农民长期以来抵制在这个国家修建铁路。这种抗争是旧习俗和那种根深蒂固的对洋人不信任的结果。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比如马车夫、独轮车车夫和船夫--相信铁路会激怒那些鬼怪，而那些鬼怪又会报复平民百姓。（铁路也会夺去普通劳动者的生计。）从另一方面看，受过教育的阶层认为，如果外国企业家--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俄国的或是美国的--建起了铁路，这条铁路就会被这个国家的政府所利用，以扩张其在华势力，割去新的领土，赢得贸易优势。中国官员意识到铁路就像公路一样，将使传教士和其他想剥削这个国家的洋人行走更加自如。反对的势力太强大了，1875年，上海到吴淞的铁路被中国当局收购并捣毁。但到了1919年，情况有了一些进展，五十四条铁路线试探性地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形成了网络。 因此，除了他们慌慌张张地从点头村逃离的那一次，泗家再也没有坐火车。他们坐轿子、乘江轮、客家小船（小河里的木船）、平底帆船、舢板，骑马或者乘坐往返于中国海岸之间的轮船。在那些大城市以外的地方，泗家就自备食物和卧具，还带着他们的仆人。有时候，经过轿子上一天漫长的旅途，全家人就在乡间客栈歇宿，这里只有简单的床铺和砌在墙上的炉子，炉子是用来做饭和取暖的。 江轮上航行的日子是愉快的。年幼的男孩子做游戏。蒂茜有时候读书，有时候做针线，她也鼓励西茜坐在她身边学做针线活。邝泗常常上岸，随着那些拉纤的纤夫沿着岸边走。有时候，这些纤夫会认识一户极度贫困的当地人家，这户人家太穷了，由于欠租子和歉收，地主就要把他们从土地上赶出去。邝泗顺便走访了这些家庭。这户受尊重的农民有什么要卖的东西吗？或许有一个春节祭奠祖宗的祭台？或许尊贵的妻子有一些陪嫁的小件饰物？ 坐轿旅行是最艰难的。四个轿夫抬着蒂茜的轿子，还有两个跟在后面。如果两个抬轿的人累了，另两个就上来替换。绝不会乱了阵脚，也不会打乱节奏。泗家雇来了最好的轿夫，他们保证不会走乱步伐，这样就减少了坐轿子的人晕轿的可能性。这种交通方式必须使蒂茜和西茜分开。西茜戴了一顶白色的水手帽，使她娇嫩的皮肤免受日晒。莱蒂茜不断回头张望，以确定自己的女儿还在视线之内；她的举动改变了重心，使轿夫们很烦。每当停下来歇息时，妈妈就会说：“我看见你白色的帽子走近时，就知道你很安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邝泗完成了本次旅行的第三个目标--生意以及对儿子们的教育。他和蒂茜采取不同的方式。邝泗通常集中精力教孩子们如何交易，而蒂茜告诉孩子们要看什么。就像那些手艺人当初教会蒂茜怎样鉴赏一件瓷器的高雅设计一样，她现在开始教孩子们了。明和雷--年幼的孩子们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学会了识别中国瓷器传统的造型--姜坛子、饭碗、插梅花的花瓶。 在一家专卖青花瓷的店铺，蒂茜跪在满是灰尘的库房里，双手抚摸着灰绿色瓷姜坛的表面。“你需要确认一件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她解释说，“爸和我在购买那些真品的时候要看三样东西。首先，造型绝对不能偏离标准。如果你拿不准，就看侧影。”说到这儿，她把罐子拉出来，放到了房间的中央。“你们看出来了吗？底部窄小，到了上面三分之一才鼓出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釉子的色泽了。” “就像我们在日本看有田烧 一样？”明问道。 “正确，”蒂茜回答说，“时间久了你就能根据所使用的矿物质的质量和类型来区分釉子是今年的，还是十年前的，或是上个世纪的。” 最后一条标准是画工的质量，这一点更适用于邝泗情有独钟的釉上彩，而不大适用于青花瓷。蒂茜接着指出了使一件瓷器生辉的面部、风景和花卉的画工质量。“艺术家使用的笔墨越少，效果就越好，”他们在另一家店铺前停下时，她解释说，“你看这些釉质的时候--甚至是那些画卷的时候--想想艺术家使用的是什么笔，他让笔端所蘸的墨有多少，还有他用笔的角度。