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五四"知识分子都向西方寻求出路，因为那儿有自我意象、叛逆的道德观和思想批判的范例，这些都与他们当时环境的需要相吻合。西方对于他们的困境，既未提出问题，也没提供任何答案，它的作用只在于提供了观点。对西方文学、哲学和科学的探求，使这些思想家能够步出自己的传统，在不同的时空里着手批判它。如果没有一个可资镜鉴的立足点，他们就不具备唤醒中国的号召力。对西方的好奇求知，使这些知识分子得以更有效地拓宽中国世界观的限制。西方提供了一种可资替代的自我观念，使这些启蒙者可用以唤醒同代人，形成一种新的、更自主的国民意识。 试图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和所处的社会，既不简单也不舒服。那些囿于传统，持有强烈民族团结观点的人尤感不畅。因此，似乎是站在外国角度来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引起了保守的与革命的民族主义者的同样反对。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并非是第一代转向西方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从曾国藩到梁启超都有人提出过，只有向西方借鉴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这些启蒙知识分子希望按西方和日本的模式来"实现现代化"，这并无新奇之处。他们在转向西方过程中的独到之处，在于运用西方的批判精神来抨击"国民性"，更确切地说，是打击由长期的中国传统所造成的盲从性。 当"五四"知识分子指出，中国文化具有使人轻信的恶劣影响时，人们斥责他们在"侮慢中国"，这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所持的态度。他们越在中西比较里否定中国文化，反对的呼声就越大。然而，这种反对声反而不自觉地强化了"五四"启蒙运动的目标--真正的觉醒。 致力于改变国人思维习惯以促进政治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某些西方知识分子或团体所鼓舞。这些西方人愤世嫉俗，由盲从转变为怀疑者，最终投身于反传统的斗争。这种寻找精神叛逆者来做楷模的探索，使"五四"知识分子转向各种西方思想家，从笛卡尔、伏尔泰、孔德和易卜生，到同时代的罗曼·罗兰、巴比塞（HenriBarbusse）、罗素、克罗齐（BenedettoCroce）和亚当斯女士（JaneAddams），后者均为《精神独立宣言》（DeclarationdeI'independancedeI'esprit）的签署人。这个旨在唤起各国知识界良知的宣言，发表于1919年3月，它呼吁知识分子在日益增长的只为民族主义或某一阶级利益说话的压力下，保持自我的独立。张申府于1919年12月翻译了这个宣言，并为各位签署的名人写了小传。张申府所译《精神独立宣言》被看作是很重要的文献，因此《新青年》7卷1号（December1919）和《新潮》2卷2号（December1919）都登载了。 1917年的俄国革命，被当作是在更大社会范围内实现自我解放的典范而接受了。李大钊、罗家伦和傅斯年等这些后来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知识分子，都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欢呼过，认为它标志着从对传统规范的盲从里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大了。这样，俄国革命吸引并鼓舞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被他们视为启蒙的圣节。它增强了他们对世界性的思想和行动"新潮流"的信心。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October1918）；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1卷1号（January1919）；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1卷1号（January1919）。 在勇于以西方观点看待中国的过程中，"五四"的两代学人再次携手战斗。没有这种相互支持，两代人都不可能抵抗当时保守势力的攻击。师辈一代出于迫切的需要，比学生更早地转向西方。他们对西方思想的态度，热情高过鼓吹，对中国事情的态度自然也就更为激烈了。他们认为中国已陷入落后的泥沼，故而将其与"进步"的西方相比较。胡适的"我心中的易卜生主义"，周作人的通过"全盘西化"来改革中国戏剧的必要性，鲁迅的"与其崇拜孔丘关羽，不如崇拜达尔文和易卜生"的箴言，反映了师长们向西方学习的热情心声。鲁迅：《随感录》，《新青年》6卷2号（February1919）。 学生们在转向西方时则较为节制；虽然他们也为中国的落后痛心疾首，但他们强调的是借鉴而非模仿。正如《新潮发刊旨趣书》所表明的，青年知识分子更关注的是中国因无视西方所产生的后果，而不是国民拒绝向西方借鉴背后的原因：寻其所由，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国学术之枯竭如此；于人于己，两无所知，因而不自觉其形秽。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此本志之第一责任也。《新潮发刊旨趣书》，p.2。学生关于使"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的渐进、谨慎的方式，经常被他们的批评者或赞同者曲解或忽视。那些认为青年一代在借鉴西方思想方面，和他们的老师同样急躁和认识不清的人们，忽略了"新潮"青年从事的详尽且持续不断的翻译工作正是新潮社使命的一部分。