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慈禧太后被"迎神"的百姓吵醒而大发脾气的时候,在遥远的另一个大洋的岸边,英国海军部的值班军官也被人叫醒了,他看见了一份英国驻华舰队海军中将西摩尔发自中国天津大沽口的电报,内容是:我率领全部可以使用的士兵立即登陆,并已要求各国军队合作。 6月10日凌晨,各国联军开始的在中国海岸登陆的行动是以英国人为首领的。 英国,最早入侵中华帝国的国家,19世纪以来一直以列强之首自居。尽管他们知道这个地位正在受到各国的严峻挑战,但是,在地球的东方的这一危机时刻,英国人还是找到了"统帅"的感觉。 昨天晚上,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得到了一份"可靠的情报",情报表明,中华帝国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所有的外国人发难,并且开始了把京城内的外国人驱除出去的行动,这个行动的证据是:甘军董福祥的军队已经奉命做好了进攻使馆的军事准备。 半个小时之后,窦纳乐给西摩尔发出电报: 北京局势正在每时每刻地变得更加严重,必须派部队登陆,并且为立即进军北京做出一切安排。(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 深夜,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召开紧急会议,共同讨论增援北京的问题。会议毫无例外地变成了一次勾心斗角的争吵。英、日、意、奥、美五国同意立即派遣军队增援北京,俄国和法国反对。俄国人反对的原因很简单:俄国军队正在从旅顺口向大沽口调动的途中,如果立即增援北京,俄国从兵力上讲,成不了联军的主力。正在争吵,英国公使窦纳乐的电报又到了: 情况万分紧急,若再不准备火速进发北京,一切就会太迟了。同上。 这封电报的到来终于使各国的争吵安静了下来,洋人决定立即登陆。 两个小时之后,天津大沽口外各国的军舰升火起锚。 6月10日凌晨4时,联军在塘沽登陆。 从上午9时30分起,每隔两个小时,便有一列运载着联军官兵的火车开出天津站驶往帝国的都城北京。 增援北京的各国联军共有官兵2053名,他们是:英军915名,德军450名,俄军313名,法军158名,美军100名,日军52名,意军40名,奥军25名。 英军是主力,因此,这支联军的统帅当然是英国皇家海军西摩尔中将。 英国人的目的暂时得到了满足。 俄国人心里仍不舒服。他们认为,各国军队除了共同的目的之外,"都有个小算盘"。俄军上校沃佳克对记者说:"英国人大概想搞什么名堂。昨天英国领事答应我说,英国派去北京的军队,人数将与其他各国的军队相等。可是你看,这些英国人的帽子多得数不清。他们说他们派出的军队人数不会多于300人,而他们却悄悄爬上900多人。我必须向俄国的军舰上再要这么多人。" 至少是在6月10日这一天,向北京增援的联军没有受到任何阻击。运载联军官兵的火车看上去竟像是一列列观光火车。每列火车由八节客车、三节敞篷车和一节装有铁轨和枕木的货车组成。最前面的一节敞篷车上架着大炮和机枪。车上的各国官兵分开乘坐,各式各样颜色不一的军装令火车看上去像游行狂欢的彩车。从军帽上看区别最明显:英国和法国官兵戴的是白色软木遮阳帽。日本人的帽子几乎没有帽檐,小小地箍在头上,东方式黄色的脸令人看上去总是有一种猥琐的表情。德国人的帽子是褐色的,有一部分官兵戴的是钢盔,德式钢盔最明显的标志是钢盔顶部那明晃晃的一根尖刺。意大利官兵的帽子上装饰着羽毛,随风飘荡。美国人的军帽戴得随便,歪着,遮着一只耳朵,给人一种嘻嘻哈哈的感觉。 这是一支没有任何战斗准备的联合部队。每个士兵仅仅携带200发子弹。各国军官没有就一旦投入战斗该怎样配合以及后勤如何保障等问题协商过。联军官兵们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他们不相信义和团的农民们敢于和联军打仗。而根据情报,中华帝国的正规军队已经接到命令,"避免与联军发生冲突"。 下午2时,天津与北京之间的电报联系被义和团的农民们切断。这意味着,联军司令西摩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依靠自己的判断做出处置了。 晚上,火车到达杨村车站。果然,守卫在这里的由聂士成率领的帝国的正规军对联军的到达"表示了欢迎"。聂士成的部队正和破坏铁路的义和团农民们打仗。联军官兵看到帝国军队的士兵抬着一只大筐,筐里面装的全是人头。无法解释帝国军队对外国联军的"欢迎"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目的。联军的随军记者甚至和帝国军队的士兵"友善地聊了一会儿"。谈话中联军官兵得知,这些帝国军队是奉命来"驱除义和团"的。但是,帝国的士兵埋怨说,中国的皇太后"不允许他们打义和团"。6月10日黄昏,在中国杨村车站发生的这一幕实在令人费解,无论是情景还是逻辑,都混乱不堪。 联军的火车经过一个晚上的开进,6月11日早上到达落垡车站。这是一个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几乎是中间位置的小车站。联军已经顺利地走了一半的路程,事实似乎基本上证实了联军预先的猜测:他们将是顺利的,可以很快实现到那个"美丽壮观的古老城市北京去看看"的愿望。 联军在落垡车站留下了30名英国官兵,建立了一个目的在于保护铁路的据点。