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事件后的一年里，学生们震撼地发现，旧的思维习惯深深根植于同胞之中。虽然他们的爱国动员号召，迅速得到全国的响应（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证明了这一点）关于1919年"五四"游行后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情况的论述，见周策纵：《五四运动》，pp.117-144。，但"五四"积极分子们发现，广大的民众对思想觉醒的呼声仍然无动于衷。他们越是对北大启蒙师生之外的民众演讲，就越加意识到他们所倡导的批判的自觉，实际上并不为人所接受。由于他们在北大之外的街道与乡村所进行的启蒙思想传播努力受到了挫折，"五四"学生们因而面临两种选择：放弃思想觉醒的宣传，或者改变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合平民大众的需要和局限。 年轻激进分子们相信，在社会变革中心灵的转变占优先地位，因此对他们来说，放弃启蒙的理想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于1919-1920年"五四"事件后留学国外、注重自身思想觉醒的学生们，也没有放弃社会革命的抱负。这种抱负使他们继续与国内的同志们保持联系。这些国内的同志们投身于工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学习的活动中，并且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在国内的以及在欧美的学生们为了更有效地与平民沟通，都在继续探索转变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各种方式。这种探索或是采取合作研究，或是采取通信，甚或是单枪匹马的形式进行的。 知识分子转变自身思想的努力，开始于"五四"事件不久之后。在1919年秋冬，已和国民社合作建立"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新潮社成员扪心自问：为什么少数启蒙者唤醒中国民众的努力如此受挫？他们奋力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继续进行街头演讲，并且扩大周期性的周日下午到校外小镇和乡村的活动。 在这些校外活动中，学生演讲者三至五人一组，演讲的题目涉猎很广，从抵制日货到改革家族制度。到1920年春，当民族救亡的紧迫性稍有缓和时，学生演讲者渐渐感到公众不愿聆听他们的启蒙演讲了。4月13日的一份包括新潮社发起人罗家伦和国民社发起人邓中夏在内的讲演组的报告，明显地反映出平民们对思想觉醒的号召毫无兴趣。这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在长辛店，那里是一年后北大学生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的地方。今日是星期日，长辛店方面，工厂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街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剩下可以听讲的就可想而知了。……虽然抓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地演讲起来，也不过召到几个小孩和妇人罢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趣味，也就渐渐离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掩旗息鼓"，"宣告闭幕"啦。……接着我们西行到赵辛店……然而一点多钟，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那么，自然又要"免开尊口"了。土墙的底边，露出几个半身妇人，脸上堆着雪白的粉，两腮和嘴唇却又涂着鲜红的胭脂，穿上红绿的古色衣服（但不敢拟定是那个朝代的），把红的嘴张开着，仿佛很惊讶似的，都总不敢进前来。但是我们也不好理他。好！入京的火车快到了，回去罢，莫要尽在这里做"时间耗费着"啦。《长辛店讲演组的报告》（13March1920），《"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167-168。起初，学生们的演讲不仅没人听，实际上等于是被平民拒绝了。他们离开了这个村镇，相信自己只是浪费时间地一无所成。但许久以后，学生们才认识到，在他们讲演的时候，即使没人来听，但事实上他们也对国人有了新的和重要的认识。身着旧时代服装并躲在矮墙后面的妇女，使学生意识到，他们的乡村同胞们尚与城镇里的共和政体文明相距甚远。当北大讲演团另一小组来到丰台郊外的小村庄时，这一认识更加深刻了。在这里，他们有一批全都是受到乡村里的儒学教师影响的年轻听众：（七里庄）住的人家有五十多户，共计二百余人。有国民学校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龌龊，鼠间一般的黑暗。