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1895年,"公车"们无论是对中华帝国还是对帝国主义们,都同时充满了怨恨。 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舞台上存在的几年间里,其主要行为是给帝国的皇帝"出主意想办法",方式是不断"上书"。他一共向帝国的皇帝上了长短不一的七封"书"。如果从笼统的"伟大的公车上书"的定义中走出来,认真地看一遍"公车"们上的"书",就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片天真烂漫。 中国文人历来以"救世"为己任、为乐事,执意要给当权者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这些"救世郎中"不仅"偏方"奇特,"医嘱"也是妙不可言。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里,为帝国皇帝开出的一剂良药是:"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他首先从台湾不能割让开始,说服帝国的皇帝"吃药"--"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意思很明白:如果放弃台湾,那么百姓就会认为他们拥戴的政府不一定什么时候也会放弃他们,这样的政府拥戴它干什么?何况帝国主义们的贪心是一样的,台湾割让了,以后别的国家要中国的土地给还是不给?不给,他们就必然学习日本人动武--"有一不与,皆日本也。"--而战争一开打,帝国军队还是会战败,战败只好再割地。国土都割让光了,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皇帝还有什么意义?因此,当务之急是"鼓舞民心"而不是"鼓舞夷心"。康有为药方中的四味药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135页。 康有为建议皇帝立即向全国下三道诏书: 一为"罪己诏"。皇帝在诏书中为战争的失败承担责任,并且应该说这样的话:"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特下明诏,责躬罪己,深切痛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这个建议的天真程度是惊人的:在中国的专制历史上,皇帝基本上不是人,让"一贯正确"的圣明天子如同课堂上的小学生向老师承认错误一样向国人百姓发表自己的"检讨书",如果中国真会有这样的皇帝,又何至于拖着辫子去别的国家商量如何让出自己的国土!更妙的是,帝国的"公车"们对皇帝的检讨书一旦发表所产生的景象的描述更加天真烂漫:"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儒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感动得流泪甚至慷慨耸动已经是很可观了,而"忸怩"一词更是来得突然--胆小怯敌的士兵饥寒交迫之中读到皇帝的"检讨书"竟然出现一种类似害羞的表情,这样的温情的场面不是帝国的文人绝无此奇妙的想像。 二为"明罚之诏"。康有为建议皇帝"赏罚严明",对那些耽误国家大事的人要严厉惩处绝不姑息。这个建议本不算新鲜,中国历史上的谏臣常为之,至于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另当别论。问题是,哪些罪行属于严惩之列?康有为列举有:"辅佐不职"、"养成溃痈"、"主和辱国"、"战阵不利"、"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擅许割地"、"辱国通款"、"守御无备"等等。这是一个"罪行大全",从皇亲贵族、战场官兵、总理衙门一直到政府各部都骂遍了。中国文人对国家弊病的指责历来有"一勺烩"的通病,于是被骂的用不着同仇敌忾,知识分子们的灭顶之灾就会转瞬降临。何况其中的"主和"一条,谁都知道这是慈禧太后的意志,在帝与后关系紧张微妙的时刻,让皇帝收拾"主和"的罪魁,文人们的意思是不是要求皇帝把中国的老佛爷也顺便严厉惩办了? 三为"求才之诏"。这也是一条原本不新鲜的建议,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没有一个不标榜自己"爱才"的。但是,这话从正在"高考"并且前途渺茫的举人康有为嘴里说出来,便有另外一种味道了。帝国官场上一向依靠"论资排辈"和"裙带关系"两个基本原则运转。为了让皇帝认识到"破格提拔""有才能的蓝色长袍人"的美好前景,康有为表述道:"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以报皇上"的措辞中似乎有着慷慨赴死的决心--可惜的是,至少康有为们的历史表明,帝国政府从来没有过"破格"的想法,即使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某一位当权者真的"破格"选拔了几个知识分子进入政权中枢,其政治命运也往往是极其被动扭曲的--想来人生还不如不被"破格"提拔的为好。 