英国人在车站上挂出了一个招牌:美少年炮台。 第二天,铁路开始有被破坏的迹象,但是不怎么严重,充其量是抽走了几根枕木或是移动了一小节铁轨。联军边修边前进,傍晚到达廊坊--这里已经很接近帝国的都城北京了。 令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官兵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已经到达了他们此行的终点。 这一天,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日本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被杀。地点是在北京南城的永定门外。这个日本书记生是奉日本公使的命令,出城来迎接西摩尔率领的联军的。结果,联军没等到,却被董福祥的士兵抓住。甘军根本没搞清楚这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就把他的洋头砍了下来。杀外国使馆人员的是帝国的正规军,这和落垡车站的帝国正规军对待外国军队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而这正是中华帝国在那段混乱的岁月里经常上演的历史事件。日本外交人员的被杀,立即引发了各国公使馆的惊慌。外交抗议、加强防守和催促西摩尔前进的文字日夜不停地一遍遍写着,发出,东交民巷顿时乱了。 帝国军机首领礼亲王早上上朝,没敢把日本人被杀的事情上奏。但是,内宫传旨,"叫荣禄的起"--这是带有满族风格的皇家俗语,意思是命荣禄上朝接受询问。荣禄和慈禧单独谈了话,谈了什么不得而知。荣禄下朝后,什么话也没说,径直回家了。传闻是:太后不允许增援的洋兵进入北京,荣禄同意。但是荣禄要求允许北京的外国人全部安全撤离北京,并且说使馆万万不能攻击,原因是"实与公法不容"。 廊坊车站。西摩尔发现,前面的铁路被破坏得很严重,火车根本无法前进,于是命令停车修路。 谁知,就在这时,铁路两边的青纱帐里突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呐喊之声。 这是一片人海,一片红色的人海。 成百上千的义和团团员头扎红色头巾,高举着大刀、长矛、木棍和粪叉,抬着土枪土炮,巨浪般地向洋人和他们的铁路拥了过来。 来不急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联军官兵们立即扔下手里修路的工具,争相逃命。 这是义和团的农民们第一次与外国正规军队的真正的战斗。时间是1900年6月13日,帝国北方一个晴朗的、弥漫着成熟麦香的初夏早晨。 正向修路的方向行进的一队美军立即架上火炮,迅速发射。炮弹在义和团的人群中爆炸,帝国农民的残肢在烟雾和火光中飞上阳光刺眼的天空。 义和团进攻的阵形立即转向这队美军。美军的队伍成了前沿。 这些外国士兵,异域青年,几乎都是第一次踏上中华帝国的土地。他们对这个东方大国的认识,仅仅来自于老兵们在酒吧里的只言片语和传教士们写在书本上的零碎篇章。这些只言片语和零碎篇章包括了太多的魔幻、传奇和主观色彩:金色的宫殿、高大坚固的城墙、数不清的奇珍异宝、昏昏欲睡的鸦片中毒者、美丽的小脚女人、泥泞的道路、响着铃铛的马帮和骆驼队、阴森的佛龛、柔软的岸柳、图案复杂的面具以及摆放在黑色檀木柜台里闪着神秘光亮的绫罗绸缎。他们的想像仅仅到此为止。因为,眼前的情形令他们目瞪口呆-- 四面八方是旗帜的海洋。这个彩色的海洋随着低沉的怒吼声剧烈地起伏,如同巨大风暴来临时汹涌的海浪。天空刹那间昏暗下来,因为酷热的天空被飞扬起来的尘土所遮盖。在数不清的身穿各色衣服的义和团团员的前面,是身穿白色或者红色衣饰的领头人。这些仿佛是神仙之首的人冲锋时的姿势奇特而令人心惊:他们在枪弹面前没有匍匐,没有规避动作,甚至连腰都没有弯下来。他们高昂着头颅,仿佛他们热切地希望在这个应该躲避子弹的时刻自己身体能够显得更加醒目。在他们的身后,人人都学着他们的样子,甚至更加夸张,所有的人在扭动身体的时候像极了某种部落庆祝丰收的舞蹈。他们的口中发出古怪的声音,这个声音由冲在前面的首领带头发出,时而节奏明显,时而混乱不堪。声音由低沉到高昂,最后是一片尖锐的喊叫。一排人在枪弹的射击中倒下了,尖锐的声音仅仅停顿了一瞬间,更尖锐的声音随即又响起来了,后面的人以更加凶猛的姿态前进。"这不是在战斗",一个联军军官后来回忆说,"这肯定是某种仪式,是这个民族在某种危机的时刻进行的殉葬般的仪式"。"面对来复枪、机关枪和大炮,这些中国的农民如同落叶一样倒下,但是他们依旧在冲锋,不能想像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加勇敢的人"。 中华帝国的青年农民们,这些世代在贫瘠的大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然后在世界上最低的生存标准中心满意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他们热爱戏剧、渴望富足,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不会书写文字,但是能够用优雅的乡俚小调吟唱太阳、月亮,吟唱巍峨的群山和河边的柳絮--中国农民在这个时刻所爆发出来的凶悍和无畏,足以使所有鄙视这个民族的人心慌意乱,使所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那些自命不凡的侃侃而谈黯然失色。