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千字文》、《三字经》、《论语》。……那位年轻的先生，吸着旱烟，闭着眼，颇有点不赞同的样子。仿佛我们说的话，都是引动学生的邪念似的。《丰台讲演组活动的详细报告》（Spring1920），《长辛店讲演组的报告》（13March1920），《"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165-166。在另一个村，大井村，学生们遇到了一位"辫子长、烟袋长、戒尺长"的先生：我们再三的请求，也允许了学生们成排立正，站在那边听讲道的。……首由王君星讲"缠足的害处"，……其次我讲了个"平民教育的重要"。再由郭君衍盈讲"为什么要读书？"当讲演时，一位年轻的媳妇，才要出门来听听，立刻教一位老妇人痛骂了这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那媳妇马上关上门了。……近日教部有实行强迫教育的消息，这不是小孩子玩吗？大家想想，预先没有农村讲演员解释他们的误会，开通他们的风气，又无此项适宜的教员之养成，势必至于当教员的都像七里庄、大井村两位先生同一步调。同上。既然开始借助启蒙思想去粉碎人们的幻觉和愚昧，"五四"青年现在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国民有这么多的错误观念。义务教育并非早期改革家所想象的灵丹妙药。欲进行真正社会变革的人，首先要知晓民众迷信的根源和韧性。走入乡村与工厂以传播启蒙信息，使"五四"青年开始懂得孕育中国传统积习的真正情境。在启蒙初期只是偶然进行的"社会调查"，终而成为走出北大，与群众进行有效交流的方式。当传播"五四"启蒙信息的努力失败后，学生们开始关注一些长远计划。他们不再周期地到校外讲演，而是通过讲演团进行工人教育的活动。1920年，讲演团的成员开办了两所工人夜校：一所在北大，提供给警卫、工友和其他无法进入学校课堂的"外来客"；另一所则提供给长辛店的工人。 启蒙运动一旦从《新青年》和《新潮》的言论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它就有了新解。这两所夜校代表了启蒙运动的两个不同的方 图17长辛店第一所工人夜校校门，1920年面。青年文人在为平民传播知识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在这两种环境中也极不相同：后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前者则更自由地进行了文化改革的尝试。 北大平民夜校是蔡元培"劳工神圣"观点的产物。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不久，便开始以"劳工神圣"作演讲，撰写文章。这是他努力克服国立大学中旧式师生存在的颓唐精神状态的一项成就。许多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或囿于旧思想的观点，信奉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原则，故而蔡很早就坚决支持学生讲演团。 1920年，当讲演团决定在校内开展活动时，蔡元培为在学校附近建立一个固定的讲堂提供了财物支持。在这个讲堂里，学生们可以登记定期的讲演时间表。这个讲堂也变成了北大夜校。1922年1月第一批学员正式毕业，记者争相报导出席毕业典礼的文人才士。《晨报》17日载文：前日（十五日）为德国李克卜内西特和卢森堡为无产阶级殉难之日，北大平民夜校，特选于是日举行第一届班毕业式。……场地在北大第二大讲堂……教职员致训词，来宾演说，均很沉重，除于学生加以勉励外并于平民教育竭力鼓吹，而学生丁希光亦有长篇答词，以达盛意，其叙述贫民求学之苦况，闻之令人心恻……该班毕业生共有四十人。然后，记者又记述了参与学校对第一批学员施教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与志趣：蔡氏（元培）素重视平民教育。五四以后，北大平民夜校居各校先，实其提倡之力，此次亦蒙其辅助，至课程分配，胡适教授于时间、学科上均有指教，似北大方面均大为鼎力维持，中学班不难办好……此外该校于正式功课外，设有随意科，如体操、拳术、舞蹈、手工、国画、戏剧、珠算等。《北大平民夜校第一次毕业式参观论》，《晨报》（17January1922），p.35。然而，对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夸耀却少多了。学校是由讲演团的左翼分子邓中夏、张国焘等人所创办的，起初也遭受过挫折。厂主也搞了个"劳工训练学校"来限制北大学生"胡闹"的影响。一位入过两个学校的人士回忆道：厂主的学校吸引了七八百个工人，而北大讲演团的学校工人最多只有一个左右。厂主的学校给我们笔和纸作晚上签到用。进这个学校有好处，只要工头说："现在都去学校吧"，我们就可提早下班。到年终，还把挂表、香烟奖给经书记得最熟的人。作者与长辛店车辆厂退休工人韩玺华的谈话。韩1915年到该厂做临时工。1921年他从工人夜校转入工人再创团。有关工人夜校的情况，见《北方的红星》，pp.57-74，此书专为长辛店厂庆60周年而做（北京，1960）。鉴于工人缺乏兴趣，讲演团决定更改校名为"工人娱乐社"，增设了唱歌、讲演等课程。