热血沸腾的康有为还是涉及了一个严肃而敏感的问题:帝国体制的变革。"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重要建议,也是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政治动作的核心。仅仅在《上清帝第二书》里,康有为关于变革的设想和建议就几乎囊括了支撑帝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富国、养民、教民和革新。"富国"包括了对下列行业的整顿:货币、银行、铁路、工业制造、矿业开发和邮政。"养民"包括优先发展农业、鼓励科技发明、加强贸易流通和开拓民政事业。"教民"包括加强中国教育中自然科学的含量,内容例如天文、地矿、图绘、医律、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当然,在普及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不能忘了中国的文明传统。具体建议是:把全国乱七八糟的"乡落淫祠"全部取缔,改成孔子庙,令全国一律"独祀孔子",以"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严肃的建议到这里还是发生了荒谬的拐弯--康有为们所说的"乡落淫祠"指的是什么?也许是指民间那些"不正规的信仰"吧。让四万万人的思想"独祀"一个孔子,这恐怕是只有帝国文人才会想到且为之不懈努力的一个理想境界。帝国文人的矛盾在于,他们是最反对给思维"划定范围"的人群,而为了让皇上高兴,他们又是用文字围剿"不规范思维"的最积极者。这样的矛盾延续千年,史不绝书。 可能是受洋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启发和刺激,康有为还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诞有趣的建议:派中国人到外国去"传教"!康有为派出去的中国人不是和尚、道士和尼姑,而是像他这样有学问的中国人,也就是帝国的知识分子。帝国的知识分子到外国去传什么教?当然是中国的姓孔名丘的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就可用中国的"圣教"去改造和教育那些野蛮的洋人。康有为还进而想像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出去"传教"可以一举多得,"可夷情,可扬国声"--扬国声是宣扬国家精神,而"夷情"却多少有点诡秘了--""这个只有中国文人们才会使用的孤僻汉字的含义十分单一明确,就是"侦察"和"刺探"的意思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135页。。 但是,即使是这样千奇百怪的"书",在那个年代里也绝对是"一声惊雷"了,在帝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敢这样议论国家。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虽然皇帝没看到,但是在京城却被广泛传抄,到了"索稿传天下人人墨争磨"的地步--康有为出名了。 而且,中了进士的康有为眼看就要当官了。 要想得到理想的官职,还要经过更高层的殿试和朝考。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名为"时务策",考察的是对国家政策的见解。殿试之后便可取得"出身",而且殿试的一甲三名立即会被授予官职,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和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除了殿试的前三名外,其余的考生还要进行朝考,考题两道,皇帝特派大臣阅卷,朝考的成绩结合殿试名次,再由皇帝分别授予官职,其中优秀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中书和知县等官职--中国的读书人只有进了皇家最高人才库翰林院才算是真正地要飞黄腾达了--帝国的大员们几乎都来自于翰林院。 康有为的殿试和朝考都考砸了。 其实,康有为能以37岁的年龄中进士也纯属侥幸,侥幸于另外一个考生的考卷写得太好了--那个考生就是他的门生梁启超。 梁启超,和康有为同为广东人,比康有为小16岁,他的家庭世代充满了"力求功名,热心世事"的寒士家风。祖父虽然"饱学多智",但是在考场上奔波一生,只考得秀才,最后花钱捐了一个"县教谕"的小官。父亲的运气更糟,"屡试不第",连个秀才也没混上,一辈子仅仅是个教书先生。这个对功名追求得几乎绝望的家庭把所有的希望全部集中在梁启超这个长子身上了,因为他"天资聪慧",六岁时已能对仗合体用典自然,九岁时能写出"洋洋千言的八股文章",十岁时得到了一本曾经考取过殿试"探花"的著名洋务派人物张之洞的著作《轩语》,"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考中秀才之后,梁启超16岁参加举人考试,做的八股文的题目有: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的题目更是充满南国风味:《荔实周天两岁星》。