《新潮》的最后一期刊物，全部登载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的著述，其中有全译也有节译，这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韦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大纲》（TheOutlineofHistory）、杜威的《哲学改造》（ReconstructioninPhilosophy），博格森的《心力》（MindEnergy），华特生（JohnB.Watson）的《行为主义心理学》（PsychologyfromtheStandpointofaBehavorist）（自然是汪敬熙的译作）、罗素的《布尔赛维主义》（Bolshevism:PracticeandTheory），韦伯夫妇（SidneyandBeatriceWebb）的《不列颠社会民主国宪法》，桑塔亚纳（GeorgeSntayana）的《美国人的品行与思想》（CharacterandOpinionintheUnitedStateswithaReminiscenceofWilliamJamesandJosiahRoyceandAcademicLifeinAmerica），劳斯（E.A.Ross）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ofSociology），柯尔（G.D.H.Cole）《社会通论》（SocialTheory），潘提（ArtherJ.Penty）的《基尔特工会会员之历史观》（AGuildsman'sInterpretationofHistory），华克海（J.N.Farquhar）的《印度宗教书籍大纲》（AnOutlineoftheReligiousLiteratureofIndia），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宗教杂志》（TheJournalofReligion）（1卷1期，1921年1月）。《新潮》3卷2号（March1922）；这是该刊的最后一期。后来，李小峰、孙伏园在其老师鲁迅和周作人的帮助下，将"新潮"社转变为倡办新文学的团体。见李小峰：《新潮的始末》。 文内人名书名均为原译名。--译注 对许多学生来说，在进行社会动员的时刻埋头翻译，似乎是一种消遣。然而，事实上，新潮社学生从事这项费力工作的目的，是加强政治行动主义与改变思想习惯之间的联系。学生们对西方思想的兴趣绝非衍生或模仿，而是出于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和目睹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效。他们比师长年少十岁，这就表示他们既能投身于1919-1920年反对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全民动员，同时又能在北大成为当时来访的杜威、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成熟听众。虽然有部分老师也参加了听讲，但他们的思想方法已经成形，不易为这些西方哲学所改造。（如胡适、陈衡哲、蒋梦麟等《新青年》撰稿人，对杜威的印象依然还是"五四"前在美国所留下的，杜威来华旅行和讲学并没有改变这种印象。）相反，新潮社成员则成了杜威和罗素的学生。在翻译杜威、罗素的演讲及刊出他们的著述目录时，新潮社成员们尽力捕捉这些哲学家的复杂观点，即使有时这些观点和他们个人及政治的观点相冲突。 新潮社成员孙伏园，是杜威和罗素在华时的翻译和有关他们消息的报导者。1921年7月11日两人同时离开北京的当天，孙写了一篇文章，很深刻地表述他那一代人对来访者的感激之情：杜威到底在今天的中国"留下"了多少东西？杜威在中国待了两年，在我们的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性，所以他可以说并没有完全"离开"我们。罗素来华几个月，因病回去了。我们抱着万分痛心，感谢他们都尚不厌弃像我们这样的野蛮民族，希望我们自己下次不要这样接待他们了。孙伏园：《杜威先生今天回去了》，《晨报》（11July1921），pp.18-20。孙伏园使用"像我们这样的野蛮民族"的词句，正表明了"五四"青年在采用西方有关中国的看法方面有多彻底。他们的蔑视是所谓未开化世界的一部分，也几乎是自我的蔑视了。这种转变必然会给中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带来问题。在1919年的全民动员期间，当文化保守主义的势力仍有强大影响力时，激进知识分子便常被指责为背叛民族文化。在抗拒这些指控时，老师和学生都有了更多的机会来解释为什么要转向西方，以及为何运用批判精神会对中国更有利。 反传统主义者的师长当然要比新潮社学生更早招致保守派的攻击。鲁迅是提出国民性问题的先锋，所以他也最容易被儒家文人骂为"野兽"。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对中国国民盲从性的攻击愈来愈尖锐，并在短篇小说《阿Q正传》中达到了顶点。在这篇小说，他毫不掩饰对自欺欺人的百姓、小窃贼和自以为是革命家的阿Q的鄙视。鲁迅的小说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直到结尾都未给读者留下任何一丝希望。正如作者及《新青年》的反传统主义同仁所明确指出的，解救阿Q式灾难的唯一出路，是激进的、彻底的怀疑。黄顺康：《鲁迅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LuHsunandNewCultureMovementinChina；Amsterdam,1957）。 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朋友及同事胡适，对这种激进的怀疑态度作了详细的阐述。在1919年12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明确地把"国民性问题"与"批判的思想"联系起来。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新思潮的目的，不是攻击特定的旧观点，或用西方输入的新信仰来取代旧信仰，而是揭露被传统智慧所蒙蔽的倾向。他以为，这种癖性能够通过"批判态度"的培养予以根除。按照老辈反传统主义的观点，这种态度就是反对对传统的盲从和无止境的妥协。胡适引用尼采的话，说明这种批判态度将适时地导致"重新评估所有的价值"（atransvaluationofallvalues）。重新估计价值观，把它提高到意识的水准上，质询它是否还符合时代的需要，这就是新思潮的真正涵义。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December1919）。 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也甚为关注国民性问题。他们也抱怨同胞们的盲从，而且措辞常较《新青年》的更加严厉。比如，傅斯年在1919年10月的《中国狗和中国人》一文中，和鲁迅一样地攻击这种心态。当反传统主义老将揭露了那场对阿Q来说是偶然的而且是要求浅薄的"革命"时，傅则将怒火喷向他同学们肤浅冲动的民族主义，警告他们分散思想与社会精力去从事政治运动而忽视思维特性的危险。他写道：有一天我们问一个人为什么他只训练外国的狗？他答说："中国狗也很聪明；他们的嗅觉竟比外国的狗还灵，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新青年》6卷6号（October1919）。然而，傅将自己同胞与狗相提并论，使他自己很容易被指斥为文化的叛逆。傅斯年和其他人冒这种风险，是因为他们要增强中国的责任感。