以后几年里，娱乐社成为新诞生的共产党和工人接触最早、最有效的地方。在1922年2月共产党领导的罢工期间，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北大夜校出现后，启蒙运动一时间通俗化了，启蒙思想得以简单明了地传输给平民。当了老师的北大学生，停止了街头演讲而埋头于这项工作。他们对北大之外的情况越来越少了解，他们准备讲演的内容，也与平民所爱听的背道而驰。 与北大相反，去长辛店的学生们继续边教边学。由于平民百姓对批判的自觉精神缺乏兴趣，他们也得重新解释启蒙信息。然而，正因为遭到了比在北大夜校讲演的同志们更明显的失败，他们不得不深入社会调查，这使一些青年共产知识分子比1917年的胡适或陈独秀（在1917年发起了思想和文学革命）更有效地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传播到社会中去。 在其后的五年里，想把启蒙运动推向民众去的知识分子，和想向民众学习的那些人之间的裂痕加深了。然而，这些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回顾中，有一种夸大这种分歧的倾向。关于新潮社和国民社的对立最详尽的描述，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北京，1958）。事实上，两部分学生都从他们在"后五四时期"动员民众的经历中，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在思想与精神方面昏睡不醒的根源。两个团体都没有停留于爱国的学生运动范围，都在继续探索改变民众心态的方法。长辛店和北大的学生领袖们仍然以为，中国人的心灵积习必须加以改造，他们都致力于深化这种改造，并从倡导新思想的他们自身首先做起。 开始这一过程的最明显标志是出国留学，而这也是新潮社所赞同的方法。远离传统习俗和旧价值观，是激进学生的长远目标。从北大毕业后，他们终于有了机会及物质条件，转化抽象的目标为实际的研究策略。与老一辈的文化反传统主义者不同，学生一代是从中国的现代大学毕业后才出国的，他们求知的目的性，比1911年前就已回国的老师们更为明确而且强烈。学生们向往去欧美进行研究学习，师辈们则是在日本完成思想觉醒的。 1920年秋，北大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攻读研究所课程，费用由上海棉商穆藕初提供，他直接和蔡元培商定这一事项。关于穆藕初和蔡元培之间的友谊，可见傅乐成：《傅孟贞（斯年）先生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论文集》（台北，1979）。另见汪敬熙在其心理学硕士论文前言，《比较心理学文集》（Baltimore,1923）。由于出资人是资本家，这些学生被指斥为"资产阶级"（bourgeois）的同类。但赴美国的"五四"学生在思想和政治兴趣方面大不相同，其中包括新潮社的知名人物罗家伦、康白情、汪敬熙、冯友兰和杨振声。他们的研究科目反映了"五四"启蒙运动期间，对中国问题关注的多样性。因此，汪敬熙在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行为心理学，杨振声在哥伦比亚大学探究个人行为心理学，而冯友兰则在杜威的指导下研究"比较人生观"（ComparativeLifeIdeals），都不足为奇。 在欧洲，讲演团发起人许德珩埋头于法语研究，而傅斯年和张申府则分别在伦敦和巴黎之间，就数理逻辑和精神分析问题，进行着热烈的通信。傅和张都未正式选课，他们俩人分别在伦敦大学（theUniversityofLondon）和索邦大学（theUniversityofSorbonne）旁听相关课程。两人均决定就他们于国内比其他爱国者在行的课目，"从头再来"研习一遍。作者1981年6月与张申府的谈话。张提到了他和傅斯年在欧洲时持续通信。这些信"丢失"了--很可能是在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那时所有与台湾有联系的大陆知识分子常遭受猜疑和迫害。这种打算专注于教育的决心，也同样发生在"五四"事件后留在国内的"五四"青年身上。例如顾颉刚（没有放洋留学的少数分子之一）便于1920年辞去《新潮》的编务工作，以便可以毫无拘束地开始其他"着迷"的工作--历史研究。孙伏园和李小峰是《新潮》成员陆续到欧美留学后留在国内负责编务的人，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将"新潮"转型为研究学会，另 图18留学柏林的中国学生，1923年一方面则借由出版质量更好的白话小说与更具可读性的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翻译作品，来增加《新潮》的销售量。 即使离开了北大，这些青年仍然保持着他们的责任感：获取新知识使同胞们得以摆脱沿袭已久的不正确的世界观。在告别培育了他们启蒙信仰和社会革命观点的大学和首都之际，他们互赠告别诗以表达这种责任感。1920年3月，新潮社创始人之一的康白情赠诗许德珩（往昔来自《国民》阵营的批评者，讲演团的战友），并论及"五四"未竟的事业：打呀！骂呀！ 呼声还在耳里， 但事业没做完， 你又要去了。 但世界上那里不应该打？ 那里不应该骂？ 又何必一处？ 暴徒是破坏底娘； 进化是破坏底儿， 要得生儿， 除非自己做娘去！ 