梁启超诗文写得美妙如同浮云悬月,于是考取第八名举人。更让他和他的家庭意外欣喜的是,在主考官、副考官、学政等官员们和新科举人一同"欢宴"的时候,主考官李瑞一眼便看上了这个年轻举人,竟然当场决定把自己的堂妹嫁给梁启超,这真的证实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书中自有颜如玉。 而这一年,帝国全国范围内的举人考试,有一个人和梁启超一起参加了,这就是32岁的康有为。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不在一个考场,梁启超在广州,康有为参加的是顺天府考场的考试,地点在北京。当梁启超春风得意的时候,康有为正心情沉痛:他没有考中举人的原因很复杂,除了才力运气之外,还因为他复杂的思想--这时的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华帝国的"变革"问题了。考试期间,他每晚在昏暗的油灯下并不是在研读典籍,而是在给帝国朝廷的名人写信:皇帝信任的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皇帝的老师翁同、大学士徐桐等等,信中大谈国家急需变法变革,因为日本已占领了琉球,法国并吞了安南,英国夺取了缅甸,中国的整个边疆几乎被帝国主义包围,下一步就该是全面围剿帝国了,而整个帝国从上到下还在沉睡不醒。康有为夜夜急书,天一亮就上街满城乱转,想办法把这些信件送出去。结果可想而知,据说大学士徐桐看过信后极其愤怒,骂道:"这个狂生!"由于信件的内容太"反动",徐桐把康有为这个名字记住了,这也许就是康有为希望得到的效果,他希望他的名字能够在帝国的政治上层挂上号,但是他没想到由此带来的另外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虽然他渴望中国进行"变革",但他同样渴望考上举人,考上进士,当上高官,而批阅他的考卷的考官只能是骂他"狂生"的那些人物--他怎么会不考砸呢? 康有为到了广州,开办了由他执教的"学堂":万木草堂。康有为不是进士,连举人都不是,居然开学堂办教育,于是遭到人们的耻笑和攻击。但是,他终究是一个已经小有名气的上过"书"的"公车",慕名而来的学生居然不少。严格地说,万木草堂不是一个学堂,而是一个"政治团体"。学堂讲的不是八股文,而是要探讨国家的出路。 就是在这一年,继续苦读并且梦想考中进士的梁启超在与康有为相遇的瞬间便认定:眼前的这个人是一个能够指导他人生,让他一生都追随的人。 1894年,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师生二人结伴北上,一起来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两个人都没考中。 1895年,师生二人再此结伴北上来到京城。在一起组织了"公车上书"的同时,又一起顽强地向"进士"冲刺--两个人虽然年龄相差很多,但都表示成败在此一举,如果再考不上,就都不再应试了。 令康有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年的主考官就是记住了康有为名字的那个大学士徐桐! 徐桐决心绝不录取康有为,并且对此十分留心。他向副考官们通气:凡是广东考生中文章特别出色的,肯定是那个康有为写的,见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结果,考官们看到了这样一份"出色的"试卷,经过对文章立意、观点和风格的分析,认定无疑是康有为所作,于是立即"弃置"一边。由于文章写得实在是才华横溢,一位副考官还在这份试卷的卷末写了几句颇为俏皮的话,把康有为比做已经出嫁的漂亮女子,尽管看上去令人心动,可无论如何"娶"不得了: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谁知道,这份被误认为是康有为的试卷,其实竟是梁启超的。按照科举规定,发榜时前五名依次填写姓名,当填到第四名的时候,徐桐向考官们"夸示弃者必康有为卷",站在一旁同为主考官的翁同还嬉笑道:"尚有第五,安知无他?"第五名考生的名字填了出来,竟然正是康有为! 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 梁启超从此再未涉足考场。 康有为在梁启超的牺牲中参加了殿试和朝考,但一一落选,他没能获得接受皇帝亲阅钦定名次的资格。他最后被授予的官职几乎令他绝望,一个才大心高的社会精英得到的竟是一个低级京官的职务:主事。具体"单位"是政府各部中的工部。 对官职极其不满的康有为和考进士失败的梁启超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从此开始一心一意地以变革为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