这一切都会帮你确定一件商品值不值那个叫价。” 说到这里，邝泗接了过去，告诉孩子们只能买那些他们有信心卖出去的东西。他们也应当记住生意赢利是靠吸引各种类型的顾客。 “我们为收藏家和博物馆购买高质量的古董，”蒂茜接着说道，“我们为旅游者采购古玩和复制品。有时候，我们挑选廉价的仿制品，为那些买不起真古董的人进行做旧处理。我们为汉考克o帕克和帕萨迪纳的人们购买摆在家中的装饰品。” 全家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在专门烧制棕红色、青白相间、金紫红和铬绿色瓷器的瓷窑停留。他们寻找画卷、家具、雕刻和刺绣品。蒂茜知道汉考克o帕克和帕萨迪纳的那些主妇非常喜爱完美无瑕的装饰，因此她对刺绣品的挑选格外小心。“这些绣品在我们的顾客中非常受欢迎，他们把这些刺绣品用做小餐巾和餐桌上的台布。他们喜欢把大块的搭在沙发上或是钢琴上。有些人在舞会上和化装舞会上把绣品当作服饰。”她教西茜如何辨认丝绸的光泽，并给她讲了“禁针”的故事--“禁针”是非法的，因为这能使做这种针线活的小姑娘失明。 全家人在这四处游走的旅行中也会偶尔停下来，欣赏一下美景。在苏州，家人看到盛开的莲花和宁静的湖水。与喧闹的广州相比，这安宁、美丽的环境使他们得以喘息。他们继续旅行，来到了北方的旧都南京，瞻仰了明朝的开国者乞丐皇帝的陵墓。这里杂草丛生，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男孩子们来到这里却特别兴奋，因为在他们的中文名字中都有“明”这个字。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游客，只看到几个不能生育的女人来到陵墓前朝觐，往皇家甬道两侧的石象背上扔铜钱。如果铜钱能够落到象背上，就被看作是生儿育女的吉兆。 在青岛，他们找到了一个专卖啤酒的德国风格的小镇。镇子很干净，房子都是欧式的。每个人都品尝了为出口酿造的啤酒，但大家一致认为用当地水果酿造的梨酒口味要好得多。他们从这里登上了一艘轮船，向北航行，驶向天津。在天津短暂停留之后，他们从陆路来到北京--有宽阔林荫大道的美丽皇城。蒂茜和年幼的孩子们白天到长城、十三陵、圆明园遗址和香山去游览。邝泗、明和雷出去采购。最后，邝泗把年龄大的男孩子留在北京继续了解中国艺术，学习如何购买商品，家里的其他人回到了南方的佛山和广州。 明和雷被安置在有十九个房间和十九名仆人的楼房里，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他们把自己的魅力既用在了那些出身名门的年轻女子身上，也用在了那些出身贫寒的女子身上。兄弟俩为那些从海参崴来的白俄姑娘感到惋惜，并与这些可爱的难民多次共度良宵。在其他夜晚，两个人沉溺在这座城里更为颓废的“欢场。” 在北京，年龄只差一岁半的明和雷之间的兄弟感情开始显得紧张起来。明潜心于中国绅士清高的生活。每天早上，一位私塾先生教他说北京官话。每天下午，他招来一乘小轿到繁华的街市。在古董商昏暗的店铺里，明舒服地坐在低矮的椅子里，一边饮茶一边与奸猾的地毯商谈笑风生。日复一日，明都到这里来。他把地毯翻过来，仔细查看织工的质量。他耐心地数着这些编结，他知道每一平方英寸的编结越多，绒毛就越厚实。他向销售商询问丝绸的含量。关于色泽，他从不让步。 “是，我知道中国人认为黄色和蓝色搭配或是紫红和灰色搭配很有吸引力，可我是按照美国人的口味购买的，”他解释说，“我住的那座城市的人不喜欢把这些颜色搅在一起。我倒愿意多看看浅蓝和深蓝的双色地毯。” 明从他父亲那里学到最后赢得这场游戏的总是时间。几天后，明或许会完成一宗交易，十几条地毯被卷起来，打包运走。供货商会抱怨着填写两套文件：一套是给海关的，上面的价格很低；另一套真实的文件则由明收好。 明的北京官话越是流利，雷在上课时就越加烦躁。“只要我走二十英里就会发现没有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懂他们，我为什么要学这种语言？”雷问他的哥哥。