奋斗啊！--努力、加油、永久！康白情：《送许德珩》，《星期评论》第41期（14March1920），p.4。康白情自己很快就向旧文学"让步"了，重新写起他在北大期间反对过的旧体诗。然而，他1920年的诗真实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不久，留存于新青年之中团结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被某种持偏见的论著遗忘或曲解了，我们现在恰当地恢复它的原貌是必要的。与其注重后来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和加入中共的两部分学生之间的政治分歧，不如回顾一下1919年游行之后，这些知识分子要改变民众思想的共同决心。 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1921年11月建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生们就大有裨益了。这些学生乍看起来似乎和一年前赴欧美深造的学生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明确地表示，在继续进行社会和思想变革之前，必须进行自我教育。这个包括邓中夏、朱务善和高尚德等熟悉"平民教育"学生的研究会，是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栖身之所。研究会的宣言清楚地表明启蒙知识分子的信念：在其他社会阶级广泛地接受他们的号召前，他们自己还需要更多的学习：我们愿意研究他指马克思。--译注底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遗憾：（一）关于这类的著作博大渊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的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底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底限制，也是一样的贫乏，那么，关于书籍一项，也是个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发起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启事》，《"五四"时期的社团》（二），pp.272-273。在天津，另一群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大学生成立了"觉悟社"，其中有周恩来、邓颖超和刘清扬等。它的宣言也反映并强调了青年一代在努力改造中国传统思想的同时，也有追求自觉的决心：我们全是学生，绝不敢说已经"觉悟"，并且也不能说是现在已经"觉悟"。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觉悟的宣言》，pp.302-303。从北大的平民教育讲习会到天津的觉悟社，我们不难发现其思想发展的轨迹。然而无论是站在街头演讲、在邻近的乡村进行访问，或者组织工人夜校，这些"五四"活动分子发现，他们自身对要加以改造的社会实在了解太少了。在爱国动员的过程中，他们同时面临着双重困难：自身对启蒙思想理解的肤浅和民众对他们启蒙号召漫不经心。然而这些学生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使社会革命和思想转变相结合的任务。事实上，他们越深入地投入民族救亡活动，他们就越对"五四"运动的初始目的有更深的理解：中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持久的独立自主，首先必须敢于自由地思想。 在1919-1920年间一连串事件之后的五年里，他们继续恰当地用国人所能接受的语言，去翻译和传播启蒙思想；换言之，他们仍然是"危险人物"--这是新潮社创始人之一张申府自封的。1920年张在北京组织第一个中共小组。1919年5月的爱国游行前夕，张针对保守派所谓的只有激进思想家才会主张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的谬论，反驳说所有思想家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活动颠覆了那些压制社会低层阶级的上层人士的"视为当然"的特权制度。张辩称道，思想是天生地无法无边的、颠覆且解放的：凡思想家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要破坏特定固定的制度、舒服的制度；凡思想都是无政府无法律的。……劳动者若能自由思想财产，足令富人不安；当兵的若能自由思想战争，足令军纪破坏；少男少女若能自由思想性欲，足令道德扫地。……你们怕思想，咒骂他，诡谋抵抗他，……其实就在你们"想"抵抗思想，你们怎么能说不是先自己思想？……将来能生存的人是去思想的人。张申府：《危险思想？》，《新青年》6卷5号（May1919），pp.552-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