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傅斯年的观点，有所责任感就是愿意培养自身和他人的批判思考能力。这种对怀疑能力的关注，把傅斯年这一代和胡适那一代的师长连在一起；但也使他们与师长脱离，因为年轻一代的怀疑比师辈一代更急切。"五四"之后，它也使学生们比上代知识分子更快地对根深蒂固的盲从和麻木不仁的状况感到绝望。1920年4月，傅斯年的"新潮"战友罗家伦在副标题为"三W主义"的辛辣文章里，表达了那代人对中国培育批评精神之缓慢的失望，也表明了作者对本国文化的悲观。罗以为中国知识界非常缺乏理性的怀疑（reasonabledoubt），他引用外来语，概括出这种精神缺乏的缘由：中国的学术和社会，到现在真是沉闷极了！不特现在沉闷，简直可以说是两千年来，一脉相传，一点变更没有，一点进步没有。而西洋则除中古时代稍微停滞一个时期而外，从"新生时代"Renaissance即指文艺复兴时代--译注。以后，则无时无刻不在进化之中，蓬蓬勃勃的发达，终究造成现代的文化，这是什么道理呢？据我细细的观察，则创造西洋文化的要素，只有一件东西，就是'批评的精神'！……然而批评何以不产生中国呢？我以为这样奇怪的现象，也只有两种原因：（一）中了政治专制的毒；（二）中了思想专制的毒。思想上专制最厉害的，就算儒家。儒家与专制，实在也是分不开的。罗家伦：《批评的研究》，《新潮》2卷3号（April1920），pp.601-603。在倾述了对传统思维习惯的不满之后，罗家伦又勾画出从专制政治和专制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方案：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人只会争吵和口角，而不能批评。任何人要养成批评精神，必须从批评的"三W主义"开始，及学会去问What（什么）？Why（为什么）？How（要怎么）？同上，p.604。新潮社另位发起人、酷爱哲学的吴康，也把为自己一代人阐明批评精神的涵义视为己任。上一代反传统主义者注重培养国民的"批判"能力。吴康（更不耐烦的年轻一代的代表）则督促他的学友发展自己的"怀疑"能力。这种能力有赖于强烈而主观的自我意识，这是一种师长一代渴望但从来未实现过的东西。吴康为怀疑的权利辩护所拥有的信心，主要是出自于老师们对传统信仰的反抗，但是他们又超越了这一点：打破以往的遗传观念，而创造未来的思想局面，全在怀疑的工夫不能进行；……"我"为一切"怀疑"的出发点，……这个"我"当然不是自私自利的"我"，总而言之，不是私己的"我"，是一种至公无私的"我"，全体普遍的"我"，以理性为基础的"我"。……法国笛卡尔所以有能力于近代史初叶，作"理性哲学"派的元祖，就在他的方法"怀疑"两字的唯一功劳。……"敢于怀疑"就是笛氏成功的唯一秘诀！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新潮》3卷1号（October1920）。不同于老师一代引用尼采的观点来使他们重新评估传统信仰的行为合法化，激进的学生们则以笛卡尔作为思想反抗的典型，但他们也因此遭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攻讦。年轻一代毕竟被视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而也就最为人所担忧。 新潮社成立后不久，儒家学者刘师培发起了与之竞争的团体，并出版了《国故》刊物。刘师培在辛亥革命前是坚定的反满革命者，但在1919年却成了以西方为指导的"新潮"等社团的反对派发言人。刘以为，掌握民族传统知识是最高的美德，因此他斥责新潮社青年愚蠢地舍弃了手边最珍贵的财富。他和他的《国故》编辑们辩说，思想批判的倡导者其实只是无思想的激进分子，这些人"但知欧化，蔑视国故"，以输入欧洲文明为满足。对那些仍然诉诸过去的人，刘师培等"国故派"以造纸为例，建议道："譬如造纸，将来之新文明为新纸，国故犹败布，欧化犹破纸，为造新纸故，破纸故不可弃，败布亦有所当宝。败布与破纸，其能改造为新纸则一也。……吾人之研究国故，非为保存败布，实欲制造新纸。"张宣：《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国故》第3期，引自《北京大学校史》，p.57。 这一保存旧文化以利创新的热情呼吁，对新潮社的激进分子犹如耳边风。他们无须为对"国故"的无视而辩解，因为"国故"紧紧地围绕在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他们对中国历史与文学的研究中。至于责难他们一味"欧化"，他们也以为无须响应，因为他们已明确地表明，他们对近代方思想的理解还很不充分。他们所注目的，而且予以剖析和攻击的，是保守派企图用带有感情色彩的"国故"，来掩盖"国民性"这一急迫的问题。刘师培一类的旧学者希望保存经籍以及儒术的精神，但是启蒙的辩护者则认为，不管怎样，坚持传统这种旧布经籍（线装书），实际上等于是扼杀了造出"新纸"的可能性。 于是，"五四"知识分子更加坚定了反传统的立场。长一辈的叛逆者如陈独秀用"欢迎赛先生和德先生"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引导人们抨击对传统的感情依附。通过拟人化手法将抽象的自主和奴性概念并列，陈独秀集合起钱玄同、刘半农和其他的《新青年》撰稿人，这些人有更多的时间和兴趣来证明，在儒学研究的幌子下，陈旧的思想习惯将在今日中国持续下去。陈独秀：《孔教研究》，《独秀文存》1卷，p.627。当这些老辈知识分子批评国民对"孔教"的依附时，新潮社成员则致力于赋予"国故"这一旧思想一种新的形式。像毛子水便是号召以"科学精神"来研究孔教。因为极欲知道"国故"是否等同于"儒教道德的束缚"，毛子水试图开拓出一条更客观的历史研究途径。毛相信，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将及时减少儒家价值观对当代生活的束缚。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精神》，《新潮》1卷5号（May1919），p.731。 