雷从来也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就这次采购旅行，雷对明咆哮道：“你怎么能坐在地下室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不慌不忙地喝着一杯茶，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可从来也不谈价格；两天后再回去，把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这把我弄疯了！我一点也不想这么干。” 不管雷怎么说，他就是不能让他哥哥反抗。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很小的时候就确定了。明，作为长子，享尽了家里最好的东西。爸爸甚至用筷子把清蒸鱼面颊上的肉夹起来递给他的长子。明被指定为商店的继承人；雷只能指望成为文件股东--各种各样的工作、微薄的薪水、不受尊敬。 雷知道他的父母都希望他能从十来岁时的抑郁中走出来，但他怎么能呢？儿提时的记忆在他的脑海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父亲的愤怒，母亲默默的不赞成，还有哥哥的讥讽。在店里，他的父亲只让他招呼那些游客，从来不让他接待那些真正的买主。“总是接待那些想给自己的司机买一套睡衣裤的女人！”他抱怨说，但没人听他抱怨。 明和雷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邝泗和蒂茜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邝泗--在村子里作为有威望的族长，在旅行中作为一个颇受尊重的富人，他不再听蒂茜的建议。他不顾她的反对，在家乡点头村和广州西面的商业城市佛山购置了房产，她也只能无奈地看着。 当她询问购置这些房产的有关情况时，他耸耸肩，闷闷不乐地说：“我想在佛山开一家旅馆。我要在点头村建一所房子，大房子，是一座楼房。” “邝泗！ 我们不在这里住！我们住在洛杉矶商店的楼上，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建一座楼房？” 这种具体的分歧和他们的婚姻一样，由来已久。过去，他可能会和她争上几句；现在，他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他似乎每天早上都离开这所大院子，晚上回来时总有新买的财产。“你要一家做篮子的工厂干什么？”她问道，“我们的篮子生意确实不错。进口这些篮子也一直做得不错。可我们为什么需要一家烦心的工厂呢？” “我是男人，买东西的事情我做主。”他反驳说。 当然，他说得对，买东西的事情总是他做主，可选择总是由她来做。她感到对他无能为力。在中国--她只是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她没有权力。她只能等着，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一次，旅行归来，他宣布买了一家制作烟花爆竹的工厂。年幼的孩子们都很兴奋，但蒂茜却很恼火。“烟花爆竹？”她愤怒地说，“我们是做古董生意的。” “我能卖烟花爆竹。”他冲动地回答说。 “邝泗，烟花爆竹会降低商店的品位。” 但他不在乎她的意见。经过这么多年，他觉得自己知道的和她一样多，甚至比她还多。在中国，他是一个大人物。他不需要她。蒂茜把他刚刚找到的独立性和自信心看作是对她的侮辱。他把自己与中国联系得越是紧密，她就会越加仔细地审视自己的生活。她已经压制了多年的问题现在像汹涌的波涛在她意识的表面翻滚。 他为什么要在点头村盖一座楼呢？他为什么要坚持在村民们面前表现得那么显赫、展示他是多么有钱、吹嘘自己是如何在金山发财的呢？最令人反感的是他为什么要在中国做这些事情呢？而在洛杉矶，她和孩子们依然住在商店的上面。她试图对他的借口作出理性的思考。当然，他感激点头村的人给了他去美国的费用。当然，他能够通过进口手工艺品和古董挣钱，而且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看着他从她的身边溜走，投入自己祖国的怀抱。 当她以为自己的丈夫再也不会作出令她惊讶的事情时，他宣布：“我们回家时，埃迪要留在点头村。他照顾奶奶。” “埃迪？”