中国农民对异族侵入他们的土地的行径充满了本能的、刻骨的、不可遏止的仇恨,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充满着纯洁的、激动的、忘我的热情。作为这个民族的农夫子民,他们在面对国家的敌人的那一瞬间所表现出来的悲壮的艺术化的行为,会使他们所有的子孙心绪不宁。 一百年前初夏的帝国北方,在那片青纱帐被呐喊声冲开一角的瞬间,历史的幕帐被撕开了一道缝隙,从这道狭窄的缝隙里挣脱出来的是这个民族内心深处难得一见的真实,这种被生命的鲜血浸透了的真实,足以让整个世界陷入一种欲哭无泪欲助无能的万分痛苦的境地。同时,这种生命的真实还是这个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迁移和分化过的东方民族几千年来厮守在一块土地上成功地繁衍和发展的最明确有力的证据。 义和团的进攻,是以各村的"坛口"为战斗单位的,每个"坛口"都有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大师兄。在杀声、枪炮声和集体高声念诵着神灵赋予他们的"咒语"的前进声中,他们没有死亡的概念。按照义和团特有的观念,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刀枪不入"的,他们由于得到了某个神灵的庇护,于是被笼罩在一种超自然的状态之中。一个人的倒下,被他们称之为"睡了",这个美丽的想像令他们几乎是微笑着面对生命的终结。一个义和团团员之所以"睡了",或者是因为"功夫"不到而暂时处于"沉思"、"反省"的状态,或者就是因为累了,决定稍微地歇息一刻。义和团们认为,"睡了"的人片刻就会苏醒,即使是"新手","顶多三天"便能"还阳"。 虔诚地幻想肉体的不死,是一个民族精神得以不死的最原始的根源。 义和团对外国联军的攻击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夜。 帝国农民的尸体堆积成山,鲜血流淌成河。 西摩尔率领的外国联军在帝国农民用年轻的生命和原始的器械的阻击下,没有再向帝国的都城前进半步。 就在帝国的农民们拼死战斗的时候,慈禧,这个被冠以神灵之名--"老佛爷"的女人,似乎依旧在"拿不定主意"的状态中心烦意乱。她一天之内先后派出许景澄等四位大臣到使馆区去交涉,试图阻止联军向北京增援,但是遭到了各国公使的严词拒绝。13日,慈禧终于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令:动用帝国的正规军队阻击西摩尔的联军: 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倘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实力禁阻……如有外兵闯入京畿,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76页。 但是,帝国的正规军接到"阻击外国联军"的命令的时候,同时也接到了"剿捕"正在与外国联军殊死战斗的义和团的命令。自西摩尔从天津出发以来的两天之内,老佛爷连续发出了八道谕旨,最后,把对义和团的称呼从"拳民"重新改称为"拳匪",严厉命令对义和团"严行查拿","依法惩治"。 位于前线的帝国正规军聂士成、罗荣光部,接到对外国联军"实力禁阻"和对义和团"实力剿捕"的两份圣旨,立即陷入了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如果对外国联军进行阻击,势必要与义和团并肩作战;如果要对义和团进行杀戮,势必要与外国联军并肩作战。而与任何一方"并肩作战"都是抗旨,于是,他们"踌躇至再,不敢贸然行事"。 此时的中华帝国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不可理喻的政府。偌大一个帝国的生死权力竟然掌握在这样的政府手中真是千古奇闻。 但是,刚刚连续发出"严厉剿捕"义和团上谕的慈禧,就在13日这一天,突然间又改变了态度--没有人能够弄明白慈禧太后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这个变化最直接明了的后果:北京城的所有城门骤然打开,准备"迎接义和团入城"。 1900年6月13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政治局势极其微妙的一天。 当西摩尔的联军在廊坊车站受到义和团的阻击而不能前进时,稍微有点政治头脑和军事头脑的人不难看清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如果义和团被打败,外国联军将长驱直入北京城;如果联军被打败,后续的外国军队一定会等待大规模的增援。这也就是说,无论廊坊战斗的结局是什么,局势只能更加严重。而且,在慈禧看来,后者的结局可能更加不堪设想。那么,惟一的一线希望,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先阻挡一下再说。阻挡外国联军的行动,不能不解决给义和团在政治上"定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了。 根据多种史料的记载,早就聚集在北京城城外的义和团,是由刚毅带领来的。