与毛子水一起工作的同事顾颉刚，就刘师培对新潮社的责难直接进行了反击。他在《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一文中，概述了他那代人的观点。在这篇文章里，他非常审慎地标出启蒙运动的方向是在批判传统而非批判儒学，他以为后者是因生活所需而产生的一种道德典范。而且，批判传统并不等于拒绝传统。他辩称道："我们的态度是看出它原有的地位，还给它原有的价值。"试图使过去带有更多的历史意义，必然会激怒那些以为过去的传统仍适用于今日的人们。基于这种态度，顾颉刚仍然坚持他的历史相对论："这意味着我们不是实行传统，而是研究传统。这个'实行'和'研究'的分别，意义很浅很明白，但不幸的是中国人永久弄不懂它。"为了驳倒所有对历史相对论的责难，顾还归纳了研究国故的方法："至于'国故'的整理方法，大约可以分做四段：第一是收集，第二是分类，第三是批评，第四是比较。"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1944），p.215。 不论是口号宣传，还是进行反击，两代"五四"知识分子都以为，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陈腐观念，还不是他们先前所进行的努力所能扳倒的。因此他们一起呼吁，根除培根（FrancisBacon）所谓的"精神偶像"（mentalidols）；也就是说：错误观念的（精神偶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理解力之中。它不仅迷惑了人们的思想，使人失去了方向，而且即使在找到了正确的途径时，它也会再度困惑我们，妨碍我们接受科学；除非人们对此危险有充分的警觉，并加以足够的防范。培根：《新工具》（TheNewOrganon；NewYork,1960），p.47。在中国，"打倒偶像"（idolsmashing）很容易被曲解为企图以新观念取代旧信仰的狂妄自大。事实上，这种指责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局限于新观念对旧信仰的有限冲击的一种策略。 陈独秀在1918年的《偶像破坏论》一文中，便已提醒他那代人要警惕帝王崇拜、孝道与民族主义等"错误概念"所隐含的悄然的、隐秘的可怕力量。在他看来，支撑这些"错误概念"的就是"偶像崇拜者的消极虚荣心"（passivevanityofidolworshipers），这使得科学无法渗入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去。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5卷2号（August1918），p.102。一年之后，傅斯年在《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短文《破坏》。与陈独秀不同，他并没有挖掘"偶像破坏"的宗教意义，而是以"旧瓶装新酒"（newwine,oldbottle）的比喻来说明心态问题。他提出，在被国民性的批评者（例如他自己）装入现代的新成分之前，应该先把原来的旧货倒掉。他比陈独秀更考虑到理性的反传统主义的局限，承认要把"旧瓶倒干净"是一项困难与不确定的事业。陈独秀曾宣称："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而傅只是简单地呼吁，要做"长期破坏"的工作。傅斯年：《破坏》，《傅斯年选集》卷2，p.186。 无论是倡导长期的破坏还是短期的破坏，在一个仍然墨守传统观念的社会里，破坏的倡导者总会感到孤寂的。反传统主义者对其同胞的陈旧心态越表示愤慨，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他们的攻击就越为尖锐。在"五四"游行的几个月前，在能够以民族救亡的名义来广泛传播启蒙思想之前，持批判思想的知识分子只能相互获得支持，或从西方先哲那里获得支持。因此他们会把反对者的责难当做或转化成自己代表正义的象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1919年4月，傅斯年在《一段疯话》的文章中，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自我肯定的态度。面对"禽兽"和"狂人"的责骂，傅斯年表示，只有狂人才有勇气坚持反抗深植于封闭的中国之内的专制制度。他援引西方的叛逆典范辩称道："狂人，狂！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作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傅要使自己和他人相信，那些"狂人"确实是革新的先锋。他指出，中国之所以濒临绝境，就是因为缺少反传统的"狂人"。中国现在的世界，真是沉闷寂寞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了。……我近来觉得第一层憾事，是自己没出息，不配当疯子。……疯子之外，最可爱的人物，便是小孩子。……我们最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傅斯年：《一段疯话》，《新潮》1卷4号（April1919），pp.684-685。"五四"运动前的几个星期里，这种追随"疯子"和热爱"孩子"的号召，具有近乎绝望的意味，这反映了少数激进者的需要和恐惧。他们处于众多保守派的攻击之中，日益感到孤立。然而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北大的启蒙运动倡导者通过爱国动员，使他们的观点赢得了全国的瞩目。随着支持者和追随者的日益增多，他们毋需再装扮成疯子或天真的孩子了。即使这样，在"五四"之后，他们仍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继续在充满爱国政治气氛的社会运动中，呼吁文化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