她笑了，“他才十四岁。” “十四就不小了。我十四的时候就去了加利福尼亚。”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邝泗会考虑把一个孩子遗弃在落后的点头村。由于震惊、心慌意乱，她连争吵的能力也没有了，只说出：“我们不能把埃迪留在这里。” “就是埃迪。”邝泗解释说埃迪作为最小的儿子，按照当地的传统，应当选他。他有责任照顾老人--也就是雪英--同时每年也要上坟祭祖。蒂茜难以反驳中国传统的重要性，但这分离的想法使她极为痛苦。 埃迪也不争气。他说他想留在中国。他爱这里。从来到广州最初的日子里，她就看出他很快就掌握了语言。他对那些轿夫是那么好；当全家所有的人都筋疲力尽，在炎热的、令人萎靡不振的下午睡午觉的时候，他总是时刻准备着，要跑出去“再看一个地方”。她知道他去了妓院。他毕竟是他父亲的儿子，十四岁已经够大了。问题是，她意识到这是生意上的安排，而她不想为此而失去他。 邝泗说他想让埃迪留下来照顾雪英的时候，她就知道他是想让儿子来管理这些新近购置的工厂和资产。就此和邝泗争论，她占不了上风，因为他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同样的年龄，他辛勤劳作，养活自己，获得了成功。埃迪--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他可以完成交给他的任何工作、承担任何责任。 她与邝泗的谈话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腔调。他们以低沉、压抑、愤怒的声音说着：“我要我儿子和我在一起。我不能让他留在这里照料这些我们无论如何也不需要的财产。” “我可以信任一个亲人，”邝泗回答说，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我可以托付给埃迪。” “我已经帮你把很多亲戚都弄到了洛杉矶，”她接着说道，“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儿子留在这里？而铭荣和弟弟，还有许多其他人却不择手段地离开了中国。” “埃迪留在这里，上学，学中文。”邝泗继续说。 “决不，”她回答说，“一件事情会引发另一件事情。先是他去上学，随后一个媒婆就会给他提亲，我们就会永远失去埃迪。我就再也不能让他回来了。” 邝泗再坚持的时候，她说：“家庭就是家庭。我不能让我们分开。我们要回去。”她告诉了邝泗她自己的私房钱，“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走，也可以留在这里。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支付我们回家的路费。” 1920年1月，在国外过了六个月后，蒂茜决定缩短行程，返回美国。她给明和雷发了电报，让他们立即返回广州。他们一到，蒂茜和所有的孩子们就登上了从广州发往香港的客轮，在香港，他们会赶上驶往美国的南京号。邝泗选择留在中国，毫无顾虑地进行他的商业冒险活动。 令人惊讶的是，雷开始吹嘘、美化他在中国度过的日子--他在北京度过了“难忘的”两年，“收集古董，为家族的进口生意设计地毯”，他完全为他在那些儒雅的家庭里看到的古朴的室内陈设中那无与伦比的美和永恒的纯真而着迷。在中国，雷在后来告诉记者，他决定把历史悠久的东方才艺与当代家具相结合，融合在西方生活中。 在相对短暂的后半生，埃迪后悔他没有留在中国。在未来的岁月里，他的想象夸大了他失去的机遇。但即使随着他职业方面的失意和怨恨不断地增加，他仍然一步一步地成为兄弟当中最具“中国人”特征的一个。对本尼来说，相比之下，他在中国度过的日子是偏离正常的生活，但依照美国习俗来衡量，他的生活是单纯的。明将带着手传的中国艺术方面的手艺回到洛杉矶，这手艺将使他的后半生受益无穷。 在这次旅行中，蒂茜经过了二十二年的婚姻生活后使自己与邝泗拉开了距离。但在1920年的那一天，当她站在轮船的栏杆旁时，她并没有为将来担心。她安慰自己说，她与邝泗的分歧只是暂时的，等他回到家里，他们的婚姻就像以前一样会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