慈禧在原来的上谕中态度是严格的:不准义和团到北京城里来"捣乱"。她十分明白乡下的农民们如果大规模进城,帝国的都城将会是什么样子。义和团的农民们是要杀洋人的,北京城里的洋人几乎都是外交人员,如果真的动了手,势必造成国际关系的大混乱。 义和团们刚一到达北京各个城门外,九门提督就立即命令关上城门。北京城里一时人人心慌意乱,城门上的士兵严阵以待,而城外的农民把城门砸得震天响。 突然,有个差官急马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九门提督"立即开门"。 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 守城官兵不敢违抗。 帝国沉重的都城城门吱呀呀地打开了。 "拳众乃一拥而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306页。 从此,义和团农民们的队伍"日夜不绝"地拥入帝国的都城。 "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同上。 从来没有真正起到抵御敌人作用的帝国的城门,自然没有理由阻挡本族人的进入。这些大门的存在仅仅是一种象征,如同中国百姓在大门上贴上一幅驱鬼的木版画一样。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城里城外,可以说都是农民,城里的城门从来没有阻挡和割断过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即使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代的人,也始终保持着与乡村家乡的密切来往,直到乡村家族被战争、灾荒和其他不测事件所灭绝为止。关于城市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的差别。西方的城市是军事意义上的堡垒;而在中国,所谓的城市仅仅是无数个农民后裔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生活村落而已。 因此,义和团农民们进入北京,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来"串门"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当做见面礼物的乡村土产,而是刀枪棍棒。 得到了帝国政府支持的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感觉十分美妙,他们到处张贴"揭帖",其内容是经过义和团里面的"知识分子"润色过的,丰富、生动而有趣: 义和团,神助团,灭绝洋教安中原。 天主教,妄信天,不信佛神忘祖先。 无夫妇,忘耻廉,妻女常伴主教眠。 礼拜日,男女欢,只为一招练一番。 人乱伦,忘体面,天主堂里乱行奸。 生子女,育孙男,怀了私孕感谢天。 如不信,大众观,圣子串种眼珠蓝。 晴天里,把眼挖,丑事不可见祖先。 口喊天主挖心肝,问问后辈安不安? 奉了教,起祸端,为了欺民又压官。 讲长短,是非颠,良民敢怒不敢言。 拆庙宇,扒庵观,惹得神仙把脸翻。 天无雨,地晒干,俱是教堂止住天。 诵咒语,念真言,中华子弟设教坛。 焚黄表,敬香烟,恭请神仙到凡间。 神出洞,仙下山,仗着凡体把道传。 枪打不晕,刀不沾,大炮不过冒空烟。 大伙齐心把拳玩,练成铜头铁背坚。 十八般武艺都学会,要除奸种不费难。 非学教,不安然,凡体即可练成仙。 天主教,不必欢,你看神上法无边。 英吉利,美利坚,法俄德奥俱胆寒。 手挽手,联中原,神拳传众遍人间。 扒铁道,劈电杆,然后再烧大轮船。 鬼子逃,洋奴敛,中华一统好河山。 五谷丰登太平年。《义和团乩语·其一》,载《义和团史料》。 在北京城高大的城门两侧,悬挂着一副巨型对联,出自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现任皇储的"老师"、80岁的大学士徐桐之手。这副对联是对帝国农民最大的舆论支持,是扑朔迷离的帝国政局中惹人注目的半官方表态。同时,被称做"对联"的这种中国古老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文字游戏,一旦出自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最高职称的"大学士"之手,必然也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千古绝对":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横批:朝廷赤子。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参见罗《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 义和团的神灵在帝国北方晴朗而多云的天空下飘浮。 义和团的神灵在帝国都城高大而沉重的城墙下游荡。 洒落下年轻生命鲜血的青纱帐,槐香里升起炊烟的四合院,感受着铁轨震动的大平原,映照着夕阳的紫禁城中金色的琉璃瓦,还有这个拥有几千年生命力的伟大的帝国,在此时此刻,只能祈祷并祈望"神灵"的保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